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相關問題再探討
《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相關問題再探討
王建國
一、《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一篇什麼性質的文章？
關於《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楊尚昆這樣回憶：“1951年黨成立30周年時，為中央寫一篇講述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文章，這任務自然就落到喬木的頭上。這篇長文他隻花了不到一個星期就寫成了。喬木對黨的30年的歷史早巳成竹在胸，當然可以一揮而就。主席看了十分滿意，說不要作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稿了，就以‘胡喬木’署名發表。這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楊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年版，第2頁。】楊尚昆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說法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也有學者認為：“《三十年》原是胡喬木奉中央之命為劉少奇起草的慶祝建黨30周年的講話稿。稿子寫成后，胡喬木曾寫信就關於陳獨秀的評論和一些重大事件的寫法等4個問題專門征求主席的意見，毛澤東一一作了批示，並決定此文以胡喬木個人名義在《人民日報》上發表。隨后《三十年》出了單行本，大量印行，成為一本權威的中國共產黨簡史。”【杜玉芳：《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90頁。】人們不禁要問：為什麼劉少奇的講話稿要毛澤東的秘書來寫？一個紀念講話稿為什麼會長達5．2萬字（劉少奇《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三十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隻有5000字左右）？
程中原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以下簡稱“程文”——作者注）中認為該文“是胡喬木為紀念建黨30周年而寫的一份黨史資料，並非為劉少奇寫的慶祝中國共產黨30周年大會的報告稿”【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主要依據是劉少奇6月13日的批語：“這是喬木同志寫的准備作為黨的30周年紀念在國內外發表的黨史資料，想以馬列學院名義發表。請各同志即刻閱看，並提出修改意見，於收到后當日退回為盼。”【《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491頁。】這個批語足以証明該文不是為劉少奇寫的講話稿。鑒於它是對國內外發表的“講述黨領導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取得勝利的文章”，劉少奇在這裡所說的“黨史資料”也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黨史研究資料。對照《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結尾表述“帝國主義最后滅亡的日子快到了。偉大的、光榮的、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毛澤東同志萬歲！”【《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84頁。】及其具體內容，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一部蘊含很強政治意義的中共黨史論著。
二、劉少奇究竟幾次修改《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文稿？
關於劉少奇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修改問題，目前存在兩種觀點，一是《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的編者認為：“根據現在掌握的檔案資料，劉少奇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一文的修改共有兩次，時間分別在1951年6月13日之前和同月13日至17日之間。”【《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84頁。】二是程中原認為：“他（劉少奇）先后改了三次：在抄清稿上改了一次，在鉛印稿上改了一次，開會討論后又改了一次，這才於6月17日上報毛澤東。”【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值得一提的是，程文附有幾幅珍貴圖片，為我們提供了很大幫助。由圖可見，劉少奇在一張方格紙的右側批示：“喬木同志：此稿已加一些修改，請即打印清樣，送中央各同志審閱。”【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從該批示左側的另一批示落款日期“六月十三日”來看，第一次修改確是在6月13日之前完成的。問題主要是劉少奇在6月17日之前又修改了幾次。程文這樣說：“6月13日付印的鉛印稿，分發征求意見的‘各同志’是哪些人？其中哪幾位‘閱看並提出修改意見，於收到后當日退回’了？因未見材料，不得而知。在檔案館看到的這份鉛印稿上，留下修改筆跡的有4人：毛澤東、劉少奇、胡喬木、陳伯達，改得最多的是劉少奇和胡喬木。這是第二次。”【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換言之，劉少奇的第二次修改在會議召開之前就已經完成。筆者認為，程文的這個結論有推敲的余地。6月13日以后，鉛印稿“分發”給了“各同志”分別提修改意見，每個人的修改意見應在各自的鉛印稿上，不會同時出現在同一份鉛印稿上。雖然鉛印稿收回的具體時間難以斷定，但胡喬木6月15日給劉少奇的信為我們提供了線索。他說：“抗日戰爭部分前面重寫了一大段，其余修改了一下，請即看，以便今晚付印……對‘三十年’的修改待集齊后一並送閱。”【《胡喬木書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頁。】可見，到胡喬木寫信為止，分發出去的鉛印稿還沒有收齊。從“以便今晚付印”來看，這封信應該是在6月15日白天寫的。也許是在給劉少奇的信送出不久，胡喬木就收齊了“各同志”的修改意見，原定6月15日晚上將自己修改稿付印的計劃取消。（在毛澤東6月18日作出批示的鉛印稿封面上清楚地印著劉少奇6月13日批示。）
可能是大家意見不一，劉少奇決定召集“各同志”開會。開會的時間應該是在6月15日到17日之間。會后，“各同志”的修改意見被整理在一份鉛印稿上（可能是胡喬木把“各同志”的意見整理后寫在陳伯達的那份鉛印稿上﹔也可能是胡喬木與陳伯達一起對“各同志”的修改意見進行了整理），再送給劉少奇，由劉少奇再進行修改。也許是時間緊迫的緣故，劉少奇邊修改邊送毛澤東審閱。在6月17日給毛澤東的信中，劉少奇特地說：“后面還有兩段，另次送上。”【《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92頁。】這一來說明，直到6月17日送毛澤東審閱時，劉少奇的第二次修改（即程文所說17日前完成的第三次修改）還沒有結束﹔二來說明毛澤東尚未看過《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稿件。否則劉少奇應該說“后面兩段，另次送上”，而不應該是“后面還有兩段，另次送上”。毛澤東在看過鉛印稿以后，也對文稿進行了修改，包括對劉少奇修改的再修改。如將“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之下的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修改為“在徐向前同志領導之下的先在鄂豫皖根據地后來轉移到川北根據地的紅軍”【《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74頁。】﹔將“曾經犯過嚴重的錯誤的一些同志”改為“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犯過嚴重的‘左’傾錯誤的一些同志”。【《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80頁。】這就是說，中央檔案館所存的鉛印稿上的毛澤東的筆跡應該是17日以后留下的。可見，留有毛澤東、劉少奇、胡喬木、陳伯達筆跡的鉛印稿不能作為劉少奇在開會前“第二次”修改的証據。
在毛澤東審改后，劉少奇又進行了少量修改。如毛澤東曾經在鉛印稿上留下一段重要表述：“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著中國人民的生存，壓迫著中國的經濟發展，阻止著中國的政治進步。因此反對帝國主義為中國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劉少奇修改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著中國人民的生存，壓迫著中國的經濟不能發展，阻止著中國的政治不能進步。因此，反對帝國主義，推翻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為中國革命的最根本的問題。”【《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65頁。】同時，他還補充了一句話：“反對封建主義，推翻封建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就成為中國革命的另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65頁。】此外，劉少奇還將毛澤東的“在多數同志的覺悟之下，遵義會議……”修改為“在多數同志的覺悟和擁護之下，遵義會議……”【《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76頁。】。
由此可見，劉少奇確實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進行了第三次修改，不過是在毛澤東審閱之后進行的。
三、如何看待毛澤東、劉少奇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修改？
一般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胡喬木的代表作之一。筆者認為這值得商榷。寫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一項政治任務，而且文章定位是作為宣傳、學習中共黨史的材料，這就決定了它不是個人學術專著（盡管可以個人名義發表），而必須按照中共中央的規范表述進行寫作。
從寫作過程看，《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選題是中央主要領導確定的，胡喬木寫出初稿后，送劉少奇審閱、修改。在此基礎上，形成鉛印稿。劉少奇在批示中稱胡喬木所寫的初稿是“黨史資料”，顯然意味著胡喬木的初稿還是資料性的，需要進一步修改。正因如此，劉少奇才將鉛印稿分發“各同志”審閱，並請大家提出修改意見。為了確保質量，劉少奇還召集“各同志”開會專門討論該文的修改問題。胡喬木在與陳伯達把“各同志”的意見集中整理后，再把鉛印稿送劉少奇審閱。在6月15日致劉少奇信中，胡喬木說：“請即看，以便今晚付印。”【《胡喬木書信集》，第78頁。】在劉少奇6月17日致毛澤東信件左側，胡喬木也說明：“在少奇同志修改后，我又作了少數增加。因為少奇同志已休息，未送他看。”時間是“十七日下午二時”【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胡喬木每次修改都要經過劉少奇審閱，主要負責人顯然是劉少奇。全文經劉少奇再次修改后，才送毛澤東最后審定。
長期以來，人們隻知道毛澤東對胡喬木6月21日有關《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信件作了批復，包括對陳獨秀的評價和一大代表人數問題的判定。【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2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366頁。】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簡單。像劉少奇一樣，毛澤東對該文也進行了詳細的修改。《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全文5．2萬字，僅《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披露的毛澤東、劉少奇親自加寫和改寫的內容就約1．3萬字（其中毛澤東與劉少奇的文字大約各佔一半）。將兩人加寫和改寫的內容與《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比對即可發現，這些改動都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最關鍵、最核心的內容。如關於中國革命領導階級的論述：“農民雖然人數眾多，並且有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決心，但是因為受舊的落后的生產方法所限制，看不到斗爭的前途，所以也不能擔任領導這個革命到勝利的任務。需要有新的階級來擔任領導責任，這個階級要能夠提出正確的和完全的斗爭綱領，並且能夠在國內和國外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去和強大的敵人進行堅持不屈的斗爭。這個階級，就是工人階級”【《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66頁。】﹔關於實行減租減息問題的論述“為了便於保持國內和平，並為了爭取地主階級共同抗日，黨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決定暫時停止沒收分配地主土地的政策”【《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76頁。】﹔關於新中國成立后富農政策的論述“由於戰爭已經基本上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在對待富農土地的問題上改變了1947年的中國土地法大綱中的規定，即由征收富農多余土地的政策，改變為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即僅在特定條件下征收富農出租的土地，對富農其余土地一律不動。這個新的政策，對於中農的生產積極性是一項重要的保障”【《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83頁。】，等等，均出自毛澤東之手。而后來一再被引用的“紅軍曾發展到30萬人，但是由於黨內錯誤的領導，受到了許多的挫折，經過長征，到陝北會合之后，總共已不到3萬人。但這是紅軍和黨的極可寶貴的精華”【《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76頁。】，則是劉少奇作出的結論。由此可見，胡喬木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過程中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基礎性、資料性的。在書中觀點把握和提升方面起關鍵作用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胡喬木6月21日致毛澤東信更是清楚地表明，一個很小的改動也必須得到毛澤東或劉少奇的批准。我們有理由認為，《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實際上反映的是毛澤東和劉少奇的觀點，是他們合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
四、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署名問題？
關於《中國共產黨三十年》以何名義發表的問題，程文圖片所批露的劉少奇的批示是這樣的：“各同志：這是喬木同志寫的准備作為黨的卅周年紀念在國內外發表的黨史資料，想以黨中央宣傳部名義發表。請各同志即閱看，並提修改意見，迅速於收到后當日退回為盼。劉少奇六月十三日。”【程中原：《（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寫作與發表經過》，《黨的文獻》2009年第1期。】可見，劉少奇最初是打算以“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發表，也許考慮到它是黨的宣傳機構而非學術機構，胡喬木提出用馬列學院的名義發表。對此，陳伯達又提出異議。在這種情況下，劉少奇請示毛澤東：“此篇擬用馬列學院名義發表，但伯達不贊成。是否可用人民日報或喬木個人名義發表？請決！”【《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92頁。】6月18日，毛澤東批示同意用胡喬木的名義發表，同時在送審稿封面和第一頁兩處標題下加寫了“胡喬木”三個字。【參見《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92頁。】楊尚昆也說：“用個人名義發表，並不是胡喬木自己要逞英雄，完全是毛主席決定的。時在建國初期，效果極好。”【楊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第1頁。】應該說，這是符合實際的。在署名問題上，胡喬木也是沒有決定權的。從署名的多次選擇可以看出，無論是毛澤東還是劉少奇都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當作胡喬木個人的作品，只是以“喬木個人名義”發表而已。
五、如何看待《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歷史地位？
有學者曾評價《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是總結中共建黨30年歷程的第一本簡明黨史，產生了很大影響，成為各地紀念中共建黨30周年的主要學習文件。其影響超過了劉少奇在紀念中共建黨30年大會上的報告。”【葉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廣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頁。】還有學者認為，該文之所以產生這樣大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共中央的大力宣傳。“6月22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新華社和中央廣播電台當天就全文廣播，各地報刊雜志也紛紛轉載。6月底，人民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此后不斷重印，到1962年印數達數百萬冊，成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發行量最大的一本黨史著作，自然也成為影響最大的黨史著作。”【杜玉芳：《胡喬木與中共黨史研究》，第76頁。】其實，各地出版社還大量翻印了該書，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通過對《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的學習，人們的普遍感受是：“深受啟發和教育，體會到黨的偉大與正確。”【楊尚昆等：《我所知道的胡喬木》，第493頁。】從中共黨史學的角度看，新中國成立后，中共黨史研究開始進入“成型期”【張靜如等：《中共黨史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17頁。】，《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以其獨到的見解、新穎的風格，成為當時一道亮麗的風景，對中共黨史學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推動作用。研究者們也認為：“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30周年，開展了對於黨的歷史及近30年的革命史的廣泛宣傳和深入研究，使中共黨史學的研究水平得到極大提高。”【張靜如等：《中共黨史學史》，第118頁。】
早在1942年3月20日，毛澤東在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報告時就明確指出：“如果不把黨的歷史搞清楚，不把黨在歷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辦得更好。這當然不是說要把歷史上每一件事統統搞清楚了才可以辦事，而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這對研究今天的路線政策，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頁。】可見，研究黨史重點是“要把黨的路線政策的歷史發展搞清楚”，出發點是“加強黨內教育，推進各方面工作”，不是為研究而研究，不是單純為了“真相”的研究。這一思想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當然，《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不可避免地會帶有時代的印記。如認為“湖南南部的起義，是朱德、林彪、陳毅等同志領導的，……又率領部隊和起義中組織的農軍與毛澤東同志的部隊會合。”【胡喬術：《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26頁。】林彪當時只是一個連長，根本不是領導者，名列陳毅之前顯然是按照寫作時的政治形勢排列的。此外，文中“在徐向前同志所領導的紅軍中工作的張國燾，由於對革命前途喪失信心……”【《建國以來劉少奇文稿》第3冊，第476頁。】等表述，顯然在史實上有欠准確。當人民出版社2008年重新出版該書時，上述內容也被修改為：“湖南南部的起義，是朱德、陳毅等同志領導的……”，“在紅四方面軍擔任領導工作的張國燾，由於對革命喪失信心……”【胡喬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頁。】
應當說，史學家追求歷史的“真實”，政治家不可避免地要考慮“需要”，歷史著作可以是考據式的，也可以是理論式的，都各有其價值。以《中國共產黨的蘭十年》來說，胡喬木的確做了大量工作，而毛澤東、劉少奇加寫和改寫的部分更為關鍵，使之成為兩人合著的中國共產黨簡史，也為后世研究黨的領袖的思想和理論提供了珍貴資料。
〔作者王建國，解放軍理工大學副教授，江蘇南京2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