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朱德致聞一多家屬唁電收發時間考
孫宇華 顧良飛 白永毅
1946年7月15日，著名民主戰士、西南聯大教授聞一多在昆明被國民黨特務殺害，舉國震驚。7月17日，毛澤東、朱德從延安給聞一多家屬起草了一封唁電，電文刊登在1946年7月19日《解放日報》上，《毛澤東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頁收錄了唁電。全文如下：
昆明國立西南聯大請轉聞一多先生家屬：
驚悉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克底於成。特電致唁。
毛澤東朱德
午篠
根據民國時期使用的電報日期表示法（即“韻目代日”法和“地支代月代時”法），“午”代表7月，“篠”代表17日，所以7月17日毛澤東、朱德起草了唁電，是毋庸置疑的。
目前在清華大學檔案館保存有一封電報，內容就是毛澤東、朱德致聞一多家屬的唁電。實錄如下：
昆明國立西南聯大請轉聞一多先生家屬：
驚悉聞一多先生遇害，至深悲悼。先生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先抵於成。特電致唁。
毛澤東朱德
午兄 印
把清華館藏電報與《毛澤東文集》所載電報內容進行仔細比對，發現共有五處不同：加“聞”字﹔“哀”換“悲”字﹔少“人”字﹔“克底”換成“先抵”﹔落款“午篠”換成“午兄”，並多一個“印”字，表示蓋有印章。前三處文字不同但意思不變。第四處“克”、“先”字形相近，“底”、“抵”音同，當是誤字。最主要的區別是第五處，電文的結尾“篠”變成“兄”。“兄”不是“韻目代日表”中的字，可能是“篠”音的方言口誤。從兩封電報中能看出兩者的句子結構、觀點和語氣完全一樣，字數也相同，清華館藏電報保留了原版風貌，應當與《毛澤東文集》所載電報出自同一份電報稿。筆者試圖從中央檔案館找到電報手稿和行文登記，查尋電報發出的日期，但沒有查到底稿和記錄。后經仔細查閱清華館藏電報，從中找出了發出時間。
一、電報的發出時間是1946年7月23日
該電報的來報紙蓋有藍色橢圓公章，上書：“交通部昆明電信局來報處。”漢字電文非常清楚，文字簡潔，無標點符號（標點當字收費，所以一般都省掉）。漢字下的數字就是電報局接收到的電報碼，每四位數一組對應
一個漢字，漢字是由譯電員翻譯后填上去的，屬明碼電報。電報中個別字與《毛澤東文集》所載電報不同，經我們核對電報碼表，文中電報碼和漢字完全對應，不是電報譯文的錯誤。最后的“印”字下的電碼“sl”是英文“seal”的縮寫，屬於交流用語，即蓋有印章之意。正常情況下，發報時間等關鍵信息應填在來報紙相應表格中，而這封電報上部分的表格除備注欄和發報局欄外，其他各欄都是空的，這給后人查明發出時間帶來了困難。
筆者閱覽了近百件民國時期的電報檔案，並查閱了民國的電報規范，終於得出一條重要結論。本電報的報表關鍵字不是填在表格裡，而是打在報文首行，形成半行細小的字母和數字：“cqq327 m fushih 2000 87 23/7 1630。”這些“密碼”經研究后對應解釋如下：
“cqq327”指流水號數，是收報局登記的序號﹔“m”指報類，即各種業務類別的納費標識，有尋常電“p”、加急電“d”、政務電“s”、預付返回電“rp”、送達告知電“pc”、 面交電報“mp”等（“m”即“mp”的簡寫）﹔“fushih”是發報局名，即膚施（延安的舊稱）電信局﹔“2000”指原來號數，系發報局登記的流水號﹔“87”是字數，即共87個字（按字計費）﹔“23/7”是發報局的發電日期，即7月23日﹔“1630”指發電時刻，即16點30分。
以上信息表明，該電報是1946年7月23日下午4點半，從膚施電信局發出的。
為進一步求証這個結論，筆者走訪了昆明市電信局對電報密碼頗有研究的77歲的老科長朱朝祥。他對該電報首行“密碼”的解釋與筆者的研究完全一致，並直接念出電報發出的時間是7月23日16點30分。
另外，電報上部分表格備注欄中還有一行小字“28 0133 wl”，是說昆明電信局收報時間是28日1點33分，“wl”是值機員代號。電報紙右上角的草書“琦”是西南聯大校長梅貽琦的簽字，其右側分列錯開寫了一句話 “呈閱后送聞一多夫人 久庵 七廿九”，旁還有“廷謙 七廿九”，這分別是西南聯大文書室主任周久庵和西南聯大秘書章廷謙的簽字。電報最右邊有一豎行小草字“已抄送 七卅一”。這樣，我們得到一個清晰的時間表，延安7月23日下午發出電報，28日昆明收到，29日西南聯大校辦簽收電報，31日抄送聞一多夫人，事情處理完畢后電報存檔。
二、電報延誤的原因何在？
是什麼原因導致電報的發出時間從17日延至23日，且5天之后才傳抵昆明呢？筆者試從當年的形勢作一點推測。
聞一多慘案發生后，毛澤東、朱德在17日起草了電報卻沒有及時交付，應當是有所考慮的。17日前后，昆明特務活動猖獗，黨中央可能考慮到對聞一多家屬安全的影響而擇機發報。隨之全國學界和民盟追悼、抗議、反迫害之聲一浪高過一浪，報紙電台連日追蹤，甚至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才使得毛澤東、朱德將電報放心交發。而《解放日報》是中共中央機關報，提前登載電報，既不會對家屬安全產生影響，又鮮明表達了我黨對於民主人士被暗殺的憤慨。筆者還走訪了90歲的原北京市電報局局長賈峰戈，他曾任延安中央軍委（無線）總台台長助理。他介紹說，中共進駐延安時保留了國民黨的膚施電信局，從發報到收報中間有5天的間隔，大大超出了處理時限，有可能是被國民黨截留審查過。
經過上述考証，筆者認為，今后史料文字在描述這一歷史事件時，起草電報的時間可用傳統的1946年7月17日，即以當年《解放日報》的7月17日電文為准。但如果刊登清華館藏電報圖片，注解當為“1946年7月29日，西南聯大收到毛澤東、朱德致聞一多家屬的唁電”更為貼切。
〔作者孫宇華，女，清華大學檔案館研究館員﹔顧良飛，清華大學檔案館館長﹔白永毅，女，清華大學原黨委常委、檔案館館長，北京100084〕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