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左”的思想歷程——讀這一時段的《毛澤東年譜》

毛澤東在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左”的思想歷程——讀這一時段的《毛澤東年譜》

張素華

《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努力》，是《黨的文獻》摘要發表的《毛澤東年譜(1949—1976)》(以下簡稱《年譜》)的有關內容。《年譜》詳細記會議和他在會上的講話，以及他到各地找人談話、座談了解情況等內容，有10多萬字。他這一段的心路歷程在《年譜》上比較清晰、全面地反映出來。本文隻簡略地介紹一二。

從這一時期糾“左”的情況來看，毛澤東的思想歷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一、從鄭州會議到中共八屆六中全會，面對一些地方刮起的“窮過渡”風等，毛澤東強調要弄清“兩個過渡”的界限，強調商品生產的重要性，並調整一些過高的生產指標等。

毛澤東是懷著滿腔熱情發動“大躍進”運動的。在發動過程中，除了鼓勵大家拿出勇氣在經濟建設上來一個大躍進之外，他也沒有忘記告誡同志們要把事情辦得扎實一點﹔要去掉虛報、浮夸，不要爭名，而要務實﹔所提出的指標要能辦得到、行得通，要注意留點余地。他在1958年3月的成都會議上提出要壓縮空氣﹔在4月武漢會議上對幾年就能實現水利化的提法表示懷疑，再次強調要留有余地﹔還批評宣傳注意了多、快，但對好、省注意不夠等等。盡管如此，隨著“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下簡稱“大躍進”)的迅速掀起，還是出現了很多毛澤東意想不到的問題。

第一個引起毛澤東嚴重警覺的，便是“兩個過渡”的問題。那是在1958年10月，當人民公社剛剛搭起架子，很多問題都沒有弄清時，就出現了一些地方紛紛宣布人民公社為全民所有制，宣布兩年或三年、四年進入共產主義的現象。尤其是河北的徐水縣、河南的修武縣等宣稱實現了全縣全民所有制，並將在兩三年內“向共產主義過渡”。得到這些信息，毛澤東開始意識到是不是太快了，心裡有些不安，於是派人到這兩個地方進行調查，他自己也離開北京到河北、河南了解情況。一路上他聽到了更多的信息，越發覺得問題嚴重。

當時人們的思想認識還相當膚淺，以為實現了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建成了，很快就可以過渡到共產主義，就可以按需分配，過上幸福生活了。1958年8月北戴河會議作出的《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就提出，少則三四年、多則五六年或者更多一點時間就可以實現全民所有制。北戴河決議的墨跡未干，一些性急者就宣布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了。為了迅速糾正這種“左”傾急性病，1958年11月2日至12月10日，毛澤東馬不停蹄連續召開會議，討論解決在“兩個過渡”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毛澤東通過對徐水、修武等地情況的了解，感到很不樂觀，得出的結論可以說就是“窮過渡”。這時他開始意識到北戴河決議開了海口，講快了，非有點修改才行。到了武昌會議期間，他又說，北戴河決議“恐怕犯了冒險主義錯誤了”。【毛澤東1958年11月5日在第一次鄭州會議、11月21日在武昌會議上的講話，見本期《黨的文獻》刊發的《第一次鄭州會議至廬山會議前期糾“左”的努力》(以下引文除特別注明外均見本期《黨的文獻》)。】為此，關於由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大體需要什麼標准、需要多長時間？什麼叫建成社會主義，什麼叫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叫大家議一議。

當時的毛澤東，雖然認為實現全民所有制就是建成社會主義，但他對全民所有制進行了界定。他說：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主要標志，就是產品可以在全國調撥，像國營企業鞍鋼那樣。而徐水和修武等，他們的產品隻能在縣內調撥，不可能在全省或全國調撥，若在全國調撥，農民不會答應，必須通過交換才行。所以，他們隻能算縣的全民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實際上是大集體所有制，不能叫全民所有制。現在這樣做是把全民、集體混起來了，以為差不多共產主義已經來了。這太容易了！恐怕不利。他還說：“有一種樹，叫鑽天楊，鑽得非常快，就是不結實，建設搞得太快了，可能天下大亂。”他提出要劃清兩個界限：一是集體所有制與全民所有制的界限，一是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界限。

然而，當毛澤東提出這一問題后，卻有一些同志不同意劃線，怕影響工作積極性，甚至有黨內的高級干部擔心如果不趁窮過渡，農民富了就過渡不了了。還有同志提出，搞一個新的生產指標更高的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以取代原來的四十條。由於毛澤東對那些高指標信以為真，也就同意了。這便是當時的真實情況。

針對人們以為實現了縣、社所有制，便可以取消商品，或不敢提商品生產的問題，毛澤東認為，有了人民公社以后，商品生產、商品交換更要發展﹔不發展商品交換，生活不能富裕。如果實行產品調撥，剝奪了農民的產品所有權，那農民就會瞞產私分，堅決抵抗，我們就有脫離農民的危險。他指出，“我國是商品生產很不發達的國家”，不要忌諱“商品”這兩個字﹔“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擴大商品生產，擴大社會交換”，“要利用這個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這是毛澤東在人民公社化運動興起后對商品問題最早的明確表態。

為了劃清兩個界限，毛澤東提出從集體所有制向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過渡，必須具備五個條件。隻有具備了這五個條件，才算是建成社會主義。關於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毛澤東提出，“我們不要冒險，但是凡可以做的，我們就做”。最后，經過反復討論，逐步統一了大家的認識，八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明確規定現階段的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從集體所有制過渡到全面的全民所有制，需廣泛地實現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和農業機械化電氣化，需要的時間還將很長﹔由社會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相當復雜的發展過程，隻有在社會產品極大豐富后才可能實現。總之，要實現兩個過渡，必須以一定程度的生產力發展為基礎。這就煞住了急於過渡的風潮。

在指標問題上，毛澤東也感覺是冒進了。他說，從前別人反我的冒進，現在我反人家的冒進。因此他將第一次鄭州會議搞的追求高指標的《十五年社會主義建設綱要四十條(草案)》壓下，認為那些數目字根據不足，是“務虛名而受實禍”。

對於水利建設及1959年的生產指標，毛澤東也提出要適當收縮，使各項指標切實可靠，同時提出要關心群眾的身體和生活。尤其是鋼的指標，他幾次開會征求意見、做工作，把北戴河會議定的2700——3000萬噸鋼的任務，降到1800——2200萬噸。對於作假問題，毛澤東也開始加以重視。他強調，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了。總之，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八屆六中全會，歷時一個多月，毛澤東全力以赴地研究和糾正他所能夠認識到的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並力圖從理論上、政策上加以解決。

二、從北京會議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面對農民瞞產私分以及市場緊張等情況，毛澤東開始調整人民公社內部的所有制問題，並繼續調低各項生產指標。

中共八屆六中全會后，毛澤東認為兩個界限劃清了，鋼的指標也調低了，即使出現副食品、日用百貨、原材料等不足的現象，也無關大局。所以在1959年1月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即北京會議上，毛澤東說，鄭州會議以后就壓縮空氣，現在根本上要鼓氣，定下來的指標並不十分嚇人，經過努力是可以實現的。

在這樣一種思想狀態下，當他收到廣東方面反映瞞產的報告后，第一反應是：副食品、日用百貨等不足，與農民瞞產私分有關。但當他靜下心來，尤其通過在河北、山東、河南的調查，很快改變了原來的想法，意識到農民拼命瞞產是怕共產，怕外調，這種現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所有制問題。在毛澤東看來，農村人民公社一成立，不應該馬上就變成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對窮隊富隊、窮村富村採取拉平的辦法是沒有理由的，是掠奪，是搶劫”。他認為，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六中全會的決議寫明了兩個過渡所必須經過的發展階段，但是沒有寫明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也需要有一個發展過程，這是一個缺點。這也是引起廣大農民堅決抵抗的根本原因。但當時有許多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漸漸地，如何解決農民瞞產私分、緩和同農民緊張關系的方案在毛澤東的腦子裡清晰起來。這個方案是：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在現階段應當是以生產隊(相當於原來的高級社)的所有制為基礎，即部分的社所有、基本的隊所有。為了迅速糾正這一問題，他決定將原來准備於1959年3月在上海召開的會議，提前於2月底開始在鄭州召開，史稱第二次鄭州會議。

毛澤東原本是抱著相當的自信召開第二次鄭州會議的，會期隻定三天。出乎意料的是，有相當一部分同志一時轉不過彎來。一是怕變來變去影響生產，主張還是維持六中全會的決議。二是對毛澤東的一些主張還存在不同看法。如毛澤東說，將瞞產私分定性為本位主義，“名詞安得不對，這是所有制問題”。一些同志認為瞞產私分還是本位主義，必須批評。在所有制問題上，當毛澤東強調以生產隊所有為基礎時，有的同志擔心如此一來，公社的優越性會有不少的削弱。為了說服這些同志，毛澤東說，不講所有制，扳不過來。“要從所有制方面解決問題。現在是一平、二調、三收款。這樣一來，統統違反按勞分配原則，否定價值法則，否定等價交換。”“凡是不實行等價交換的，搞一平二調的，農民一定瞞產。”“無償佔有別人的勞動成果，這是不許可的。要承認三級所有制，重點在生產隊的所有制。”

這樣歷時7天，經過毛澤東的反復解釋、說服和會議的充分討論，大家逐漸統一了認識，通過《鄭州會議紀要》，將毛澤東強調的所有制以生產隊為基礎落實下來。

第二次鄭州會議以后，毛澤東繼續關注著全國貫徹落實《鄭州會議紀要》的情況。他根據一些地方提出的意見，又提出生產小隊的部分所有制問題、舊賬也要算的問題。不久，毛澤東又在上海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他的上述思想進行貫徹落實。

從上海會議到中共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的經濟計劃指標也成為一個重要議題。一月北京會議時，毛澤東對原來的指標還比較樂觀，但到了3月上海會議，當他聽到未能按計劃完成時，心情很不愉快，后悔當時未能及時聽取陳雲的意見，也感覺到人們不敢跟他講真話。因此，他立即提出壓指標，壓基建項目，能完成多少是多少。同時提出要多謀善斷，注意聽取他人的意見。他還再次強調訂計劃要留有余地，說這是個政治問題，是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問題﹔他說他只是不同意“反冒進”，但同意依據形勢改變計劃。由此，七中全會將鋼的產量由原來的1800萬噸，下調至1640萬噸。

三、從七中全會到廬山會議前期，面對出現的新情況，毛澤東提出糾“左”的新措施，並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力圖統一全黨認識。

七中全會后不久，又出現了15個省發生春荒缺糧的問題，這使毛澤東感到意外。當時，又正是全國從南到北已陸續進入春耕大忙的季節，毛澤東一面給15個省委書記下指示，一面又批示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要他們務必採取措施，千萬不可大意。1959年4月29日，他還親自寫信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干部，針對當時影響農業生產的幾個最關鍵問題，如包產、密植、播種面積、機械化、講真話等問題，提出新的意見。總之，就是要把過去的一些錯誤做法糾正過來。后來人們回憶，毛澤東的這封信，把許多人從盲目性中解放出來了。

隨后，中央又緊急出台了兩項重要政策，一是明確家畜家禽“實行公養私養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一是恢復社員的自留地。到了此時，在人民公社方面，不僅在實際上恢復了高級社的規模(就作為基本核算單位而言)，也部分地恢復了高級社的某些政策，用毛澤東的話說，人民公社就是大合作社，開始注意解決如何發揮集體和社員個人兩個積極性的問題。這些政策的恢復，對幫助農民渡過糧荒、發展農村經濟起了重要作用。

在工業方面，毛澤東委托陳雲進一步研究鋼產指標問題。到6月13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會議，將鋼的指標再下調到1300萬噸。經過近8個月的糾“左”，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感慨良多。他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一些指標一高，每天處於被動。我們自己立一個菩薩，就在那裡迷信這個菩薩。要破除迷信，什麼兩千萬噸鋼，多少萬擔棉花，根本不理。一個時候，我們自己頭腦發昏。工業，明年的指標切記不可高。他同時承認，在抓工業方面打了敗仗。

在這次會上，他認為還有兩個問題不主動，一個是食堂問題，會后想出去跟省委書記談一談。糧食要給本人，食堂自願參加，不願意參加可以不參加，這樣就主動了。一個是宣傳問題不主動，不要吹得那麼高，務虛名而得實禍，要想一個辦法轉過來。

“大躍進”帶來的是市場太緊張﹔辦人民公社刮起了“共產風”，出了亂子﹔四大指標等都沒有完成，搞得非常被動，因而黨內外出現了很多不同的聲音。那麼對當前的形勢應該怎樣認識，又有哪些經驗教訓，今后應該怎麼做，需要在黨內高級干部中總結一下，以統一大家的思想，做好今后的工作。於是毛澤東就借中央在廬山召開會議的機會專做這件事情。

廬山會議是7月2日召開的，毛澤東先后提出19個問題請與會者討論。從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分析他當時的思想狀態，似可以得出這樣幾點認識：第一，對形勢持比較樂觀的態度。在他看來，人民公社的體制和政策問題基本得到解決，鋼產等指標及基本建設規模長期居高不下的情況有了改變，整個經濟形勢很快就會擺脫混亂局面而出現根本好轉。所以他說，國內大形勢還好，有點壞。八大二次會議的方針要堅持。今年不會再搞高指標，不會刮“共產風”，所以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第二，出現混亂是因為不懂經濟建設的規律，“對於經濟建設我們還是小孩”【毛澤東在省、市、自、冶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9年2月2日。】，所以毛澤東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讓大家讀書，尤其是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包括他自己在內。第三，又提出一些糾“左”的新措施。如綜合平衡問題，恢復初級市場，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問題等。第四，為了消除黨內的認識分歧，毛澤東想以強調黨內團結的口號來實現黨內的共識。

總之，在廬山會議的前期，毛澤東仍以全力糾“左”，一心想使黨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適合當前群眾的覺悟水平和當前群眾的迫切要求”【毛澤東：《黨內通信》(1959年3月17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33頁。】。問題是“大躍進”運動該不該發動，人民公社該不該辦等，這些涉及指導思想的“左”的錯誤，毛澤東還沒有認識到。所以當廬山會議的一些意見超越了他的認識范圍時，便發生了反右的問題，使糾“左”戛然而止，接著就出現了人們不願意看到的嚴重后果，也使事后的毛澤東后悔不已。

綜上，從第一次鄭州會議到廬山會議前期，在9個月的時間裡，毛澤東走得很不容易，他時時刻刻都在密切關注形勢的發展，不斷地調整政策和生產指標，盡量使它們能夠符合實際，符合群眾的利益。而每一次政策和生產指標的調整，在事實上，都是在糾正著他自己的失誤。9個月的糾“左”，收到了比較明顯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剎住了“左”的思潮的泛濫，使經濟混亂的情況有所改變，這是應當肯定的。毛澤東艱難探索的目的，正如他自己在成都會議上所說，是為了“形成一條完整的我們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在成都會議上的插話，1958年3月11日。】。

(作者張素華，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