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來《新民主主義論》研究綜述

作者:    發布時間:2013-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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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來《新民主主義論》研究綜述

吳漢全 李娜

《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全面、系統地論述新民主主義理論和社會的代表性著作,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相結合的創造性成果。近十年來,學術界將《新民主主義論》作為重要文獻資料,從思想內容、社會意義和影響、版本變化等方面展開研究,取得可喜的成績。

一、關於《新民主主義論》思想內容的研究

《新民主主義論》作為中國共產黨最重要的思想文獻之一,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主義原理研究新民主主義實踐的創造性理論成果,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鮮明特征。近十年來,學術界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研究,主要是揭示它所蘊含的新民主主義的基本思想,挖掘其中的思想智慧。

1.《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共產黨思想演變進程研究。學術界在解讀《新民主主義論》的內容時,注意將其放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演變進程中考察,使文本內容的地位得以凸顯。王也揚認為要歷史地看待新民主主義論,指出:“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以他的三篇重要著作——《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為代表,並劃出了三個發展階段。”①(注①:王也揚:《歷史地看待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及其變化》,《中共黨史研究》2001年第3期。)在他看來,在《論新階段》中,毛澤東新民主主義思想的基本框架和內涵已經形成﹔而《新民主主義論》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舉起“新民主主義旗幟”,比較全面地闡發中國共產黨人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認識,從而為中共取得革命勝利打下堅實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進一步發揮了其新民主主義的思想。

2.《新民主主義論》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關系的比較研究。不少學者將《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內容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進行比較,在比較中更深地理解《新民主主義論》的內涵,揭示新民主主義理論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鄭歷蘭通過對兩大理論相同和不同點的對比,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對新民主主義理論不是簡單地套搬重復,而是“否定之否定”,是對新民主主義基本內容的繼承和發展﹔可以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看到《新民主主義論》的思想內容及其價值。②(注②:參見鄭歷蘭:《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與新民主主義論比較研究》,《中國科技信息》2005年第16期。)

3.《新民主主義論》中“社會論”的內容研究。《新民主主義論》問世后,學術界形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論”的基本認知。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有學者提出《新民主主義論》還包括“新民主主義社會論”的內容,這在當時是一個大膽的創新。近十年來,學術界關於《新民主主義論》內容的研究,已經突破了“革命論”的框架,突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內容。張勇指出,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中的“社會論”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理想藍圖的全面展示。③(注③:參見張勇:“新民主主義社會論與中國社會現代化”,北京師范大學2001年博士學位論文。)陳根認為,《新民主主義論》中出現了過去馬列著作中從未提及的“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概念,並且全面系統地闡明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綱領,初步形成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理論體系﹔毛澤東還第一次從國體和政體兩個方面闡述了未來的國家形態,奠定了“新民主主義國家論”的基礎。①(注①:參見陳根:《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2期。)

4.《新民主主義論》思想內容上存在的局限性。近十年來,學術界在強調《新民主主義論》偉大貢獻的同時,也看到了其存在的不足,並分析其中的歷史背景和理論原因。項晨光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存在一些理論偏差,如:過高地估計了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並將一切西方國家視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認為中國革命必須分兩步走,即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因此資本主義道路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社會都走不通,社會主義社會將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寫於19401月的《新民主主義論》正處於共產國際戰略發生轉變之時,其理論偏差來源於共產國際世界革命理論的偏差以及戰略決策的失誤,等等。②(注②:參見項晨光:《共產國際對〈新民主主義論〉中幾個觀點形成的影響——兼評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修正的根源》,《黨史研究與教學》2006年第2期。)江丹林認為,《新民主主義論》沒有看到生產力水平落后的中國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之后不可能直接進入社會主義﹔《新民主主義論》的這一局限性,又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創立埋下了伏筆。③(注③:參見江丹林:《論〈新民主主義論〉與初級階段社會主義》,《學術界》1998年第2期。)

關於《新民主主義論》思想內容的研究,筆者認為還可以從以下方面進行深化。一是將《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社會現代化聯系起來進行研究。近代中國社會是一個不斷現代化的社會,存在著由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工業社會演變的歷史進程。學術界關於《新民主主義論》思想內容的研究,主要是依據“革命史”的視角,如果能換一個思路,即從社會現代化的角度去研究《新民主主義論》,探求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現實需求及其演變趨勢,可能會更深刻地認識《新民主主義論》的基本思想和現實價值。二是加強系統研究。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與同一時期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等一起構成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如果將之與周恩來、劉少奇等關於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論述聯系起來進行研究,或許可以從更深層面探討中國共產黨人的新民主主義理論體系及其意義,深刻理解《新民主主義論》的歷史地位和價值所在。三是加強探源性研究。《新民主主義論》本源於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中國社會的實際,學術界已有共識,但尚未進行深入的探源性工作。譬如,《新民主主義論》關於文化建設的論述,是中國共產黨理論的一個新的創造。但除了本源於唯物史觀關於文化作為上層建筑的理論之外,還有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有沒有大批文化人士到延安需要正確的文化方針、延安區域社會文化建設的現實需求?是否有抗戰以來急需傳承民族文化、提升民族文化心理、團結文化人士抗戰需要的影響?有沒有要應對20世紀30年代“本位文化論戰”及“全盤西化思潮”的新情況?這些方面,都有很大的研究空間。

二、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社會意義和影響的研究

近年來,學術界對《新民主主義論》意義和影響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從馬克思主義發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價值。《新民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理論創造,本源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但結合了中國的具體實際和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經驗,不拘泥於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王向清、彭臻從三個方面探討了《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貢獻:《新民主主義論》概括了“能動的革命的反映論”范疇,既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范疇,又打上了中國哲學的烙印﹔建構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政治哲學理論﹔提出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學說。①(注①:參見王向清、彭臻:《〈新民主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5期。)陳根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暴力革命理論的發展,“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是對馬克思主義過渡時期理論的發展,而“新民主主義國家論”則是對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形態的發展。②(注②:參見陳根:《論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重慶交通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年第2期。)凌海金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從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和任務、性質、前途、轉變等方面發展了馬克思主義。③(注③:參見凌海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座豐碑——論〈新民主主義論〉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偉大貢獻》,《理論導刊》2004年第3期。)

二、從文化建設的視角研究《新民主主義論》在文化方面的突出貢獻和意義。近十年來,一些學者從文化建設的視角,研究《新民主主義論》在發展先進文化中的意義和影響。王新華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對文化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性的認識及對文化概念的科學界定,不僅是近代中國社會改革思想的歷史概括,更是中國共產黨人民族文化自覺意識的重要起點﹔《新民主主義論》對中國文化發展狀況有清醒的認識,不僅總結和梳理了中國文化的歷史特點和演化趨向,而且明確了中國文化走向現代化的歷史必然,堅持了文化選擇的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統一﹔《新民主主義論》倡導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表明中國共產黨人文化觀的成熟,是中國共產黨已經實現徹底的文化自覺的顯著標志。④(注④:參見王新華:《〈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共產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文化自覺》,《河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蒙長江研究了《新民主主義論》體現的文化創新思想,認為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文化的論述,形成了中國共產黨最早的文化創新思想,對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和建設事業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⑤(注⑤:參見蒙長江:《淺析〈新民主主義論〉中的文化創新思想》,《毛澤東思想研究》2003年第1期。)史家亮認為,《新民主主義論》所闡述的文化和經濟、政治辯証關系的思想是中國先進文化前進所必須遵循的基本指導思想,所闡明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的內涵和原則構成了中國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重要內容,所指出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發展的措施為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提供了有益的借鑒。⑥(注⑥:參見史家亮:《〈新民主主義論〉與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重慶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三、從社會影響的微觀層面研究《新民主主義論》的社會意義。長期以來,很多學者從毛澤東思想逐漸成熟的角度來研究《新民主主義論》的社會意義。近十年來,學術界開始注重從社會影響的微觀層面細致地進行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李曉宇的《民國知識階層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具體考察了《新民主主義論》在知識階層中的反響,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在傳播的過程中對當時的知識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方面,《新民主主義論》成為國統區左翼文化人士和進步師生為新中國的誕生而不懈奮斗的精神指南針﹔另一方面,又成為對舊式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利刃。⑦(注⑦:參見李曉宇:《民國知識階層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思想研究》2007年第4期。)

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意義和影響,筆者建議還可從以下方面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一是進一步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角度來總結《新民主主義論》的理論貢獻。《新民主主義論》既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分析,又有中國革命的新鮮經驗,需要更多地從“中國化”的角度來進行分析。二是從新的視角揭示《新民主主義論》的意義和價值。如果站在現實的高度,從“科學發展觀”、“中共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的視角來看待《新民主主義論》,或許會對《新民主主義論》的意義、價值產生新的認識。三是深化《新民主主義論》社會影響具體層面的實証性研究。譬如,可以從《新民主主義論》當時對工農大眾的思想觀念的影響作一些實証性的研究,以反映《新民主主義論》在下層民間社會的影響情況。

三、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版本變化的研究

《新民主主義論》先后有三種版本出現,而且每一版本的內容都有改動,這給人們理解毛澤東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思想帶來很大的影響。近十年來,學術界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版本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一是關於版本修改與毛澤東思想發展關系的研究。學術界形成了一個總的看法,即毛澤東在不同時期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表明毛澤東思想是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方敏通過對《新民主主義論》三次改動的分析,對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變化作了系統的梳理和總結。他認為,第一次改動是明確理論定位,將題目定為《新民主主義論》,觸及到了整個文章的指導思想,具有為文章的理論建設意義給予重新定位的意向﹔第二次修改使理論內容更加成熟,標志著在抗日戰爭中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闡發更趨於成熟﹔第三次修改使理論的建設意義和現實指導意義有了發展和升華。①(注①:參見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

二是關於版本修改和內容變化的研究。學術界注意到,《新民主主義論》的三次修改,都在一些關鍵的問題上作出新的補充。項晨光認為,毛澤東最初的觀點是在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界革命理論和二戰爆發前后斯大林的“帝國主義戰爭論”的影響下提出的,而隨后進行的補充和修改體現了他“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精神品格”②(注②:項晨光:《毛澤東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道路認識的深化——1958年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補充》,《華中科技大學學報》(社科版)2007年第5期。)。楊建黨通過各個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的對比和分析,認為其中沒有提出“人民代表大會”的概念,並未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從而糾正了學術界長期以來認為《新民主主義論》已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結論。③(注③:參見楊建黨:《〈新民主主義論〉並未初步形成理論形態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人大研究》2007年第9期。)

在以往對《新民主主義論》的版本研究中,關於毛澤東寫作和修改《新民主主義論》社會背景的研究明顯不足。比如,《新民主主義論》最初發表時,毛澤東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的認識與當時政治形勢有關,后來的修改也與形勢變化相聯系。研究這一社會背景,對分析中共對形勢認識的變化和毛澤東的深謀遠慮都將很有意義。

〔作者吳漢全,南京審計學院政治與行政學院教授,江蘇南京211815﹔李娜,徐州師范大學碩士生,江蘇徐州221116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