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革新社會”作准備——讀毛澤東《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
王香平
為了重溫歷史深處的崢嶸歲月，感受革命先行者的智慧、膽識與創造，《黨的文獻》選登了1921至1923年間毛澤東的幾篇文稿。這些文稿，展現了毛澤東在這一時期對社會現實的關注和調研（如《省憲下之湖南》）、對時事政治的思考與評論（如《北京政變與商人》），還有對社會主義青年團湘區團工作的推動和領導（三封書信），以及在湖南領導開展的黨的組織活動的情況（如《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長沙泥木工人呈省長文》），從一個側面集中反映了建黨初期毛澤東的革命實踐，是他革命足跡的生動記錄和歷史見証。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意味著一個新的時代的開啟。黨成立后的革命工作如何開展，會議不可能提供具體辦法。各地黨組織的工作，一般從兩方面著手：一、利用職業關系宣傳和發展黨員﹔二、想辦法接近工人，組織工人運動。毛澤東也不例外。《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以下簡稱“《宣言》”）就是反映作為湖南黨代表的毛澤東通過培養干部來開展革命工作的歷史文獻。
（一）從《宣言》看湖南自修大學的辦學宗旨
《宣言》全文2000余字，言簡意賅。主要圍繞三個問題展開：第一，為什麼要創辦自修大學？第二，自修大學的性質、宗旨及其研究方法﹔第三，為什麼要在湖南創辦自修大學？第一個問題是《宣言》的主體，即第一、二自然段。為什麼要創辦自修大學，原因在於當時的學校教育不能滿足人們的現實需要，或者說與人們所希望的教育相去甚遠。《宣言》開門見山地指出：“從前求學的地方在書院，書院廢而為學校，世人便爭毀書院，爭譽學校。其實書院和學校各有其可毀，也各有其可譽”。所謂書院可毀，主要指其研究的內容“‘八股’干祿之具”“只是一種玩物”，算不得正當學問。關於學校的壞處，文章論列了三條：一是“師生間沒有感情。先生抱一個金錢主義，學生抱一個文憑主義”﹔二是“用一種劃一的機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賊人性”，這種蔑視學生人格，不尊重個體差異的教育“乃襲專制皇帝的余威”，是學校的最大弊病﹔三是“鐘點過多，課程過繁”，導致學生“神昏意怠”而不能用“心思”“自動自發地的研究”。學校的這三點壞處，正是書院所沒有的，因此“從‘研究的形式’一點說，書院比學校實在優勝得多”。學校的唯一優長是其“‘研究的內容’專用科學，或把科學的方法去研究哲學和文學”，這“是書院所不及學校的”。創辦自修大學就是為了規避兩者的弊端而取其優長，“取古代書院的形式，納入現代學校的內容，而為適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種特別組織”。
如果說自修大學只是汲取書院和學校的優長，還不能算是真正的“新制”，更關鍵的是，它還有超出書院和學校之上而“獨有的利”，這正是書院和學校“共有的弊”，也就是“平民主義與非平民主義”的區別。一關於書院和學校教育的“非平民主義”，《宣言》闡述了三條：第一，“書院和官式大學均有極嚴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學”，由此導致很多有志青年失去求學機會﹔第二，“書院和官式大學，將學術看得太神秘了”，導致“學術為少數‘學閥’所專”，與平民社會隔離較遠﹔第三，“書院非赤貧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學更非闊家不行”，沒錢的人想上大學，猶如“野貓子想吃天鵝肉”。而自修大學正是“力矯這些弊病”，為一般平民和有志青年所開設的教育機構。“自修大學的學生可以到校裡來研究，可以就在自己的家裡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種店鋪裡，團體裡，和公事的機關裡研究，比較官式大學便利得多，花費也就自然少了。”
創辦自修學校是青年毛澤東的夙願。早在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錦熙信中就說：“弟對於學校甚多不滿之處，……弟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隻以三年為期，……懷此理想者，四年於茲矣。”【《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頁。】1920年因開展驅張（敬堯）運動，毛澤東離開長沙到北京、上海。3月14日在北京致信周士釗說：“我想我們在長沙要創造一種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5頁。】6月7日又於上海給黎錦熙寫信：“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學社，從事半工半讀。”【《毛澤東早期文稿》，第478頁。】在此之前，毛澤東曾與蔡和森等志同道合者在長沙岳麓書院組織開展“工讀”試驗，提出“新村”計劃，雖因各種原因或中斷或未落實，但都體現了毛澤東對創辦自修性質學校的一貫思路和滿腔熱情。
(二）創辦湖南自修大學，順應了中共一大召開后的革命形勢與要求
《宣言》中稱，創辦湖南自修大學，是為了滿足“三千萬湖南民族”“精神的欲求和文化的沖動”，是為了“自完成自發展自創制他們各個及全體特殊的個性和特殊的人格”。不過，不論是為了教育、文化，還是為了個性、人格，還不是毛澤東等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的全部理由。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毛澤東等人不可能公開盡言其想法。即便如此，《宣言》在當時仍不能即刻發表，正如自修大學事務主任易禮容后來所說：“當時我們正要打入社會，恐怕社會接受不了，所以沒有發表。”事實上，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除了上述基於普通教育的辦學宗旨和價值追求外，還有更為深廣的時代背景和不同尋常的歷史使命。
從1919年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至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的宣告成立，相距時間僅兩年，黨員的思想理論水平是很有限的，與黨的奮斗綱領所提出的要求存在諸多不相適應之處。因此，抓緊培養黨、團革命干部並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就成為黨面臨的重大任務，這在黨的一大召開后顯得尤為迫切，湖南自修大學正是為了適應這一革命形勢和實踐需要而創辦的。1921年8月，毛澤東、何叔衡等在船山學社社長兼船山中學校長賀民范的積極支持下，利用船山學社社址和每月的400銀元社務費，創辦了湖南自修大學。賀民范為自修大學首任校長，毛澤東任指導主任，負實際領導責任。毛澤東親自書寫“湖南自修大學”校名貼在木牌上，懸挂於船山學社社大門口，他執筆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在8月16日—20日湖南《大公報》連載，撰寫的《湖南自修大學創立宣言》后來發表在1923年3月25日的《東方雜志》。在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支部（后稱中共湘區委員會）的領導下，湖南自修大學培養了一批革命人才和領導干部，為新民主主義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
（三）湖南自修大學的招生對象、研究內容及社會實踐
關於招生對象。《宣言》旗幟鮮明地提出：“自修大學獨有的利，而書院和學校則為共有的弊，就是平民主義與非平民主義。”“自修大學為一種平民主義的大學。”為沖破“學閥”對學術的壟斷，湖南自修大學實行平民主義，使無錢的貧民能夠入學。學生入校不收學費，寄宿隻收膳費。與一般大學不同的是，自修大學要求學生必須有明確的學習目的井樹立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正如毛澤東在《宣言》中所說：“自修大學學生不但修學，還要有向上的意思，養成健全的人格，湔滌不良的習慣，為革新社會的准備。”這一思想在《湖南自修大學入學須知》中闡述的更為直白明了：“我們極願意得到許多有志的青年和我們做同學。我們求學不是沒有目的的，我們的目的在改造社會。我們的求學是求實現這個目的的學問。我們不願意我們同學中有一個‘少爺’或‘小姐’，也不願意有一個麻木或糊涂的人。“【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224頁。】自修大學雖然對招生對象的知識儲備和經濟基礎門檻較低，但對其思想覺悟和社會理想卻要求不一般，“改造社會”的教育目的和價值追求昭示了其鮮明的革命性特征。因此，自修大學的學友基本上都是共產黨員或青年團員，第一個報名入校的是后來成為革命烈士的共產黨員夏明翰。據史料記載，到1923年3月在籍學友共30余人，包括毛澤東、何叔衡、賀民范、李達、李維漢、夏明翰、易禮容、羅學瓚、姜夢周、陳佑魁、毛澤民、陳章甫、陳子博、陳子展、彭平之、曹典琦、廖錫瑞、劉春仁、戴曉雲、劉大身、郭亮、夏曦、賀果、王梁、傅昌鈺、黃衍仁、王會悟、楊開慧、許文煊等。【參見孫海林：《毛澤東早期干部教育實踐與教育思想研究》，《湖南第一師范學報》2006年第6卷第2期。】
關於研究內容。關於自修大學的研究內容，《宣言》明確提出：一是“自己看書，自己思索”，二是“共同討論共同研究”。所謂自己研究，就是以學科為單位，學生研究一科、數科均可。當時主要開設了文、法兩科十多個專業，文科包括中國文學、西洋文學、英文、心理學、倫理學、歷史學、哲學等，法科包括法律學、政治學、經濟學等。所謂共同研究，主要是為促進學術爭鳴、辯論、商榷和探討，學校組織了各種研究會，如哲學研究會、心理學研究會、中國文學研究會、經濟學研究會、數學研究會等。為便利學友學習研究，自修大學將船山學社藏書樓改為圖書館，大量添購書刊，僅1921年8月—12月就購置書刊400多種，計1000多冊。當年學友們學習研究過的進步書刊文章有《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政治經濟學）導言》、《雇佣勞動與資本》、《帝國主義論》、《殖民地問題提綱》、《物種起源》、《階級斗爭》以及黨的第二次、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顯然，自修大學注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學習與普及，注重通過學習經典著作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堅定共產主義理想信念，同時通過研習黨的綱領、宣言，增強有志青年探求國家前途、把握民族命運的社會責任感。
關於社會實踐。從理論到實踐，由抽象而具體，自修大學不僅學習、研究馬克思主義，還宣傳、運用馬克思主義。為了系統宣傳馬克思主義並加強對中國革命問題的研究，毛澤東和曾擔任過自修大學校長的李達於1923年創辦了自修大學校刊《新時代》月刊。其發刊詞開宗明義提出：“將來，國家如何改造，政治如何澄清，文學藝術及其他學問如何革命、如何建設等等問題，本刊必有一種根本的研究和具體的主張貢獻出來。”創刊號第一篇文章就是后來編入《毛澤東文集》第一卷的《外力、軍閥與革命》，毛澤東以犀利的文字、戰斗的風格鮮明地闡述了反對帝國主義和軍閥勢力必須建立以共產黨和國民黨為核心的革命民主統一戰線。李達、李維漢、羅學瓚等也紛紛在《新時代》發表文章，或介紹、闡釋馬克思主義，或探討、分析中國革命的出路及其發生、發展趨向等。
走出校門，投身革命，參加工人運動、學生運動和反帝斗爭，是自修大學學友以馬克思主義思想武器指導中國革命的早期實踐。許多學友兼任了長沙各工會的秘書或群眾團體負責人。毛澤東曾兼任長沙鉛印活版、粵漢鐵路總工會秘書、代表，擔任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干事。夏明翰曾任湖南學生聯合會編輯部主任。易禮容、羅學瓚、毛澤民、郭亮等分別兼任過長沙人力車、織造、泥木、筆業等行業及粵漢鐵路新河、岳州等處工人俱樂部秘書。他們發動和組織了湖南第一次工運高潮，取得了粵漢鐵路、安源路礦、泥木、理發、筆業、縫紉、鉛印活版、人力車等行業工人罷工的勝利。通過實際斗爭，加深了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錘煉了革命意志，培養了革命精神。這種學習與斗爭、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活動，是自修大學能夠培養出杰出領導人才和革命干部的重要原因。
（四）湖南自修大學的歷史地位及其影響
湖南自修大學的名聲與活動威懾著軍閥趙恆惕的反動統治。1923年11月，趙政府以“該校所倡學說不正，有礙治安”為由，封閉了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歷時兩年多的湖南自修大學及其附設補習學校培養了來自湖南34個縣和外省4個縣的200多名青年，許多人后來成為中國革命的骨干和著名社會活動家。如李維漢、易禮容、羅學瓚、陳賡、賀爾康、毛澤覃、陳佑魁、高文華等，都是在中國現代史、革命史上留下深刻印痕的革命志士。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是毛澤東早期教育思想的生動實踐和大膽試驗。自修大學創立之初即引起巨大轟動，湖南、北京和上海的教育界、新聞界給予高度評價。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在發表於1922年《新教育》雜志的《湖南自修大學的介紹與說明》一文中稱贊：“我近來讀到‘湖南自修大學組織大綱’，他的注重研究，注重圖書館實驗室，全與我的理想相合，我歡喜得了不得”，自修大學“可以為各省新設大學之模范”﹔早年曾發起和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后成為國民黨元老和故宮博物院創建人之一的著名教育家李石曾在《新時代》發表的《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一文中評論說：“自修大學果能得適宜之發展，誠足為一新教育制度之紀元，而成學術之普及。賴此可使大學由特殊階級之制度而成為群眾之組織﹔由名城要邑之集中而成為地方平等之事業，此非其他大學所能而為自修大學所獨有之希望。執此以熱祝湖南自修大學之成功，為高等教育普及之先導，為社會自由制度實踐之先導。”一句“新教育制度之紀元”，足以見出湖南自修大學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中的獨特地位與革新意義。
湖南自修大學的創辦，還是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干部教育思想與實踐之典范，開創了黨的干部教育的先河，在中國革命史和中共黨史中舉足輕重。湖南自修大學是當時全國范圍內第一所公開教育青年干部並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均學校，一定意義上可說是中共湖南黨組織培養干部的搖籃。何叔衡后來曾這樣評價，湖南自修大學是湖南革命的策源地，全體師生“好比是酒藥子”——革命的種子，“酒藥子”“各處去發酵”，革命事業就可以生根開花。1922年入自修大學學習、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成為中共湖南省委委員和湘南革命斗爭主要領導人的陳佑魁，曾於1923年1月25日在《大公報》撰文指出：“我覺得自修大學確實是應時運而生的，是教育界前途一線光明，是二十世紀不能免的產兒！確實負有最尊嚴的使命，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價值！”1928年，年僅28歲的陳佑魁英勇就義，以自己年輕而壯烈的人生為湖南自修大學培養造就革命干部的根本宗旨作了最生動的注腳。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伊始，毛澤東把握時代脈搏，首創第一所宣傳黨的宗旨、目標和共產主義理想的大學，培養了一批革命干部，為傳播馬克思主義和開展革命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此后，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時期，黨都始終重視干部教育和學習。從中央蘇區的“三大名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大學、蘇維埃大學和紅軍大學）到延安時期如雨后春筍般興建的30多所干部學校，為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創設了完備的干部教育的體制機制，也為實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積累了豐富而寶貴的歷史經驗。
90年前，毛澤東等通過創辦湖南自修大學，為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創造了成功先例，也為中國革命的揚帆起航注入了強勁動力﹔90年的歷史進程中，黨的干部隊伍建設從實踐到理論、從教育教學到體制機制不斷發展、創新並走向規模化、系統化、專業化，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的破浪前行培養和輸送了大量干部人才和有生力量﹔90年過去了，黨中央把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作為黨的戰略任務鄭重提出，不僅體現了對黨的優良傳統的繼承與弘揚，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運籌帷幄推進黨的建設，並向宏偉戰略目標奮進的時代緊迫感與歷史使命感的明確昭示和庄嚴承諾。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