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轉折關頭的詩情表達——寫於遵義會議之后的三首詩歌
張小靈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在中國革命歷程中具有歷史轉折的偉大意義。遵義會議之后，三名長征的親歷者郭化若、歐陽文、伍修權不約而同地分別寫下一首關於遵義會議的詩歌，從不同角度抒發和表達了對會議前錯誤路線的反思和譴責、對會議的熱烈擁護和積極支持，反映了廣大紅軍將士的心聲。
郭化若：“千鈞重擔一絲懸”，“單純防御責誰肩”
郭化若，1929年參加紅四軍后，一直在毛澤東身邊工作。1932年7月，在毛澤東受到排擠的情況下，郭化若也被解除一切領導職務，調到紅軍軍事學校任教員，並被以“托派嫌疑”的莫須有罪名開除黨籍。1934年10月長征開始，紅軍大學和其他幾所學校組成干部團，由於團長陳賡的信任，郭化若在團部做參謀工作。每當別的同志宿營休息時，他都要忙著號房子、寫報告、找向導，調查第二天的行軍路線，工作量大大超過常人。長征出發時，因為被開除黨籍，連發放服裝都被落下了。郭化若后來回憶說，當時他連一雙布鞋都沒有，請人做了一雙麻草鞋，腳后跟又正患潰瘍，走第一天就磨破了，化膿、流血水，每邁一步都疼得鑽心。“有人說‘長征全靠兩條腿’，我的腿也靠不了，隻能是‘長征全靠一片心’。”就這樣，他咬牙堅持到達遵義。郭化若在遵義城的天主教堂聽到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后，感慨萬端，提筆寫下一首七絕《遵義會后》：
千鈞重擔一絲懸，有術回天事亦艱。
十日長征停遵義，單純防御責誰肩？
作為一名受到“左”傾錯誤路線迫害的干部，郭化若在聽取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后，心中的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可想而知。在這首七絕中，既有對未來的憧憬，又有為黨中央和毛澤東“千鈞重擔一絲懸”重壓的擔憂，還飽含憂慮地指出“有術回天事亦艱”。為什麼會造成這種被動局面呢？郭化若難掩憤懣之情，厲聲責問“單純防御責誰肩？”振聾發聵，令人深思。
歐陽文：“遵義會議挽艱危”，“軍威浩蕩震蔣魁”
歐陽文，長征時任紅三軍團第四師十二團團部文書。作為一名前線基層干部，直接面對的是長征艱難跋涉、驚心動魄的場面。他后來感慨地說：“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有時天上還有飛機，敵情相當嚴重。……我所在的紅四師同敵人浴血奮戰七晝夜，一天之內就犧牲了兩位團長。我們這些活著的人，都是幸存者啊！”遵義會議前，廣大紅軍將士一面奮勇殺敵，一面對未來心存疑慮。歐陽文所在團團長謝嵩在湘江戰役后急得直跺腳：“從來沒有打過這麼窩囊的仗，天知道還要往哪裡走？”當遵義會議精神傳達到部隊，全軍歡欣鼓舞。1935年1月至3月的戰斗間隙，歐陽文在隨身攜帶的筆記本上興奮地揮筆寫道：
遵義會議挽艱危，全軍將士喜上眉。
重佔遵義施巧計，再奪婁山顯神威。
四渡赤水殲頑敵，三路白軍化煙灰。
夜過烏江迫貴市，軍威浩蕩震蔣魁。
這首詩是歐陽文所寫《長征》組詩（共六首）中的第二首，真實地反映了遵義會議后廣大紅軍將士的切身感受，為人們展開了一幅幅紅軍在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正確指揮下，再奪婁山關、奇襲遵義城、四渡赤水、夜過烏江等宏偉壯觀場景的戰爭畫卷。后來，歐陽文曾激動地回憶道：“長征是一段不朽的歲月，是一部英雄的史詩。我有幸經歷了這亙古未有的長征，經受了人間最艱苦的考驗，生命得到了最大的鍛冶和升華。”這首詩歌，就是這舉世無雙的浩瀚史詩中的一朵浪花，也是他親身經歷“遵義會議挽艱危”后紅軍“軍威浩蕩震蔣魁”的真實寫照。
伍修權：“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伍修權，1933至1935年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作翻譯，並列席了遵義會議，這是他革命生涯中的重要一頁。關於遵義會議，伍修權回憶：“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別人都是圍著長桌子坐的，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完全是個處在被告席上的受審者。”會議期間，伍修權始終陪伴著李德，將會上的發言一一翻譯給他聽，再將李德蒼白無力的辯解翻譯給大家。不能與李德直接交流，大家對李德的怨氣間接地傳遞到伍修權身上，這使得他有些尷尬。加上李德因為挨批評心情煩躁，連續猛烈地抽煙，使得從不抽煙的伍修權又挨熏又挨嗆，躲都躲不開，真正成了遵義會議上“最緊張和最辛苦的人”。盡管如此，作為李德的翻譯，他跟隨李德出席了各種重要會議，對於李德錯誤的軍事指揮和廣大紅軍指戰員的不滿，比任何人都有著更為直觀和切身的感受。在遵義會議這一事關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歷史轉折關頭，他“口在曹營心在漢”，鮮明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寫於1935年春的《歷史轉折》一詩，就表達了他當時這種激動的心情：
鐵壁合圍難突破，暮色蒼茫別紅都。
強渡湘江血如注，三軍今日奔何處？
婁山關前鏖戰急，遵義城頭赤幟豎。
舵手一易齊槳櫓，革命從此上新途。
這首詩，生動鮮明地傳達出一名長征親歷者對遵義會議前后這段艱難曲折、轉危為安的革命歷程的深刻體會和認識。整首詩以寫實述史的手法，前四句表現了紅軍在博古、李德指揮下遭受的巨大損失和陷入的困境，后四句描繪了遵義會議確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和中國革命出現的嶄新變化。詩的一、二句寫紅軍因第五次反“圍剿”全面失利，被迫長征﹔三、四句寫紅軍在長征初期的慘敗和憂慮，“血如注”三字，揭示了紅軍在湘江戰役中付出的慘痛代價，“奔何處”表達了紅軍指戰員面對革命遭受重大挫折時的迷茫和沉郁﹔五、六句寫遵義會議召開的環境條件﹔最后兩句則寫遵義會議后上下齊心，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領導和指揮下，扭轉革命危局，從此走上充滿希望的新路。
以上三首在遵義會議之后寫下的詩歌，由於作者不同的革命經歷，詩中所表達的對遵義會議的感受和評價各有側重。郭化若表達了在中國革命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廣大紅軍將士旗幟鮮明地支持遵義會議，堅定不移地反對“左”傾錯誤路線的立場：歐陽文深刻地認識到遵義會議“挽艱危”的重大歷史作用﹔伍修權則側重於對革命前途命運的把握。這三首詩貫穿的一條主線，就是反映了當時廣大紅軍將士對遵義會議的熱烈擁護和積極支持，表達了他們在千難萬險的長征途中革命必勝的堅定信念、高度的革命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
〔作者張小靈，遵義會議紀念館副研究館員，貴州遵義 563000〕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