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中共一大之謎——中央檔案館館藏中共一大檔案介紹
楊冬權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1921年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為標志。關於黨的“出生証”和黨生日的証明——中共一大檔案，曾經歷了“失而復得”的過程。
中共一大召開后，沒過幾年，黨中央保存的一大檔案便遺失了。1930年2月1日，李立三在《黨史報告》中曾明確地說：“黨的第一次大會文件，現在是找不到了。”“這次大會有什麼決議和宣言，現在已找不到。”【《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7、104頁。】李立三作報告的時間，距一大召開僅八年多，而在黨中央的檔案中，便已找不到一大形成的任何文件了。究其原因，沒有直接的証據，但間接的材料可以解釋。中央檔案館收藏有一件俄文檔案，標題為《陳獨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代表會議的報告》，時間是1923年8月18日。在這份報告中，陳獨秀談到黨的經費時說：“我們隻能提出關於最近幾個月的詳細報告，因為其余材料落到上海法國巡捕的手裡了，並且由於一個同志被捕，使得所有的材料全部遺失了。”可見1923年前后，黨中央在上海曾遭到一次破壞，以致包括黨費收支等在內的中央檔案“全部遺失”了。筆者估計，一大檔案可能就是在這次搜捕中遺失的。
一大檔案的遺失，使得一大歷史一度成謎。比如：一大到底是哪一天召開、哪一天閉會的？哪些人參加了一大？誰主持了會議？會議的議程是什麼？討論了哪些問題？有沒有形成以及形成了什麼文件？中央機構選舉結果如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1938年5月，中共中央准備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17周年時，一大出席者毛澤東、董必武等都隻記得一大是7月份召開的，但記不清確切日期，就把7月的月首作為黨的誕辰紀念日。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說：“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十七周年紀念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頁。】1941年，在中國共產黨成立2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正式發出《中央關於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周年、抗戰四周年紀念指示》，提出：“今年‘七一’是中共產生的二十周年。”【《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頁。】從此，7月1日便被象征性地作為黨的生日固定下來。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中共七大預備會議上說：“一九二一年，我們黨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十二個代表中，現在活著的還是共產黨員的，……一個是陳潭秋，……一個是董必武，……我也是一個。……會是在七月間開的，我們現在定七月一日為黨的周年紀念日。本來是在上海開的，因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興南湖，是在船上開的。發了宣言沒有？我不記得了。”【《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頁。】
對一大情況基本說不清的這種狀況，到1957年出現了重要轉變。這一年，蘇共中央把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移交給中共中央。這批檔案接收回來后，現存放於中央檔案館。在整理這批文件時，人們意外地發現了中共一大的有關檔案，可分為兩類：一是一大本身形成的文件，二是一大參加者后來的回憶。它們作為一大的基本材料，大致說清了一大的主要情況，還原了一大的主體面貌，基本解開了一大的歷史之謎。這些檔案的內容，先后被收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中央檔案館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書中。現簡要介紹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關於一大的幾件檔案，以饗讀者。
一、《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
現存檔案中同一個標題和內容的俄文打印件共有三份。第一份序號為第8卷第1件，共3頁，每頁橫21．3厘米，縱30．1厘米，字為黑色。第二份序號為第9卷第3件之一，紙張較其他兩件厚，共2頁，每頁橫22．5厘米，縱36厘米，字為紫色。（見圖一）第三份序號為第9卷第3件之二，共3頁，每頁橫21．5厘米，縱29厘米，字為黑色。
圖一：《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打印件，9—3之一
這三份俄文檔案是什麼時間由中文譯成俄文的，又是由誰在什麼時間帶到共產國際的，目前都無從考証。檔案整理者剛發現時，曾把俄文譯成中文，於1958年刊登在內部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10號上，送中央領導審閱。1959年8月5日，中央檔案館籌備處曾將此件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及《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一並送請董必武幫助鑒別。董必武在9月5日的復信中說：“在未發現中文文字記載以前，我認為是比較可靠的材料。”后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韋慕廷在該校發現了一大參加者陳公博1924年在其碩士論文中附錄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英文本。經對照，英文本與俄文本的內容基本相同，均為15條﹔其中第10條內容后，均缺少第11條的序號和內容，故實際上是14條內容。這14條的條文要點基本相同，僅文字稍有出入。兩種文本在第11條和第14條都有注。俄文本第11條注：“遺漏”﹔英文本注：“陳的稿本上沒有第11條，可能是他在打次頁時遺漏了，也可能是由於他把第10條以后的號碼排錯了。”俄文本第14條注：“這一條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曾引起過激烈爭論。”英文本注：“此條款引起激烈爭論，最后留至1922年第二次會議再作決定。”參照檔案中另一件題名為《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文件曾說道：《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14條關於黨員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不能作出結論，隻好留到下次代表大會去解決”，則俄文本第14條注的意思不完全准確，可能是譯者由中文翻譯成俄文時理解有誤或翻譯有誤，英文本注的意思應當更准確一些。海外《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英文本的發現，恰好証明了中央檔案館所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俄文本內容的可靠性、真實性。兩個譯本共同証明：1921年中共一大確曾存在黨的第一個綱領，黨綱的內容一共名義上15條、實際上14條。至於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缺漏，筆者推測其中的第11條應是中文本原缺，可能當時起草者由於太匆忙，在編各條的序號時漏掉了第11條，之后的第12、13、14條都依次錯編為第13、14、15條，而后來的俄文譯者和陳公博都照譯了出來。
這三份俄文打印件，沒有具體時間和譯者姓名，因此，無法確切知道是什麼時間由什麼人翻譯、打印的。但從紙張的不同和字的顏色不同等情況可以確認：這三份檔案不是由同一個人、同一時間、同一批打印出來的。盡管它們不一定是一大會議使用的原件，而可能是會后由中文原件翻譯重新打印再報送給共產國際的﹔盡管其缺少具體月日和成文機關、受文機關、文件處理過程中的標記等，但經已發現的其他檔案、資料佐証，可以確定它們的內容是真實、可靠、毋庸置疑的。文件確定了黨的名稱、綱領、政策、黨員條件、黨的各級機構、黨的紀律等，是一大最重要的文件之一，也可以說是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的標志性文件，對於后人認識中國共產黨在最初成立時期的政治面貌具有重要的價值。
圖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俄文打印件，9—5之二
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
現存檔案中同一個標題和內容的俄文打印件也有三份。第一份序號為第8卷第2件之五，共3頁，每頁橫21．3厘米，縱28．8厘米，字為黑色。第二份序號為第9卷第5件之一，共3頁，每頁橫21．3厘米，縱29厘米，字為黑色。第三份序號為第9卷第5件之二，共2頁，每頁橫22．5厘米，縱36厘米，字為紫色。（見圖二）
此件由俄文譯成中文后，曾於1958年刊登在內部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上，送中央領導審閱。該文件隻有年份而無具體月日，更無成文機關、受文機關及文件處理過程中的標記等，亦有英文譯本被陳公博的碩士論文附錄，且英文本的條文內容與俄文本基本相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一樣，都是中共一大的重要文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志性文件之一。這兩件檔案共同証實了中共一大確實存在黨的綱領和決議，隻不過當時沒有公開發表而已，因而在幾十年中鮮為人知。但兩件文件在會后都曾被譯成俄文，呈報給共產國際。從這兩件檔案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當時黨的名稱、綱領、制度、長遠目標、當前任務、對其他政黨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等，清楚地看出當時黨的性質和面貌。
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此件是俄文打印件，序號為第9卷第4件之四，紙張特別薄，共4頁，每頁橫22．2厘米，縱28．2厘米，字為紫色。（見下頁圖三）文件上未標注作者，沒有形成時間，也沒有譯者、翻譯時間、呈送時間等，亦沒有文件處理過程的標記等。中文譯本1958年曾刊登在內部刊物《黨史資料匯報》第6號上。
從該件內容上可以大體判斷：1．文件的形成時間大約在1921年下半年，更准確地說應該是7月底或8月初，也就是中共一大結束的時候﹔2．文件的形成主體應該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性質是會議向共產國際的報告，內容為報告這次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的總體情況。
這件文件與前邊的兩件文件中的紫色打印件現收集在同一個卷內，序號同為第9卷。由三份打印件字跡均為紫色判斷，這個報告同第一個綱領、第一個決議兩份文件應該是有關聯的，並且很可能是一同翻譯、一同打印、一同呈送的。也就是說，黨在一大召開后不久，曾向共產國際呈送了一份關於大會情況的報告（即此件），並同時呈送了大會討論的綱領和決議等。這些應該是中共一大向共產國際報送的一整套完整材料。由此可以推斷：《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現存的三份俄文打印件中紫色字的打印件應是中國共產黨最早向共產國際報送的原件，其余兩份黑色字的打印件，應是后來重新打印的或通過其他渠道報送共產國際的。
圖三：《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俄文打印件，9—4之四
從黨史研究的角度看，這件文件是有關中共一大情況最原始、最真實的材料，在現存所有關於一大情況的檔案、資料中，史料價值最大，權威性最高。這份報告的發現，澄清了此前中共一大以及黨的早期歷史的許多疑點，也填補了中共一大以及黨的早期歷史研究中的不少空白。例如：
1．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從何時開始成立的？地點在哪裡？人數有多少？領導人是誰？文件開頭就說：“中國的共產主義組織是從去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隻有5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是1920年在上海成立的，共有5個人，領導人是陳獨秀。
2．中共一大召開時，各地已有幾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共有黨員多少人？該文件說：“這個組織逐步擴大其活動范圍，現在已有6個小組，有53個成員。”這裡所說6個小組，應當不包括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加上上海組本身，一共有7個小組，53個黨員。
3．參加一大的中國代表到底有多少名？文件說：“參加大會的有12名代表，他們來自7個地方（包括上海），兩個地方各有一名代表，5個地方各有兩名代表。”現在根據各種史料分析，參加中共一大的中國人一共有13人，其中包惠僧不是各地組織的代表，而是陳獨秀指定的代表，所以當時沒有把他計入正式代表人數中。
4．中共一大由誰主持？文件說：“主席張同志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在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中，姓張的隻有張國燾。因此，中共一大是由張國燾主持的，他是這次大會的主席。
5．中共一大是何時召開的？具體議事日程是怎樣的？文件中有這樣幾段話：“代表大會定於六月二十日召開，可是來自北京、漢口、廣州、長沙、濟南和日本的代表，直到7月23日才到達上海，於是代表大會開幕了。”“會議擬定議事日程，聽取各地小組活動及其總情況的報告。這用了兩天時間。”“希夫廖特同志和尼柯爾斯基同志出席了第一次代表大會，並給我們作了寶貴的指示。”“根據希夫廖特同志的建議，決定選出一個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該委員會用了兩天時間起草計劃和綱領，這個期間沒有開會。”“代表大會的第三、四、五次會議專門研究了綱領。”“代表大會的第六次會議是深夜裡在一個同志家召開的。會議剛開始，就有一個偵探闖進屋裡……在這以后，我們提高了警惕，為了繼續開會，隻好到附近一個小城市去。我們在那裡研究了委員會起草的實際工作計劃。”“委托黨中央局起草黨章。選舉3位同志組成書記處，並選出組織部和宣傳委員會。代表大會在閉會時高呼‘共產黨萬歲’……等口號。”綜合這些內容，可以大致確定：中共一大於7月23日開幕，23日和24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和第二次會議。張國燾作為會議主席講了會議的意義。會議確定了議事日程。各地代表報告了本地共產黨早期組織活動的情況等。文件所說的希夫廖特是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柯爾斯基則是設在伊爾庫茨克的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代表，他們都在會上講了話。會議確定制定黨的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並選出了起草委員會。25日和26日沒有開會，而是由起草委員會起草黨的綱領和工作計劃。其后接著召開第三、四、五次會議，時間應該是7月27、28、29日三天，集中討論黨的綱領。這個綱領應該就是現存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的文件。最后一次會議即第六次會議開始在“一個同志家”召開，時間應該在7月30日夜裡，后轉移到附近的一個小城繼續開會，這個小城即是浙江嘉興。這次會議實際上成了閉幕會，內容是集中研究委員會起草的實際工作計劃並予以接受。這應該就是現存檔案中題為《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的文件。會議還委托黨的中央局起草黨章，並選舉出黨的中央機構。在完成各項議程后，代表們高呼口號閉會。通過這件文件，我們對中共一大的開幕日期及每天議程都比較清楚了。遺憾的是，文件沒有提到最后一次閉幕會的日期。直到今天，一大閉幕日期還是個待解之謎。
6．一大會議到底有沒有發生爭論？對哪些問題爭論較大？這件文件說：會議在研究黨的綱領的三次會議上，“有些問題經過長時間辯論以后，作出了最后的決定，隻有熱烈爭論的一點除外。這一點就是黨員經執行委員會許可能否做官和當國會議員。對這個問題有兩種意見。……在第三次會議上，代表們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在第四次會議上，辯論更加激烈。……這個問題我們還是不能作出結論，隻好留到下次代表大會去解決”。在最后一次會議研究黨的工作計劃即第一個決議時，“在我們對其他黨派的態度問題上，產生了短時間的爭論”。
四、《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
此件是俄文打印件，序號為第9卷第8件，紙張特別薄，共10頁，每頁橫22．5厘米，縱28．5厘米，字為紫色。（見下頁圖四）沒有形成時間和作者，亦沒有文件處理過程中的任何標記。根據內容，可以肯定地說，這件文件是參加一大的北京代表在一大會議上向代表們介紹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情況的發言或報告，時間應該是1921年7月23日或24日。報告明確指出：“我們感到非常遺憾，在此次代表大會上，不能向你們談更多的經驗。可是我們殷切地希望這次代表大會能極大地豐富我們的經驗。”報告在結束時又說：“這次成立大會應當具體地解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切任務，並制定實際工作計劃。大會的責任看來是不輕的。”從所放置卷宗和紫色筆跡判斷，這件文件應該也是在會后由中共中央呈報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人應是張國燾，因為他是當時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主要領導人。現今黨史界、檔案界一般隻把前面介紹的三件文件作為一大文件而鮮有直接認定這件文件也是一大文件。筆者在這裡鄭重指出：《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無疑也是中共一大的會議文件。
圖四：《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俄文打印件，9—8，第1頁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同這件文件放在一個案卷中的，還有另外兩件俄文打印件，一件題為《廣州共產黨的報告》，一件題為《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同樣沒有形成時間和作者，亦沒有文件處理過程中的任何標記。但從內容上判斷，《廣州共產黨的報告》也很可能像《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一樣，是參加一大的廣州代表向一大作的關於廣州共產黨早期組織情況的報告，因為其形成時間大體在1921年春季以后，且當時參加一大的各地代表也都報告了本地黨組織的情況。可惜它並沒有像《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明確地提到一大，所以隻能說是疑似一大的文件之一。至於《四川省重慶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從內容上看，筆者判斷可能形成於1920年底之前，而非1921年﹔且據目前所見材料可以確定，四川重慶並沒有人參加中共一大，應當不是一大的文件。
五、《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
此件序號為第491卷第6件，為董必武手稿，中文，用紅色墨水寫在有暗橫格的筆記本紙上，筆記本紙原為二頁，中間有豎折，現展開托裱為一頁，橫26厘米，縱21厘米。（見圖五）收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檔案資料》時，標題為：“董必武同志關於‘一大’情況給何叔衡同志的復信。”信末所署時間是12月31日，年份據考証是1929年。同年12月26日，同為一大代表的何叔衡寫信讓董必武盡快回憶一夫情況，董必武便寫了這封回信：“關於第一次中共代表大會，我已記不甚清，隻盡可能的寫出來，供你們的參考。”
圖五：《董必武給何叔衡的信》，491—6
董必武一共回憶出五點：
1．大會在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開會。”年份和月份是准確的，缺具體日期。
2．參加會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劉仁靜……）、上海代表（李漢俊、李達……）、廣州代表（陳公博……、包惠僧……）、湖南代表（何叔衡、毛澤東）、湖北代表（陳潭秋、董必武）、山東代表（姓名忘記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此外有兩個國際代表，其一是馬林（荷蘭人……），另一個人的姓名忘記了。”所列一大的參加者基本准確，只是包惠僧到底是不是廣東的代表與其他材料有出入。
3．議事日程中有職工運動、對別黨的關系和在政府作事務官等問題，都有爭論。職工運動有的主張職業組合，有的主張產業組合，決議是產業組合（誰是怎樣的主張，記不清楚）。”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中第一句話“本黨的基本任務是成立產業工會”完全吻合。“對別黨的關系，有人主張共產黨員必須與其他政黨脫離關系，有人主張共產黨員非得到黨的許可，不得兼充其他政黨的黨員，決議是不准黨員跨任何黨籍。”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所規定黨員“在加入我們的隊伍之前，必須與力圖反對本黨綱領的黨派和集團斷絕一切聯系”，以及《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所說“對現有其他政黨，應採取獨立的進取的政策……不同其他黨派建立任何關系”基本吻合。“關於在政府作事務官的問題，有入主張絕對不允許，有的主張得黨部允可，才可作事務官，決議是絕對不允許。”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14條的規定“黨員除非迫於法律，不經黨的特許，不得擔任政府官員或國會議員”完全吻合。
4．會場是借李漢俊的住宅，開到最后一次會的時候，忽被偵探所知，未及成會，李寓即被搜檢。隔了一日，我們到嘉興東湖船上，將會開完。”這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所說情形基本相符，且更加具體：“一個同志家”具體為“李漢俊的住宅”，后經考証，應是李漢俊哥哥李書城的住宅﹔“附近一個小城市”具體為“嘉興東湖船上”，后經考証，“東湖”實為“南湖”。
5．大會沒有宣言，隻向國際作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報告是李漢俊和董必武起的草，經大會通過（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存著沒有？）。”其中，“大會沒有宣言”是准確的，但曾存在綱領和決議，不過未公開發表。“向國際作了一個中國情形的報告”及以下的幾句話是董必武這封信中最重要、最有史料價值的一段話。因為除他之外，迄今為止所有一大代表的回憶中，都未提及大會曾通過一個向共產國際的報告。特別重要的是，這一點恰恰得到了檔案的印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從內容來看，正是董必武所說的“經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董必武還猜測“這份材料不知國際還保存著沒有”。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共中央的檔案，對董必武的這段話予以歷史的還原。董必武這封信的另一史料價值在於：僅憑《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本身，無法知道其作者是誰、形成於何時、又是如何形成的。但據董必武的信，《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是1921年7月在中共一大期間，由大會委托李漢俊和董必武兩個人起草的，最后由一大代表全體通過，然后交給共產國際的。
六、《陳潭秋回憶黨的一大》
此件為俄文打印件，序號為第915卷第1件，共10頁，每頁橫20．5厘米，縱29．5厘米。這是1936年陳潭秋在莫斯科為紀念黨誕生15周年而寫的，后刊載於《共產國際》1936年第7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標題為《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
這篇回憶比上面介紹的幾件檔案更具體些，因而提供了更多關於一大的生動細節：“一九二一年的夏天，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校的樓上，在七月下半月，忽然新來了九個臨時寓客。……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的。這九個人是：長沙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毛澤東同志、何叔衡同志﹔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同志和我﹔濟南共產主義小組代表王盡美同志、鄧恩銘同志，……還有一個北京的代表劉仁靜，……一個廣東代表包惠僧，……再一個是留日共產主義小組代表周佛海。……這次到會的……除上面九個人以外，還有北京代表張國燾同志，上海代表李漢俊與李達……還有一個廣東代表陳公博……。”“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隻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太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正式會議是在李漢俊家中開的，大會進行了四天，討論的問題是：當時政治形勢，黨的基本任務，黨的章程，以及發展組織問題。在這些問題的討論中間，對於黨的基本任務與組織原則曾經發生過嚴重的爭論。……最后在原則上通過一個基本立場，以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為黨的基本任務，……決定建立嚴密的戰斗的工人政黨，並以職工運動為中心工作。”“大會決定第四天的夜晚，最后通過黨章，下午八點鐘晚飯后，齊集李漢俊寓所的樓上廂房裡，主席剛剛宣布繼續開會，樓上，客堂發現了一個獐頭鼠目的穿長衫的人……於是我們馬上警覺到來人的可疑，立即收檢文件分途散去。”“在上海我們再沒有適宜開會的地方，於是……到離上海約三百裡之嘉興城下車，嘉興有一個南湖，……我們借游湖為名，雇了一隻夫船，……在船上開會。”“我們很放心的進行了一天的討論，直到夜晚十一時閉會。這一天的會議，除通過黨章外，並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與關系問題，最后討論成立臨時中央局與選舉中央局委員。”“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並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
這篇回憶的史料價值在於：1．提到了參加會議的外地代表的住處——博文女校，並提到會議開幕式是在博文女校進行的。2．進一步確定了參加一大13個人的具體姓名。3．為一大之前各地黨組織取了一個統一的名稱——“共產主義小組”。這一名稱，后來曾在中共黨史界使用幾十年，直到近年有些黨史著作才以“共產黨早期組織”來取代之。4．提及大會“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與《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所說“主席張同志”恰好可以互相印証。5．新提及毛澤東、周佛海擔任大會記錄，會議選舉張國燾、陳獨秀、李達為臨時中央局委員，周佛海、李漢俊、劉仁靜為候補委員等具體情況。6．提及“確定黨名為中國共產黨”，可與《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第一條“本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相互印証。
以上幾件檔案，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長時期內鮮為人知。據現有材料推測，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中，瞿秋白曾看過其中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間他在莫斯科為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列寧學院宣講中共黨史所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概論》中，曾引用過黨的第一個綱領和第一個決議的主要內容。如沒有見過這兩個文件，決不會引用得那樣准確。除此之外，李立三、蔡和森、陳潭秋等人在講黨史或一大時，都不曾提到這兩個文件或其主要內容，可見他們都沒有見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檔案中的一大檔案。一大檔案的遺失和共產國際檔案的鮮為人知，導致世人對一大的具體情形疑問重重。20世紀80年代這批檔案內容公布以后，澄清了過去長期存在的一大歷史之謎，構成研究中共一大、研究黨的早期歷史的基本史料，成為我們黨和國家寶貴的文化財富和永恆的歷史遺產，應該得到人們的共同珍惜和高度重視。
〔作者楊冬權，中央檔案館館長、國家檔案局局長，研究館員，北京100032〕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