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宣言》應出自李大釗手筆
馮鐵金
《中國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中國早期共產主義組織於1920年11月制定的一份重要文獻。我們現在所見到的這個文件“不是原件，是從蘇共中央移交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檔案中選出來的。是根據英文稿又譯成的中文稿”①（注①：《“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頁。）。該文件最早刊登在中共中央辦公廳1958年6月編印的《黨史資料匯報》第一號上，隻標注了時間，沒有署名。1989年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收入該文件，並注明是由張國燾翻譯的。20世紀80年代初，黨史界開始有人把該文件的起草歸於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以下簡稱“上海組織”），或由陳獨秀起草、主持起草，此后幾成定論，一些權威黨史著作也沿用此說。②（注②：參見《中國共產黨歷史》第1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頁﹔《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19.5—2005.12），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6頁﹔王樹棣：《論陳獨秀在建黨中的作用》，《陳獨秀評論選編》（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頁。）本文通過史料分析和思想觀點比較分析，認為《宣言》不是上海組織的成員擬寫的，而是來自北京的早期共產主義組織的文件。經過比對陳獨秀和李大釗同時期文章，可知《宣言》中的觀點和用語習慣與李大釗相同，而陳獨秀則與之大相徑庭。因此，本文得出《宣言》不是陳獨秀所寫，而應當出自李大釗之手的看法，供學界參考。
一、《中國共產黨宣言》應是北京早期共產黨組織的文件
中國共產黨早期資料嚴重缺乏，導致后來對這一段歷史的梳理十分困難，常常隻能依靠回憶和不能形成鏈條的零星檔案，不少情況都隻能是推測。《宣言》就是如此。現在學界沿用的《宣言》出自上海早期組織的說法，並沒有經過考証或論証，可能是根據上海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組織有較多的馬克思主義者、陳獨秀是該組織的主要領導人和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推斷出來的。可是，上海組織的18位成員《共產主義小組》上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頁說：“上海小組成員有15人，即陳獨秀、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鬆、楊明齋、李達、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啟漢、李中、沈澤民。”③（注③：《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第75頁提到，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有17位成員，其中除沒有李季外，其他14人與上書的提法相同，並增加了施存統、周佛海、陳公培3人。兩書共涉及到18位成員。），無論是1920年11月以后的成員，還是之前就已加入的7位成員，都從未提到過這麼一個宣言。而當時的北京組織也有產生《宣言》的可能。那裡同樣有馬克思主義者，還有另一位黨的主要創始人李大釗。更重要的是，北京組織成員張國燾回憶，他在一大開幕前起草過一個《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內容與《宣言》相似﹔最近在俄羅斯的檔案館裡發現了張國燾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講黨課時關於中共成立情況的兩次講課稿，提到了一個北京組織制定的《黨綱》，其內容與《宣言》高度一致，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些新的信息。因此《宣言》可能是北京組織的文件，也是一個合理的推斷。
張國燾講課稿中說：
“北京小組成立（在上海之后），於1920（年）七、八月間，由李守常、張鬆年（即張申府——引者注）和我商量籌備（叫北京共產黨）。張鬆年不久赴法。我與守常與無政府接洽，他們也贊成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一共有八人，決定黨綱如下：
（1）共產黨原則：A）沒收一切資本——沒收銀行礦山，廢除個人壓迫個人，經濟上社會共有。B）領導工人階級獲得政權，打倒反動勢力，過渡到消滅政權。C）消滅一切階級（原文“級”后沒有標點——引者注）。
（2）共產黨目的：A）要進行階級斗爭——團結工人由經濟爭斗發展到政治爭斗奪取政權。B）取得政權以后，發展階級爭斗。C）建設共產主義社會，以大規模生產為基礎。”①（注①：《張國燾關於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
筆者仔細研究了張國燾回憶中提到的“黨綱”，把這個黨綱提綱與《宣言》比對，發現《宣言》中的內容可以與綱領對應：
對應（1）A）：《宣言》開宗明義說：“A、對於經濟方面的見解共產主義者主張將生產工具——機器，工廠，原料，土地，交通機關（即生產交換——引者注）等——收歸社會共有，社會共用。”
對應（1）B）：“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爭斗，並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共產主義者主張廢除政權，如同現在所有的國家機關和政府，是當然不能存在的。”
對應（1）C)：“對於社會方面的見解共產主義者要使社會上隻有一個階級（就是沒有階級）——就是勞動群眾的階級。”
對應（2）A）：“勞動群眾——無產階級——的勢力正在那裡發展和團聚起來。……這個勢力表現出來的方式，就是階級爭斗。”“這種勢力的增長，日見堅實，終歸會把資本主義鏟除了去。”
對應（2）B）：“資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權之轉移於革命的無產階級之手，這不過是共產黨的目的之一部分，已告成功﹔但是共產黨的任務是還沒有完成，因為階級斗爭還是繼續的。”
對應（2）C）：“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是一面繼續用強力與資本主義的剩余勢力作戰，一面要用革命的方法造出許多共產主義的建設法，這種建設法是由無產階級選出來的代表——最有階級覺悟和革命精神的無產階級中之一部分——所制定的。”②（注②：《“一大”前后》（一），第2—5頁。）
通過這些比較，應當承認，這份“黨綱”與《宣言》的核心內容有很大相似度，對《宣言》極可能不是出自上海，而是出自北京提供了很好的佐証。張國燾回憶的北京組織的“黨綱”，雖然只是個提綱，但作為回憶也算詳盡了，說明張確是參與很多的重要當事人。
《宣言》還對北京組織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所反映。《宣言》中有7處提到了“無產階級專政”，如：“俄羅斯的階級斗爭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方式，並不是一種偶然的狀態，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自然狀態。”“所以隻有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抵抗國內外的仇敵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意義不過是說政權已經被革命的無產階級獲得了。”③（注③：《“一大”前后》（一），第4—5頁。）一處提到了“無產階級的專政”：“俄羅斯的無產階級的專政，僅僅表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的勢力和全世界的資本主義勢力的斗爭，現在在全世界上有一部分已經戰勝了。”④（注④：《“一大”前后》（一），第4頁。）譯者張國燾當時說明：“這宣言的內容不過是關於共產主義原則的一部分，因此沒有對外發表，不過以此為收納黨員之標准。”⑤（注⑤：《“一大”前后》（一），第1頁。）這個說明顯示曾是北京小組成員的張國燾確實對《宣言》的由來和目的十分熟悉。而查閱史料，在吸收黨員的標准中特別注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也正是北京組織，而不是上海組織。恰在1920年11月間，北京組織發生了無政府主義者因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而退出的事件。張國燾在1929年的這次講課中也說，“與無政府黨有爭論。……無政府派……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后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退出了。①（注①：參見《張國燾關於中共成立前后情況的講稿》，《百年潮》2002年第2期。）據張培森考証為1938年張聞天在延安撰寫的《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一書中說：“一九二〇年各黨的小組織中發生了分化，……北平小組織通過中共綱領時（北平小組織自己擬定的臨時綱領），因綱領中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的一條，在討論時，黃凌霜等表示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爭論的結果，無政府主義者均退出了黨。”②（注②：《“一大”前后》（一），第450—451頁。）張聞天書中的這個記載，與張國燾的回憶是一致的。書中還補充了張國燾回憶的“黨綱”提綱裡沒有的重要內容，即這個“綱領”裡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
關於北京組織重視其成員是否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還有當事人回憶作証。據朱務善回憶，鄧中夏在發展他加入北京組織時，開頭就問他贊不贊成馬克思主義，贊不贊成無產階級專政，待他表示完全贊成后，才考慮他加入組織的問題。③（注③：參見《李大釗傳》，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頁。）朱、鄧二人都是無政府主義者退出以后加入北京組織的，這說明北京組織在無政府主義者退出后通過的“綱領”中，是有“贊成無產階級專政”這一條的，且此后確實把它作為吸收新黨員的標准。這與《宣言》中反復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並以之為“收納黨員的標准”，完全一致。
上海組織雖無一人說過起草過一個“宣言”，但有三人回憶他們曾起草過“黨章草案”、“黨綱”、“章程”等。李達說：“當時還曾起草一個黨章草案，由李漢俊用兩張八行信紙寫成，約有六七條，其中最主要的一條是‘中國共產黨用下列的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一、勞工專政，二、生產合作’。”④（注④：《“一大”前后》（一），第7頁。）施存統說：“我們五個人（指陳獨秀、李漢俊、俞秀鬆、施存統、陳公培——引者注）起草的是黨綱，不是黨章，共十余條，內容已記不清。大約提到：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等。”⑤（注⑤：《“一大”前后》（一），第36頁。）陳公培說：“這次會是一九二○年夏舉行的，作為組織共產黨的准備，搞了五六條章程，很簡單。第一條好像主張無產階級專政，會前經過一些解釋，后來大家也都同意了。”⑥（注⑥：《“一大”前后》（一），第564頁。）通過這些回憶，我們得知：上海組織1920年夏搞了一個很簡單的章程或綱領，主要內容包括“無產階級（勞工、勞農）專政”這一條，說明上海組織也把這一點看作籌備共產黨的重要內容。
張國燾的講課稿在列出了“黨綱”后，緊接著說：“這個黨綱由獨秀從伍廷康得來，寫成中文，又有下面幾條：1）無（產階）級專政2）國際組織3）不准做官。”有可能1920年7月張國燾受李大釗的派遣到上海與陳獨秀商議成立中國共產黨之事⑦（注⑦：參見《“一大”前后》（一），第131—142頁。）時，從陳獨秀處拿來這個隻有寥寥數條、非常簡單的“黨章草案”或“章程”，北京組織就作為自己討論的初稿，最后形成了他們的“黨綱”。假設在緊接著的時間裡（同月）北京組織在“綱領”基礎上，秉承與“綱領”一致的宗旨，起草了一個內容相近的宣言，而且強調以“贊成無產階級專政”為“吸納黨員的標准”，就是很自然的事情。反觀上海組織，在《宣言》制定前的時間裡，7名成員中，隻有袁振英在1920年8月加入前曾經信奉過無政府主義，其后也沒有發生過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爭論。
再說張國燾一大前所擬《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與《宣言》內容基本一致的問題。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等等。”①（注①：《“一大”前后》（一），第174頁。）從張國燾對《成立宣言》主要內容的介紹來看，與《宣言》基本上是一樣的。張在這裡說的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可對應《宣言》中第一大部分“共產主義者的理想”那3段內容,“信念”與“理想”是一個意思。“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可對應《宣言》中第二大部分“共產主義者的目的”那7段內容。“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以實現共產主義”，可對應《宣言》第三大部分“階級斗爭的最近狀態”那6段內容。這部分前4段講的都是“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后2段講的是“實現共產主義”問題。限於篇幅，就不展開論述了。
二、《宣言》的起草者或執筆人應是李大釗，而不是陳獨秀
關於北京組織“黨綱”討論通過的過程，為什麼討論時無政府主義者佔多數，而當意見不合時隻能退出呢？應當是因為李大釗、張國燾是北京組織的建立者，無政府主義者是后加入的。因此1920年11月這個時間裡，北京組織的文件就基本隻能出於李大釗和張國燾之手了（另一位籌建者張申府已到上海准備去法國）。但張國燾回憶裡並未提及自己起草或執筆的事情。而且，當時李大釗是建黨領袖，依照其名氣威望、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當時的情形也多半是李大釗主筆，張國燾充當助手。也就是說，如果《宣言》確實是出自北京組織，李大釗是其起草或主持起草者，或執筆人，或主持制定者，就都沒什麼疑問了。張國燾起草的那個《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也很可能是以這個《宣言》為底子寫出來的。
20世紀80年代起關於《宣言》來歷的說法，起初是說由上海小組“制定”、“起草”，后來才有人將“起草”、“主持起草”、“主持制定”的事情落實到陳獨秀身上，就是因為陳獨秀是建黨領袖，他的思想水平和威望遠高於其他成員，這個地位決定了在組織的重要文件中必然會更多地反映他的思想觀點。事實上，在黨的早期，很多黨的重要文件就是由最高領導人親自起草送交討論的。如中共一大就有“討論陳獨秀所擬的黨綱”之事。假如他就是起草者或者執筆人，文件還會反映出他的思想著重點甚至行文、用語的特點來。所以，筆者認為有必要將李大釗和陳獨秀此前的一些主要文章分別與《宣言》進行比對。結果發現，李大釗的文章與《宣言》相似甚至相同的地方極多，而陳獨秀則與之不同甚至相反。
（一）“經濟現象為最重要”，是李大釗在很早就認識到的問題，《宣言》即秉持這種觀點。陳獨秀在此前則沒有這樣的認識。
李大釗早在1919年8月，就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中說：“依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經濟問題一旦解決，什麼政治問題、法律問題、家族制度問題、女子解放問題、工人解放問題，都可以解決。”②（注②：《李大釗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頁。）1919年10月、11月寫的《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第四個大問題說：“歷史的唯物論者觀察社會現象，以經濟現象為最重要，因為歷史上物質的要件中，變化發達最甚的，算是經濟現象。故經濟的要件是歷史上唯一的物質要件。”③（注③：《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20頁。）1920年1月1日，他又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指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換句話說，就是經濟的變動，是思想變動的重要原因。”④（注④：《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40頁。）這些都說明，李大釗是把經濟現象看作最重要現象的。同樣，《宣言》也把經濟現象列為最重要的問題，其第一個問題的首句就是“對於經濟方面的見解”，接著對此問題作了詳細、深刻的闡述。①（注①：參見《“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頁。）
而陳獨秀在1919年12月，還對經濟、政治孰為基礎的問題處於矛盾之中。他在《實行民治的基礎》一文中說：“我以為關於社會經濟的設施，應當佔政治的大部分﹔而且社會經濟的問題不解決，政治上的大問題沒有一件能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簡直是政治的基礎。”②（注②：《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430頁。）這句話，雖然強調了社會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但終究還是把它歸到了政治問題的范疇中。直到1920年10月1日，即距《宣言》起草隻有一個多月時，他還在《懶惰的心理》開頭第一句話說：“改造社會自然應該從大處著想，自然應該在改革制度上努力。”③（注③：《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6頁。）
（二）要有崇高的“理想”，是李大釗在五四前后始終倡導的問題，《宣言》熱情贊頌了“共產主義”的理想。陳獨秀則對“理想”抱有貶義，認為多是空談。
李大釗在五四前后多次談到“理想”問題。如1919年1月1日，他在《新紀元》中說：“人類的生活，必須時時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擴張傳衍，流轉無窮，把那陳舊的組織、腐滯的機能，一一的掃蕩摧清，別開一種新局面。”④（注④：《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250頁。）1919年8月，他在《再論問題與主義》說：“大凡一個主義，都有理想與實用兩方面，例如民主主義的理想，……必須要研究怎麼可以把他的理想盡量應用於環繞著他的實境。”⑤（注⑤：《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3頁。）1920年1月15日，他在《由縱的組織向橫的組織》中說：“我們的至高理想在使人間一切關系都脫去力的關系，而純為愛的關系，使人間一切生活全不是爭的生活，而純是愛的生活。”⑥（注⑥：《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65頁。）而《宣言》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共產主義的理想”。第二個大問題《共產主義者的目的》的第一句話是“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⑦（注⑦：《“一大”前后》（一），第2頁。）。
陳獨秀在他所著的文章中雖然也提到過“理想”，但卻並不鼓吹“理想”，認為光說“理想”是一種空想，不切實際。1919年2月9日，他在《威大炮》中說：“威爾遜總統的平和意見十四條，現在也多半是不可實行的理想，我們也可以叫他做威大炮。”⑧（注⑧：《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第344頁。）1919年2月23日，他在《理想家那裡去了？》中說：“法蘭西國民，向來有很高遠的理想，和那軍國主義狹義愛國心最熱的德意志國民，正是一個反對。……不知理想高遠的法蘭西國民，都到那裡去了。”⑨（注⑨：《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第358頁。）從上述陳獨秀對理想的提法來看，他所謂的那些“理想”都是貶義的，有很強的諷刺意味。他還說：“（一）我們所需要的是理想底實質，不是理想底空名詞﹔（二）我們若要得到理想底實質，必須從實際的事業上一步一步的開步走，一件一件的創造出來。”⑩（注⑩：《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冊，第478頁。）其實陳獨秀在這裡關於“理想”的看法，與胡適相近：“但是我所說的理想的作用，乃是這一種根據於具體事實和學問的創造的想象力，並不是那些抄襲現成的、抽象的、口頭禪的主義。”（11）（注（11）：胡適：《三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8月24日《每周評論》第36號。）《宣言》中恰恰是以“共產主義”的“理想”為全新的崇高目標的，與陳獨秀對“理想底實質”的要求差之甚遠。
(三)李大釗對俄羅斯十月革命高度贊揚、多次論述，《宣言》也同樣加以闡述。而陳獨秀對俄國十月革命的評價一直很低。
眾所周知，李大釗是中國第一個熱情贊頌、多次著文深刻闡述十月革命偉大意義的人。《宣言》中多次提到俄羅斯革命的情況，如宣稱“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羅斯無產階級革命勝利的結果，使俄羅斯的階級爭斗變作勞農專政的方式。”“他的趨向是向著與俄羅斯的階級斗爭一樣的方式——就是無產階級專政。”①（注①：《“一大”前后》（一），第3—4頁。）
而陳獨秀對俄國十月革命幾乎沒有作過正面的評價。如1920年9月1日，他在《對於時局的我見》中說：“有許多人歡喜拿國民的名義來號召，實在是自欺欺人，無論是國會也好，國民大會也好，俄羅斯的蘇維埃也好，都只是一階級一黨派底勢力集中，不是國民總意底表現。”②（注②：《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第11頁。）1920年11月1日，也就是《宣言》寫作的那個月，他在《答鄭賢宗（國家、政治、法律）》的信中說：“事實是道理底基礎，俄事不過是一種有力的事實，不足以佔據我們的全信仰。”③（注③：《陳獨秀文章選編》中冊，第47頁。）
（四）實行“（總）同盟罷工”，是李大釗一直關注的問題，《宣言》對此有了更明確的闡述。而陳獨秀在這期間則從未提到過此問題。
早在1917年3月，李大釗就對“同盟罷工”予以關注，他在《俄國革命之遠因近因》中說：俄國“工黨對此異常激昂，率相投袂而起，以激烈之同盟罷工，為示威之運動”④（注④：《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10頁。）。《新紀元》中說：“勞工階級要聯合他們全世界的同胞，作一個合理的生產者的結合，去打破國界，打倒全世界資本的階級。總同盟罷工，就是他們的武器。”⑤（注⑤：《李大釗文集》第2卷，第251—252頁。）1920年5月1日，他又在《“五一”（May Day）運動史》中說：“決議以每年五月一日為一期，舉行以一日工作八小時制度實行為目的示威運動——總同盟罷工。”⑥（注⑥：《李大釗文集》第3卷，第178頁。）《宣言》繼續闡述了這個思想，說：“要是到了可以從資本家手中奪得政權的最后爭斗的時機，由共產黨的號召，宣布總同盟罷工，這就是給資本制度一個致命的打擊。”⑦（注⑦：《“一大”前后》（一），第3頁。）而查《陳獨秀文章選編》三卷本（這是迄今為止陳獨秀文章較全的選本），直到1920年11月時，他還從未提到過“（總）同盟罷工”的問題。
因此，文本分析的結果顯示，李大釗起草或執筆《宣言》的可能性遠遠大於陳獨秀。至於上海組織的其他成員，當時可能與《宣言》發生關系的有6人⑧（注⑧：上海組織的18位成員中，《宣言》起草時，施存統、周佛海、陳公培早已到日本、法國留學﹔陳望道、李季、邵力子、林伯渠、沈雁冰、李啟漢、李中、沈澤民等8人加入該組織是在《宣言》起草之后。因此，以上11人不會參與《宣言》的起草。），但關於以上這些問題則都未全面涉及，有人僅涉及一二，但當時他們的思想觀點、關注重點、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水平等，與《宣言》相差得更遠。其中，李漢俊和李達是除陳獨秀外思想水平最高者。但李漢俊直到中共一大上，還不能肯定是俄國十月革命好，還是德國社會黨的革命好，主張先分別到兩國去考察，然后再作決定﹔李達在此前后對“總同盟罷工”的看法與《宣言》不一致。其他4人，沈玄廬當時兼有紳士、國會議員、浙江省參議員等多種身份﹔俞秀鬆主要是做團的工作﹔楊明齋原為俄共黨員，以前一直在俄國生活，1920年8月以后把主要精力用在了辦外國學社和華俄通訊社上﹔袁振英的長處在於翻譯，此前一直致力於發表譯文。他們起草《宣言》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作者馮鐵金，中共河北省唐山市豐南區委黨校原副校長，河北唐山063300〕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