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化民族性命題之意蘊——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毛澤東文化民族性命題之意蘊——以《新民主主義論》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

周建偉

一、問題的提出

1940年1月9日，毛澤東、張聞天等中共領導人在陝甘寧邊區文化界代表大會上，分別發表演講，討論中國的新文化建設問題。其中，毛澤東的演講在《中國文化》創刊號和《解放》周刊發表，在《解放》發表時改名為《新民主主義論》，新中國成立后收入《毛澤東選集》，成為中共在理論上成熟的標志性文獻之一。回顧歷史，中國共產黨一直以武裝斗爭為中心的政治革命為主，對文化問題向來很少發表議論，而毛澤東、張聞天等人的演講，系統地闡述了文化哲學和對中國文化發展的設想，因而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有論者評價，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標志著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問題認識的成熟，“克服了文化民族主義者、西化論者以及其他各派在文化問題上的一貫偏頗”，“既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一個指導綱領，同時又為國人進行民族新文化建設提供了一個光明而正確的方向”。【楊思信：《文化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2頁。】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演講中，毛澤東和張聞天雖然對新文化屬性的界定有些許差別，但都將首要屬性定位為“民族的”，承認新文化的民族性，肯定中國文化。觀諸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文化觀的演進，新文化具有科學與大眾（民主）兩大屬性，這一觀點承續自“五四”新文化運動，也是馬克思主義文化觀的題中之義，毛澤東、張聞天等加以重新強調，也順理成章﹔而明確承認文化的民族性，承認中國文化的相對獨特性，肯定中國文化的價值，卻是一個重大的思想突破。因為，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並不承認文化民族性命題，對於中國文化的價值持否定態度，而新民主主義理論將新文化的首要屬性就界定為“民族的”，不僅公開承認文化民族性命題，還將其作為新文化的首要屬性和特征予以肯定和追求，這在中共思想史上的創新意義十分重大。

思想是對話的產物，而非獨白式的玄思。思想的形成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歷史邏輯，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也不例外，毛澤東自謂其《新民主主義論》“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6頁。】即是証據。從這一視角出發，就文化民族性命題，我們需要回答如下問題：中共對文化民族性和中國文化從不承認到承認，究竟經歷了怎樣的思想發展過程？其中有哪些思想的批判繼承關系？為什麼會有如此巨大的立場轉換？對這一立場轉換應該作何評價？

本文從思想史的角度，著眼於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對話關系，在梳理20世紀前半期中國相關思想流派關於文化民族性命題主要觀點的基礎上，分析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民族性命題和中國文化的看法以及其中的文化哲學的演變過程，展現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與其他相關思想流派和不同主張之間的對話過程。

二、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對文化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看法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中共早期領導人李大釗、陳獨秀對文化問題有深刻的認識，發表了大量論述，對文化問題最具發言權。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們只是偶爾論及文化問題，對其並不重視。這是因為，馬克思主義將文化視為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的產物，是附屬的而非本體的，革命的中心不在文化領域，文化革命不過是經濟革命的附屬品﹔經濟基礎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民族性，由其決定的文化也就不具備什麼獨特的民族性。是否有所謂“中國文化”，對於當時的馬克思主義者來說，是一個存有疑問的問題。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中，李大釗提出：“依照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社會上法律、政治、倫理等精神的構造，都是表面的構造。他的下面，有經濟的構造作他們一切的基礎。經濟組織一有變動，他們就跟著變動。換一句話說，就是經濟問題的解決，是根本解決。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李大釗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 版，第6頁。】李大釗將經濟決定論稱為馬克思唯物史觀的“第一學說”。陳獨秀也強調經濟的決定作用，他在分析中國文化沒落的原因時認為，中國“東方化的農業與手工業，已被西方化打得零落不堪﹔因此，建筑在東方化的農業手工業上面之政治、法律、思想、道德都隨著動搖起來”【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頁。】。馬克思主義者關注的焦點是社會問題的總解決即經濟問題的解決，文化問題由於其附屬性而不能成為革命者關注的中心問題。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但強調文化的階級性。陳獨秀提出：“人類文化是整個的，隻有時間上進化遲鈍，沒有空間上的地域異同。東方現有的農業的文化，家庭手工業的文化，宗法封建的文化，拜物教、多神教的文化，以及這些文化所產生之一切私心、道德、教育、禮俗、文字不解放的文化，西方以前也曾經歷過，並不是東方所特有的什麼好東西。”【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98頁。】惲代英說：“中國文化，如知仁的知，博愛力行的仁，行仁不怕的勇，擇善固執貫徹始終的誠，不過是少數聖哲的倫理思想。這種思想既不是全體中國人所共有，也不是中國人所獨有。我們絕不說馬克思的學說是德國的文化，列寧的學說是俄國的文化。”【轉引自蕭楚女：《顯微鏡下之醒獅派》，《六大以前：黨的歷史材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9頁。】

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反對文化保守主義，認為保護中國文化是與革命和進步的要求相對立的。在陳獨秀看來，中國文化這個以地域為指稱的東西，不過是一種仍處於前現代的落后文化的一個別稱而已，“把這不進化的老古董當作特別優異的文化保守起來，豈不是自閉於幽谷！”【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98頁。】陳獨秀嚴厲批判梁啟超、章士釗、梁漱溟等人，認為這些文化保守主義者提倡的是“禍國殃民亡國滅種的議論”，“要把國人囚在幽谷裡，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的反對，看他們比曹錕、吳佩孚更為可惡，因為他們的害處大過曹、吳”。【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98—199頁。】對於國學，陳獨秀更是激烈反對：“學問無國界，‘國學’不但不成個名詞，而且有兩個流弊：一是格致古微之化身，一是東方文化聖人之徒的嫌疑犯﹔前者還不過是在糞穢中尋找香水……，后者更是在糞穢中尋找毒藥了。”【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第3卷，第199—200頁。】

綜上，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從文化的附屬性、階級性、普遍性和整體性出發，強調文化有先進落后之分，有階級之分，但不承認文化具有民族性特征。他們認為中國文化是否存在，還是一個存有疑問的命題，即使有所謂中國文化，也是落后於時代、沒有生命力的東西，隻能對其進行革命，而不能加以提倡和保護。在黨的文件中，肯定中國文化的人被稱為“東方文化派”，“純粹的東方派是幻想的退步的思想”。【《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06頁。】早期的共產黨人之所以不承認文化的民族性，對中國文化採取消極的態度，與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有關，與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激烈的反傳統思想也是一脈相承的。他們對文化的分析帶有機械決定論色彩，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也有偏頗，需要反思和修正。

三、思想的前驅：有關民族文化建設的觀點和爭論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文化問題並沒有真正進入共產黨人的視野。國民革命失敗后，共產黨人集中精力於革命斗爭，馬克思主義者忙於爭論中國社會和革命的性質，這些都與文化領域有一定距離。中共此時的文化工作，主要是進行政治宣傳和政治動員，還沒有進入自覺的文化建設層次。但國民黨和學術界、文化界卻對文化建設興趣日隆，中國文化往何處走，如何開展文化建設，成為各方爭議的一個重大問題。這些觀點和爭論，成為中共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中文化民族性命題的思想前驅。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思想界對民族文化的重要討論及其對中共文化理論的影響主要有以下諸方面：

（一）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鬆等十位知名教授在《文化建設》月刊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主要觀點是：1、中國文化的生存處於嚴峻狀態：“在文化的領域中，我們看不見現在的中國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形態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2、復古和西化都不是中國文化建設正確的方法和態度，是走不通的。復古派“拼命想鑽進古人的墳墓，想向骷髏分一點余光，乞一點余熱”，結果卻是被骷髏從“黑暗的邊緣帶到黑暗的深淵”﹔西化派包括英美派、德意派和蘇俄派，他們“抱著歐美傳教士的腳，希望傳教士放下一根超度的繩”，結果卻是“在上不著天下不著地的虛無境界中漂泊流浪”。3、對中國文化建設應有正確的認識。要注重中國的特殊性和時代性﹔對中國傳統文化不能全盤肯定或否定，而應當“存其所當存，去其所當去”﹔吸收歐美的文化是必要的、應當的，“但須吸收其所當吸收”﹔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是創造性的，其目的是要找回中國文化和中國人失去的特征，為世界文化作出珍貴的貢獻。4、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的方針是“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文化建設月刊社編《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文化建設月刊社1936年版，第9—15頁。】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像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彈，立即引來各方討論。1936年，《文化建設》月刊廣泛收集討論文章，編輯出版《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到達延安后的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是否閱讀和參考過這本討論集，還不敢斷言。但鑒於茲事體大，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應該對各方的觀點有所了解。這場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討論，雖有“圍剿”馬克思主義的嫌疑（馬克思主義被稱為蘇俄西化派），但與馬克思主義也有共同的目標指向，就是批判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和自由主義（英美西化派），其中的一些理論觀點，對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的提出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二）新啟蒙運動

1936年9月10日，陳伯達在《讀書生活》第1卷第9期上發表《哲學的國防動員——新哲學的自我批判和關於新啟蒙運動的建議》一文，提出了“新啟蒙運動”的概念，新啟蒙運動正式發起。在一定意義上，新啟蒙運動可以看作是事隔一年后馬克思主義學者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的間接回應。這兩場爭論雖然直接的關注點不同，但都對中國的文化建設提出了自己的見解。與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不同的是，新啟蒙運動主要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從新啟蒙（新理性）的角度切人，以繼承和超越“五四”新文化運動為口號，討論中國的文化建設問題。按照陳伯達的說法，新啟蒙運動“是當前文化上的救亡運動，也即是繼續戊戌以來啟蒙運動的事業……是‘五四’以來更廣闊，而又更深的第二次新文化運動”【陳伯達：《論新啟蒙運動》，《新世紀》第1卷第2期，1936年10月。】。張申府認為，新啟蒙運動是“文化上的救亡運動”，是“民族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思想文化運動”【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生活書店1939年版，第1頁。】。新啟蒙運動涉及的內容很多，這裡隻簡要分析其有關中國文化的基本主張。

1、對文化的功能進行重新定位，肯定文化相對獨立的地位和作用。張申府認為：“文化固是所謂上層構造，固需要較下層的基礎。但是這個上層構造卻又可為其下層基礎的指導”【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第199頁。】：“文化在社會一切活動中居於領導的地位”【張申府：《什麼是新啟蒙運動》，第107頁。】。文化雖然屬於上層建筑，但又與政治法制有所不同，張申府將其命名為“上層建筑二”，文化對經濟基礎和作為“上層建筑一”的政治法律都有重要的作用。

2、從非整體論的角度和辯証的立場來看待中國文化。新啟蒙運動將文化視為由可以拆解和作出不同評價的各個部分構成。陳伯達將文化區分為精華和糟粕、內容和形式，主張“對於過去中國最好的文化傳統，應該接受而光大之”，“為保衛中國自豪的文化傳統而奮斗”。【陳伯達：《在文化陣線上》，生活書店1939年版，第74頁。】張申府提出新文化要適應自己的民族傳統，不能簡單地固守或毀棄中國文化，也不能簡單地接受或拒斥外來的西洋文化，而“應該是各種現有文化的一種辯証的或有機的綜合”【《張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頁。】。

3、從民族自信和文化救亡的角度提出中國新文化建設的路徑。艾思奇主張救國是衡量文化建設的唯一標准：“愛國主義的中心立場只是救國，隻在於保障民族的生存，不論國渣國粹，凡是有害於民族生存者，都要一腳踢倒的。”【《艾思奇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2頁。】陳伯達強調“立”的重要性：“對於文化，不隻要能‘破’，而且要能立。我們的啟蒙運動，和先前啟蒙運動不同的歷史本質，就是我們已有在批判中來具體地從事指出中國歷史現實的合理法則，合理地揚棄中國的舊文化，創造中國的新文化。”【陳伯達：《在文化陣線上》，第33頁。】

陳伯達、艾思奇、何干之等新啟蒙運動的主要發起人和參與者，很快來到延安，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出了貢獻，新啟蒙運動對毛澤東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也產生了積極影響。

（三）蔣介石的文化復古主義

蔣介石的文化復古主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理論上，對三民主義進行復古主義的解釋﹔二是在實踐上，推行以復古思想為指導的新生活運動。

1939年5月，蔣介石在中央訓練團發表題為《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的演講。在演講中，蔣介石以復古的姿態詮釋三民主義，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淵源於中國正統的政治思想和倫理思想”，繼承了中國的“道統”，而他又以繼承孫中山的“道統”自居。【參見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刊印，1984年版，第142頁。】蔣介石特別強調文化建設，即心理建設和倫理建設，主張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為精神，以昌明我國固有的人倫關系”【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卷三，第152頁。】。

新生活運動發起於1934年。它有兩個特點：一是對中國古老傳統文化的尊崇和利用﹔二是對中國人現實思想和道德的批判和否定，這是新生活運動的現實依據。蔣介石在其手訂的《新生活運動綱要》中，對中國社會作了嚴厲批判：“今日吾國社會，一般心理，苟且萎靡，其發現於行為者，不分善惡，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善惡不分，故是非混淆﹔公私不辨，故取予不當﹔本末不明，故先后倒置。於是官吏則虛偽貪污，人民則散漫麻木﹔青年則墮落放縱，成人則腐敗昏庸﹔富者則繁瑣浮華，貧者則卑污混亂。”【《新生活運動》，國民政府行政院新聞局印行，1947年12月，第59頁。】可見，蔣介石的文化復古主義實際上有兩層含義：一是文化復古﹔一是文化虛無，對中國人現實的精神和道德進行否定。

蔣介石的文化復古主義，遠遠超出理論爭論的層面，直接關系到國共兩黨的合法性。蔣介石以復古姿態對三民主義的詮釋和實踐，具有一定的誘惑力和迷惑性。蔣介石實際上向中共提出了問題：中共如何看待和對待中國固有的社會文化傳統？如何恢復民族的文化自信？文化建設的綱領是什麼？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理論，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回答和反駁蔣介石，即反駁“頑固派”。

（四）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義及其與毛澤東關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爭論

梁漱溟是我國近代以來著名的文化保守主義者。1938年1月，時任國民參政會參議員的梁漱溟到訪延安。作為鄉村建設運動領袖，他訪問延安是要“對於中國共產黨作一考察”，“對於中共負責人有意見要交換”。【梁漱溟：《梁漱溟自述·我的努力與反省》，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第138頁。】梁漱溟向毛澤東贈送了他的《鄉村建設理論》等著作，並進行了長談。作為秉性剛直的儒者，梁漱溟對中國共產黨的農民革命理論進行了直言不諱的批評﹔毛澤東則對梁漱溟的觀點作了針鋒相對的反批評。

1、關於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職業分途的社會，與以個人為本位、階級分化顯著的西方國家有本質的不同，這主要源於中西文化、倫理的差異。毛澤東則認為，中國和西方社會確實存在差異，但不應被夸大，也不能從文化、倫理來推斷中國社會的特殊性，因為“倫理關系是上層建筑，它的下層基礎是農業經濟，西洋中古也有這種倫理關系”，現實中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差異，“是封建制度與資本制度不同之結果”，而不是文化、倫理不同造成的。【參見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6期。】

2、關於階級斗爭在中國的適用性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是倫理社會，社會各階層是“情誼關系，亦即表示相互間的一種義務關系”，中國不存在階級斗爭的現實基礎，故此，梁漱溟不同意中共以階級斗爭的暴力方式實現中國社會根本改造的主張。毛澤東則認為，“地主與農民不共財、不相恤、不互相負責，貧民生計問題絕無保障，僅有殘酷的剝削關系存在”，所謂“倫理本位的經濟”，實質是一種“封建經濟”。在中國，“地主對農民無情誼，並不尊重對方”，這正可以說明階級斗爭存在的必然性。【參見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6期。】

3、關於文化在社會改造中的地位和作用問題。梁漱溟認為，中國社會的問題根源在於文化，即文化失調﹔毛澤東不同意梁漱溟的這一論斷，認為文化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問題的根源在腐朽落后的封建半封建生產關系和政治制度，解決中國的危機必須通過政治革命。【參見陳晉：《一九三八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一次爭論》，《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第6期。】

毛澤東和梁漱溟在延安窯洞的爭論，是馬克思主義代表人物與文化保守主義代表人物的一次直接對話和正面交鋒。與其說是毛澤東以歷史唯物主義批判了文化保守主義，不如說是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向毛澤東提出了問題：如何合理地理解中國的社會文化？中國社會文化有沒有特殊性？如何看待中國社會文化的特殊性？如何論証來自歐洲的階級革命理論對中國社會改造的正當性和適用性，並對中國革命進行系統的理論解釋了可以說，與梁漱溟的窯洞爭論，直接激發了毛澤東對新文化建設問題的思考。毛澤東不同意梁漱溟的理論觀點，但並不意味著與梁漱溟之間沒有思想交集，也並不妨礙他吸收借鑒梁漱溟理論中的合理因素。

按照對待中國文化態度和文化建設取向的不同，以上四派可分為理性陣營和保守陣營。理性陣營包括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和新啟蒙運動，它們的共同點是：主張理性對待中國文化，肯定民族文化仍然具有價值，肯定傳統文化對救亡的重大意義，但不否認中國傳統文化中有消極因素。保守陣營又有極端的文化復古主義（以蔣介石為代表）和相對溫和的文化保守主義（以梁漱溟等為代表），它們的共同點是：高度強調文化的民族性和地域性，主張文化的優先性和決定性，堅持文化與民族特性的一體性，相信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認為中國復興首先是文化復興。

四、新民主主義文化中的民族性命題：吸收、批判、創新、包容

雖然文化問題在一段時間內並非中共所關注的中心問題，但文化問題始終是中國革命的重要方面，在抗戰的大背景下，民族性也成了文化領域的首要議題。毛澤東等中國共產黨人必須面對這個問題，並作出回答。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論新階段》的政治報告中，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等新概念，強調將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承認中華民族有自己的歷史發展法則和民族特點。他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可以看出，與陳獨秀等早期領導人相比，毛澤東的文化理念已有相當大的轉變。1940年1月，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在批判頑固派的同時，仍然著眼於“立”，以吸收、批判、創新、包容等方式，回應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觀、中國本位文化論爭、新啟蒙運動、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義以及蔣介石的文化復古主義等有關文化民族性和新文化建設的主張，正式提出了新文化建設的設想。

（一）吸收

吸收主要表現為理論觀點、話語表述和分析方法上的借用、借鑒。中共承認文化的民族性，強調新民主主義文化的民族特性，強調其反帝、爭取民族尊嚴與民族獨立的作用以及對中西文化關系的主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接納了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新啟蒙運動、文化保守主義有關民族文化的基本觀點，甚至有的話語表述和措詞都大致相同。《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提出新文化應該“是一種民族自信力的表現，一種積極的創造，而反帝反封建也就是這種創造過程的必然使命”【《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討論集》，第376頁。】。新啟蒙運動將中國文化區分為精華與糟粕兩部分，提出：“對於舊文化的各種傳統，都採取了批判的態度：好的，我們要繼承下來，並給以發揚﹔不好的，我們就決不顧惜。”【陳伯達：《思想無罪》，《讀書月報》1937年第3號。】《新民主主義論》則提出新民主主義文化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8頁。】，“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主張中華民族的尊嚴和獨立的”【《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6頁。】，並用精華與糟粕來表述文化採借中的取舍問題。1945年4月，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指出：“對於外國文化，排外主義的方針是錯誤的，應當盡量吸收進步的外國文化，以為發展中國新文化的借鏡﹔盲目搬用的方針也是錯誤的，應當以中國人民的實際需要為基礎，批判地吸收外國文化。”“對於中國古代文化，同樣，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於推進中國的新文化。”【《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頁。】互相對照，觀點和表述有諸多一致和相似之處。在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新啟蒙運動的特點是“利用舊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優秀傳統和需要具體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歷史”【陳伯達：《在文化陣線上》，第76頁。】﹔毛澤東則進一步強調，馬克思主義等外來思想文化要取得民族形式，才有用處。同時，毛澤東借鑒了中國本位文化論、新啟蒙運動等提出的文化的共時性、文化的相對獨立性、文化的非整體性等文化觀，為承認和肯定文化民族性提供了方法論基礎。總的來說，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從理性陣營吸收借鑒的東西較多，從保守陣營則相對少一些。

（二）批判

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黨內教條主義者、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全盤西化、法西斯主義等，都在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批判之列。對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文化觀和黨內教條主義者的批判可以說是自我批判。新民主主義承認和肯定民族文化、文化民族性，是含蓄地批判了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觀﹔提出和強調馬克思主義者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要創造具有民族特性的新文化等，則直接批判了當時黨內的教條主義觀點。在方法論、理論觀點等方面，通過對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關系的分析，將文化保守主義、文化復古主義定性為半封建文化，批判文化決定論、中國社會特殊論和中國文化優越論，批判固步自封的錯誤傾向﹔對“全盤西化”則進行了點名批評。對“三民主義”的解釋事關國共兩黨的合法性，毛澤東對蔣介石以文化復古主義來解釋的“三民主義”進行了猛烈批判，提出“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等概念加以應對，突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蔣介石將“三民主義”道統化，以中國傳統文化來裝飾政治思想，以鞏固其正當性﹔而毛澤東則對“三民主義”進行歷史分析，突出其政治內涵，恢復其本來面目，巧妙地將“三民主義”與民族文化（道統）進行區隔，消解其正當性。

（三）創新

要佔領理論制高點，就不能只是借鑒，甚至人雲亦雲，必須有所創新。毛澤東對文化民族性和民族文化建設的觀點與論述，與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及當時的其他思想政治流派相比較，有其獨到和新穎之處。

其一，相較於其他流派對民族文化的分析，根本性的創新表現在敘述結構上。近代以來，對於民族文化的敘述結構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啟蒙主義的敘述結構，其特點是從文化的歷時性和現代性立論，以理性為核心，對中國文化的落后性（或滯后性）進行批判，主張對傳統文化進行改造或革命﹔一是保守主義的敘述結構，其特點是從文化的共時性和民族性立論，以文化相對主義或文化優越性為核心，主張保守傳統文化。毛澤東的文化哲學則是從文化與經濟、政治之間的關系立論，以文化的反映性和形式性（反映、表達、反作用於經濟和政治）為核心，對中國文化進行分析，主張辯証對待中國的民族文化和外國文化。毛澤東的敘述結構是帶有啟蒙色彩的唯物主義，但卻具有相當的包容性，能夠將啟蒙主義和保守主義對於民族文化的合理觀點納於其中。此外，這一敘述模式也提出了別人忽視的一些問題與理論觀點，比如，毛澤東認為中國的新文化是文化的民族形式與革命內容（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和經濟）的結合，這是啟蒙主義和保守主義的敘述模式所不能提出的。

其二，相較於陳獨秀等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在文化哲學、對待民族文化的態度上有了變化，從機械決定論的文化哲學轉向辯証的文化哲學，從單純強調文化的功能性、附屬性到肯定文化的相對獨立性和反作用，從不承認民族文化、否定中國文化的價值轉為承認民族文化、辯証分析中國文化的價值，這些都是中共文化哲學上的重大修正。

其三，相較於黨內的教條主義，新民主主義公開承認所要建設的新文化具有民族性，強調文化的繼承性，再一次強調馬克思主義要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取得文化的民族形式，這既是對黨內教條主義的批判，也具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四）包容

所謂包容，就是提出大家都可遵守的原則，為不同的理論思想留下空間。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中國文化問題上包容性不夠，樹敵不少，教訓很多。《新民主主義論》雖然是一篇“駁論”，但在文化問題上，除對蔣介石以文化復古主義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和法西斯主義進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外，對文化保守主義、全盤西化等，實際上採取了較為包容的姿態，對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論等理性學派，更是從中吸取有用的觀點和養料。仔細分析《新民主主義論》，新民主主義認同文化建設的兩個原則：文化民族主義和文化的自由競爭。前者在當時社會各界具有較強的共識，后者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和要求，雖然為臣民黨和蔣介石所不喜，卻也是當時眾多思想流派的共識。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的包容性，有助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得到多數人的認同和取得領導地位，有利於鞏固抗日文化統一戰線。

總之，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與其他有關的思想流派以及中國早期的馬克思主義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理解了其中的吸收、批判、轉換、創新、包容等多種對話形式，才能歷史地、合理地理解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

五、結語：從思想史看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中的文化民族性命題

文化問題其實是一個統攝性的問題，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思想等多方面，是一個極為復雜的問題。對於中國這樣的東方國家，在文化的民族性與現代性、殖民與反殖民的大背景下，文化問題顯得尤為復雜。中國20世紀前半期的文化史，主線就是如何認識文化的民族性和評價中國文化。理解中共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綱領，一個重要的角度就是將其置入思想史中，探尋其中的復雜關系。從本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於文化民族性和中國新文化建設問題的分析和設想，是20世紀前半期中國文化思想更替、發展中的重要一環。

將文化民族性列為新民主主義文化的首要屬性，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對各派思想主張的回應、批判、借鑒、轉換的基礎上，兼收並蓄的產物，是在對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文化觀和教條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批判的基礎上，結合時代的要求，從文化建設的規律出發，發展創新的結果。中國共產黨為新文化建設提出了一套具有合理性、包容性、前瞻性的理論主張，為爭奪文化領導權打下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屬於外來文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可以看作是一個文化的傳播和融合過程，承認中國社會文化具有與馬克思主義誕生環境所不同的特殊性，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邏輯前提。如何認識中國社會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如何認識中國文化和外來文化的關系，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要內容。因此，修正早期馬克思主義者帶有機械色彩的文化觀，摒棄教條主義者對中國文化的錯誤認識，尤其是不再明確主張與歷史決裂，承認文化的民族性，對於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具有重要意義。這說明馬克思主義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敢於對自身進行積極的揚棄，善於批判地吸收不同流派有價值的思想養料。這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的重要歷史經驗，也是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動力。

〔作者周建偉，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副教授，廣東廣州 510631〕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