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相關文獻解讀

“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新中國成立初期城鄉物資交流相關文獻解讀

王為衡

新中國成立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和戰略措施，舉措之一就是積極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實施的結果，新中國先后在1951年和1952年出現了兩次城鄉物資交流的高潮，極大地活躍了城鄉經濟，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本期《黨的文獻》所刊載的檔案就反映了這方面的情況。梳理這一時期關於城鄉物資交流和國內貿易的文獻檔案，歸納政策舉措，總結經驗，對於我們做好當前經濟工作，具有重要啟示。

一、“怕塞不怕流”—發展城鄉物資交流的背景、緣起

1949年10月，新中國從國民黨政府手裡接收過來的，是一個經濟瀕臨崩潰的爛攤子。1950年年初，在經過穩定物價、統一財經之后，市場發生很大變化，全國貿易系統的統一管理得以恢復。但與此同時，又出現了一種窘境，那就是市場陷入停頓，商業資本不足，各地工商業者都叫喊貨賣不出去，許多工廠不得不縮工或停產。此外，由於多年戰爭使得舊的商業網被打亂，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封鎖禁運，再加上我們有的干部“重任務輕政策”，對市場情況缺乏調查研究，致使農副土特產大都積壓在農民手中，出現谷賤傷農的困境，農民無力購買必需的工業品。就連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以下簡稱中財委，作者注)主任陳雲也坦言：“我個人在這一件事情上沒有經驗。”【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本期《黨的文獻》刊載的重要文獻。】

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恢復國民經濟，安定社會秩序，改善人民生活的任務，首先需要解決的就是城鄉物資交流和市場渠道流通問題。1950年5月8日，以七大城市為主的工商局長會議在北京開幕。陳雲在會上指出：“這次會議，只是以幾個大城市的工商業為中心，了解它們生產力的情況和存在的問題，並解決這些問題。”【《陳雲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694頁。】

在會上，陳雲問幾個省的工商局長情況怎麼樣，他們都說東西賣不出去。陳雲又問：“農民是不是要買工業品？”這些局長回答：“買是要買，但是要首先把他們的豬鬃、茶葉、草帽辮、蠶絲都賣掉，他們有了鈔票，就可以買工業品。”陳雲還問中小城市工商業者要上海的什麼東西，他們說：“隻要我們的土貨能運出去什麼貨都要。”在這種情況下，陳雲及中財委就想到解決問題的兩條辦法，陳雲形象地將其喻為“發了兩路‘救兵’”，一為加工訂貨，一為收購土產，而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收購土產。【參見《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頁。】

收購土產為何能起到決定性作用呢？陳雲概括得十分簡單明了：“收購蠶、茶、豬鬃，這樣也不用借錢給他們，也不要加工訂貨，他們就可以搞好了，這樣就救了城市。這是中國經濟的鑰匙。這一收購的結果，商人也有事干了，東西也賣出去了，工廠開工，失業減少，稅收增加。”【《陳雲傳》，第712頁。】所以，在陳雲看來，收購土產“不僅是農村問題，而且也是目前活躍中國經濟的關鍵”，“是中國目前經濟中的頭等大事”。【《陳雲文選》第2卷，第118—119頁。】“對於這個問題是怕塞不怕流，交流的愈快，愈是對農民、對整個國家經濟有利。”

二、“共產黨有辦法”——發展城鄉物資交流的政策、舉措

七大城市工商局長會議后，面向農村廣泛開展城鄉物資交流成為工商業調整過程中的主流方向，大規模的城鄉物資交流運動在全國范圍內開展起來。中共中央、中財委以及各地制訂並出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舉措。面對當時的困境，陳雲和中財委從容地表示：“不要緊，有辦法的，有文章可做。”

1．國營商業機構作主導，構建縣鄉商業據點。新中國成立初期，國營商業機構主要職責是加強對市場的領導，調劑供求，穩定物價，輔助人民合作事業。為了大力收購土產，中央首先要求各地對國營商業系統進行一次檢查，糾正過去工作中存在的缺點，建立和鞏固必要的經營管理制度，加強貿易工作干部的政策教育，提倡執行任務的自覺性，號召大家精通業務，學會做生意，提出“為人民作好生意是光榮的”口號。

在具體做法上，陳雲提出：“在全國選五百至七百個縣設立國營貿易機構，再在每個縣內找四五個鎮子，設立代理店。”【《陳雲文集》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頁。】他還要求國營商業機構“亦須開展在中小城市的工作，與合作社相結合，在鄉村中建立某些據點，以免一有風吹草動，貨幣便從鄉村卷回城市”。【《陳雲文集》第2卷，第151頁。】於是，國營商業機構在各地紛紛設立農副土特產公司，供銷合作社普遍設立農副土特產品收購門市部，並積極研究和掌握大宗農副土特產品的流通規律，以經濟路線為主來調撥物資，千方百計恢復和開辟購銷路線。與此同時，中央還要求國營商業機構切實負起責任來，維持好農產品的價格，保持農民生產的正當利潤，防止私商壓低價格，損害農民的利益。

據不完全統計，1951年，國營貿易公司即從農村收購供應城市糧食達50余億斤，棉花600余萬擔，還有9．4萬多斤鮮蛋，51萬擔茶葉以及其他數額巨大的農副土特產品。與此同時，遍布於廣大農村和集鎮的供銷合作社又以適當的價格，收購農民的農副土特產品，還採取了訂立“預購合同”、“結合合同”等形式，幫助收購農民的農副土特產品。

2．制訂優惠政策，鼓勵、歡迎私商游資下鄉。在發揮國營商業機構領導作用的同時，中央還積極鼓勵私商下鄉收購土產。陳雲在中共七屆三次會議上提出：“農村是很分散的，我們的國家又這樣大，生產方式是零零碎碎的小生產，東西是在一家一戶的，城鄉物資交流單靠我們的貿易公司不行，這樣會害了農民。”毛澤東也認為這樣會“害了共產黨，害了人民政府”。【《陳雲文選》第2卷，第94頁。】

為此，中財委於1950年7月5日向各地發出了《關於土產經營問題的指示》，明確規定：“今后國家隻應經營主要土產和大部出口品，因此土產讓出廣大市場給私商經營。各地必須大力組織與鼓勵私商經營土產，使現在集中於城市的游資到鄉村去，應召集大、中城市的土產商座談會，組織私商下鄉，並教育說服小城鎮的干部要歡迎私商下鄉。”

1950年7月6日，陳雲同薄一波聯名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報告，闡述允許私商經營土產的必要性：“物價穩定后，過去集中城市的商業游資，找不到出路，轉向股票及進口物資投機。擬今后組織他們向農村收購糧食、棉花、土產品，幫助他們打開出路”，“組織游資下鄉，收購土產，對於解決城市公私關系，解決農民出售土產品的要求，鞏固物價的繼續穩定，均屬十分必要”。【《陳雲文集》第2卷，第150頁。】

此外，陳雲還提出給予私商與國營商業機構及合作社同樣的方便，“要適當地減免稅收及減低運費，簡化手續，以便於土產暢流和銷售”【《陳雲文集》第2卷，第151頁。】。正是由於採取了上述政策，廣大私商積極參與城鄉物資交流，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陳雲及中財委還認為，收購農產品在價格方面應該照顧到三方面的利益：必須消費者能接受，私商販運能得到正當利潤，同時要照顧到農民的利益。在這三方面的利益中，主要要保護農民的利益。但如果隻強調對農民有利，雖然是對的，但又是片面的，中財委的《指示》指出：“今后各地必須做到對販運者有利可圖，這是組織私商下鄉的關鍵”，認為隻有這一步做到了，才能把私商的財力運用起來，給農民的土產找到出路，才是保護了農民的最大利益。

3．擬訂合理的工農業產品比價。農產品價格過高，會促使城市居民生活費用高漲，增加工業的生產成本﹔農產品價格過低，又會降低農民收入，使農民的生產情緒受到打擊，從而限制工業的發展、縮小工業品的市場。擬訂合理的工農業產品交換比價，是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和國內貿易的決定性環節。本期文獻中《華北局關於華北工農業情況和意見的綜合報告》專門探討了這個問題。

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有的地方，如綏遠省就比較成功地解決了工農業產品價格差額問題，農民滿意，認為“共產黨有辦法”。但也有一些地方工農業產品價格差額卻不斷增大。在太原市，戰前200市斤小米可買一匹洋布，1949年12月升至280市斤小米買一匹洋布，而1950年9月則需320市斤小米。這種結果引起農民極大不滿。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1950年9月19日，華北局向毛澤東和中央提出了具體建議：(1)國營商店應依照高於市價的牌價大力收購糧棉﹔(2)動員各級合作社、私商有計劃地收購糧棉﹔(3)組織工業品下鄉，相應完成回籠貨幣的任務﹔(4)適當降低某些工業品的價格，加速商品與資金的流通。

這個報告引起毛澤東和中央的高度重視，毛澤東見此報告后即批示：“我認為華北局的意見是正確的，請陳薄即根據華北局所提各項召集有關人員開會，擬出具體方案，於數日內向中央報告一次，並迅即推行。此事極為重要，不能久延不決。”9月25日，陳雲召集中財委有關部門開會討論毛澤東提出的問題。會議決定：放手購糧，把糧價維持在一定的水平上，以免“谷賤傷農”，造成市場呆滯。同時，加強農產品的推銷與出口工作，並進口一部分農民需要的日用品。【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頁。】這些措施保障了工農產品合理的價格比差，抑制了農產品價格偏低的現象，從而使城鄉物資交流得以繼續順暢進行。

4．尊重商品流通規律，疏通和拓展流通網絡。商品流通有一定的規律，這是歷史的客觀存在。由於多年戰爭，舊的商業網被破壞，而新的尚未建立，這就對物資流轉妨害極大。例如，上海的藥材商人到平原採購中藥，因沒有貨棧代收，困難很大，不得不放棄。所以，疏通和拓展土產的流通渠道，是發展城鄉物資交流和國內貿易的重中之重。

當時，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採取了許多有力措施，主要包括：(1)邀請有經驗的老商人、老工匠開座談會，當顧問，了解大宗土產的種類、數量、質量和季節性，研究物資交流門路，派遣有商人和內行參加的商業訪問團、土產推銷組到產地和銷地進行購銷活動。這種找回老線索、開辟新線索的辦法是當時打開土產品銷路的一個有效途徑﹔(2)組織廣大群眾開展短距離的物資交流，恢復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廟會，這些雖然是初級市場，但不少土產品不需要遠運，隻需在本地流轉，即可賣掉，這是一種易於成功，行之有效的好辦法﹔(3)鼓勵建立貨棧和過載行，允許保持合理利潤﹔(4)召開土產會議，組織各級城鄉物資交流會，訂立貿易合同。1950年11月，華北地區最早組織了土產品交流會和以銷為主的物資展覽會。從1950年12月到1951年1月，北京、河北、山西、察哈爾、平原等5省市23個專區、89個縣均召開過城鄉物資交流會，僅平原省安陽專區訂立的區以上貿易合同就達1300多件。1951年3月，根據華北、華中、華東某些地區的做法和經驗，中共中央認為：有計劃地召開土產會議或者土產代表會議，組織城市和鄉村間，地區與地區間的物資交流，打開國內市場，活躍城鄉經濟，是解決各地農村日益恢復和發展的農副土特產品銷路問題的關鍵。並提議各大行政區，各省(市)、各專區，各縣(市)、各區和各鄉，均應有准備地在兩個月以內召開一次土產會議，在此以后，中央也准備召開一次全國的土產會議。中央認為，自從我們為土產品找到銷路，找到暫時的解決辦法以來，“農民皆大歡喜”。

5．恢復和發展交通運輸事業，花大力氣組織落后工具的運輸。運輸工作是發展城鄉物資交流的一個極大問題。但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汽車太少，單靠汽車是不能完全解決城鄉物資交流需要的。在這種情況下，國家一方面積極建立推銷土產的運輸公司，聯營公司，疏浚內河河道，整修道路，發展運輸網，另一方面主張花很大力量來組織落后工具的運輸。在當時，完好的汽車隻有4萬多輛，而舊式運輸工具，如獸力車約有84萬多輛，手推車、驢、馬、駱駝等都有很大數目，這些運輸工具總裝載量，要超過汽車裝載量的許多倍。如果很好地組織起來，配合聯運，這個運輸力量也是很可觀的。陳雲曾經強調，假使不注意這一點，就是沒有抓住大頭，沒有抓住重點。

6．進行城鄉物資交流的同時，還要繼續搞好內外交流。新中國成立伊始，農民土產賣不出去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美國等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進行全面封鎖，把我們困了起來。陳雲及中財委認為，打破這種封鎖“是有辦法的”，那就是在進行城鄉交流的同時，還要想辦法繼續搞好內外交流。根據倡導，1952年某些口岸大城市舉行的物資交流大會，就積極組織和帶動了私營進出口貿易，爭取了一部分土產的出口，不僅打破了資本主義國家的封鎖，而且換回了國家需要的物資。陳雲還提出，如果資本主義國家不願和新中國做生意，那我們就與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做生意。1950年，新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是62%，跟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國家的貿易額是38%﹔而到了1951年，方向調了，碼頭調了，跟社會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國家是2/3，跟資本主義國家是1/3．

三、“中國人民才真正找到了公仆”——發展城鄉物資交流的成效及意義

正是因為全國把發展城鄉物資交流作為一件大事來抓，新中國的經濟形勢很快就實現了好轉，有人說，大城市中的“霓虹燈都亮了”。1950年12月，陳雲在政務院第62次政務會議上，將經濟好轉的主要原因歸結為：“除調整工商業外，是由於貿易公司收買農民的糧食、棉花、出口物資和土產，以百分之九十的農業和手工業經濟，帶動了百分之十的工業經濟轉動起來。”【《陳雲傳》(上)，第712頁。】可以說，發展城鄉物資交流不僅增加了農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而且為工業品下鄉創造了條件，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活躍了城鄉經濟，有力促進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搞好城鄉物資交流，不僅有經濟意義，而且有政治意義。由於經濟封鎖，農民的土產不再可能出口到國外，這就要求在內銷方面必須找到出路。陳雲敏銳地意識到，如果沒有廉價的工業品供應農民，並且把他們的土產推銷出去，那麼工農聯盟就不能鞏固，農民就會有怨言，會認為共產黨搞不好經濟，就會埋怨說：“帝國主義不好，軍閥官僚不好，買辦資本主義也不好，但是我們的雞蛋、桐油、豬鬃、茶葉能賣出去！你們新民主主義好得很，但是我們這些東西賣不出去。”所以，陳雲在1951年5月16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提出：“我們如果把眼前這一條管起來那他就要喊萬歲。做經濟工作一定要抓住這一條，不抓住這一條就等於沒做事情，至少等於沒做大事情。”榮毅仁就曾告訴陳雲：“江南農民第一件對政府信任的事情是收繭。”

有鑒於此，陳雲認為：“城鄉交流是一件大事，必須要動員全黨的力量去做。解決這些實際的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不解決實際問題談為人民服務，則是空話一句。”【《陳雲文選》第2卷，第128頁。】所以，陳雲要求必須從維護農民根本利益的角度出發，做好城鄉物資交流工作。1950年，我們的貿易公司在收購土產時，就採用了不賺錢的方式，收購價比戰前平均提高了10%—15%，這一點對農民而言，就是一件大事。解放前，西北的馬步芳用很低的價格收購少數民族的羊毛，而解放后共產黨卻用很公道的價格，盡義務地去收購羊毛。這樣一做，少數民族對共產黨就很滿意，很擁護共產黨。正如陳雲在總結我們黨的政策措施時所說：“現在我們是要作人民的勤務員，現在老百姓才真正見到了人民的公仆，這個公仆現在才真正變了樣。”“過去有那個政府這樣干過呢？中國那個皇帝搞過這樣的事情呢？那一個總統搞過這樣事呢？統通沒有搞過，現在中國人民才真正找到了公仆。”

綜觀這些文獻，我們可以看出，在帝國主義封鎖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一代杰出領導人臨危不懼，沉著應對，以超人的智慧和膽識，以人民公仆的赤誠之心，化解了經濟上的難題。不僅在經濟上促進了工農業產品的交換，使農民得到休養生息，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鞏固了土地改革的成果，而且在政治上加強了工農聯盟，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戰爭，鞏固了新生政權，從而使我們黨在執政初期贏得了政治和戰略上的主動，獲得了人民群眾的高度信任。

〔作者 王為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