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中華》“眼”中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
《紅色中華》“眼”中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
謝武軍
《紅色中華》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機關報，1931年12月10日在江西瑞金創刊。首任主編周以栗時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內務人民委員。王觀瀾、李一氓也曾先后擔任過《紅色中華》主編。1933年1月，中共臨時中央遷到紅都瑞金，臨時中央與蘇區中央局合並。《紅色中華》被改為黨團、政府與工會合辦的中央機關報，並從1933年2月4日第49期開始，改周報為三日刊。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后，中華蘇維埃教育人民委員瞿秋白兼任《紅色中華》報社社長。
《紅色中華》刊登有關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消息和報道，始於1933年3月12日第六十期。該報最后一次提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是在1934年10月3日第二四〇期，這也是《紅色中華》在中央蘇區出版的最后一期。前后共24條（篇）約5000余字，它們是：
1933年3月12日《紀念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三月十三日開學》，1933年3月15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開學了》，3月15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啟事”，1933年4月2日海報“黨校第二次講演”，1933年4月14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1933年4月26日《紀念“五一”的准備》，1933年5月5日《黨校全體學生號召延期歸還二期公債》，1933年5月14日《募了一次又一次》，1933年6月20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新蘇區班畢業》，1933年8月16日《“八一”慰勞紅軍的熱潮》，1933年 8月19日《預購經濟建設公債》，1933年8月 22日《黨校成立國家職工會支部》及“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啟事”，1933年8月25日《熱烈推銷經濟建設公債》，1933年9月3日《黨校四（月）班舉行畢業典禮又涌現出一大批黨的干部》，1933年10月12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慶祝北面紅軍偉大的勝利致電朱總司令、周總政委”，1933年 10月 15日《風起雲涌的合作運動》，1933年11月23日“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通告”，1934年3月15日《熱烈響應本報號召——黨校和瑞金縣蘇每人每天減少二兩米》，1934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機關外籍同志，給本報節省運動號召的回答》，1934年6月21日《響亮回答前方紅軍的要求》，1934年7月19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啟事”，1934年7月26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啟事”，1934年10月3日《蘇區教育的發展》。其中最長的一篇是1933年6月20日第八十七期關於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新蘇區班畢業典禮的通訊，約1000字。最短的是第二四〇期《蘇區教育的發展》，隻在文中提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的名字。
由於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中共中央機關倉促撤離瑞金。據成仿吾回憶，長征時黨校的書籍教材等資料曾經挑選重要的搞了十幾個擔子帶上走，但是在路上丟光了。就筆者閱讀所及，隻看見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兩件文物。其一是1934年9月校長羅邁（李維漢）和馮雪峰簽發的“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學生畢業証”，上書：“學生謝訪賢在本校高級班二月學習期滿准予畢業”。其二是1934年3月18日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出版的《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一書。《紅色中華》的這 24條（篇）消息、報道或啟事無可替代地成為我們認識了解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寶貴歷史文獻。
《紅色中華》對開辦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目的有這樣的表述：“紀念我們的科學社會主義的鼻祖，廣泛的有系統的來傳播馬克斯所創造的共產主義”，“大批訓練新的工農干部，以適應目前革命和戰爭的需要，徹底改造和加強黨團政府工會的工作，爭取戰爭的全部勝利”。學校的班次和學習科目是：“黨校共分三班：（一）新蘇區工作人員訓練班。學額原定八十人，主要的是造就新蘇區與白區的工作人員，學習時間定兩月畢業﹔（二）四月的訓練，分黨，團，蘇維埃，工會工作四班，每班五十人﹔（三）高級訓練班。以六月為限，學額四十人。由各省委、省蘇及省工會派送。黨校科目，各班不同，主要的是馬克斯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與黨的建設，蘇維埃的建設，工人運動，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常識等。”（《紀念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三月十三日開學》）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領導和教職員工，除了我們所知道的校長任弼時、張聞天、李維漢，副校長楊尚昆、董必武、馮雪峰，黨委委員或班主任陳潭秋、潘漢年、李培南、楊文仲、成仿吾、吳仲濂、賈拓夫，團總支書記鄧湘君、曾任教務處主任的羅明，以及擔任教學輔導的陳煥武，還有哪些人在黨校工作過呢？《紅色中華》關於《黨校成立國家職工會支部》的報道，為我們提供了一個11人的名單：“黨校雇員工會支部籌備委員會……選舉杜紹棠、劉步雲、楊昌麟、鐘昌艾、孔祥璠、劉道生、李桂秀、焦桂林、楊文仲等九同志為正式執行委員，謝小梅、肖道埏二同志為候補委員……”其中楊文仲曾任福建新泉縣委書記，因“羅明路線”問題被撤職，調到黨校作班主任，謝小梅是羅明的妻子，在教務處作干事。雖然我們對其余 9位同志的生平還一無所知，但至少他們的名字通過《紅色中華》被記在了中央黨校的歷史上。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學術活動比較活躍，經常組織演講會。根據《紅色中華》發布的海報，1933年曾組織演講活動多次，如：3月18日董必武演講“巴黎公社”，4月2日洛甫演講“中國蘇維埃政權的現在與未來”，4月16日唐開元（劉少奇）演講“勞動法”，5月14日洛甫演講“目前紅軍建設中的幾個基本問題”，12月3日洛甫演講“廣州公社”。1933年4月，洛甫在黨校演講后提議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
黨校教職員工積極響應中共中央局和中央政府的各項號召，帶頭參加各項中心工作，比如：成立消費合作社、反帝擁蘇互濟會、工農劇社分會等等﹔退還第二期公債票並“號召全蘇區工農延期一年歸還二期公債的本利，以作紅軍戰費”、預購經濟建設公債﹔多次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東北義勇軍﹔慰勞紅軍﹔師生每人每天減少二兩米支援前線﹔到各地參加擴大紅軍的工作……《“八一”慰勞紅軍的 熱 潮》報 道：“‘八一’黨校舉行了慰勞紅軍運動，各班都是送給了紅軍一些草鞋，說明了這些同志們慰勞紅軍的熱烈。茲將草鞋數目列於下：黨班——十五雙，團班——三十雙，蘇維埃班——十五雙，工會班——二十六雙，統計——八十六雙。”《響亮回答前方紅軍的要求》介紹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募集“草鞋二百一十余雙，干菜二百五十余斤”慰勞紅軍。
黨校的畢業生成了各方面領導爭搶的寶貝。1933年8月13日四月班150個學員畢業。副校長董必武同志致詞后，宣讀了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楊尚昆同志（前任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副校長）致四月班畢業生的電文：“熱烈的歡迎黨校四月班畢業的同志，大批的到紅軍中來，加強在紅軍中黨的骨干，來徹底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接下來的描述讓人忍俊不禁：“（全校大鼓掌）開幕詞便這樣結束了。接著少共中央局中央政府全總執行局的代表，相繼致熱烈的訓詞，大意都是說，四月班畢業的學生同志應該成為黨的堅強的干部，領導千百萬工農群眾，為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爭取蘇維埃在全中國的勝利而奮斗到底。在四月班學員極誠懇的回答詞后，大會便在‘霹靂拍’的歌聲中閉幕了。”（《黨校四（月）班舉行畢業典禮又涌現出一大批黨的干部》）
黨校學員密切關注著前方的戰事，時刻准備著到紅軍中和地方去工作。《紅色中華》登載了一封學校全體黨團員給前線的電報，反映了他們高昂的革命熱情：“朱總司令、周總政委並轉第一方面軍全體指揮員、戰斗員：接讀本月 7號捷報欣聞我百戰百勝的紅軍，在布爾什維克黨正確領導之下，在敵人五次‘圍剿’的開始，即強有力的給以迎頭痛擊，這是完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的信號，繼續這一勝利，我們就很迅速的完成奪取中心城市及江西一省首先勝利的任務，我們得到這一捷電更加興奮努力的學習，成為更堅強的干部到紅軍中去共同消滅敵人﹔到地方上去領導廣大群眾擴大紅軍，爭取蘇維埃新中國徹底勝利！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全體黨團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慶祝北面紅軍偉大的勝利致電朱總司令、周總政委”）
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很重視與畢業學員進行聯系，了解他們的工作狀況，收集他們的工作經驗，征求他們對黨校工作的意見。《紅色中華》兩次登出黨校的啟事，請畢業學員立即與黨校聯系，盼望他們寫信給學校，回答下列問題：“當時學習的科目，對你們出校后的工作有幫助的是什麼？依照你們當時的學習和現在工作的經驗，對黨校的教育，關於各科的內容、教材、教法和課內外學習方法等有些什麼意見?”“你們在工作中，曾遇到什麼理論的和實際的問題不能解決的?”“你們除了寫出自己的情況，還要寫出知道的別的畢業學員的情況，包括那些叛變革命的反水分子。”這樣的做法有利於黨校積累工作經驗，改進日后的工作。
感謝《紅色中華》那些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努力工作的記者和編輯。正是由於他們的勞動，我們今天方能如此生動地看到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的面貌。
（來源：《學習時報》2013年7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