從經典走向大眾——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傳播及啟示

從經典走向大眾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傳播及啟示

陳答才 任曉偉

[摘要] 1939年，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誕生后，得到廣泛傳播，對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其中的核心觀點逐步體現到黨的建設偉大實踐之中﹔各抗日根據地不斷翻印，自發進行學習。但是，在“文革”中這一著作受到錯誤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的嚴重曲折和深刻教訓。梳理這一曲折反復的歷史過程，能夠為當代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提供借鑒：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成果為前提和基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不僅包括黨的領袖人物，還包括廣大黨員群眾，是積極互動的雙重主體。

[關鍵詞]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馬克思主義大眾化

[中圖分類號] A841 [文獻標識碼] A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劉少奇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之一，也是中國共產黨思想史上的一部經典著作。這部著作不僅包含著豐富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資源，而且在廣泛的傳播過程中推進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發展，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大眾化的有機統一和完美結合。研究其傳播及啟示，對於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誕生后，得到廣泛傳播，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成功典范

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一部經典著作的生命力，既體現為它所具有的思想上的創新性和深刻性，又體現為它在無產階級運動中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力。《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就是這樣一部著作。它以培養黨性觀念為目標，著眼於改造黨員個體的內心世界，闡述了一整套富有中國特色的黨建理論，這是劉少奇以一個老黨員的經歷長期思考黨的思想建設的產物，是他把馬克思主義黨建學說與中國共產黨的建設實際相結合的結晶。這部著作在極大地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的同時，也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最初成型於1939年7月8日、12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的專題講演。由於這一講演立足於對黨員個體內心世界的觀察和分析，因此在講演過程中引發了聽眾強烈的震撼。一位學員在回憶聆聽講演的感受時說：“劉少奇同志講解《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由於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緊密聯系實際，教育深刻，很受歡迎。我印象最深的，是講了每個共產黨員都必須在改造世界及在進行階級斗爭的實踐中，同時改造自己。即不斷進行鍛煉、學習、修養、提高，克服自己身上存在的舊社會和剝削階級中帶來的各種毛病與缺點。並具體提出黨員要進行馬列理論上的修養，立場、觀點、方法上的修養，道德、品質及工作作風上的修養等等。完全不是指脫離實踐、閉門修養。在學習中，我曾寫了一首詩：‘征途實踐出真知，品德兼優百煉時。精琢細磨雕玉石，凌霜傲雪歲寒枝。’”（鄭星燕：《回憶延安馬列學院的崢嶸歲月》，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09頁。）另一位學員在回憶當時的感受時也說：“少奇同志對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表現舉例說明，對我震動很大。”“我因水平所限，當時還不能全部理解，只是對自己敲起警鐘。少奇同志所指出的一些非無產階級思想意識，自己力求克服，盡量少犯。”（李錚夫：《探索真理》，吳介民主編《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第170—171頁。）為了進一步滿足廣大黨員群眾的學習需要，繼《解放》周刊連載了劉少奇的講演稿后，1939年11月延安新華社出版了這一著作的單行本。《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出版發行后，在傳播路徑上呈現出以下兩個方面的特點。

一是其中的核心觀點逐步體現到黨的建設偉大實踐之中。1941年7月，《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指出：“今天鞏固黨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黨黨員，尤其是干部黨員更加增強自己黨性的鍛煉，把個人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把個別的黨的組成部分的利益服從於全黨的利益。”（《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443頁。）這鮮明地體現了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黨性觀點的吸收。1942年2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所作的《整頓黨的作風》中引用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正確認識和處理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關系的觀點。（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1頁。）1942年4月，中央宣傳部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的“黨員個人利益無條件地服從黨的利益”、“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來源”、“對待黨內各種錯誤思想意識的態度，對待黨內斗爭的態度”三部分列為整風文獻，供全黨學習，並且在學習的基礎上“決定舉行普遍考試一次”（解放社編《整風文獻》（訂正本），新華書店1949年發行，第5頁。）。1949年，為了推動中國共產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順利轉變，劉少奇修訂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與毛澤東的著作一起成為全黨在新形勢和新任務下開展學習的重要經典，這對於中國共產黨在從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的重大歷史關頭加強自身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二是各地自發學習《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一著作1939年初版后，很快就銷售一空，當時在延安又印了3次。（參見王雙梅：《劉少奇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頁。）與此同時，各抗日根據地也不斷翻印。新華日報華北分館、華中新華書店、中共膠東區黨委宣傳部、冀中導報社、遼東建國書店、晉綏新華書店、晉察冀軍區政治部、山東新華書店、太岳新華書店、大連大眾書店、渤海軍區政治部等都先后翻印過這一著作，有些地方還不隻翻印一次。據筆者粗略統計，各地翻印的版本不下40種。值得注意的是，1949年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已經開始在海外傳播。1945年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務社以《1939年7月8日在馬列學院的講演》為題進行了翻印﹔1949年香港新民主出版社也予以翻印。此外，一些地方在翻印過程中，連著作的名稱也發生了改變，比如1948年大連大眾書店翻印為《論革命家的修養》﹔還有一些版本沒有出版社署名，比如，1948年翻印的署名宣傳部的《黨員修養》，1940年翻印的《論修養》等。從數量上看，《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是中共領導人單行本著作中發行量最大的。1962年劉少奇第二次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進行修訂。經過這次修訂，結構更加合理，語言更加流暢，對重大觀點的表述更加科學，也更加符合社會主義建設條件下黨員修養的需要（參見任曉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1962年修訂版考述》，《國史參閱》2009年第3期。）。因此，1962年后發行量更大。《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巨大的發行量，體現了廣大黨員群眾發自內心的學習需求和對修養黨性的追求。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廣泛傳播，極大地推動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很多黨員群眾正是通過閱讀這一著作認識和了解什麼是馬克思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這些艱深的理論問題，並將其中的馬克思主義觀點轉換為改造自身和改造實踐的思想指南。在戰爭年代，許多優秀黨員是懷揣著這一著作走向戰場的。在和平建設年代，許多優秀黨員是通過不懈閱讀這一著作來增強自己的黨性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的。1964年，焦裕祿去世時床頭放著兩本書，一本是《毛澤東選集》的合訂本，一本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解放前擔任延安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的黃樹則曾深情地說：“一想起少奇同志，就會想起我們曾經熟讀過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是一本深入共產黨員之心的書。我們這一代，誰沒有受過它的熏陶和教育啊！”（《緬懷劉少奇》，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90頁。）

二、“文革”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曲折傳播

在“文革”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受到了錯誤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過程中的嚴重曲折。不過，從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的整體視角來看，“文革”中這一著作的命運，一方面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曲折性，另一方面又客觀地表明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以一種特殊的方式和路徑仍在繼續發展。

1966年“文革”開始后，批判的矛頭很快就對准了劉少奇，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則成為批判他的“第一條鞭子”。1967年4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不指名地批判《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說這一著作“不要革命，不要階級斗爭，不要奪取政權，不要無產階級專政，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宣揚腐朽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宣揚反動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哲學”。1967年5月8日，《紅旗》雜志和《人民日報》刊發了《〈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一文，認為這一著作關於共產主義的描述與中外空想主義都是“一路貨色”，“宣揚了形而上學，拋棄了偉大的辯証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篇文章發表后，全國掀起了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討伐”狂潮。1967年4至8月《人民日報》共發表60多篇批判文章。“文革”中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批判，是建立在非理性的基礎之上的，折射出“文革”中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總體進程中的嚴重曲折。

歷史的發展往往是非常復雜的，任何對真理的偏離都會被歷史以另外一種力量來平衡和矯正，盡管這一力量最初往往是隱蔽的，弱小的，甚至不被人所注意，但它一定會發展起來，並最終矯正對真理的偏離。從這個意義上說，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批判，便以另外一種方式推動對它的研究和對其基本思想的傳播。同樣以1967年4至8月《人民日報》刊發的理論批判文章為例。比如，1967年4月12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揭穿〈修養〉三次出籠的大陰謀》，從政治批判和“兩條路線”的角度全面系統地梳理了這一著作產生以來的影響以及1949、1962年兩次重要的修改，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研究史和傳播史上第一篇關於版本的研究成果。再比如，1967年6月13日《人民日報》刊載了《〈修養〉中描繪的共產主義是什麼貨色？》一文，主要是批判著作中描述共產主義的一段話：

“在那種世界裡，沒有剝削者、壓迫者，……也沒有受壓迫、受剝削的人及黑暗、愚昧、落后等。在那種社會裡，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發展，能夠滿足所有社會成員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時，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與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者，人類中彼此充滿了互相幫助、互相親愛，沒有‘爾虞我詐’、互相危害、互相殘殺及戰爭等等不合理的事情。”雖然這篇文章用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對《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關於共產主義的描述進行批判，但是對於一個稍微具有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知識的人來說，誰都不會否認這些描述正是一代代馬克思主義者為之奮斗的理想社會和崇高目標。因此，這樣的批判一定會被反思和重新認識的。正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翻譯家和理論工作者吳亮平所說的，在林彪、“四人幫”橫行的十年中，他們“肆無忌憚地踐踏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遭到肆意篡改，使我們的黨受到了空前的破壞，人民和國家遭受了最嚴重的災難。歷史的深刻教訓告訴我們，《論修養》一書正是和這股反馬克思主義的腥風邪氣針鋒相對的、是提倡馬列主義正氣的重要文獻”（《吳亮平文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210頁。）。

1980年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平反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重新恢復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史上的地位並重新修訂出版，這是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以單行本形式出版的劉少奇的第一部著作。1981年，經過20年的曲折，《劉少奇選集》上卷出版，《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收入其中。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這一著作開始以新的方式進行傳播，它所闡述的共產黨員修養的基本思想在新時期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對於今天我們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和先進性建設仍然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胡錦濤：《在紀念劉少奇同志誕辰11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08年11月12日。）。

三、《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傳播過程對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啟示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產生后，其傳播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從被認為是一部“提倡正氣，反對邪氣”（1939年7月8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講了《緒論》和《黨員思想意識的修養》兩大部分。毛澤東在審閱這兩部分演講記錄稿后，給《解放》雜志編輯部寫信，認為這篇文章寫得很好，“提倡正氣，反對邪氣”，應盡快發表。參見《劉少奇年譜（1998—1969）》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258—259頁。）的馬克思主義著作到被認為是一部反馬克思主義的修正主義著作，再到重新被認為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1980年5月17日，劉少奇追悼大會在北京舉行。鄧小平致悼詞，他在悼詞中說《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教育了全黨的廣大黨員，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參見《在劉少奇同志追悼大會上鄧小平副主席致悼詞》，《人民日報》1980年5月18日。），中間經歷了巨大的反復。在這樣的反復過程中，人們更加堅定地認識到，這是一本“每個共產黨員和革命者所應必讀的書，是深刻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關於建黨學說的好書，是對黨內斗爭、共產黨員思想修養有獨到見解的書”(莫清華：《重讀〈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讀書》1980年第4期。）。

作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中的一部經典著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特點在於它並沒有講太多的馬克思主義大道理，而是緊緊圍繞著革命時期黨的建設這一主題，以如何做一名合格的共產黨員為主線，緊緊抓住了黨員群眾內心隱藏的思想世界。此外，著作中朴實卻極富穿透力的語言文字，既體現著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又具有中國傳統式的道德教育的智慧，是馬克思主義黨建理論和傳統道德精髓的有機統一。這是它能夠不斷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兩個基點。但是，“文革”前后，《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傳播中出現的嚴重曲折給我們留下非常沉重的思考，即為什麼在此前一直被作為培養合格共產黨員優秀教科書的經典著作卻被認為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大毒草”？雖然這已經是一個歷史問題，但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視域中，卻仍然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

第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理論成果為前提和基礎。從《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曲折傳播進程來看，要順利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避免馬克思主義在大眾化的名義下被庸俗化，首先取決於能否根據中國自身的歷史條件來科學地對待馬克思主義，並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提出引領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理論觀點，即能否真正做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黨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的實際。”（胡錦濤：《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1年7月2日。）“文革”中《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所受到的非理性的瘋狂批判，關鍵的一點是這一時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進入了嚴重的誤區，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走向庸俗化只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入誤區后在社會思想領域中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著眼點不在於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些觀點對不對，而在於如何根據中國的歷史條件去對待馬克思主義。

第二，科學認識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曲折傳播的背后，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即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體。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領袖人物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力量，但這種力量不是單向度的，而是積極的雙重主體，即廣大黨員群眾也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力量。缺失了后一種力量，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將畸變為黨的領導人的思想向廣大黨員群眾單向的傳播過程。如果這一思想符合中國實際，是正確的，那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進程將會大大加快﹔如果這一思想脫離了中國實際，是不正確的，那麼，這一進程將會遇到嚴重的曲折。從這個意義上說，馬克思主義大眾化不只是簡單地讓普通黨員群眾知道、了解一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而且還要培養普通黨員群眾對馬克思主義的獨立判斷和認識。隻有如此，才能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健康發展，這是《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曲折傳播對當代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深刻啟示。

﹝本文是2012年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版本與傳播研究：基於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視角》（項目編號：12A012）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陳答才，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任曉偉，陝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教授，西安710062〕

（責任編輯：劉志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