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歷史考察(1959—1966)
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基本成熟的歷史考察(1959—1966)
唐富滿
從20世紀50年代末開始，中國經濟特別是外貿出口面臨新的嚴重困難。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逐步探索出成熟的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對此，現有學術成果或偏重於對“三趟快車”和“東深供水工程”等宏觀層面和重大事件的分析，或從經濟角度集中分析出口創匯問題，綜合考察比較少。本文擬在解讀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礎上，結合新中國對外貿易特別是對資本主義貿易的實踐，就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和政策措施的基本成熟作一系統的歷史考察。
一
新中國成立伊始，對港澳市場的出口供應工作，就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20世紀50年代，為了確保外貿出口貨源，中國政府在處理內外銷關系上，逐步明確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政策。1954年7月，由陳雲起草的中央文件明確規定：“關於商品內銷和出口的關系，除糧食、油料等物資特殊規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資在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國內市場的銷售應服從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類，應壓縮國內市場的銷售，保証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葉和各種小土產，應盡先出口，多余的供國內市場銷售。”【《陳雲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3頁。】這樣，內銷服從外銷成為對外貿易的方針政策之一，在事實上也充當了外貿部門爭取貨源的“尚方寶劍”。
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央明確“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的社會主義建設總方針，一定程度上沖擊了“內銷服從外銷”的方針。1958年12月，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中強調要堅持“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國內市場為主，國外市場為輔”。他說：有的同志喜歡把進出口擺在第一位，這是錯誤的。進出口的重要性絕不能超過六億五千萬人口之上。“搞出口，不能和國內自力更生需要的東西抵觸。”【《對外貿易部葉季壯部長在廣東省外貿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12月1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492．】這種變化給外貿出口造成了一定困難。據廣東省佛山地區外貿系統的基層工作人員反映：這一方針提出后，該區的生豬、三鳥、蛋品都不出口，塘魚也有所減少，水果、蔬菜、木蓍、澱粉也減縮出口。原先主要供應出口的小土產也強調內銷為主。因此感到方針政策是變了。也有人說，即使方針政策不變，但實際情況是變了。有的認為，當前提出內銷為主、外銷為輔這個方針，對我們爭取貨源是很不利的，年度計劃也不好制訂了，銜接貨源時，人家就說，現在是內銷為主了。【參見吳康年：《內銷為主、外銷為輔的問題》(1959年1月3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4—1—74．】
而“大躍進”運動的負面影響，使得對港澳供應的農副產品貨源問題更加嚴重，且在相當一段時期內無法得到解決。“大躍進”運動期間，全國各行各業競放“衛星”，導致畝產成倍、幾倍、甚至幾十倍地“增長”。全國還掀起全民大煉鋼鐵運動，農村勞動力短缺，大量成熟的庄稼爛在地裡沒有收入倉，導致豐產不豐收。另一方面，受浮夸風的影響，外貿部門對於貨源問題盲目樂觀。這不僅導致外貿出口計劃過於“躍進”，而且造成嚴重的浪費。1958年冬，內地蔬菜水果對香港的輸出，部分口岸在某些品種上大量集中，以致市場銷售價格大幅度下降，甚至銷售不完而積壓腐爛。例如，全國果菜會議安排廣西10月份對港輸出板栗為150噸，而實出591噸﹔11月份輸港配額100噸，1—9日即出200余噸。香蕉是廣東單一出口的商品，10月份出口實際5274．3噸，為安排數的159．32，雖然降價銷售，但仍不能每次銷清，以致積壓腐爛，11月上旬到港仍達2918．6噸。對此，廣州特派員通電有關各省不得“隻注意本口岸數量上的增相輸出”，要求掌握均勻發運。【參見《當前對香港出口水果蔬菜發運工作上的幾項問題》[1958年11月15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496．】農副產品的出產總量是有限的，前期的冒進和浪費預示著新一輪貨源不足的周期將要來臨。
在各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1958年末至1959年初，內地對港澳市場主要副食品的出口供應，都無預警地出現短缺性危機。如澳門方面，據南光公司報告，自1958年12月至1959年2月初，豬肉、家禽、塘魚及蔬菜等鮮活副食品晚到或無到，市場呈現緊張，不能滿足市場需要。【參見南光公司：《1958—1959年度我臘味對澳出口情況資料》[1959年4月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4—325—1．】據廣東省委反映，各地對港澳副食品出口的供應情況不大好，主要是各地都未能完成供貨計劃。按照中央分配的配額數字，各地1959年2月份完成情況很不理想：廣西家禽僅完成8．32%﹔湖南生豬完成35．72%，家禽8．45%﹔福建生豬完成35．96%，牛1．6%﹔湖北家禽完成0．6%。3月份的情況更糟：廣西生豬完成34．75%，家禽7．11%﹔湖南生豬完成33．84%﹔福建生豬完成20．45%，牛9．6%。【參見《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11年版，第513頁。】
由此可見，截至1959年，中國政府對港澳市場的供應體系與政策措施尚未成熟，無法做到充足而均勻地供應。以上危機的涌現，亟需一套完整而成熟的制度來應對。
二
到20世紀60年代初，中國政府採取強有力措施，迅速恢復了對港澳市場的穩定供應﹔同時堅持標本兼治，逐步探索出較為完善的供應體系和管理制度。其中最具成效的，是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建設和配額管理制度的完善。
(一)以強有力措施恢復供應
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關注供應港澳地區副食品短缺問題。1959年2月，中央批轉糧食部和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出口大米、食用油供貨情況的報告”，責成各有關省區黨委，立即採取緊急的有效措施，保証按照規定的數量、質量和時間完成國家出口計劃。【參見《中央批轉糧食部和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當前出口大米、食用油供貨情況的報告”》(1959年2月3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23．】3月11日，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執行對外貿易計劃中存在問題的請示報告”，提出外貿出口“五優先”的要求：對於出口商品，應當安排在先、生產在先、原材料和包裝物資供應在先、收購在先以及安排運輸力量在先。中央要求各省市自治區應成立一個對外小組管理這方面的工作。【參見《中共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執行對外貿易計劃中存在問題的請示報告”》(1959年3月1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23．】以上是針對整個外貿出口而言的，而對港澳市場供應是其中的重要目標之一。
1959年2月24日，中央批轉的一份報告明確指出：對港澳副食品供應問題極為重要，必須解決。我們通過對港澳的貿易，每年可以拿到2億以上的美元，單對港澳出口副食品一項，就有7000萬美元，必須引起重視。目前，港澳副食品價格上漲很多，當地商業界和居民都有抱怨情緒，反動報紙對我們大肆進行污蔑。這不僅是一個重要的經濟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問題。我們要求各有關省市對中央已經布置了的對港澳的出口任務，努力保証完成。【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79頁。】
3月，中央又專門發出《關於保証供應對港澳副食品出口的緊急通知》，除要求“廣東應該盡最大的努力”外，其他有關各省(自治區)也必須將對港澳出口的副食品的供應工作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來保証完成，必須立即採取有效措施，保証按照中央安排的對港澳副食品出口數字如期供應。【參見《1958—1965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對外貿易卷)，第513頁。】
在政策的導向下，全國各供貨部門、交通運輸部門和各省、市、自治區都迅速行動起來，大力支持外貿出口工作，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全國性外貿收購、調運和出口的突擊運動。例如廣東，1959年2月初，省委書記兼省政協主席陶鑄在與列席廣東省政協會議的港澳知名人士座談時，就特別提出“保証港澳副食品供應問題”。3月1日，省委又就檢查對港澳生豬和塘魚出口問題，給海南區黨委和各地、縣委發出通知：“要求所有有出口任務的地、縣委，立即檢查一下轄區完成出口任務的情況，並採取措施堅決按時完成任務，在首先保証出口任務的原則下，再安排內銷。”【《省委關於檢査對港澳的生豬和塘魚出口任務完成情況的通知》(1959年3月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8。】
但對港澳農副產品供應狀況仍繼續惡化。據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梁威林的報告，到1959年4月初，蔬菜、生豬、生牛、家禽、塘魚等的出口情況並未好轉，反而仍在減少。幾種主要副食品均未能按配額供應。我副食品在香港市場的比重有下降之勢，加以部分來貨質量較差，供應和售價都受到影響。對澳門的供應也未能滿足市場需求。【參見梁威林：《四月六日至十日我主要副食品對港出口情況及香港副食品市場動態簡報》(1959年4月1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349。】據此，廣州特派員提出以下恢復對港澳供應的緊急措施：(1)大力組織貨源，積極解決必要而急需的原材料和包裝物料等，各地還應大力組織計劃外的適合外銷的品種出口。(2)堅決貫徹“重質先重量”和“重合同守信用”政策，嚴格檢查品質提高質量。(3)“趕前不拖后”，三季度要大趕，避免四季度過分集中。(4)認真調查研究國外市場的動向及各國的經濟政策、法令和措施。(5)積極爭取港澳華商和僑商，大力鞏固原來的推銷網，對於經營困難而支持不了的經銷商予以適當照顧。針對當前東南亞國家的實際情況和特殊環境，應充分發揮香港的轉口作用。(7)發揚全國一盤棋的精神，加強協作。(8)運輸問題仍是個關鍵性問題，必須充分重視及作好准備。【參見《1959年上半年對港澳東南亞出口工作初步總結》，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01．】
在此緊急措施下，貨源問題至1960年有所改善。例如廣東，出口比1959年增加10．83%，約600萬美元，佔全國對港澳出口總值的38%，佔全省對資出口的62%。部分鮮活商品也比上年有所增加，佔全國供應香港總數的較大比重，如生豬佔42．6%，塘魚佔100%。但經營管理工作方面出現不少問題，特別是鮮活商品還是薄弱環節。【參見廣東省外貿局：《關於做好對港澳供應工作和改善經營管理的意見》(1960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575．】此后，有關部門堅決貫徹執行恢復和保持在港澳市場優勢地位的方針，積極組織貨源，對港澳地區的副食品供應在1962年基本恢復正常。例如，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1962年上半年對港澳出口實際4216萬美元，完成上半年計劃3950萬的106．7%不僅比1961年同期3071萬美元增加1145萬美元，而且還比1957年同期出口3938萬略有增加。幾項主要商品如活豬、鮮雞蛋已經能夠滿足市場的需要，逐步奪回被日本、泰國等佔據的市場。從副食品銷售金額來看，至6月20日已超額河北、雲南等口岸﹔已經完成90%。的有福建、上海、河南﹔進展較慢的如廣西、遼寧，也分別完成75%。和75．6%。【參見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對港澳供應情況和下半年工作安排》(1962年6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712．】
(二)建設出口商品生產基地
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是新中國擴大出口商品的重要舉措，也是穩定對港澳出口供應的戰略性措施之一。在中央作出決策並在全國范圍內推廣之前，“各省市自治區都已初步建立了一些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包括專廠、專礦生產)，積累了一些經驗，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請示報告”》(1960年6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3．】。其中，毗鄰港澳、供應港澳市場任務較重的廣東對此進行了早期探索。廣東順德縣的塘魚在1954年就已劃定外銷區，不過當時沒有冠以基地的稱號而已。【參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在對外貿易部召開的農副產品生產基地現場會議上的講話》(1960年9月1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16．】1958年12月，廣東提出了建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的方案。該方案認為，建立出口商品的生產基地，可解決內銷與外銷的矛盾，保証出口貨源，以實現關於佔領港澳、擴大星馬，打開遠洋市場的需要。1959年，廣東劃定中山、東莞、寶安、新會、潮安、潮陽、澄海、海豐、高鶴、開平、增城等11個縣為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確定糖、油、菜、桑、麻、煙、茶等八大經濟作物基地建設規劃﹔劃定中山、順德、東莞、寶安(后來增加新會)為出口貨源重點縣，作為供應港澳副食品的基地﹔劃定珠江、平沙等11個國營農場為重點基地﹔北海、香洲等7個漁港為出口水(海)產品基地。9月，廣東省外貿局提出了關於出口商品貨源基地規劃的意見。1960年2月，廣東省在中山縣小欖公社召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現場會議，還邀請了供貨部門和五豐行、南光公司的代表參加。【參見《關於召開出口蔬菜生產基地現場會議的情況以及今后措施》[1960年3月7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16．】3月，廣東決定在三年之內基本上實現主要商品基地化，並分別提出年度任務。【參見廣東省人民委員會：《轉發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會議文件》(1960年4月1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5—1—252．】
1960年4月4一20日，外貿部召開全國對外貿易工作會議。會議期間，國務院批准對外貿易部成立了“生產基地局”。周恩來在指示中指出：搞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和基本建設很有必要。會后，外貿部黨組提出了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若干問題的意見上報中央。報告首先明確了“統籌安排，統一計劃”方針，要求各省市確保出口貨源。如基地完不成供應計劃，各省市自治區負責補足。基地類型暫定為五種：一是劃出若干國營農場或一定地區，進行多種出口商品的生產，如海南島熱帶作物生產基地，密山、合江、新疆三大墾區生產基地，珠江三角洲副食品生產基地﹔二是就某一種商品劃區生產﹔三是專廠(或車間)、專礦生產﹔四是農副產品加工基地﹔五是出口商品包裝材料生產基地。外貿部先行擬定了1960—1962年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初步規劃。6月30日，中央批准對外貿易部黨組的報告，規劃所需10億元經費也獲准列入國家計劃。【參見《中央批轉對外貿易部黨組“關於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請示報告”》(1960年6月30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22—2—3．】8月，中央就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問題專門要求：須要認真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並且迅速採取“一改、二建、三專”的辦法。改，就是按照出口規格的要求改裝一批設備﹔建，就是建立一批新的生產出口商品的工廠和車間﹔專，口商品。中央還要求所有生產出口商品的地區、部門和重點單位，以及對外貿易部門分工負責基地建立的各項工作。【參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515頁。】
三年(1960—1962年)規劃期滿后，生產基地建設工作取得階段性成果。據16個省區統計，到1962年，已建成出口農副產品生產基地共94個品種254個。【參見《國務院批轉對外貿易部“關於當前對外貿易收購情況和存在問題的請示報告”》(1963年4月2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235—2—254．】其中，廣東建立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主要商品有38個，包括農副產品13個，工礦產品25個，1962年基地提供的出口貨源約佔全省收購實際的25%左右。在1963—1965年的“繼續整頓”期間，廣東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得到進一步發展。蔬菜方面，僅番禺一個縣，1965年培植的反季節蔬菜即達1萬余畝，40多個品種，有些品種比正常收獲時間提早50多天上市，做到“臘月出青瓜，夏至出蘿卜”。另外，全省保留的工礦產品、農副產品及其加工產品生產基地大致有45種商品，其中農副產品21種，工礦產品24種。1965年這些基地出口的產品約2．9億元，相當於當年外貿收購總值的29%左右。【參見廣東省外貿局：《上報“關於建立出口農副產品及加工產品生產基地的意見”》(1966年9月2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264．】這些基地為增加貨源、提高出口商品質量、穩定對港澳供應方面起了積極作用。
(三)完善配額管理制度
早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外貿部門就嘗試對鮮活商品出口實行配額管理。1954年，外貿部召集的第一次對港澳出口工作會議，授權華南對外貿易分局定期制訂對港澳出口供應的配額。以生豬為例，廣東從1953年6月起由華南外貿分局制訂對港澳出口配額。1954年8月底，分局制訂《廣東生豬出口調配管理辦法》。除廣東外，廣西由分局會同省商業廳指示“嚴格依配額均勻出口”，湖南配額報請中南外貿局批准執行。【參見華南外貿分局：《通知開會討論廣東生豬出口調配管理辦法由》(1954年9月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40。】由於缺乏整套的管理制度和有效指揮機構，配額管理制度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對港澳出口供應常因集中到貨而造成跌價損失，或因調度不靈而坐失銷售時機。如塘魚出口，長期以來因存在月尾多、月頭少，季末多、季初少和年末多、年初少的“三多三少”現象。對此，有港商說我們月頭是“過渡時期”，月尾是“大躍進”。【參見廣東省外貿局：《關於我省一年多來加強鮮活商品出口配額管理情況的報告》(1964年8月3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210。】
20世紀60年代初，對港澳供應配額管理制度的完善被提上議事日程。以廣東為例。1962年8月，據香港五豐行反映，由於有些地區對港澳出口鮮活商品配額管理不嚴及運輸途中保管不善，造成鮮活商品途中死亡殘次及集中到貨，以致低價銷售和倒海事故接連發生。當時正值“繼續整頓”時期，中央大力提倡扭虧增盈，改善經營管理。廣東省委決定在全省范圍內開展以降低商品流通費用為中心的群眾性運動，廣東外貿系統以加強配額管理為抓手。8月28日，廣東外貿局規定：“屬於配額商品應由省食品公司切實抓起來並由省食品公司統一指揮，今后每月應抄送各地海關並由海關協助督促、控制”【廣東省外貿局：《採取措施防止鮮活商品出口事故及嚴格配額管理》(1962年8月28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60。】，以防止各口岸不按照配額出口的現象。1963年1月，廣東省召開全省鮮活商品出口配額管理座談會。香港五豐行和澳門南光公司的代表也參加了會議。會議認為：配額管理工作的重點，應放在提高商品品質、規格，改進包裝，快裝、快運，經常根據港澳市場的特點，按品種、按時、按質、按量安排出口，避免各種責任事故。會議制訂了“鮮活商品對港澳出口配額管理辦法”及其“實施細則”。【參見廣東省外貿局：《全省鮮活商品出口配額管理座談會紀要》(1963年1月1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88。】
廣東鮮活商品對港澳出口配額管理的主要內容為：(1)配額管理商品范圍。凡全國多口岸及本省多口岸出口的鮮活商品，根據港澳市場要求，需要統籌安排、有計劃出口的，可列為配額管理商品。(2)制訂配額的原則和辦法。事先征求港澳機構意見，各專區或口岸支公司每月20日前各自提出下月配額建議數，由省制訂下月配額計劃並在25日前直接下達給各出口口岸和抄送各地海關。(3)組織領導。省外貿局成立配額商品中心指揮部，制訂下達及調整配額計劃，檢查配額執行過程中發生的重大問題，組織有關會議，介紹、推廣各地執行配額的經驗﹔各地外貿局根據實際需要，建立辦公室或指定專人負責。最初納入配額管理的鮮活商品共6大類，34個品種。【參見廣東省外貿局：《廣東省鮮活商品對港澳出口配額管理試行辦法(草案)》(1962年12月1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160。】到1964年，增加為42個品種。此外，海關監督也是配額管理的重要內容：(1)各地海關、分支關、監督站和派駐非設關地區的海關工作組，依據廣東配額中心指揮部通知的配額計劃，核對和審查各公司出口數量是否符合配額計劃。(2)各公司在配額商品出口時，應向海關遞交蓋有“配額商品”字樣的出口貨物明細單和附送“配額商品出口數量核對表”。(3)海關按照省配額中心指揮部所制訂的“配額商品出口品質、規格，包裝標准及堆迭要求表”進行監督。【參見廣東省外貿局：《海關對港澳出口鮮活商品的配額管理和品質、規格、包裝標准進行監督的規定》(1963年)，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188。】
在實踐中，廣東從生產入手合理安排，對大宗品種錯開時間，以免大量集中上市﹔合理安排上市，把每旬甚至每日出口量落實到生產隊、收購站，使配額管理建立在廣泛的群眾自覺執行的基礎上。同時加強對港澳市場的調查研究，盡可能做到知己知彼。推行配額管理后，做到貨源充足、出口均勻和品質好。在政治上，增強了客戶經營信心，提高了競爭能力﹔在經濟上，對改善經營管理起到了促進作用。【參見廣東省外貿局：《關於我省一年多來加強鮮活商品出口配額管理情況的報告》(1964年8月31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02—1—210。】經過長期實踐，廣東探索出以下經驗：(1)善於探討市場規律，敢於打破舊框框。例如過去對香港出口荔枝有一個“日銷不能超出200噸”的“魔咒”。后來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根據“荔枝上市，百果讓路”這個果中驕子的特點，狠抓荔枝銷售的“快、鮮、高質”之關鍵，打破了“魔咒”。1965年出口6978噸，收匯123．5萬美元，比上年分別增長98．5%和184．1%。(2)隨時注意客觀情況的變化，及時研究和摸清市場的新規律。(3)掌握市場規律，抓住主要矛盾，變被動為主動。實行“看價配量、穩進速減”，合理安排出口，達到穩價多銷的目的。(4)把握鮮活商品出口的外在聯系與規律。鮮活商品出口和氣候變化關系很大。過去常因不掌握氣候變化而造成被動。后來，有關部門准確掌握天氣變化，使配額管理落實到符合客觀自然規律的基礎上。【參見廣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1965年鮮活商品出口配額管理工作小結》(1966年2月6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907。】
隨著配額管理制度的完善，對港澳市場的均衡供應基本得到保障。1964年9月，中南外貿局和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在山東煙台召開秋季果菜會議，強調要以改善經營管理為中心，“加強配額管理，嚴格按每月配額計劃，均衡發運”【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公司：《下達1964年秋季果菜會議紀要的通知》(1964年9月24日)，廣東省檔案館藏，檔案號325—1-800。】。到“文革”前夕，內地對港澳供應的配額管理制度基本成熟，並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和推廣。各省市自治區普遍設立配額管理辦公室，各公司成立配額領導小組。配額管理在對港澳市場的供應中收到了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三
到20世紀60年代初，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的相關政策和制度已趨成熟。出口商品生產基地建立后，對港澳供應的貨源得到保障，形成長效機制，不再依靠一時的外貿突擊運動﹔配額管理制度完善后，達到了均衡供應的目標，確保了港澳市場物價的穩定。由於運作順暢，有關部門和外貿人員已可輕鬆駕馭內地計劃經濟與港澳市場經濟並存的局面。
隨著相關政策趨於成熟，對港澳市場供應逐步成為一項國家行動和系統工程，形成多個部委，多個省、市、自治區承擔的“舉國體制”。統籌對港澳市場供應工作的協調單位，由華南外貿分局和外貿部駐廣州特派員辦事處，提升至外貿部乃至國務院層級。1959年1月25日，毛澤東對新華社關於內地對香港副食品供應量銳減的報道批示：“此件有用”，並指示鄧小平印發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一讀”。【《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21頁。】周恩來曾多次指示：“各地凡是有可能，對港澳供應都要負擔一些，不能后退。這個陣地越搞越重要，對港澳供應確實是一項政治任務。”【轉引自徐曰彪：《為順利解決香港問題奠定扎實基礎——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與香港回歸》，《人民日報》1997年6月24日。】分管財經工作的李先念副總理亦多次主持召集各省協調會，對港澳供應工作作出具體部署。
1962年，在周恩來直接關懷下，外貿部和鐵道部為適應供應港澳鮮活商品“優質、適量、均衡、應時”的要求，共開通了編號為751、753及755的三趟快車，分別自上海、鄭州、武漢三地始發，每日滿載供港鮮活商品，經深圳運抵香港。這就是通稱的“三趟快車”。此前，內地輸港鮮活商品靠零散貨物列車運送，運載時間長，作業環節多，線路不固定，設施不配套，因此沿途活畜禽死亡率高，鮮果時蔬腐爛多。“三趟快車”開行以后，鐵路部門制訂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一保(保車源)三優先(優先配車、優先裝貨、優先挂運)”，除了中途加水外沿途不停。“三趟快車”的開行，擴展了對港澳市場供應的范圍。由此，內地除西藏、寧夏以外的其他省、市、自治區，共同擔負了對港澳鮮活冷凍商品的供應任務，標志著對港澳供應的“舉國體制”最終確立。
“東深供水工程”的興建，充分體現了中國政府和人民對港澳同胞的深情厚誼，凸顯了祖國對於港澳地區經濟與社會長期繁榮穩定所起的重大作用。1960年，廣東省寶安縣建成深圳水庫后，港英政府請求廣東給香港供水。經周恩來同意，粵港雙方簽訂協議，廣東每年向香港供水2270萬立方米。1962年秋至1963年初夏香港嚴重缺水，廣東除允許香港派船隻到珠江口免費取用淡水外，還同意由深圳水庫增加供水317萬立方米，並決定興建“東深供水工程”，從東江引水供給香港。1965年工程完工后，基本解決了香港的用水困難。
內地對港澳供應體系和政策的基本成熟，增強了中國的出口創匯能力。中蘇關系破裂后，加上連續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外貿出口總額從1960年起連年下降，至1962年降為26．62億美元，比1957年下降了14．18%，年均下降3%。【參見裴長洪主編《共和國對外貿易60年》，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頁。】但對港澳出口額卻持續上升，1960年明顯好於1959年，1962年超過了1958年的最高水平。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對港澳出口佔全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一直為10%左右，1959年甚至隻有8．45%。但到1962年，這一比例超過15%，1964年超過20%，1968年達到25．3%。
以舉國體制為特征的內地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符合港澳地區經濟轉型升級的新要求。20世紀50年代末以后，港澳特別是香港經濟騰飛和產業結構升級，進口需求急劇增長，廣大港澳市民對生活用品也有了新要求。例如過去每當鮮活商品供應不足時，一般市民多以干貨和臘味為替代品，但后來難以滿足一般市民的需求。而廣東提供港澳市場農副產品的珠三角地區，自然條件幾乎與港澳一致。每當香港自然災害發生，珠三角的相關產品也同時因災減產。在這種情況下，內地對港澳巿場的供應成為交通(特別是鐵路)、商業(供銷合作社)、糧食、氣象、農林水等各部門共同參與的系統工程。對港澳市場供應體系的基本成熟，對於中國政府開展港澳工作有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廣大港澳同胞養成了樂用內地商品的習慣。對港澳地區的穩定供應，事關廣大普通民眾的生活。這項工作做得好，有利於新中國爭取民心民意，並借機對港澳同胞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增強對社會主義建設的認同感。這有助於加強內地與港澳之間的聯系，為日后港澳回歸祖國准備了條件，有利於在港澳地區開展經濟外交和國際斗爭。
“文革”期間，對港澳供應工作受到了極左路線的干擾和破壞，黨內健康力量也進行了反干擾、反破壞的斗爭。可以說，從上世紀60年代中后期至1978年改革開放之間的十余年，正是因為有了比較成熟的政策措施，對港澳供應工作才能在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得到很好的堅持、完善乃至發展。
(作者唐富滿，華南師范大學思政中心副教授，廣東廣州 510631)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