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五：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關於文風的論述

《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五：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毛澤東關於文風的論述

中央文獻研究室

編者按：本刊已連續3期分4篇獨家選載了即將出版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中的相關內容，反映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一些重要歷史事件中及重要歷史關頭的主要活動和決策。從本期開始，本刊再按專題選載年譜相關內容，集中反映毛澤東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思考和論述，以饗讀者。

本期選載的是年譜中關於文風問題的專題論述，時間跨度是1951年至1965年，主要內容包括：寫文章要結合形勢，解決問題﹔文章要標題醒目，突出重點﹔要條理清楚、思想明確﹔文章不能裝腔作勢扣帽子，要有辯証的分析才有說服力﹔文章文字要簡明扼要，去掉空話﹔領導干部要自己寫東西，用自己的話寫文章﹔寫文章要通俗親切，盡量用群眾語言，反對標語口號等等。

1951年 五十八歲

6月6日 審閱修改《人民日報》社論稿《正確地使用祖國的語言，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時加寫一段話：“我們的同志中，我們的黨政軍組織和人民團體的工作人員中，我們的文學家教育家和新聞記者中，有許多是精通語法、會寫文章、會寫報告的人。這些人既然能夠做到這一步，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能做到呢？當然是能夠的。”

1955年 六十二歲

6月8日 在給陸定一、周揚、鄧拓的信中說：“關於寫文章，請注意不要用過於夸大的修飾詞，反而減損了力量。必須注意各種詞語的邏輯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條理（也是邏輯問題）。廢話應當盡量除去。”

7月26日 同柯慶施、舒同等人談農業合作化問題時說：要准備材料，要有思想性。材料是為了証明一個道理。單是供應材料不行，要加工，要消化。要有材料為証，達到說服的目的。

9月5日 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召開七屆六中全會的通知中說：“發言內容應盡可能有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體經驗和計劃數字充實和証明之。”

10月14日 在部分省市委書記出席的會議上講話時說：要寫文章，先出好題目，要有思想性藝術性，鍛煉頭腦的細致准確性。客觀事物是獨立存在的東西，全面地認識它，寫成文章是不容易的事情。經過多次反復，才能比較接近客觀實際，寫出來經過大家討論一下，搞成比較謹慎的作風，把問題把思想寫成定型的語言文字，可以提高准確性。

12月 在為《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的《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所寫的按語中說：“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愛好一種半文言半白話的體裁，有時廢話連篇，有時又盡量簡古，好像他們是立志要讓讀者受苦似的。”“哪一年能使我們少看一點令人頭痛的黨八股呢？”

1956年 六十三歲

3月2日 在聽取地方工業部匯報時講話中說：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為了使人懂，長一點也不要緊。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對標語口號嗎？就是要有具體形象，有人物。沒有具體形象，作品就沒有生命。

9月13日 在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上講話中說：發言要精，要生動，要多種多樣，要短，要有內容，要有表揚，有批評，有成績，也有缺點，要有解決問題的辦法，不要千篇一律。一片頌揚，登到報上淨是好事，那就不好看。

11月8日 在同准備參加中共八屆二中全會的部分省市委書記座談時講話中說：寫大文章不是大筆一揮，滔滔不絕，要根據下級和群眾的意見，要有材料有分析，過細研究才行。

1957年 六十四歲

3月6日 在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上講話中說：扣帽子會把人家嚇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馬上駁倒。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些文章沒有說服力。企圖壓服是壓不服的。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要幾十年。批評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幾棍子不是辦法，不能解決問題。

3月8日 同文藝界代表談話時說：魯迅不是共產黨員，他是了解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他的雜文有力量，就在於有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文藝批評問題，這方面的文章我讀得不多，感覺恰當的批評不多。有些批評粗暴得很。現在文藝批評可以說有三類：一類是抓到痒處，不是教條的，有幫助的﹔一類是隔靴搔痒，空空泛泛，從中得不到幫助的，寫了等於不寫﹔一類是教條的，粗暴的，一棍子打死人，妨礙文藝批評開展的。

3月10日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座談時說：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魯迅的文章就是不太軟，但也不太硬，不難看。有人說雜文難寫，難就難在這裡。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文章要尖銳，刀利才能裁紙，但是尖銳得要幫了人而不是傷了人。

3月12日 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講話中說：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所謂片面性，就是違反辯証法。我們現在有些文章，神氣十足，但是沒有貨色，不會分析問題，講不出道理，沒有說服力。當著自己寫文章的時候，要採取和讀者處於完全平等地位的態度。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地辦事，對事物有分析，寫文章有說服力，不要靠裝腔作勢來嚇人。

4月10日 在召集陳伯達、胡喬木、周揚、鄧拓等開會時講話中說：《人民日報》標題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開頭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報》社論《教育者必須受教育》，講了知識分子的問題。文章一開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話。從引文講起，總是先講死人、外國人，這不好，應當從當前形勢講起。今后寫文章要通俗，使工農都能接受。整個報紙的文風要改進。報紙的宣傳，要聯系當前政治，寫按語，寫社論，都要這樣。文章要寫得短些，通順些，標題要醒目些，使讀者愛看。

6月13日 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北京日報》比《人民日報》編得好，有工人、農民、學生、左翼黨外人士的批判反動言論的大量報道，極為豐富，文字也較人民日報生動，編排也好。請看第二版全部報道。”“請在人民日報召集一個會議，有較多人參加。事先要他們讀這第二版，全部讀一遍，然后開會。你的編排水平應當提高。文字也有些八股味，例如不感覺‘怎樣對待批評’（這是《人民日報》一篇社論稿的原題目，毛澤東審閱時，將題目改為《正確地對待善意的批評》——編者注）這個概念化的標題是不好的，不感覺這篇文章通體是一個八股調。希望思索改進。”

12月25日 在給胡喬木的信中說：“除四害通知尚有缺點，不扎實，輕飄一些，這是因為沒有研究各地已經取得的豐富經驗，你腦子裡對此問題還很不懂的原故。現在有大批經驗了，可用一個星期的時間將全國各省、市、縣見於報紙的經驗一齊找來仔細看一遍，邊看邊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筆成文。至少改三遍、五遍，找彭真、劉仁及北京有經驗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學家二三人開一二次會，發表意見，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邏輯清楚，文字興致勃勃。文件可以長一點，達一千字至二千字左右也可以。總之使人看了感覺解決問題，百倍信心，千鈞干勁，行動起來。內容要把人人振奮，改造國家，帶動消滅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講清楚，這是理論。然后講辦法，也要講得入情入理，使人覺得切實可行，沒有外行話。要寫這一部分，也要認真研究，下苦功鑽一下。然后講到書記動手，報紙、刊物、廣播、定期掃除、定期檢查等事，作為結束。”

1958年 六十五歲

1月14日 在南寧會議上講話中說：材料應與觀點統一，文件要有三性（准確性、鮮明性、生動性）。

1月15日 同胡喬木、吳冷西談話中說：你們辦報的不但要會寫文章，而且要選好題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聞也得有醒目的標題。寫評論要結合形勢，結合當時的政治氣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緊、轉得快。評論要寫得中國化，有中國氣派，不要歐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動活潑。形式要多樣化，有編者按語，有短評、時評，有專論、社論，有評論員文章、觀察家文章、編輯部文章，等等。評論是說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並茂。

1月19日 閱《文藝報》編委會一月十六日的報告，批示說：“按語較沉悶，政治性不足。你們是文學家，文也不足。不足以喚起讀者注目。近來文風有了改進，就這篇按語說來，則尚未。題目太長，‘再批判’三字就夠了。請你們斟酌一下。”“用字太硬，用語太直，形容詞太凶，效果反而不大，甚至使人不願看下去。宜加注意。”

1月21日 在南寧會議上講話中說：文章的主要要求是概念明確，判斷恰當，前后一貫，合乎邏輯，再就是文字生動，講究一下詞藻。

1月28日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講話中說：文學也要學習一點。不搞一點文學，言之無文，行而不遠。

3月22日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說：現在提出各省都辦（指辦理論性刊物——編者注），這很好。可以提高理論水平，活潑思想。各省辦的，要各有特點，可以大部根據本省情況說話，但也可以說全國的話、全世界的話、宇宙的話。刊物搞起來，就逼得我們去看經典著作、想問題，而且要動手寫，這就可以提高思想。要提高風格，講真心話，振作精神，要有勢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氣勢。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抓住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

3月25日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中說：寫劇本有這麼一個原則，要為觀眾留余地，就是要使人家有點想頭，如果一切動作、一切語言都在台上做完了、講完了，並不見得好。

4月4日 在武漢會議上講話中說：報紙宣傳，不要盡是規劃，宣傳工作要深入、細致、踏實。

4月25日 閱水利電力部報送的《電力工業的第二個五年計劃》，批示：“如有好文章，可寫上萬把字。要條理清楚，政治統帥，思想明確，文字生動。”

4月27日 在給田家英的信中說：“《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值得一看。”

6月12日 在六月十一日《光明日報》上批示：“研究馬克思主義也要用這兩位青年的方法，就是為解決問題而去跑圖書館。列寧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后在俄國黨內興起的有神論（盧那察爾斯基、波格丹諾夫）而去系統地研究哲學史，寫出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費了巨大的精力。”

8月27日 同胡喬木、吳冷西談話中說：搞新聞工作，光務實、不務虛不好。要經常找有關同志吹一吹，有了看法，有了意見，就要找機會、找題目，加以發揮。

9月2日 就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交的《對一九五九年計劃調整情況的說明要點》，寫給鄧小平、陳雲、李富春、薄一波等的信中說：“這個文件看了兩遍，覺得不大滿意，不能動員群眾。……‘說明要點’最差，我讀了兩遍，不大懂，讀后腦中無印象。將一些觀點湊合起來，聚沙成堆，缺乏邏輯，准確性、鮮明性都看不見，文字又不通順，更無高屋建瓴、勢如破竹之態。其原因，不大懂辯証邏輯，也不大懂形式邏輯，不大懂文法學，也不大懂修辭學。我疑心作者對工業還不甚內行，還不大懂。如果真懂，不至於不能用文字表現出來。所謂不大懂辯証邏輯，就工業來說，就是不大懂工業中的對立統一，內部聯系，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分別，因此構思寫文，不可能有長江大河、勢如破竹之勢。”

10月26日 在同吳冷西、田家英談到如何寫文章時說：一、文章要有中心思想，最好是在文章的開頭就提出來，也可以說是破題。二、文章要形象化。你們寫文章偏於抽象，一般化，缺乏生動性，看了留不下具體印象。三、文章要有中國氣派、中國風格。中國文字有自己獨特的文法，不一定像西洋文字那樣嚴格要求有主語、謂語、賓語。你們的文章洋腔洋調，中國人寫文章沒有中國味道，硬搬西洋文字的文法。

11月28日 在修改《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草案）》時批注：“這裡邏輯不清，相當混亂，故作如此修改。所謂邏輯，有一個必須遵守的通用原則，就是‘全量大於部分’，或者說，‘大比小為大，小比大為小’。說話，作文，必須注意及之。”

1959年 六十六歲

4月5日 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講話中說：（文件）要用口語寫出來，每一個問題都要交代清楚，要想到對方的心理狀態。你講話是講給別人聽的，寫文章是給別人看的，不是給你自己看嘛！這裡有一個實質的原因，就是對於那個事物自己並不甚了解，自己並沒有作到認真的分析，沒有落實，沒有注意讀者的心理。我是贊成朱自清的風格的，他的文章寫得好，另一個側面不好，就是不神氣。第一個神氣的是魯迅，他的文章是口語。

5月30日 在對趙爾陸關於重工業生產建設幾個問題的意見寫的批語中說：“此件好，有相當的說服力，是一個工業界有了改進的文件，可以一讀。凡是使人看不懂，看了之后覺得頭痛，沒有邏輯（內部聯系），沒有論証，因而沒有說服力的文件，以后千萬不要拿出來。”

12月15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寫書要有批評對象，就會有生氣。這本書，沒有展開對錯誤觀點的批判，所以看起來很沉悶。這本書的另一個缺點，是先下定義，不講道理。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

12月24—26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書看起來是書生的話，不像革命家的話。文章不講邏輯，甚至形式邏輯也不講，表明經濟學家不懂經濟實踐，他們對經濟問題不很內行。

1960年 六十七歲

2月5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教科書有點像政治經濟學辭典，總是先下定義，從規律出發來解釋問題。可以說是一些詞匯的解說，還不能算作一個科學著作。

2月9日 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這本書的寫法很不好，總是從概念入手。研究問題，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在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挈領。教科書對問題不是從分析入手，總是從規律、原則、定義出發，這是馬克思主義從來反對的方法。原理、原則是結果，這是要進行分析，經過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認識總是先接觸現象，通過現象找出原理、原則來，而教科書與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繹法。教科書對每個問題總是先下定義，然后把這個定義作為大前提，來進行演繹，証明他們所要說的道理。他們不懂得，大前提也應當是研究的結果，必須經過具體分析，才能夠証明是正確的。教科書的寫法，不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沒有說服力，沒有吸引力，讀起來沒有興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隻寫文章、沒有實際經驗的書生寫的。這本書說的是書生的話，不是革命家的話。他們做實際工作的人沒有概括能力，不善於運用概念、邏輯這一套東西﹔而做理論工作的人又沒有實際經驗，不懂得經濟實踐。兩種人，兩方面——理論和實踐沒有結合起來。同時作者們沒有辯証法。

4月10日 就修改《人民日報》的一篇文章致信胡喬木說：“第五部分需要修改。太長，宜縮一半，至少三分之一。問題太多，很不集中。廢話太多，不現實，不如前幾部分謹嚴。台灣部分寫得很不好。結尾無力。”

1962年 六十九歲

8月11日 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中心小組會議上講話中說：有些小說如《官場現形記》等，是光寫黑暗的，魯迅稱之為譴責小說。隻揭露黑暗，人們不喜歡看，不如《紅樓夢》、《西游記》使人愛看。《金瓶梅》沒有傳開，不只是因為它的淫穢，主要是它隻暴露，隻寫黑暗，雖然寫得不錯，但人們不愛看。

12月24日 在關於修改《陶裡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一文給胡喬木的信中說：“文章的中幅及后幅有許多空泛的話，應當大力概括，請考慮是否縮減1000—2000字。邏輯方面，扣得還不太緊，還抓不住人，請你注意，在嚴密的邏輯方面，認真調理一下。你所提出‘教訓’問題，我認為不甚恰當，隻要是嚴格說理又合乎事實，即實事求是的文章，是站得起來的。有些話此時不說，將難找機會。但‘形式主義的所謂協會’，‘所謂’二字可以去掉。全文以14000字左右為好。”

1963年 七十歲

11月24日 在會見莫桑比克解放陣線外事兼組織書記、葡屬殖民地民族主義政黨會議秘書長桑托斯時說：有些詩不能用，要經過修改，寫文章和寫詩不經過修改是很少的。為什麼要修改？甚至還要從頭寫？就是因為文字不正確，或者思想好，但文字表達不好，要經過修改。有時，還要征求別人的意見，別人有不同意見我就要想想。

1964年 七十一歲

1月8日 在同吳冷西談話中說：我寫文章，不大引馬克思、列寧怎麼說。報紙老引我的話，引來引去，我就不舒服。應該學會用自己的話來寫文章。列寧就很少引人家的話，而用自己的話寫文章。當然不是說不要引人家的話，是說不要處處都引。

3月28日 在聽取中共山西省委、河北省委負責人及河北一些地委負責人匯報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情況時講話中說：有的人，自己不寫東西，要秘書代勞。我寫文章從來不叫別人代勞，有了病不能寫就用嘴說嘛！現在北京當部長、局長的都不寫東西了，統統讓秘書代勞。秘書隻能找材料，如果一切都由秘書去辦，那麼部長、局長就可以取消，讓秘書干。

5月28日 對美國《錘與鋼新聞通訊》發表的一篇文章寫批語：“這是一篇好文章，用簡單的語言，說清楚了一個大問題。”

10月13日 對外交部為毛澤東起草的復阿爾及利亞總統本·貝拉一信寫批語：“打官腔，不能用。本·貝拉又有第二次來信。請外交部同志重新起草回信稿，送我修改后再發去。”十八日，在本·貝拉致毛澤東信的中譯文上寫批語：“本·貝拉總統來了兩封信，應一起寫一回信，要用親切的生動的語言寫，不要用曾經起草的那種風格寫（已退回外交部，請重寫）。”

12月12日 對國家計委關於編制長期計劃的程序問題的報告寫批語：“此件已閱，寫的可以，是好的。但有骨頭，無血肉，感到枯燥乏味，則是缺點。望你們在今后幾個月內，搞出一個有骨有血有皮有毛的東西出來。要有邏輯有論証。否則仍然是形而上學的東西。十幾年來，形而上學盛行，唯物辯証法很少人理，現在是改變的時候了。”

12月19日 在高揚文關於蹲點報告上寫批注：“這個報告寫得清簡節約，又具體生動，又概括，是一個好報告。有些報告寫得太長，結果無人看，或者看一半就丟下了。”

1965年 七十二歲

12月21日 在同陳伯達、胡繩、田家英、艾思奇、關鋒談話中說：書本式的哲學，難懂，寫給誰看？希望搞哲學的人，到工廠、農村去跑幾年，把哲學體系改造一下。不要照過去那樣寫，不要寫那麼多。寫哲學，能不能改變個方式。要寫通俗的文章，要用勞動人民的語言寫。

（責任編輯：戚義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