階級與性別的“聯盟”——中共首部婦女運動決議及相關文獻研究
緯賀南
一、導言
中國共產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婦女運動實踐，發展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這一理論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關系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基本命題之一。
以往關於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關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觀點：一是將這一問題作為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標志性命題。具體說來，談到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首先就將婦女解放與被壓迫階級的解放聯系在一起。二是著重闡釋中國共產黨應用這一觀點指導中國婦女運動的基本主張。有觀點認為，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就“把婦女解放放置在無產階級階級解放和消滅私有制的革命目標之下，確立了婦女解放斗爭不應離開無產階級解放斗爭而獨立進行的指導思想”【李靜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婦女運動指導思想的確立和發展》，《婦女研究論叢》2001年第4期。】。三是對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關系的反思，質疑婦女解放等同於階級解放的觀點。有學者認為：“階級社會雖然婦女解放的實質是階級解放，但又區別於階級解放，具有跨階級的屬性。”【丁娟：《回顧與前瞻：關於改革開放以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創新與發展的思考》，《中華女子學院學報》第21卷第1期。】以上研究，對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關系的進一步探討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然而，學術界對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關於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關系的研究過於原則化，即對基本理論原則下的中觀、微觀層面的概念和理論研究不多。諸如，在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這一基本命題下，有哪些概念和理論觀點作為支撐？它們彼此之間有怎樣的聯系？如果缺乏對這些理論原則的系統化解釋，就會使其抽象化、空洞化，甚至成為政治化的口號，使人們看不見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國化的歷史脈絡，找不到其在中國發展的理論形態（已經發展出來的和未來要推動的），遲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研究，甚至對其產生誤解。
1922年《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的決議》（以下簡稱“二大婦女運動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頒布的首部婦女運動決議。這個決議在中共探尋民族獨立、人民解放道路的重大歷史關頭，針對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過程中婦女生存狀況的變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階級斗爭學說等闡釋了婦女解放的概念，提出了婦女解放必須伴隨勞動解放進行的主張和消滅私有制、實現婦女徹底解放的目標，開啟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國化的重要歷史時期，初步構建了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框架。
本文主要對“二大婦女運動決議”及當時一些共產黨人關於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的論述、學術界關於這一問題的某些觀點進行分析，著重關注中國共產黨關於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關系的基本觀點、支撐這一觀點的基本概念和理論，勾畫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這一基本命題的理論體系，尋找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中國化的最初歷史脈絡。
二、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的含義
（一）婦女解放：使婦女擺脫生產奴隸和家庭奴隸的地位，和男子同樣參與社會
“二大婦女運動決議”開篇即出現“解放”與“平等”的概念，指出：“現在婦女在世界上開始得著解放地位的，就隻有蘇維埃俄羅斯。他們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都獲得了完全平等的權利。”這裡所謂婦女解放即為男女平等，指婦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獲得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二大婦女運動決議”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經濟既不平等，婦女是得不到一切平等和自由的”。這裡所謂“經濟不平等”，主要是指勞動者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不平等地位。“二大婦女運動決議”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婦女不但成為“資本家用以操縱勞動市價更廉賤的生產奴隸，並且負擔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家庭的和母性的負擔”。【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頁。】從這裡可以看出，婦女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所受的壓迫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生產奴隸，二是家庭奴隸。這一認識的理論基礎，可以在1920年3月《共產黨宣言》“第一個完整的譯本”【〔英〕菲力普·肖特著、仝小秋等譯《毛澤東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頁。】中找到依據。《共產黨宣言》指出：工人“不僅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國家的奴隸，並且每日每時都受機器、受監工、首先是受各個廠主資產者本人的奴役”。這裡一方面指出了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們與封建社會沒有實質不同的“奴隸身份”，另一方面揭示了工人所受的機器與“資本者”的奴役。此外，《共產黨宣言》表明，女工與童工隨著機器生產走向社會，實際上成為資本家操縱勞動市場的工具。指出：工人們“只是勞動工具，不過因為年齡和性別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費用罷了”。這一觀點不僅揭示了當時比較突出的“女工排擠男工”問題的實質，同時說明了與階級交織的性別、年齡的壓迫。關於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家庭，《共產黨宣言》認為，“無產者的一切家庭聯系愈是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他們的子女愈是由於這種發展而被變成單純的買賣對象和勞動工具”。從中可見，家庭已經不可避免地成為資本主義的細胞，無產階級的子女不能幸免地淪為“買賣對象和勞動工具”，而婦女不可擺脫地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組織中家庭的妻女。不僅如此，在性的關系上，“資產者不以他們的無產者的妻子和女兒受他們支配為滿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說了，他們還以互相誘奸妻子為最大的享樂”。【《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269頁。】從中可見，無產階級的妻女、資產階級的妻子全體成為資產階級男子的性對象，或者說，性別壓迫源起於階級而又超越階級，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化特征。
基於以上認識，“二大婦女運動決議”認為蘇維埃俄羅斯婦女已經獲得解放，“她們業已在實際上參與改造社會的工作，與男子毫無區別”【《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29頁。】。可見當時中共對婦女解放和男女平等含義的理解，即是婦女擺脫生產奴隸和家庭奴隸的地位，和男子同樣參與社會。
（二）勞動解放：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壓迫
資本與勞動是當時理論界應用比較多的兩個概念，源自馬克思主義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兩個重要范疇——資本與雇佣勞動。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中談道：“個人主義”經濟學，“是以資本為本位，以資本家為本位”﹔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學”，“要以勞動為本位，以勞動者為本位”。【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選編《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6頁。】從中可以洞見，勞動與勞動者、資本與資本家是相對應的概念。關於資本與勞動的關系，《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生存和統治的根本條件”，“是資本的形成和增殖”，“資本的生存條件是雇佣勞動”。資本家的財產是“在資本和雇佣勞動的對立”中積累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是要“把資本變為屬於社會全體成員的公共財產”。【《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63、265、266頁。】陳獨秀在1921年所寫《告勞動》一文，以“勞動”作篇名，開篇即稱“勞動諸君”，文中亦有“各行業之勞動”【《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第275頁。】的指稱。關於這一階級的稱謂，有時用“勞動者階級”，多用“勞動階級”的概念。當時資本與勞動似乎是耳熟能詳的詞語，關於勞動解放概念的解釋反倒較為鮮見。周恩來曾經暢想“共產主義社會”的勞動關系：“一旦革命告成，政權落到勞動階級的手裡”，“因為政權在一個生產階級手中掌著，並且要消滅階級界限，所以隻有共同的生產者，將沒有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分別、掠奪者和被掠奪者的分別了”。【周恩來：《共產主義與中國——從經濟現狀上立論》（1922年8月16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第360頁。】他認為，隻要生產者掌握政權，大家都是“共同的生產者”，就消滅了剝削和壓迫。可見，在當時勞動解放與階級解放是同義的，主要是指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壓迫，勞動者從資本壓迫中解放出來。
三、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是“天造地設的伴侶”
（一）“三等”，婦女的生存境遇
關於當時中國婦女的生存處境，以及由此促發的婦女運動，王會悟曾作出如下描述：“手工業生產被機械生產打倒”以后，“上等的婦女們”即“資本家或官僚家裡的妻小”，仍過著穩定的“寄生生活”。“中等的婦女生活便不安了”，家境衰落，“不得不暫時離開家庭來到社會上謀一職業”，“但是婦女們向來伏處舊制度之下，缺乏著知識的職業的訓練，而且社會上種種偏見和習慣，都是阻礙伊們謀職業的進路的。……所以伊們就不得不起來向社會要求教育和職業的門戶開放，不得不起來向男子要求法律上、社會上、經濟上的兩性平等，而所謂女權運動、參政運動於是發生出來了”。下層婦女由於“家庭手工業不能繼續辦去，而一家的生計又不能專恃男子勞力所得的收入以為贍養之資，勢不得不離開家庭，同男子一同跑到資本家的工廠去做工錢的奴隸”。於是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資本家喜歡雇用低廉的女工，因此男女工之間惹起競爭”，男工排斥女工。“尤其不堪的，中國的工廠，多系外人創辦，洋監工、洋奴、洋狗所施於女工的奸淫掠奪種種非人待遇，有非言語所能形容的。”在這裡，王會悟描述了當時中國半殖民化過程中上、中、下“三等”婦女的生存境遇、女權運動的直接原因及其與婦女解放運動的關系。她認為“中產階級婦女們的女權運動”是“產業革命必然產出的結果，也就是婦女解放運動必須經過的程序”。【王會悟：《中國婦女運動的新趨向》（1922年1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31、32、33頁。】“二大婦女運動決議”正是要回應婦女、婦女運動面臨的問題，使女權運動過渡為勞動婦女運動，首次在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決議中提出並著重闡釋了婦女解放和勞動解放的關系問題。
（二）借良機乘勢而起
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在20世紀初葉相遇，正值中國共產黨艱苦探索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道路的重要歷史時期。“二大婦女運動決議”指出：“中國共產黨認為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30頁。】向警予曾比喻“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是天造地設的伴侶”【向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111頁。】，成為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關系的經典論述。
婦女解放伴著勞動解放進行是中國共產黨順應20世紀初的國際潮流，根據當時中國的國情和婦女受壓迫的特點作出的歷史性選擇。李大釗曾經談道：“20世紀是被壓迫階級底解放時代，亦是婦女底解放時代。”【李大釗：《現代的女權運動》（1922年1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49頁。】向警予曾談道：“中國婦女運動，已到20世紀勞動解放人類整個歷史全體轉變的時期。……可巧中國的婦女運動，不先不后恰好誕生於這個千載一時之[機]會。”【向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112頁。】她認為，婦女解放運動應該借勞動解放的良機，乘勢而起。這一思想體現了中國文化審時度勢、相機行事的傳統。向警予認為婦女解放和勞動解放聯袂協作，可以“乘長風破萬裡浪”。
（三）婦女整體的被壓迫階級身份
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為什麼是“天造地設的伴侶”？因為婦女整體的被壓迫階級身份牢牢地將其全體置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那麼為什麼婦女整體是被壓迫階級？
從當時的文本來看，“力的法則”是分析社會關系的重要概念。李大釗指出：“凡在‘力的法則’支配之下的，都是被壓迫的階級。”【李大釗：《現代的女權運動》（1922年1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49頁。】《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也曾談到“一切反抗強權的運動，都是革命的運動”【《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58頁。】。從中可見，所謂“力的法則”是指強力壓迫。勞動者和婦女均為“力的法則”支配下的群體，即勞動者受資本的強力壓迫，婦女受男子的強力壓迫。當時與“力的法則”同時運用的還有“強與弱”的概念。壓迫者被稱為“強者”，被壓迫者被稱為“弱者”。陳獨秀在《婦女問題與社會主義》一文中開篇即提出了“強與弱”的問題。他指出：“今日所謂倫理，大概有兩種觀念：一種是幫助弱者抵抗強者﹔一種是犧牲弱者抵抗強者。……婦女與勞工是社會中最沒有能力的，勞工受資本家壓迫，婦女受男子壓迫，我們今日固要幫助勞工抵抗資本家壓迫，尤要幫助婦女抵抗男子壓迫。”【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婦女運動歷史研究室編《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版，第80頁。】陳獨秀在這裡將“強與弱”作為基本分析范疇，並將對待“強與弱”的態度作為社會倫理的准則。他認為“婦女與勞工”同為弱者，社會主義幫助弱者抵抗強者，所以要使二者結盟。
關於勞動者與婦女在強力壓迫下生存處境的異同，時人亦有許多論述。認為相同之處主要有三點：一是“商品化”。沈玄廬指出：資本控制在資本家手裡，勞動者“因為急於想獲得眼前的小利益需要，把人格、體力、腦力，甚而至於生命和愛情統統被眼前的小利益所誘惑而犧牲掉了”【沈玄廬：《（勞動與婦女）發刊大意》(1921年2月9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85頁。】。此外一，還有人認為婦女用貞操和生育換得男子的物質供養，也被商品化了。李人杰指出：社會把女子作為“男子的私有物、玩弄品﹔滿足性欲的器具，傳血統的器械”【李人杰：《男女解放》，梅生：《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第1冊，新文化書社1929年版，第69頁。】。婦女用性與生育交換生存，也是商品化。這是當時極言婦女受壓迫的一種說法。二是“機械化”。沈玄廬直接用“機械化”一詞描述勞動者和婦女的生存狀況，指出：“勞動者的動作，成了機械的動作，婦女們竟直全身化作機械了。無論哪一個階級的婦女，沒有不是充男子的機械的。”他認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者異化為機械，女子為男子妝飾、傳種，也已然成為“機械”。三是同為“無產者”。沈玄廬認為，勞動者和婦女處境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前者沒有資本，后者“沒有社會”。他指出“勞動者的找不到資本，正如婦女們的沒有社會一樣”。【沈玄廬：《〈勞動與婦女〉發刊大意》(1921年2月9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85頁。】在這裡，沈玄廬將婦女囿於家庭，不能涉足社會生活，與無產者沒有資本相提並論，這一比擬揭示了婦女群體無產者的身份。或言，正是婦女與勞動者的相同之處——在強力壓迫之下，異化為商品和機械，淪為無產者，婦女整體被稱為“被壓迫階級”。
當時有人直接將婦女群體稱為被壓迫階級。王劍虹指出：“人類因為受了物質的支配，社會上發生了搶奪、爭斗的事實。結果，生出了種種階級：最初男性征服女性的時候，男子是壓迫階級，女子是被壓迫階級。”在這裡，階級概念有兩個內涵：“物質”與“權力”。即通過佔有與不佔有物質資料、征服與被征服兩個標准確定壓迫與被壓迫階級。所以她認為在女權淪落的時候“女子是被壓追階級”。關於近代婦女的階級狀況，王劍虹指出：“我們女子從古就是勞動者，就是被掠奪者。資本制度，撤廢了性的障壁，我們完全變成了構成無產階級的分子。”【王劍虹：《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1921年12月10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93—94頁。】她認為被掠奪的勞動者就是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婦女全體是勞動者、被掠奪者，全體都是無產階級。
婦女整體是被壓迫階級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共產黨宣言》指出：資產階級時代整個社會“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1頁。】。在這種“簡單化”的階級關系中，婦女的無產階級特點更加彰顯。李大釗談道：“馬氏所說的階級，……就是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有產階級，與沒有土地或資本等生產手段的無產階級的區別：一方是壓服他人掠奪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壓服，被人掠奪的。”【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1919年5月、11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一），第137頁。】婦女是沒有任何資本的“受人壓服”、“被人掠奪”的群體，時人因而將婦女整體身份確定為無產階級。
時人應用階級分析方法分析性別壓迫，提出了“性別階級”的概念。《北京女權運動同盟會宣言》指出：“若不把隨著這個永久性的自然差異發生的階級差別，鏟除淨盡，這種階級的壓迫，將隨永久的差異而存在。”這裡直接論及“男女兩性的階級”，將性別壓迫稱為“階級的壓迫”，並認為這種階級壓迫伴隨“自然差異”而難以消除。時人認為婦女的“無產”、受男人壓迫，一是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二是性別造成的。這種壓迫的消除要經過三個步驟：“第一步要與革命的民主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封建軍閥。第二步要與革命的社會主義結合起來，對抗帝國派資本主義。同時要平民階級的男子，注意了我們，尊重我們在政治上、社會上的地位。”【《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58、59、60頁。】可見，時人認為性別是從屬於階級、又有別於階級的概念。
這種將婦女整體作為被壓迫階級的身份確認，是將婦女解放納入無產階級解放進程的理論基礎和前提條件。對此，王劍虹曾明確指出，“我們的解放的要求，是從這階級對抗的事實中發生出來的，解放的手段，也要從這當中產出”【王劍虹：《女權運動的中心應移到第四階級》（1921年12月10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94頁。】，揭示了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同生於階級壓迫的現實，結伴尋求解放也源於這一事實。
除確認婦女整體被壓迫階級身份以外，關於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的差異問題也有一些論述。向警予認為，“至若婦女”，“可憐之極”。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壓迫下，婦女“在普通的被擄掠、被殺伐之外，還要加上一層慘毒的奸淫”。【向警予：《國民會議與婦女》（1924年12月），《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210頁。】此外，她認為婦女比男子多受一重壓迫，即“家庭中的封建殘余”，指出：“中國工農婦女身受軍閥制度、帝國主義以及家庭中封建殘余的三重壓迫。”【轉引自何鵠志：《向警予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頁。】李大釗曾論及階級的可變性和性別的不可變性。他談道：經過社會改造，階級可消泯，“獨有男女兩性是一個永久的界限，不能改變，所以兩性間的Democracy比什麼都要緊”【李大釗：《婦女解放與Democracy》（1919年10月），《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27頁。】。沈玄廬認為勞動者與婦女是“不同的事實存在”，“婦女問題，原來比勞動問題復雜得多”，“無論哪一項勞動工作，都可以脫離資本家由勞動者自力經營”，“無論哪一個男子，都不能加入婦女負擔孕乳嬰兒的責任”。由此可見，當時人們已經看到了性別與階級的差異主要是基於生理性別的社會事實，諸如生育、性強暴﹔此外還特別談到封建家庭制度的壓迫。時人闡釋性別與階級的差異主要有兩個意圖：一是說明性別平等的重要性與復雜性﹔二是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尋找共同點。沈玄廬指出：“我們眼前要解決的，是壓迫在勞動與婦女上面的階級制度所產生的經濟制度，這是勞動與婦女應該起來解決的共同點。”【沈玄廬：《〈勞動與婦女〉發刊大意》(1921年2月9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84、85頁。】或者說，婦女解放與勞動解放的聯盟，是一個現實的選擇。
總之，時人對“力的法則”的認識，其現實社會基礎是深切感到了帝國主義對中華民族的宰割和封建軍閥對勞苦大眾的強力壓迫。在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的啟發下，時人發展出“力的法則”、“強與弱”、勞動者和婦女的被“商品化”、“機械化”等概念，以及婦女整體作為被壓迫階級、性別階級的不可變性等觀點，這些都成為中共“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的理論原則的有力支撐。
（四）私有制下婦女雙重奴隸的身份
婦女怎樣擺脫壓迫、求得解放？時人發現，自辛亥革命以來，“一般的婦女運動﹔”【《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婦女運動決議案》提及這一概念，指勞動婦女運動以外的婦女運動，主要包括女權運動、參政運動、廢娼運動等。】要求參政、就業、教育平等的呼聲此起彼伏﹔許多勞動婦女迫於生計到資本家的工廠做工。那麼，婦女走向社會后處境如何？
時人認為，一在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背景下，婦女難以擺脫家庭與資本奴隸的雙重身份。陳獨秀指出：“從前女子是家庭的奴隸，而離了家庭，便變成了資本家的奴隸。無論如何，都是奴隸。”【陳獨秀：《婦女問題與社會圭義》，《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82頁。】向警予談道：“婦女運動也絕對不能有超政治經濟的存在”，“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狼狽為奸，早把光明燦爛的中國完全變成兵匪的世界”，處在這種社會環境下的中國婦女，不能“死板板”地效仿歐美婦女“依樣葫蘆的喊男女乎權”，“隻要取得和本國男子同等的地位，便算目的已達”。如果那樣，即使婦女參政成了功，也是“伙同一般男性”，“干那禍國殃民的勾當”﹔“職業運動成了功”，反倒“隨時隨地直接領略外國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土匪般掠奪的滋味”，所不同的，只是換了剝削壓迫者，即“從前死生禍福由丈夫作主，此刻死生禍福由資本家作主”。“總而言之，在中華民族未能達到獨立自由和平統一以前”，“婦女的徹底解放不可能”。【向警予：《今后中國婦女的國民革命運動》（1923年），《中國婦女運動歷史資料(1921—1927)》，第108、109、112頁。】意為婦女解放必須與民族獨立、階級解放相伴隨，這代表了當時共產黨人對中國婦女解放道路的選擇。【從1922年7月中共二大起到1925年秋，向警予一直是中共中央婦女工作部門的主要負責人。李立三曾說：“在三四年的時期中，中共中央關於婦女運動的一切指導文件，大多數都是她的提議”，“她敏銳的見解，認識了中國婦女解放的道路”。轉引自何鵠志：《向警予傳》，第116頁。】
五）經濟獨立是婦女解放的要旨
婦女解放的核心問題到底是什麼？共產黨人針對五四運動以來理論界的爭論，以及婦女運動的各種主張，明確指出婦女解放的核心問題是經濟獨立，其含義並非僅指自食其力，而是指在勞動關系中處於平等地位。
李漢俊回應當時人們關於婦女經濟獨立與政治、教育平等之間關系的討論，指出經濟不平等是政治、教育等方面不平等的原因，而不是其結果。他談道：“據以前討論的結果，除了極少數人以外，沒有一個人不承認‘女子之所以墮到現今地位，完全是因為女子在經濟上失了獨立’。”同時，他批評了有些婦女“隻要能夠脫離家庭，就是在資本家的工廠、農場裡面作腦力或體力勞動者，也是願意的”錯誤認識。他認為女子解放不是“隻在女子由家庭解放出來”，而是“由一切桎梏解放出來而為人”，“經濟獨立，乃是‘個個男女都有同等的生存權和勞動權，無論何人皆不能在生活上支配人或受人支配’的狀態”。【李漢俊：《女子怎樣才能得到經濟獨立》（1921年8月17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301、305頁。】即女子解放是人的解放而不僅僅是走出家庭﹔經濟獨立是勞動權與生存權問題，指在生活上不“支配人或受人支配”，勞動者經濟獨立的實現隻有消滅私有制的經濟制度。
李漢俊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生存是人類最基本的需求和人民群眾是歷史的創造者等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從人生兩大基本需求的角度，進一步論述了婦女經濟獨立問題。他指出“人生的根本問題，隻有食的和性的兩大問題”，食的問題又是“支配人生一切問題的問題”，認為“食的問題就是經濟關系”。在他看來，“實際從事生產的生產勞動者，才是人類生存的支配者，才是有實力直接改造社會的人，一切人類都須待渠們來救濟”。【李漢俊：《女子怎樣才能得到經濟獨立》（1921年8月17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306、307頁。】據此，“食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的生存問題，婦女經濟獨立不僅僅是婦女自食其力的問題，而是使婦女成為勞動者，和男子一起改造社會，從事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從這個意義上說，婦女解放是人類解放的一部分。這樣，在理論上將婦女解放納入勞動解放的范疇。
此外，當時一些共產黨人通過追蹤婦女地位的演變，進一步說明經濟獨立是影響婦女地位的主要因素。
李漢俊認為人類社會經歷了從“女子中心”到“男子中心”，再到“掠奪者中心”的演變，促使歷史演變的是經濟問題。他將經濟問題分解為兩個方面：一是人們在物質資料生產中的地位﹔二是人們與物質財富的關系。在原始時代的“女子中心的共產社會”，女子是經濟獨立的。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男子進入主要產業領域，“驅逐了女子”，社會轉移到“男子中心”。私有和掠奪發生后，全體女子和一部分男子“經濟上完全失了獨立”。【李漢俊：《女子怎樣才能得到經濟獨立》（1921年8月17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306頁。】簡言之，經濟是否獨立，也即婦女在生產中的地位、與物質資料的關系是影響婦女地位的第一要素。
李大釗認為“婦女在社會上的地位隨著經濟狀況變動”。“在游獵時代，狩獵與戰爭是男子的專門事業”，“婦女雖未必不及男子驍勇”，因負有生育的“重大責任”，專事田地耕作和家內燒煮。狩獵收獲不定，農作收獲則相對穩定，所以當時婦女地位比男子高。而當畜牧與農業出現並成為男子的專門領域，婦女隻做“燒煮裁縫”之事的時候，婦女地位就低下了。【參見李大釗：《物質變動與道德變動》(1919年12月1日)，《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140頁。】李大釗揭示了造成婦女地位演變的幾個重要因素：生產力發展水平、性別、社會分工。這三個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婦女地位的變化。
李達對婦女地位的演變也有過專門論述。其獨特之處在於表明“男子專以農耕畜牧為主，女子專以哺育生兒兼營他事為主”，“這種自然的分業，變成了社會的習慣”【李達：《女子解放論》（1919年10月），《五四時期婦女問題文選》，第36頁。】，促成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的形成，論及了除經濟因素以外的社會文化建構的作用。
綜上所述，諸家將經濟獨立作為婦女解放的核心問題，又將經濟獨立界定為平等的勞動關系，在追蹤婦女地位演變的歷史過程中，闡釋了婦女經濟獨立的獲得隻有消滅私有制一途，從而為婦女解放必須伴隨勞動解放進行這一原則提供了理論前提。
四、結論
“二大婦女運動決議”關於婦女解放伴隨勞動解放進行的主張，是中國共產黨人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回應中國婦女和婦女運動的特殊問題，融匯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發展出來的中國婦女解放理論的基本命題。這一基本命題的提出，有如下理論給以支撐：其一，婦女整體是一個被壓迫階級﹔其二，婦女作為生產與家庭奴隸的雙重身份﹔其三，經濟獨立是婦女解放的要旨。這三個問題從不同側面說明：婦女與勞動在受強力壓迫方面看，是同一個階級﹔要解決婦女的雙重奴隸身份和經濟獨立問題，隻有消滅私有制一途。這與勞動解放的道路和目標相同，因而，婦女解放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
這一原則是在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認識和選擇，互惠於勞動解放和婦女解放運動。婦女整體作為一個被壓迫階級，確立了婦女群體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民族民主解放運動的主體身份，也使婦女解放運動能夠“乘長風破萬裡浪”。然而，“婦女與勞動”的結盟，意味著婦女在勞動之外，或者說，勞動是一個以男性為主體的概念，“結盟”所蘊含的性別意義也頗具張力。性別是一個能夠嵌入社會結構諸如制度、組織、文化等多方面，影響人們社會關系的要素，不是階級可以完全代替的因素。性別與階級在什麼樣的歷史條件下結合？又在怎樣的具體情境下剝離出來單獨處理，而不互相遮蔽？如何處理同一階級關系中的性別壓迫與歧視問題？這些問題有待總結。對於“婦女解放是要伴著勞動解放進行”這一理論原則，中國共產黨是如何踐行的？對中國革命和婦女解放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后來乃至現今有怎樣的發展？許多問題有待進一步研究。
〔作者韓賀南，女，中華女子學院女性學系教授，北京100101〕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