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眾哲學》：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成功范例
樊憲雷
馬克思主義者向來重視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1843年，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隻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頁。】毛澤東也說過，作為“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斗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傳入中國，“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參見《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頁。】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后，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過程中，涌現出了眾多的理論成果，其中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稱得上是典范之作。
一、《大眾哲學》的產生
社會大動蕩的時代，也是思想大自由、文化大碰撞的時代，《大眾哲學》就產生於這樣一個時代。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日本加緊了侵略中國的步伐。正在日本留學的艾思奇，出於愛國主義的義憤棄學回國，於1932年到達上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開始從事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1934年，經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安排，艾思奇進入《申報》流通圖書館指導部，參與副刊“讀書問答”欄目工作，開始嘗試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和通俗語言來解釋當時社會上發生的各種問題，做革命理論的宣傳、啟蒙工作，廣受歡迎。1934年10月，為了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求，“讀書問答”專欄停刊，另辦《讀書生活》雜志，由李公朴任主編，柳湜、艾思奇、夏征農任編輯。由於刊物緊貼現實生活，內容生動活潑，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成為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重要陣地。艾思奇承擔了“哲學講話”欄目的大部分稿件，后來，艾思奇等人又發起成立了讀書出版社，繼續進行革命理論的宣傳工作。1936年1月，艾思奇將他發表於《讀書生活》雜志上的系列文章匯集成冊出版，取名為《哲學講話》。《哲學講話》的出版，使馬克思主義哲學走出了神聖的殿堂，走向了人民大眾，成為他們的思想武器，引導無數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該書很快被國民黨查禁，艾思奇又把書名改為《大眾哲學》繼續出版。
《大眾哲學》共有24篇，主要包括唯物主義、認識論和辯証法三個方面的內容，比較系統地講解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是一本簡明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通俗讀本。《大眾哲學》的產生，是歷史的必然。
首先，《大眾哲學》的產生是各種社會思潮相互角逐、歷史選擇的結果。鴉片戰爭以后，西方各種社會思潮紛紛傳入中國。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國家主義、“鄉村建設”理論、自由主義、實驗主義、“平民革命”理論等等，競相登場亮相。“那些先進分子從對各種思潮的反復比較推求中，得出結論：隻有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奮斗目標才能救中國，別的辦法都不能救中國。”【《金沖及自選集》，學習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頁。】《大眾哲學》的核心內容，正是解釋和宣傳馬克思主義這種“新哲學”，順應了時代潮流和歷史發展規律的需要。
其次，《大眾哲學》的產生是中國革命實際的需要。20世紀30年代，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進一步加劇，中國革命迫切需要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1931年，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的建設問題決議案》中就指出：“黨內教育工作與思想斗爭也是很缺乏，一般黨員對黨的基本主張與重要策略的了解是很淺薄的。還有許多黨員不認識黨的階級性，把黨看成是工農或窮人黨，相信黨的個人甚過於相信黨的組織。馬克思列寧主義最基本常識的系統教育工作，尚未能引起黨的嚴重的注意”，提出要“加強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教育工作”。【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頁。】另一方面，國民黨出於“圍剿”共產黨和革命根據地的目的，散布大量謠言，對共產黨和馬克思主義極盡誣蔑之能事。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后，國民黨對民眾的欺騙宣傳給黨的革命事業造成了很大影響，因此“必須一刻不容緩地揭穿並暴露國民黨法西斯蒂的一切武斷宣傳”【參見《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0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這使得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尤為必要，《大眾哲學》這樣的大眾化理論讀物正是革命實際的急需之物。
其三，《大眾哲學》的產生是與各種反動學說進行斗爭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斷傳播的過程，也是和各種反動學說斗爭的過程。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以后，國民黨政權相對穩定，它為了鞏固統治，維護自身利益，加緊了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攻擊。比如李石岑、張君勱、張東蓀等人的“唯意志論”，葉青的唯心主義，陳立夫的“唯生論”，以及蔣介石的“力行哲學”等，都是代表當權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學說。這些反動學說本質上都是反唯物論和辯証法的，其目的是為了迷惑人民群眾。為了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干部和群眾，指導和推進中國革命，就必須對這些反動學說予以揭露和批判。《大眾哲學》正是適應這種需要，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嚴厲、深刻地批判了以陳立夫的“唯生論”、葉青的唯心主義等為代表的反動學說。
《大眾哲學》這樣通俗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讀物在當時並不是孤立出現的，而是涌現了一大批類似讀物。僅以讀書出版社為例，繼《大眾哲學》之后，就相繼出版了李公朴的《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艾思奇的《哲學與生活》、《如何研究哲學》、《實踐與理論》，柳湜的《實踐論》、《社會相》、《救亡的基本知識》，楚雲等人的《實踐的知識》，曹伯韓的《通俗社會學二十講》、《帝國主義》等著作，極大地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大眾化的進程。
二、《大眾哲學》的傳播途徑及其影響
《大眾哲學》出版之后，數月之內就再版4次，兩年時間裡已出到第10版，至新中國成立前印發了32版。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在實行政治專制的同時，也加緊了對文化的控制，特別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更是嚴加鉗制。在這種背景下，《大眾哲學》是通過什麼傳播途徑走進人民大眾的視野之中的呢？
首先，通過書籍報刊等傳播媒介直接傳播。書籍報刊是當時最為通行的傳播載體，是《大眾哲學》傳播的重要渠道。《大眾哲學》中的不少內容，曾在《申報》副刊的“讀書問答”欄目刊登。《申報》是當時影響最大的報紙之一，擁有眾多讀者，特別是在進步民主人士中間，有著很大影響。《讀書生活》雜志創立后，大力宣傳抗日思想，也廣受歡迎。“刊物一問世，就得到了社會人士，尤其是廣大青年讀者的支持和歡迎，有的寫來了熱情洋溢的賀信，有的慷慨解囊資助，《上海雜志公司》經理張靜廬還願意代為發行，每期銷量達一萬多份。”【潘啟發：《讀書出版社的編輯思想及現實意義》，《出版發行研究》1992年第5期。】《大眾哲學》結集出版后，更是一版再版，倍受讀者歡迎。“越查禁，越使這本書增加神秘感，使發行量不斷上升。一個到讀書出版社門市部查書的國民黨官員，無可奈何地說：‘就那麼一本書，弄得些青年神魂顛倒，搞的我們坐臥不安，毫無辦法！’”【謝本書：《戰士學者艾思奇》，貴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頁。】
其次，民間社團組織的傳播。在《大眾哲學》的傳播推廣中，民間社團的作用至關重要。五四運動以后，各種民間社團紛紛組建，促進了各種社會思潮的傳播和交流。同樣，各種民間社團特別是學生社團組織，對《大眾哲學》的傳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當時在學校中廣泛存在的“讀書會”，就是許多青年學生閱讀、傳播《大眾哲學》的重要渠道。很多人在回憶自己接觸《大眾哲學》的情景時，都提到了讀書會的作用。如武漢大學原校長陶德麟回憶說，由於不滿胡適推崇美國式的民主自由、攻擊馬克思主義，他們“幾個同班同學組織了一個讀書會，每人拿出自己認為值得一讀的新書來交換著讀。劉杲同學推薦的書就是艾思奇同志的《大眾哲學》”【參見陶德麟：《懷念艾思奇同志》，《懷念與思考——艾思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頁。】。一位當年參加過讀書會的人這樣回憶：“30年代，在我們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反‘文化圍剿’的那些歲月裡，在學生、青年知識分子中間，就比較普遍地有了讀書會這類的組織。我們的黨組織，很重視在群眾中出現的這個活動方式，有意識地去領導，去組織，去推動這些活動。尤其是在30年代后期，在高漲的救亡運動中，這種進步的讀書會運動，發展得更為普遍，更為活躍，擴大了我們黨的影響，動員和組織了革命群眾。我記得當時流行的一些革命書報，如艾思奇同志的《大眾哲學》，何干之同志的《中國啟蒙運動史》，等等，以及當時很著名的一些進步書刊，都曾經在成千成百的讀書會中作為討論的內容。”【吳顒：《也說說讀書會》，《讀書》1980年第6期。】除了讀書會，還有學生會、校友會、同鄉會等各類社團組織，為《大眾哲學》這類馬克思主義讀物的傳播，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三，中國共產黨積極進行的人際或群體間的宣傳推廣傳播。《大眾哲學》出版后，受到了黨的各級組織和廣大黨員的高度重視，通過各種方式積極宣傳推廣。當時的延安，學習風氣特別濃厚，學哲學是重要內容之一。據英文驊回憶，當時《大眾哲學》被國民黨查禁，在延安也很難讀到，當得知毛澤東有一本從國民黨統治區秘密買來的《大眾哲學》后，他們就找毛澤東借書。“我來到毛主席住處，毛主席把這本書交給了我，並一再叮囑我盡早送還。我拿起書一看，毛主席保存得非常好，書頁裡有些圈圈點點和杠杠，但書皮是新的。可見毛主席是多麼珍惜這本來之不易的書。我取回后，不敢耽擱，立即找人刻蠟板油印。……大家拿到這本‘書’之后，如獲至寶，作為參考書爭相閱讀。”【參見莫文驊：《哲學大眾化的尖兵——懷念艾思奇同志》，《人民的哲學家·艾思奇紀念文集》，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頁。】由於被禁，《大眾哲學》在國統區隻能秘密傳播和閱讀。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通過人際間的推廣成為重要渠道，特別是在學校裡，黨員和進步師生秘密傳閱、介紹《大眾哲學》成為主要途徑。教育部原副部長楊蘊玉，就是在學校裡由老師介紹接觸到《大眾哲學》的。當時她在新鄉女子師范學校旁聽，“三年級時，我們班上來了一個新的國語老師，他的名字叫梁雨田，又叫梁雷，是個地下黨員。他通過國語課，向我們傳播抗日的進步思想，還介紹我看進步書籍，如《大眾哲學》”【參見楊蘊玉：《奔赴太行走向太陽》，《新鄉市第一中學校友文萃》。】。北京大學教授趙寶煦，“和同學們私下裡經常傳播一些書籍，如巴金翻譯的屠格涅夫的《門檻》，艾思奇的《大眾哲學》等，這些書實際上有很強的啟蒙作用。”【張弘：《趙寶煦從進步青年到政治學家》，《新京報》2009年3月25日。】即便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這種秘密傳播方式依然進行。據華中科技大學教授陽作華回憶，他當時在江西省立贛州中學讀書，時任校長鐘兆麟和他交談時當得知學生們正“傳看《新觀察》刊登解放區的見聞和油印本《大眾哲學》”后，“平素以謹言慎行而受人崇敬的校長，這時出我意料之外，用鑰匙打開抽屜，將那本珍藏的《大眾哲學》展現在我面前。我請借一讀的央求得到了他爽快的允諾，但一再叮囑：不要讓校內的軍事教官知道啦。我如獲至寶，挑燈夜戰，獨自用了兩個晚上細讀兩遍。書中新奇的內容，生動的例証和通俗的表述，使我茅塞頓開，耳目一新，第一次接受了‘新哲學’的洗禮。”【參見陽作華：《（大眾哲學）是我撰著（哲理與情趣》的指路明燈》，《懷念與思考——艾思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第89—90頁。】
多種途徑的傳播，使《大眾哲學》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首先，《大眾哲學》開創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成功范例，成為宣傳普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典范之作。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革命實踐的理論，是面向生活、面向大眾的科學理論。列寧曾指出：“最高限度的馬克思主義=最高限度的通俗化。”自從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確定為自己的理論指南后，許多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著作被翻譯介紹進來，比如《資本論》、《共產黨宣言》、《唯物史觀解說》等。但這些理論著作普遍存在著語言晦澀、內容繁瑣的弊端，多是在知識分子之間傳播，很難為群眾所掌握。在“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裡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裡的尖銳武器”【《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頁。】方面，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做出了表率。李公朴在1935年為《哲學講話》所寫的編者序中說：“這本書是用最通俗的筆法，日常談話的體裁，溶化專門的理論，使大眾的讀者不必費很大氣力就能夠接受。這種寫法，在目前出版界中還是僅有的貢獻。”他還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內容，全是站在新哲學的觀點上寫成的。新哲學本來是大眾的哲學，然而過去卻沒有一本專為大眾而寫的新哲學著作。”【艾思奇：《哲學講話》，讀書生活出版社1936年版，第1頁。】艾思奇自己也說：“為什麼《哲學講話》的寫作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最大的一個原因，是因為這種通俗的體裁還沒有人嘗試過，甚至是沒有人屑於這樣嘗試的。”【艾思奇：《大眾哲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5—6頁。】《大眾哲學》突出特點就是通俗化、大眾化。它用通俗易懂的道理贏得了廣大讀者的心，開啟了中國現代史上馬克思主義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的先河。
其次，《大眾哲學》成為革命進步人士特別是青年學生的“指路明燈”，引領他們選擇、接受馬克思主義，傳播革命火種。艾思奇說：“寫作這本《大眾哲學》，就是想在中國人民的文化、思想斗爭方面盡一點小小的力量。其目的，就是想幫助讀者研究一下：什麼哲學思想是進步的、正確的、合乎真理的、合乎廣大人民斗爭利益的，什麼是反動的、帶欺騙麻醉性的、隻能幫助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官僚資本主義勢力的。這裡不妨先指出來，最進步的、正確的、合乎真理的哲學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証法唯物論哲學思想。”【艾思奇：《大眾哲學》，第27頁。】《大眾哲學》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原因之一就在於它用簡明淺顯的語言和事例，闡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講解了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和歷史必然，從而啟迪了廣大青年，引導他們從迷茫中看到前程，從困惑中看到希望，成為廣大青年的“指路明燈”。
作家吳伯簫回憶說：“那本書像在讀者心裡點了一把火，引起許多青年對學習馬克思主義發生了熾烈的興趣。使他們初步認識了什麼叫觀念論、唯物論，什麼叫形而上學、辯証法。”“他的著作對廣大知識青年是指向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大道的一個鮮明的路標。”【吳伯蕭：《我所知道的老艾同志》，《社會科學戰線》1979年第3期。】許多革命青年正是在《大眾哲學》的指引下，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曾任中央黨校哲學教研室副主任的陳仲平回憶說：“《大眾哲學》多麼新鮮，多麼吸引人。我們很想讀又很難讀的哲學，在他的筆下變得那麼形象、生動，那麼通俗易懂，那麼引人入勝。我參加革命工作時，對革命理論一無所知，隻知道共產黨好，是為窮人的。通過理論學習，我才逐漸知道一些社會發展規律的知識，懂得了資本主義必然要為社會主義所代替的道理。我仿佛視野寬廣了，心胸也開闊了。多少人受了《大眾哲學》的影響，萌發著革命思想，初步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一位潮汕的同志告訴我，他那裡有一個青年，因家境貧寒，失學失業，加之國勢危殆，陷入終日彷徨苦悶的境地，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后來，他讀到了《大眾哲學》這本書，打開了眼界，終於使他的悲觀絕望情緒一掃而光，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陳仲平：《懷念尊敬的老師和戰友——艾思奇同志》，《閩粵贛邊——武平》2009年第1期。】《大眾哲學》為廣大革命青年點燃了革命的火種，被稱為“救命之書”，以至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有《大眾哲學》動員了10萬青年參加革命的說法。【參見謝本書：《（大眾哲學）奠定了艾思奇的歷史地位——紀念艾思奇誕辰90周年》，《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年第3期。】
其三，《大眾哲學》有力地批判和反擊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和文化專制，為革命事業創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20世紀30年代，國民黨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治，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鎮壓革命。對於全國人民的進步要求和共產黨的抗日宣傳，國民黨一方面加緊壓制，另一方面鼓動反動文人發起種種虛假和欺騙宣傳。在這種背景下，艾思奇的《大眾哲學》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社會的實際緊密聯系起來，緊緊把握時代的脈搏，批判和揭露了國民黨的欺騙宣傳。
曾任浙江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雷雲回憶自己閱讀《大眾哲學》的感受時說：“使我感受特別深的是：許多人因過去受國民黨反動教育和反共宣傳的影響，對共產黨不僅毫無正確認識，還認為共產黨不是正統，它的天下不會長久。我們稚嫩的青年學生也分不清是非。讀了《大眾哲學》，方知國民黨的失敗和共產黨的勝利是必然的，由共產黨來領導國家，最后奔向共產主義是光明之路。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一下子抓住了本質，從社會發展總趨勢上認識了中國的前途命運和歷史走向。”【雷雲：《我的理論生涯》，《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3期。】正因為《大眾哲學》反映了時代的需要，反映了廣大人民群眾最為關心的民族救亡圖存的問題，它像革命的火炬一樣，給迷茫黑暗中的人們照亮了前進的方向，啟蒙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以致蔣介石也無可奈何地承認：“一本《大眾哲學》，沖垮了三民主義的思想防線。”【劉萍：《艾思奇及其大眾哲學的消失》，台灣《傳記文學》第72卷第2期。】曾任蔣介石高級幕僚的馬璧教授也証實，蔣介石多次在有台灣軍政要員參加的會議上說：“我們同共產黨的較量，不僅是輸在軍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敗。一本《大眾哲學》搞垮了我們的思想戰線！這樣的東西，你們怎麼就拿不出來！”【王丹一：《我的點滴回憶》，《懷念與思考——艾思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第10頁。】可見《大眾哲學》的深遠影響。
三、《大眾哲學》影響深遠的原因及其啟示
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人們改變世界的實踐哲學，是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實現徹底解放的哲學。它不是“皇宮裡的金色夢”，也不是書齋裡晦澀艱深的空談思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就是要使群眾認識自己的利益，並且團結起來，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8頁。】《大眾哲學》之所以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在於它揭開了哲學的面紗，破除了哲學的神秘感，走進了人民大眾之中，為群眾所掌握，成為改造現實的銳利武器。
（一）從內容上看，《大眾哲學》緊扣時代脈搏，突出實踐特色，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時代性和現實性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屬性，馬克思指出：“一切劃時代的體系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產生這些體系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44頁。】毛澤東也認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於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於中國的具體的環境。”【《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4頁。】《大眾哲學》正是適應時代的需要，針對現實問題來宣傳馬克思主義的。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國家的前途、民族的命運，成為擺在中國人面前最尖銳最現實的問題。中國要往哪裡去？迫切需要正確理論的指導。《大眾哲學》應運而生，從哲學的高度闡釋了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指導思想，論述了持久戰的必然性和取得最終勝利的必然性，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人民的信心，激發了中華民族的抗日斗志，成為解決現實問題的理論指南。在《大眾哲學》的篇章裡，激蕩著強烈的現實意識。比如第一章開始，在“哲學是什麼”中，作者在談話中不知不覺間把讀者帶入了對現實問題的思考：“我們還是從生活的問題講起吧。試就反動統治下的舊中國來說，那時人民的生活困難是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舊中國人民生活普遍困難的最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封建勢力、官僚資本主義的專制腐敗統治，另一方面是由於人民不夠團結不夠覺悟，沒有動員起足夠的力量來徹底打退侵略和推翻這種統治，因此我們努力的方向就是放手發動廣大群眾，團結以工農為主的全國人民，把他們的覺悟和積極性充分發揮出來，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進行堅決斗爭，而這樣的努力也就成立我們解決中國問題的最主要的方法。”【艾思奇：《大眾哲學》，第27—28頁。】
“哲學的主要任務是要能夠真正解決人類生活事實上的問題，要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才足以証明它是事實上的真理。”【《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頁。】《大眾哲學》正是緊緊抓住人們的生活現實，圍繞實現國家獨立、民族解放這個當時最緊迫的問題，宣傳推廣馬克思主義這一“新哲學”，為群眾所掌握，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改造現實的武器，彰顯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力量。
（二）從形式上看，《大眾哲學》以通俗淺顯的語言、生動鮮明的事例和獨具匠心的結構體例安排，開通俗哲學讀物風氣之先。
“《大眾哲學》之所以能夠引起廣泛而深刻的社會影響，引導廣大青年從迷茫中看到前程、從困惑中看到希望，從而走上革命道路，就因為它以通俗易懂的語言闡述了關於宇宙和人生的道理，闡明了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趙鳳岐：《山高水長，智者的魅力永存——懷念艾思奇先生》，《懷念與思考——艾思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第29頁。】的確，閱讀《大眾哲學》給人最大的感覺就是它生動有趣，易於接受。《大眾哲學》使馬克思主義走出了學者的殿堂，消除了哲學與大眾之間的心理隔閡，走進了人民大眾。就如李公朴所說：“這裡的哲學，已經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學，而不是專門家書齋裡的私有物了。”【艾思奇：《大眾哲學》，第1—2頁。】
首先，《大眾哲學》的語言通俗淺顯，用最通俗的語言和生活事例來表述最深奧的哲學道理。清新曉暢、通俗易懂的語言是良好文風的標志之一。艾思奇是為人民大眾寫作的，他毅然拋棄了故作高深、故弄玄虛、晦澀難懂、食洋不化的“流行”語言，而用不加修飾的語言和生活事例來闡述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書中就有了“兩軍對戰”、“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天曉得”、“原來是一家人”、“果樹林裡找桃樹”、“是朋友還是豺狼”、“無風不起浪”、“岳飛是怎樣死的”、“貓是為吃老鼠而生的”等日常生活中的常見語言。武漢大學原校長陶德麟說：“它的第一個標題就是‘哲學並不神秘’。它從大家熟悉的日常生活中的事例出發，用通俗生動的語言一步一步把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范疇交代得清清楚楚，逐步地把問題引向深入，讓你明白一些前所未知的哲學道理，真是引人入勝。”【陶德麟：《懷念艾思奇同志》，《懷念與思考——艾思奇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第51頁。】美國學者泰瑞·博登霍恩說：“《大眾哲學》裡沒有任何古詞或暗語，是用1000個普通字寫成的。作者在書中既不炫耀自己的語言知識，也不濫用或夸張地使用語言。他自願丟棄了那種半土不洋的、學究氣的語言，努力以他的目標讀者能懂的語言說話，這就使他的著作有了一定的可信性和權威性。”【徐素華：《艾思奇研究在國外》，《哲學動態》1996年第6期。】可以說，《大眾哲學》開啟了通俗寫作的一代新風。
其次，在結構體例的安排上，作者也針對人民大眾的閱讀習慣和審美需求進行了創新，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表述更具中國作風。艾思奇在《我怎樣寫成<大眾哲學>的》中說，為了使文章更通俗，為大眾所接受，他“故意不加剪裁，不怕重復。一個例子在這一節用了以后，在另外一節仍然不怕再拿來應用﹔一件事情在前一節做了詳細的解釋以后，在第二節仍不憚煩地再略說一遍”。其目的，就是“顧慮到初學者的興趣和理解力，就覺得這樣寫也是很必要”。【艾思奇：《大眾哲學》，第280頁。】《大眾哲學》每節均設有通俗易懂的標題以及解釋性的標題，各章節的大多數段落前加設一個方小框，簡略概述該段落的內容。“這一特征是最富有創新和重要的。讀者很少會看到有兩整頁長的內容。對閱讀技巧不高或時間有限的讀者來說，該書的外形不像哲學書的外形那樣令人害怕。相反，《大眾哲學》的外形是簡短精練、便於間斷地閱讀。”【徐素華：《艾思奇研究在國外》，《哲學動態》1996年第6期。】在章節體例的安排上，《大眾哲學》也進行了創新，各章節之間，緊密關聯，逐步深入，體現了嚴密的邏輯關系。而每個問題的闡述也相互勾連，回環照應。這一方面是適應當初在雜志上連載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讓整本書貫穿聯通起來，成為一個有機整體。正如有人評價的，《大眾哲學》“對正確的原理，講清為什麼是正確的﹔對錯誤的理論，講清為什麼是錯誤的？像是剝筍一樣，一層層、一葉葉，越剝越深，剝完見心為止。使讀者被邏輯的力量牽引，最后被道理的邏輯力量折服。”【盧國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頁。】
另外，艾思奇主動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寫作意識，也使《大眾哲學》顯得平易近人，易於接受。在寫作《大眾哲學》時，艾思奇並不是以一個哲學家的身份，居高臨下地向人民大眾宣揚自己的哲理思考，而是以普通大眾一員的赤子之心，在民族危難、國人彷徨的時候，結合現實問題來宣傳馬克思主義。他“把專門研究者的心情放棄了，回復到初學時候的見地來寫作。說話不怕幼稚，隻求明白具體”【艾思奇：《大眾哲學》，第280頁。】。這種主動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寫作姿態，使得《大眾哲學》具有很強的親和力，縮小了哲學理論與人民大眾的距離，贏得了人民大眾的歡迎。
毛澤東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515頁。】馬克思主義要為人民群眾所掌握，首先要做的就是要使理論大眾化。重溫《大眾哲學》廣受歡迎、影響深遠的原因，很有啟示。它告訴我們：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必須緊密關注現實，解決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要了解人民群眾的需求，讓人民群眾在學習中體會到理論的力量﹔必須不斷創新傳播途徑，借助最新傳播媒介，打造多方位、立體化的傳播渠道﹔必須倡導清新活潑的文風，創新理論的表達方式，努力實現理論的通俗化、具體化，使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講述方式，創作人民群眾樂於閱讀的通俗理論讀物。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