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期毛澤東的一封電文考論
彭厚文
收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的《使敵攻武漢處於我戰略包圍之中》，是1937年12月30日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等給正在武漢與國民黨談判的中共中央代表團成員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的一封重要電報。當時，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上接連潰退，抗戰形勢日趨危急﹔與此同時，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不久，國共關系相對融洽。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就包括新四軍在內的中國軍隊如何保衛武漢、部署長江南北的作戰，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戰略設想和建議，並通過在武漢的中共代表團向蔣介石轉達。這些戰略設想就反映在這封電報中。但對這封電報，學界存在一些誤解，若不加澄清，會影響我們對這封電報重要性的認識，也會妨礙進一步挖掘這封電報所具有的內涵。
一、電文中的“我軍”不單指新四軍
為論述方便，把電報原文抄錄如下：
“關於長江南北作戰部署意見：
甲、為使敵攻武漢處於我之戰略包圍，我軍必須建立下列兩個主要軍區及六個輔助軍區。
一、蘇浙皖贛邊軍區，以皖南為重心，攻擊並准備攻擊南京、蕪湖、杭州、浙贛路與湖口之敵。
二、鄂豫皖軍區，以舒桐黃廣商固為中心，攻擊並准備攻擊佔領三條鐵道及沿江之敵。以上兩區是主要的。國民黨須派大員指揮，並各部署三萬至五萬兵力於其中。我們則以陳毅支隊置於皖南，以高敬亭支隊並准備增加一部置於皖北。
三、浙南軍區，攻擊佔領杭甬路及浙贛路之敵。
四、鄂贛軍區，准備攻擊佔領沿江及南潯路之敵。
五、漢水軍區，准備攻擊佔領平漢南段之敵。
六、豫西軍區，准備攻擊平漢中段之敵。
乙、為在敵之遠后方起戰略鉗制作用，須建立蘇魯軍區，以蘇魯交界為中心，並指揮魯東游擊戰爭。此區國民黨須派可靠大員，我們派人輔助之。此區與皖南皖北兩區須立即部署。以上意見請考慮后向蔣提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7頁。】
對這封電報中關於長江南北作戰部署的意見，不少學者認為只是針對新四軍作戰部署的意見。筆者認為，這種作戰部署應是針對包括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在內的整個中國軍隊而言，即電報中的“我軍”，指包括新四軍和國民黨軍隊在內的整個中國軍隊。理由如下：
第一，從電報的內容看，在電報提議建立的兩個主要軍區和幾個輔助軍區中，對於蘇浙皖贛邊和鄂豫皖這兩個主要軍區，明確提出“國民黨須派大員指揮，並各部署三萬至五萬兵力於其中”﹔對於蘇魯軍區，電報也明確提出“此區國民黨須派可靠大員”。這說明，建立兩個主要軍區和幾個輔助軍區，主要是希望國民黨軍隊在長江兩岸進行這樣一種軍事部署。雖然電報也提出在蘇浙皖贛邊和鄂豫皖兩個主要軍區中，“我們則以陳毅支隊置於皖南，以高敬亭支隊並准備增加一部置於皖北”，但很顯然，這是在以國民黨軍隊為主體的情況下，對新四軍部隊戰略展開所作的一種安排。這種安排在整個長江南北的作戰部署中，居於次要地位，這與新四軍當時的實力是相匹配的。
第二，從當時新四軍的實力看，如果要求新四軍在長江南北的遼闊地區建立如上所述的兩個主要軍區和幾個輔助軍區，顯然力有未逮。當時，新四軍剛剛建立，人數不及一萬。陳毅后來回憶說：“1938年一、二、三支隊在岩寺集中時計6000人，槍2000余枝，輕機槍隻3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隊計1300余人，全軍計8000人。”【陳毅：《1938至1943年華中工作總結報告》(1944年5月30日)，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江蘇省檔案館編《中共中央華中局．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頁。】以一支不足萬人的軍隊，即使全部分散打游擊，也不足以支撐在如此廣闊的地區內展開。這說明電報中關於長江南北作戰的部署，主要不是針對新四軍而言的。
第三，從這一時期毛澤東的電報用語看，“我軍”並不一定專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或新四軍。由於這一時期國共關系相對較好，國共兩黨都將主要注意力集中於對日作戰，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有時會向國民黨提出一些主要針對國民黨軍隊的關於對日作戰軍事部署的設想和建議。在涉及這方面內容的電報中，毛澤東會以“我軍”指稱包括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及國民黨軍隊在內的中國軍隊。例如，1938年2月23日，在華北日軍沿隴海、平漢兩路長驅直入，進一步將威脅西安、武漢等戰略要地的情況下，毛澤東和任弼時致電朱德、彭德懷及中共中央北方局、長江局負責人，提出一個“為保衛潼關及西安而戰”和“為保衛武勝關及武漢而戰”的戰略計劃。在該電報中，毛澤東多次使用“我軍”指稱包括八路軍和國民黨軍隊在內的中國軍隊。如電報中說：“平漢同蒲兩路之敵，似力求由東北兩方，分數路向晉南，其總目的在驅逐晉境我軍，佔領臨汾、風陵渡，最后奪取潼關，保障進攻武勝關之右翼。”【《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62頁。】這段話中的“晉境我軍”，顯然是指包括八路軍、國民黨軍隊在內的山西境內所有的中國軍隊，而非專指八路軍。因此，對這一時期毛澤東電報中所使用的“我軍”，有必要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審慎地加以鑒別，否則，容易造成誤解。
二、電文是抗戰初期國共合作、共御外侮的一個生動例証
《使敵攻武漢處於我戰略包圍之中》一文，是抗戰初期在民族矛盾急劇上升為國內主要矛盾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以階級利益、黨派利益服從於民族利益，與國民黨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的一個生動例証。
1937年7月7日抗戰爆發后，由於日本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明顯佔據上風，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連連失利，日軍在華北和長江中下游地區迅速侵佔我大片國土。12月13日，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淪陷。到1937年底，抗戰進入最緊急的關頭，民族危機達到頂點。
面對日軍瘋狂的進攻，國共兩黨均表現出了“兄弟阋於牆，外御其侮”的團結抗戰精神。蔣介石不僅率領國民黨軍隊對日軍的軍事進攻進行了積極抵抗，而且在進行國共合作，團結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派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抗日方面，也表現出了較大的積極性。繼8月份同意將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后，10月份又同意將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這固然是中國共產黨經過談判努力爭取的結果，但也與蔣介石順應全國民意，希望調動中國共產黨的力量以抵御日軍進攻是密不可分的。
從中國共產黨來說，雖然在抗戰初期提出了要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但也提出了抗戰高於一切的原則。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王明在會上提出：“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周恩來也發表講話，認為從山西的情況來看，由於沒有實行抗日高於一切的原則，而把獨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黨內、軍內和各地都有不利於抗戰、不利於統一戰線的思想、言論及行動。【參見《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401頁。】王明后來被批判犯了右傾錯誤，實際上是與當時緊急的抗戰軍事形勢分不開的。在國家民族面臨最危急形勢的關頭，將抗戰置於其他考慮之上，是當時一切愛國黨派、政治力量都會自然作出的反應。對王明的意見和主張，毛澤東雖有所保留，但也在會上表示：“統一戰線的總方針要適合於團結御侮。”【《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這實際上也是把團結御侮擺在第一位。會議結束后，中國共產黨在處理與國民黨的關系時，把團結合作擺在了一個更加重要的地位。12月17日，會議結束后第三天，毛澤東就成立晉察冀邊區政府致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司令員聶榮臻時指出：“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尤其榮臻所在之晉東北地區，事同一律，不應立異，一切須取得閻之同意。”【《聶榮臻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4年版，第191頁。】后來，晉察冀邊區政府是在取得了閻錫山的同意以后才成立的。
從時間上看，《使敵攻武漢處於我戰略包圍之中》這封電文發出之前，即1937年12月，先后發生了三起重大事件。其一是前文提到的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其二是12月13日國民黨政府首都南京失陷﹔其三是12月25日新四軍軍部在南昌正式組建。這封電報與這三起事件都有密切聯系。首先，它反映出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后，中國共產黨對國共關系更加重視﹔其次，反映出中國共產黨在南京失陷、民族危亡進一步加深的情況下，對聯合抗戰表現出一種更加積極主動的姿態﹔其三，新四軍的組建，是國共合作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反映了國共合作關系的進一步發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此時向蔣介石提出關於長江南北作戰的全面部署方案，表明中共對蔣介石聯共抗日的政策是肯定的，對這一時期國共關系的發展基本上是滿意的，同時也表明中國共產黨當時在處理國共關系時，把團結御侮擺在了第一位。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封電報發出的同一天，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張聞天等給王明、周恩來、項英、博古、葉劍英還發出過另外一封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毛澤東對當時的戰爭形勢作了判斷，提出中國軍隊在西北、華北等地的設防建議，並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團在考慮后向蔣介石提出。【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34頁。】這說明，當時中共從團結御侮的立場出發，不僅領導八路軍、新四軍積極抗戰，而且從各方面支持和配合國民黨進行抗戰。中國共產黨以民族利益為重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積極抗戰思想在這兩封電報中得到了充分反映。
三、電文反映出毛澤東深遠的軍事戰略眼光
《使敵攻武漢處於我戰略包圍之中 提出的作戰部署方案，是中國共產黨向蔣介石提出的作戰建議，也反映了毛澤東深遠的軍事戰略眼光。
一是對鄂豫皖地區戰略地位的重視。鄂豫皖地處華中，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近代以來，由於在其東邊修筑了津浦鐵路，北邊修筑了隴海鐵路，西邊修筑了平漢鐵路，戰略地位更加突出，因此毛澤東在建議國民黨為保衛武漢而應建立的兩個主要軍區中，將鄂豫皖列為其中之一，認為這一軍區可以“攻擊並准備攻擊佔領三條鐵道及沿江之敵”。毛澤東不僅建議蔣介石重視這一地區，他在對八路軍、新四軍進行戰略部署時，對這一地區也非常重視。抗戰初期他曾考慮讓八路軍派出主力部隊進入這一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1938年2月15日，他曾致電朱德、彭德懷、林彪等八路軍將領，提出一個派遣八路軍一一五師分三步進入鄂豫皖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的設想。【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57—158頁。】他認為，在八路軍的三個主力師中，“准備以一個師位於鄂豫皖是必要的”，這樣做可以“使三個師都有廣大發展前途，在戰爭中起重要制敵作用，並影響全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第160頁。】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在1938年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為了貫徹執行這一戰略方針，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對於中原局成立初期的工作，1943年3月劉少奇在《六年華北華中工作經驗的報告》中曾說：中原局成立后，在相當一段時問裡，“我們一方面布置武漢附近及豫東的游擊戰爭，另一方面集中准備河南的游擊戰爭”【《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頁。】。這就告訴了我們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最初的發展方向和重點所在。其中所說的武漢附近，顯然應該是把周邊的安徽、河南、湖北等地區都包括在內的。因此，在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后的一段較長時間裡，發展華中的戰略方針，其重點是指向鄂豫皖，而在鄂豫皖三省中，重點又指向河南。從這種發展的方向和重點，可以看出毛澤東對鄂豫皖地區的一貫重視。后來到了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在指揮人民解放軍對國民黨軍隊發起戰略進攻時，把戰略進攻的突破口又選擇在以鄂豫皖為主要組成部分的中原地區，命令劉鄧大軍渡過黃河，挺進這一地區，下出了扭轉戰爭全局的一步重要棋子。
二是對以蘇魯交界為中心的蘇魯地區的重視。在毛澤東提議建立的幾個輔助軍區中，蘇魯軍區雖屬輔助軍區，但他實際上把這個軍區擺在了與鄂豫皖和蘇浙皖贛邊兩個主要軍區同樣重要的位置。他提出對蘇魯軍區國民黨“須派可靠大員”指揮，中共方面則派人協助國民黨，而且，蘇魯軍區“與皖南皖北兩區須立即部署”。對其他幾個輔助軍區，則沒有上述安排。為什麼如此重視蘇魯地區?毛澤東主要是認為在這一地區部署軍事力量，可以“在敵之遠后方起戰略鉗制作用”。這種鉗制作用可以牽制日軍力量，使其始終不敢傾全力西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為了減輕敵人軍事進攻的壓力，並最終打退其軍事進攻，派遣戰略支隊進入敵人遠后方，吸引其回防，以減輕我軍正面的壓力，一直是毛澤東軍事戰略思想的一個重要特點。因此，抗戰一開始，毛澤東就注意到了蘇魯地區的重要性，並向國民黨建言，以國民黨為主建立蘇魯軍區。國民黨后來在這一地區建立了以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為主要任務的蘇魯戰區(當然，這一戰區后來以與新四軍、八路軍爭地盤，發生武裝磨擦為能事，在對日作戰中戰績甚少)，與毛澤東的建議應該說多少是有一些關系的。因為毛澤東的重視，以蘇魯交界為中心的蘇魯地區后來也成為八路軍、新四軍開展敵后游擊戰爭的重要地區，並分別建立了以八路軍為主體的山東抗日根據地，以及以新四軍為主體的蘇北抗日根據地，后者並且成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華中抗日根據地的中心。
[作者彭厚文，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湖南長沙 410081]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