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三次外事談話看他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確立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冒著生命危險，從北平來到陝甘寧邊區。他想知道，中國共產黨人究竟是一些什麼樣的人？在當時的中共中央駐地保安（今陝西省志丹縣），斯諾和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談話。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披露了他是怎樣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以及他對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說：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關於俄國情況的書。我熱心地搜尋那時候能找到的為數不多的用中文寫的共產主義書籍。……我一旦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以后，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就沒有動搖過。……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而且從此我也認為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從這段談話看，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為自己的信仰，是經過認真慎重的鑒別和選擇的。這種選擇，在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之中，非常具有典型意義。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已開始了信仰的選擇和救國道路的思考。在湖南第一師范讀書的時候，他常講“讀書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奇男子”。所謂“讀奇書”，就是要讀有大智慧的書，以“修學儲能”，然后尋求“大本大源”，進而找到指導救國救民的好的“主義”。

當時，在中國社會傳播的“主義”是形形色色的，“遠近高低各不同”。“五四”前后，除了馬克思主義之外，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社會改良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小路篤實的新村主義，蒲魯東、巴枯寧、克魯泡特金等的各種無政府主義，等等，都先后傳入中國，都各自擁有自己的信眾，並由此掀起一系列的論爭。同當時中國的很多先進知識分子一樣，毛澤東也曾信奉過實用主義、社會改良主義等思想流派的一些見解。但是，經過學習思考、比較分析，毛澤東最終得出“馬克思主義是對歷史的正確解釋”的結論，並將它看作救國救民的思想武器。

1921年1月，在新民學會新年座談會上，面對會員中的思想分化和爭論，毛澤東列舉了世界上解決社會問題的五種方法，並對自己為何選擇馬克思主義進行了透徹的分析。他說：“社會政策，是補苴罅漏的政策，不成辦法。社會民主主義，借議會為改造工具，但事實上議會的立法總是保護有產階級的。無政府主義否認權力，這種主義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採用。”“啟民主用俄式，我極贊成。因俄式系諸路皆走不通了新發明的一條路，隻此方法較之別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質為多。”

1921年7月毛澤東在參加完中共一大之后，立刻回到湖南組織農民運動。盡管革命實踐中遇到重重困難，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絲毫沒有動搖。特別是大革命失敗后，由於全國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的接連失敗，許多人感到迷茫，不知革命希望在何方，乃至喪失了信心。但是，毛澤東堅信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用詩一般的語言謳歌道：革命高潮已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信仰之堅定執著，由此足以見之。

執著追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革命的執著不是迷信，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不是盲從。1941年，毛澤東在延安再一次談到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經過：“我在一九二○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階級斗爭》，陳望道翻譯的《共產黨宣言》，和一個英國人作的《社會主義史》，我才知道人類自有史以來就有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社會發展的原動力，初步地得到認識問題的方法論。可是這些書上，並沒有中國的湖南、湖北，也沒有中國的蔣介石和陳獨秀。我隻取了它四個字：‘階級斗爭’，老老實實地來開始研究實際的階級斗爭。”

由此可見，毛澤東從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始，就將之視為革命行動的指南，而不是把它當作教條無條件地照搬的。在1944年接受英國記者斯坦因採訪時，毛澤東更為清晰地談到了自己的這種認識：

“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繼承中國過去的思想和接受外來思想，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照搬，而必須根據具體條件加以採用，使之適合中國的實際。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並決定什麼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裡生長起來。”

毛澤東這段論述的背后，飽含著深刻的歷史教訓。經過井岡山的斗爭，毛澤東開創出“工農武裝割據”的新道路，點燃了中國革命的燎原星火。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末期和30年代前期的中共黨內，一些自封為正統馬克思主義者的“黨內理論家”，片面照搬照套俄國革命經驗，照搬照套共產國際決議，結果導致經過千辛萬苦創建起來的中國各大根據地相繼丟失，黨在國民黨統治區的組織也遭到嚴重破壞，中國革命一度幾乎陷入絕境。毛澤東將這種像背誦《聖經》一樣去背誦馬克思主義具體論斷的行為，稱之為教條主義，並深刻地揭示它的病灶在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僅僅停留在書本之上，沒有在實踐中“具體地研究中國的現狀和中國的歷史，具體地分析中國革命問題和解決中國革命問題”。

毛澤東深知，要避免教條主義錯誤的發生，必須對症下藥，從思想源頭上解決問題，做到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1938年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他鄭重地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命題：“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並亟須解決的問題。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為了更好地理解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堅定與執著，我們不妨重溫一下他在中共七大的口頭政治報告中的一段話：“我們歷史上的馬克思主義有很多種，有香的馬克思主義，有臭的馬克思主義，有活的馬克思主義，有死的馬克思主義，把這些馬克思主義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們所要的是香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是活的馬克思主義，不是死的馬克思主義。”顯然，所謂香的馬克思主義、活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在中國土壤裡生長起來的馬克思主義﹔而那些一切都搬本本來的、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就是臭的馬克思主義、死的馬克思主義。

翻開毛澤東的著作，人們會發現，其中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話語並不多。毛澤東自己也說過，我寫文章不大喜歡引用馬克思主義的一些語錄。但正是這位從不停留在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詞句上，而是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理原則於中國實際的中共領袖，成功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創立了毛澤東思想，並指引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一個新中國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

始終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充滿自信

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剛剛兩個多月的時候，毛澤東乘火車來到莫斯科。毛澤東此次出訪，一是給斯大林祝壽，二是簽訂新的中蘇條約。1950年2月，各項訪問活動圓滿結束。毛澤東到克裡姆林宮辭別斯大林，斯大林建議毛澤東把自己寫的文章、起草的文件編輯成選集出版，以幫助人們了解中國革命的經驗。毛澤東表示已有此意，並希望斯大林能派一位理論上強的同志來中國幫助完成此項工作。斯大林當即決定派主編過《簡明哲學辭典》的理論家尤金赴華。1950年7月，尤金來到北京，參加《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對於這件事，過了八年之后，毛澤東當面對尤金作過解釋。他說：

“為什麼當時我請斯大林派！一個學者來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樣沒有信心？連文章都要請你們來看？沒有事情干嗎？不是的，是請你們來中國看看，看看中國是真的馬克思主義，還是半真半假的馬克思主義。你回去以后，說了我們的好話。你對斯大林說的第一句話就是：‘中國人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

這些話，充分表達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成果的自信。因為他很清楚，中國共產黨人不僅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且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也正因為真正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了，才保証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中國共產黨人才稱得上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和自信，在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毛澤東又要求全黨努力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著作，表明在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又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創造工作向前推進了。總之，誠如毛澤東自己所言：“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正是這樣既不丟“老祖宗”，又能不斷地寫出“新著作”，毛澤東之后的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又陸續創造出了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篇章，從而不斷賦予馬克思主義以新活力，不斷推動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向前發展。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提出的“三境界”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對於中國共產黨人來說，正確認識和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是一項關系中國和中華民族前途命運的大事業、大學問。上述毛澤東的三次談話，也可以說是從一個側面粗線條地描繪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三重境界”，即：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執著追求，對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高度自信。這“三重境界”，充分體現出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的偉大革命氣魄和理論創造勇氣。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