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七:八大之后毛澤東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思考

作者:    發布時間:201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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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年譜19491976》選載之七:

八大之后毛澤東對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思考

中央文獻研究室

1956年六十三歲

9月15日下午二時,中共八大開幕。毛澤東致開幕詞。他說:“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斗。”“在我們繼續加強全黨的團結的時候,我們還必須繼續加強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團結,繼續鞏固和擴大我們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認真地糾正在任何工作環節上的任何一種妨害黨同人民團結的不良現象。”

9月18日下午六時,和劉少奇、周恩來、彭德懷、鄧小平、王稼祥,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蘇聯共產黨代表團米高揚等人。雙方就兩黨處理黨內關系的經驗教訓,並准備共同幫助兄弟黨解決黨內矛盾、增強團結的問題,交換意見。毛澤東說:對黨內犯錯誤的人,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呢?我們說,犯了錯誤,還是要給他工作做,還是要給他飯吃,不能一棒子打倒,要給他改正錯誤的機會。米高揚說:您講的對待犯錯誤的人應該採取的這種正確的態度,我在一九四九年來中國時,就曾聽您說過,當時給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回到蘇聯后,曾經一字不掉地對斯大林講過。可是,當我說完了以后,斯大林並不作聲。他的辦法同您的相反。我知道,他是不以為然的。毛澤東說:當國內隻有一個黨的時候,更應注意聽取反面的意見。

同日晚十時,在中南海頤年堂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朝鮮勞動黨代表團崔庸健等,劉少奇、彭德懷、鄧小平、聶榮臻、王稼祥、李克農在座。毛澤東就黨內團結問題,黨內發揚民主問題,談了意見。他說:黨內如果有不同的意見,應該展開爭論,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進行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同時應該允許那些少數同志保留他們不同的意見。

9月22日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意大利共產黨代表團成員。談到斯大林問題時,毛澤東說:斯大林的錯誤,有它的歷史和社會根源,但主要應從主觀認識上找根源。蘇聯在階級消滅以后,仍找對象,大批抓人殺人。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斗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斗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斯大林的錯誤還是小部分,七分是正確的,三分是錯誤的,也許還比三分少些,隻有一分到二分。看歷史問題是要時間,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又說:精神方面的問題,不能用粗暴的方法來處理。我們黨開始時用粗暴方法來處理陳獨秀、李立三的問題,結果出現了比李立三更“左”的王明路線,這就教育了我們,思想問題不能用粗暴方法來解決。斯大林這個問題不是一年、兩年能夠解決的。

9月23日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英國共產黨代表團波立特等,劉少奇、王稼祥、劉寧一在座。在講到斯大林的錯誤時,毛澤東說:在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了沒有階級的社會,反革命更少了,但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我認為這樣才能夠解釋他的錯誤,即是認識的錯誤,認識不符合客觀事實。又說:我們勝利隻有七年。我們政權專政的職能,隻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那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范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要全國人民不恐慌。

9月27日下午二時,出席中共八大閉幕會議。會議選舉候補中央委員﹔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批准劉少奇代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所作的政治報告﹔通過《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陳雲致閉幕詞。大會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是在毛澤東主持下由陳伯達、胡喬木負責起草的。決議正確分析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政治報告決議中,緊接這句話之后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后一句話是在大會閉幕會開會前由陳伯達、胡喬木加上去的。送毛澤東審定時,距大會開會已不到一小時。不久,毛澤東對這后一句話提出異議,明確提出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生產力”。

同日下午四時半,在政協禮堂休息室會見參加中共八大的波蘭統一工人黨代表團成員。在講到波茲南事件(波茲南事件,指1956年6月波蘭波茲南發生的大規模游行示威和騷亂事件——編者注)時,毛澤東說:就是一萬年以后,人類還會有矛盾。現在我們把未來想得很美,可是未來到來時,人們又會感到不滿意。那時,社會上還有善惡,無惡即無善﹔社會上還有美丑,無丑即無美。那時,還有真理,也有謬誤。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的思想,是錯誤的。

11月1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會議,聽取八屆二中全會各組組長匯報討論情況,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根據幾次會議討論的情況,毛澤東作了發言。其中談到:國內階級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但是應該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反革命分子的活動。對於資產階級分子和知識分子的舊思想和舊習慣的改造,要在鞏固團結他們的方針下,繼續進行長期的教育。人民內部的問題和黨內問題的解決的方法,不是採用大民主而是採用小民主。要知道,在人民方面來說,歷史上一切大的民主運動,都是用來反對階級敵人的。

11月15日出席中共八屆二中全會。在作總結性講話談到大民主小民主問題時說:有幾位司局長一級的知識分子干部,主張要大民主,說小民主不過癮。他們要搞的“大民主”,就是採用西方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學西方的“議會民主”、“新聞自由”、“言論自由”那一套。這是缺乏馬克思主義觀點,缺乏階級觀點,是錯誤的。民主是一個方法,看用在誰身上,看干什麼事情。我們愛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下的大民主,它是對付階級敵人的,民族敵人也是階級敵人。大民主也可以用來對付官僚主義者。我們准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官僚主義就包括許多東西:不接觸干部和群眾,不下去了解情況,不與群眾同甘共苦,還有貪污、浪費,等等。整風是在我們歷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主張和風細雨,真正達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也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我歷來主張軍隊要艱苦奮斗,要成為模范的。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錦州那個地方出蘋果,遼西戰役的時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裡很多蘋果,我們戰士一個都不去拿。我看了那個消息很感動。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無產階級的革命精神就是由這裡頭出來的。

11月30日晚上,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雲、鄧小平、張聞天、王稼祥、胡喬木開會。會議中間,和劉、陳、鄧、張、王一起會見尤金。毛澤東就朝鮮問題、鐵托普拉演說問題和周恩來訪蘇問題,同尤金進行交談。毛澤東在談話中說:各國有各國不同的面貌和特點,各國有不同的具體辦法來解決各自的問題。有共同性,也有差別。隻講差別,不講共同性,鐵托的演說就是如此。蘇聯建設時期,斯大林執政期間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是應當加以肯定的。蘇聯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現代工業化的國家,打敗了法西斯主義。當然,在這期間也有些缺點,專政過火了。斯大林並未破壞全部法制,他隻破壞了一部分法制,民法未破壞,刑法破壞了一部分,未全部破壞,憲法破壞了一小部分,刑事訴訟法破壞了一部分。蘇聯的制度是好的,但其中一部分是不好的,那就是內務部。斯大林在這方面犯了錯誤。我們向世界上各個國家,甚至帝國主義國家,都提議要共同緩和緊張局勢,為什麼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就不能緩和緊張局勢呢?我們可以用和平協商的辦法來解決自己內部的一切問題。在解決內部問題方面,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我們應當區分敵人和自己同志,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民主和專政都是上層建筑,它們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為基礎服務的,是基礎的工具。

12月2日晚十時四十五分,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劉少奇、陳雲、陸定一、王稼祥、楊尚昆、胡喬木、吳冷西開會,討論胡喬木等起草的《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一文初稿。毛澤東提出:文章的題目可以考慮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四月間寫的文章相銜接,表示我們在蘇共二十大后寫的文章的連續性,而且用這個題目理論性更強一點。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國內,實際上面向世界。接著,他提出了這篇文章的要點:一、要講世界革命的基本規律、共同的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規律,然后講各國革命的具體道路,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二、講清什麼是斯大林主義,為什麼把共產黨分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錯誤的。所謂非斯大林主義化就是非馬克思主義化,就是搞修正主義。三、講清沙文主義。大國有沙文主義,小國也有沙文主義。要提倡國際主義,反對民族主義。四、先要分清敵我,然后在自己內部分清是非。要指出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是兩種性質根本不同的矛盾,要採取不同的方針、不同的辦法,解決不同性質的矛盾。五、既要反對教條主義,也要反對修正主義。六、文章從團結講起,最后也落腳到團結。

12月4日致信黃炎培。信中說:“你們的會議指中國民主建國會在1956年10月召開的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和11月召開的第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開得很好,謹致祝賀之忱!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方法竟在你們黨內,在全國各地工商業者之間,在高級知識分子之間行通了,並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會總是充滿著矛盾。即使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也是如此,不過矛盾的性質和階級社會有所不同罷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決。有兩種揭露和解決的方法:一種是對敵(這說的是特務破壞分子)我之間的,一種是對人民內部的(包括黨派內部的,黨派與黨派之間的)。前者是用鎮壓的方法,后者是用說服的方法,即批評的方法。我們國家內部的階級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了(即是說還沒完全解決,表現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還將在一個長時期內存在。另外,還有少數特務分子也將在一個長時間內存在),所有人民應當團結起來。但是人民內部的問題仍將層出不窮,解決的方法,就是從團結出發,經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達到團結這樣一種方法。我高興地聽到民建會這樣開會法,我希望凡有問題的地方都用這種方法。國際間麻煩問題不少,但是總有辦法解決的。我是樂觀主義者,我想先生也會是這樣的。”

12月8日在中南海勤政殿邀集出席全國工商聯第二屆會員代表大會的各省市代表團負責人座談,劉少奇、陳雲、薄一波及有關部門負責人參加。毛澤東說:我看公私合營以來,工商界有很大進步,我感覺比過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攏了。我對資本家的看法比過去有了進步,從前認為改造很困難,你們自己也可能沒料到變化會這樣快,學習中還開展了批評和自我批評。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這是人民內部解決問題的方法。共產黨、政府、民主黨派、工人、農民、工商界,包括恢復了選舉權的地主,都屬於人民內部。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是要消滅的,但人都包下來了。工商業者不是國家的負擔,而是一筆財富,他們過去和現在都起了積極作用。在資本家中要宣傳把個人的事情和國家的事情聯系起來,提倡愛國主義,總要想到國家的事情。為什麼要搞公私合營,搞社會主義?就是為了便於把國家發展起來,社會主義比私有制更有利於發展國家的經濟、文化,使國家獨立。大學生中百分之七十是資產階級的子弟,要把他們培養成為國家建設人才,我們是完全信任他們的。至於入學、助學金、入團和戴紅領巾這些問題,要一視同仁,隻看條件如何,不要看家庭出身。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愛國的階級,但是不要說是紅色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中有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顏色不一,思想狀態不一,並且有兩面性,有進步的一面,有落后的一面。我們政府的性格,你們也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辦事的,可以叫它是個商量政府。我們不是板起面孔教訓人的,不是意見提得不對就給他一棒子。我們叫人民政府,你們有話盡可以講,不會借故整人的。還說:革命是為建設掃清道路。革命把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把經濟制度加以改變,把政府、意識形態、法律、政治、文化、藝術這些上層建筑加以改變,根本目的不在於建立一個新的政府、一個新的生產關系,而在於發展生產。現在我們年產隻有四百萬噸鋼,再搞五年也隻有一千多萬噸,我們六億人口,這點鋼不算事。要趕上美國一億噸鋼,還要四五十年才有希望。請大家把目標轉向這個方面。我希望各位朋友引導參加會議的這一千多人,把目標向著生產方面。我們要有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在生產上、科學上、文化上翻身,所以我們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

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題下注明“這篇文章是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討論由《人民日報》編輯部寫成的”。全文共兩萬字,前面一個引言,末尾一個結束語,中間四個部分分別論述由蘇共二十大關於斯大林問題引發的四個重大問題:關於蘇聯革命和建設道路的基本估計﹔關於斯大林的功過的估計﹔關於反對教條主義和反對修正主義﹔關於各國無產階級的國際團結。在引言中,有一大段是根據毛澤東多次修改意見形成的文字,集中表達了他在國內外新情況下,對整個世界范圍內矛盾問題的理論思考:“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第一種是敵我之間的矛盾(在帝國主義陣營同社會主義陣營之間,帝國主義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壓迫民族之間,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之間,等等)。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礎是敵對階級之間的利害沖突。第二種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在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間,共產黨內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間,社會主義國家相互之間,共產黨和共產黨之間,等等)。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發生不是由於階級利害的根本沖突,而是由於正確意見和錯誤意見的矛盾,或者由於局部性質的利害矛盾。它的解決首先必須服從於對敵斗爭的總的利益。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復雜的。有時為了對付主要的共同的敵人,利害根本沖突的階級也可以聯合起來。反之,在特定情況下,人民內部的某種矛盾,由於矛盾的一方逐步轉到敵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轉化成為對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這種矛盾也就完全變質,不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范圍,而成為敵我矛盾的一部分了。這種現象,在蘇聯共產黨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都曾經出現過。總之,一個人隻要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就決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同敵我之間的矛盾等量齊觀,或者相互混淆,更不應該把人民內部的矛盾放在敵我矛盾之上。否認階級斗爭、不分敵我的人,決不是共產主義者,決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1957年六十四歲

1月27日主持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最后一次會議。在講話中談到“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問題時說:這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採取這個方針。這是一個什麼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實行這樣一個方針比較好,亂子出得比較少。在談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時說:這個方針,我看還是對的,是合乎辯証法的。從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我們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真理是跟謬誤相比較,並且同它作斗爭發展起來的。禁止人們跟謬誤、丑惡、敵對的東西見面,跟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東西見面,跟孔子、老子、蔣介石的東西見面,這樣的政策是危險的政策。它將引導人們思想衰退,單打一,見不得世面,唱不得對台戲。我們有些共產黨員、共產黨的知識分子的缺點,恰恰是對於反面的東西知道得太少。講話,寫文章,缺乏說服力。你不研究反面的東西,就駁不倒它。在放香花的同時,也必然會有毒草放出來。這並不可怕,在一定條件下還有益。發行《參考消息》以及出版其他反面教材,就是“種牛痘”,增強干部和群眾在政治上的免疫力。對於一些有害的言論,要及時給予有力的反駁。社會上的歪風一定要打下去。打的辦法就是說理。隻要有說服力,就可以把歪風打下去。對於重大問題,要作好充分准備,在有把握的時候,發表有充分說服力的反駁文章。書記要親自管報紙,親自寫文章。無論在黨內,還是在思想界、文藝界,主要的和佔統治地位的,必須力爭是香花,是馬克思主義。毒草,非馬克思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隻能處在被統治的地位。從這樣的觀點看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有益無害的了。在談到“鬧事問題”時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裡,少數人鬧事,是個新問題,很值得研究。基本原因就在於社會上仍然有各種對立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對立的階級,對立的人們,對立的意見。發生少數人鬧事,有些是由於領導上存在著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在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上犯了錯誤。還有一些不是政策不對,而是工作方法不對,太生硬了。再一個因素,是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的存在。我們對於少數人鬧事,應當採取積極態度,不應當採取消極態度,就是說不怕,要准備著。我看要准備出大事。你准備出大事,就可能不出。對於少數人鬧事,第一條是不提倡,第二條是有人硬要鬧就讓他鬧。要學會這麼一種領導藝術,不要什麼事情總是捂著。要揭露矛盾,解決矛盾。對鬧事又怕,又簡單處理,根本的原因,就是思想上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是對立統一的,是存在著矛盾、階級和階級斗爭的。對於建設時期的階級斗爭和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缺乏經驗。革命時期的人民內部的斗爭很少,因為都集中力量去對付階級斗爭去了。建設時期,剩下一部分階級斗爭,大量表現的是人民內部的矛盾。當前的少數人鬧事就反映了這種狀況。對於這個東西我們的經驗不足,這是一門科學,應該好好研究。最后毛澤東強調:全黨都要學習辯証法,提倡照辯証法辦事。

2月16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中央各報刊、中國作家協會、中國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開會,討論文藝思想問題。周恩來、鄧小平、郭沫若、胡喬木、胡耀邦、周揚等二十八人出席會議。毛澤東在講話中說:我們對人民中的錯誤,採取如何處理的方針,有大量的人是沒有弄清楚的。我們要採取保護的方針,應該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以便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我們黨經常有不正常的東西存在。在全國有很大的成績和威信之下,滋長了一些壞的作風。我們講過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思想上和工作上都要從幫助人出發。我們有些同志不從幫助人出發,而是一腳踢倒,這是國民黨的作風。任何事情都有兩重屬性。我們有些同志用片面性來反對片面性,這是形而上學的方法,是教條主義的方法。用教條主義來批評人家的文章,是沒有力量的。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馬列主義不能從真空中間生長出來,隻能從對敵斗爭中,並從對立面中吸收合理的部分,才能生長和發展。我們的危險就在革命成功了,四方無事,天下太平了。隻允許香花,不允許毒草,這種觀念是不對的。香花是從同毒草作斗爭中出來的。香花與毒草齊放,“落霞與孤鹜齊飛”。斯大林的教條主義不是兩點論,而是一點論,我們的同志看事物應該是兩點論。過去我們提倡一家獨鳴,那是歷史條件決定的,不如此就不能對付國民黨“一家獨鳴”的理論。現在要警惕簡單化。我們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無准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要有准備才有說服力。一些事物都有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都有始有終。如果馬列主義叫永恆的真理,就不叫馬列主義。馬克思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列寧也看得不長。社會主義的時間不長,還沒有充分的經驗。蘇聯有成績,也有問題。許多問題要創造,要發展。不要怕交鋒,真理是越斗越明。

2月26日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次會議,討論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處理問題。出席會議的黨內外人士共三十七人。

2月27日—3月1日在中南海懷仁堂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各方面人士一千八百多人出席會議。

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作題為《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講話,在會前寫了一個講話提綱。講話共分十二個問題。其中講到“兩類矛盾問題”時說:敵我之間的矛盾,人民內部相互之間的矛盾,是兩個問題。但今天重點要談人民內部的矛盾。因為現在我們所碰到的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是一個重要問題,問題很多,佔我們很多的時間。這兩類問題的性質不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叫作兩個口號:分清敵我,分清是非。敵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是非對抗性矛盾。專政就是解決敵我之間矛盾的。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人民有言論自由、集會自由、結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這是民主的問題。民主是有領導的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主義的。有些人不懂得世界上的具體情況,以為歐洲的民主自由很好,喜歡議會民主,說人民代表大會跟西方議會民主比要差,主張兩黨制。還要有兩個通訊社,唱對台戲。有人提出早一點取消專政。有人說民主是目的。我們說,民主是手段,也可以說又是目的又是手段。民主是屬於上層建筑,屬於政治這個范疇。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結底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改善人民生活是它的目的。有人說外國的自由很好,我們這裡自由很少。我說,沒有抽象的自由,隻有階級的自由,具體的自由。思想問題,人民內部的問題,不能夠採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用粗暴的方法來解決思想問題,解決精神世界的問題,解決人民內部的問題,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應該放在哪一類矛盾?民族資產階級是放在人民內部矛盾這一類的。因為民族資產階級有兩面性,民族資產階級願意接受憲法,願意接受社會主義改造,願意走向社會主義。工人階級跟民族資產階級是對抗性的兩個階級,但是對抗性矛盾如果處理得當,可以轉變為非對抗性的矛盾。如果我們處理不當,勢必會走向對抗。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是一個新問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主要是說國際方面的問題,很少說國內方面的事,並且關於人民內部的矛盾究竟如何解決,沒有詳細的分析,隻有一個原則的說明。歷史上,馬克思、恩格斯對於這個問題談得很少。列寧簡單地談到社會主義社會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著。見列寧《在尼·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一書上作的批注和評論》。原文是:“在社會主義下,對抗將會消失,矛盾仍將存在。”列寧已經說人民之間還有矛盾,但還來不及全面地分析這個問題。至於人民內部的矛盾,有沒有可能由非對抗性的矛盾轉化成對抗性的矛盾,應該說是有可能的。但是列寧那個時候還沒有可能來詳細觀察這個問題。在斯大林時期,他在很長的時期內把這兩類矛盾混淆起來了。這兩類矛盾本來是容易混淆的,我們也混淆起來過。我們在肅反工作中,也曾經並且常常容易把好人當作壞人去整,把本來不是反革命的懷疑他是反革命。這個問題,從前有,現在還有。但是我們有一條,反革命一個不殺。有了這麼一條,就保証在萬一錯了的時候,有挽回的余地。在延安的時候,一九四二年我們提出過這樣的口號,叫作團結——批評——團結,來解決人民內部的矛盾,我們找到這麼一個公式。講詳細一點,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斗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后來我們把這個公式逐步推廣到黨外。把這個方法推廣到整個人民內部,還可以推廣到解除武裝的敵人。在講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問題”時說: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也有很大進步,但是也有不正確的思想,也有歪風,有那麼一些波動。匈牙利事件出來之后,有一些怪議論,討厭馬克思主義,隻願意鑽業務,至於什麼政治,什麼前途、理想,這些東西不看重。好像馬克思主義時興了一個時期,到去年下半年就不那麼時興了。所以要加強思想工作,要加強政治工作。努力學習,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所進步,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從前叫德育、體育、智育,我們現在變成“兩育”了,德育不要了。所謂德育,就是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政治。在講到“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問題時說:這是一條戰略方針。所謂統籌兼顧,就是我們作計劃、辦事、想問題,總要從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我們做的一些事,比如救災,比如統購統銷,比如安排工商業者,安排失業人員就業,所有這些都是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要提倡節育,要有計劃地生育。政府設一個生育計劃部好不好?或者設一個委員會,節育委員會,作為政府的機關。人民團體也可以組織一個,組織個人民團體來提倡。因為要解決一些技術問題,要撥一筆經費,要想辦法,要做宣傳。在講到“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時說:應該肯定,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是存在的。基本的矛盾就是生產關系同生產力之間、上層建筑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這些矛盾都是表現為人民內部的矛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幾個口號是怎樣提出來的?就是承認社會上各種不同的矛盾。在藝術上、文學上,它就是要表現為百花齊放。在舊社會,幾乎一切新生事物在開始出現的時候,都是受打擊的。新生力量要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斗。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一些,但是還是有許多新東西是受壓抑的,碰上官僚主義者,碰到頑固派。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一定要反映的,而且用各種辦法頑強地千方百計地要表現自己,我們不能用壓制的辦法不讓他們表現,隻能夠在他們表現的時候,跟他們辯論,加以分析,寫文章批評。這些文章不是教條主義的文章,要有充分的說服力。對於文藝作品中反映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傾向的東西,應該給予批評,就是要有有說服力的批評。教條主義的批評就不能解決問題,而是助長這些不好的東西。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人民內部教育自己和發展自己事業的一個方針。正確的東西是跟錯誤的東西作斗爭而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在講到“如何處理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問題時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官僚主義沒有克服,要鬧就讓他鬧,因為你沒有解決問題。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應該把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打扁擔,看作是我們改善工作,教育工人、農民、學生的一個過程。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

3月1日主持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的大會討論。李濟深、章伯鈞、黃炎培、馬敘倫、陳嘉庚、陳叔通、郭沫若、程潛、馬寅初、許德珩、達浦生、劉文輝、車向忱、盛丕華、孫蔚如、黃琪翔對毛澤東二月二十七日講話發表感想和意見。毛澤東作總結講話,對討論中提出的若干問題作了回答。在回答“關於馬列主義能不能批評的問題”時說:剛才有人提到,馬列主義能不能批評?馬列主義是不是可以不規定為指導思想?因為規定它為指導思想,使得有些人有點害怕。關於這個問題,應當看到我們這個國家現在有很大的改變,就是由過去的作為買辦階級、官僚資產階級、封建地主階級的集中表現的國民黨蔣介石的領導,讓位於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領導。這是大家都承認的,憲法上也規定了的。也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我們的國家制度。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共產主義思想。問題是它如何領導,如何指導。並不是說要一切人都進共產黨,都相信共產黨的道理,去講唯物辯証法的世界觀。世界觀的問題隻能夠是逐步地使人了解,不能強迫人家相信。精神上的東西不能強迫人相信,也不能強迫人不相信。強迫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也是不行的。但是,事實上相信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人一天天多起來。馬克思主義能不能批評?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能夠批評倒,能夠証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那末這個東西就不行了。所以,不發生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評?老干部如果批評倒了,那就是該批評的。怕批評,總是有弱點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點,弱點方面都應該批評。無論哪級政府和干部有缺點錯誤,都應該批評,並且要成為一種習慣。批評對了當然很好,批評不對也沒有事,這就是言者無罪。人民范圍之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我們只是不把這個權利給反革命。在回答“關於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問題”時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人說我講得不夠。說得對,這也是一種批評。什麼叫“長期”?就是共產黨的壽命有多長,民主黨派的壽命就有多長。如何監督?就是用批評、建議的方法來監督。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評,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在回答“關於大民主和小民主的問題”時說:所謂大民主是對付階級敵人的,這是我們過去所做的。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於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范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范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游行、示威、請願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要見世面,要了解國際情況,敵人的情況。我們准備擴大發行《參考消息》,准備從過去兩千份擴大到三十萬份,發到縣一級,黨內黨外都可以看。要使我們的人懂得外界的事情。我就贊成出蔣介石全集。就是說,要見世面,要經風雨,不要藏在暖室裡頭,暖室裡頭長大的東西是不牢固的。

3月6日—13日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會者中有科學、教育、文學、藝術、新聞、出版界等的黨外文化人士約一百六十人。會議首先聽取了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所作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講話的錄音。會議期間,毛澤東分別同宣傳、普通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等教育、科學等方面的幾十位黨內外代表人士舉行了六次座談,並在大會上作了講話。

3月6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九省市宣傳文教部長座談會。彭真、陸定一、康生、胡喬木、張際春、周揚以及高教部、教育部的負責人參加座談會。座談中,毛澤東不斷插話,談了以下內容:希望第一書記把思想工作抓起來,第一書記才行,第二書記也不行。光是宣傳部抓,孤單單的不好辦。管業務管得很好,不管思想工作,結果來了大民主,就會把你搞掉。各部門、各黨組一定要管思想工作。省委要抓好思想工作,特別是第一書記。各廳局都要管思想工作。領導要對問題進行研究分析,才能解決問題。無產階級思想要同資產階級思想作斗爭,是不錯的,但必須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百花齊放中,資產階級思想的出現會多起來,但並非都是資產階級思想,並非無一可取。扣帽子會把人家嚇倒,不必每篇文章一出就馬上駁倒。問題是我們現在有些文章沒有說服力。企圖壓服是壓不服的。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要幾十年。批評人家一定要研究,想打幾棍子不是辦法,不能解決問題。過去思想改造是有成績的,那是大風暴,是粗枝大葉的,基本解決分清敵我,這是有效的。現在是分清是非,就要具體地講,仔細地一件一件地講。思想工作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口號去套一切,現在與過去不同了,要對具體問題進行具體分析。我們要向黨內外宣布,在人民內部無所謂專政,在人民內部講專政是錯誤的。我們對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思想有兩條:第一必須批評﹔第二必須批評得好。我們如何對付不正確思想?不要急躁,不要簡單,應該講究方法。現在是轉變時期、大變化時期,在觀念形態上一定有所表現的。百分之九十九或者還要多一點的人是能夠教育過來的。問題在於方法,在於有說服力的文章。我們要取得經驗,要學會如何掌握。我們對付蔣介石和帝國主義是有經驗的,掌握得好的。匈牙利的問題,我們也掌握了。對問題必須研究,要用腦子,要學習,重要的是在斗爭中取得經驗。過去搞階級斗爭,我們是有辦法的。現在是思想斗爭,不能再用老辦法了。思想斗爭是動口不動手,而且動口要恰當,不是採取專政的辦法。思想斗爭是文的,要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統一戰線,團結——批評——團結。我們是當醫生,開刀是為了把人救出。誰說不需要繼續改造?我六十多歲了還要改造,一萬年還要改造。人要前進,就要改造,這是合乎規律的。如果老是一套,像過去騎在馬上打蔣介石那樣,就不行,就要改。說到學術,人家說我們“不學無術”,我們在這方面的確也是不多,所以很需要學習研究。政治是為業務服務的。政治是上層建筑,為基礎服務。我們提出“向科學進軍”、“十二年規劃”,至於半導體、原子能等專門的科學技術,就應該由知識分子去搞,我就不懂。過去我們是搞階級斗爭,是一種攻勢。現在搞建設,知識分子就出來講話,批評我們的官僚主義。他們的批評是好的。我們為什麼不可以把尾巴夾起來呢?“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各有各的目的,其結果是我們的目的能夠達到。黨能不能領導科學?能夠領導,我們是從政治上來領導科學。他們事實上是說這麼一個問題,共產黨還沒有科學家。整個人民政府就是為工農服務的,也為科學技術服務。搞得好一點就發展得快一點,就是為其服務,而且全心全意地服務。

3月8日審閱修改鄧小平三月七日報送的《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罷工、罷課問題的指示(修正稿)》,批示:“退小平辦。略有修改。”毛澤東修改了一段話(加寫和改寫的文字用著重號標明):“對於鬧事群眾中的領導分子,如果行動合理合法,當然不應該加以歧視﹔即使犯有嚴重錯誤,一般也不應該採取開除辦法,而應該將他們留下在工作和學習中教育他們。對於抱著惡意煽動群眾反對人民政府的壞分子,應該加以揭露,使群眾徹底認識他們的面目。對這些分子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人應該給以適當的處罰,但是不應該開除他們,而應該不怕麻煩地教育他們,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同時,加寫第五點:“各級黨委,特別是省、市和自治區一級的第一書記,對於了解工廠、學校以及報紙、刊物的思想政治動向,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解決這些方面的具體問題等項任務,應該立即抓起來,並且教會地委、縣委兩級和城市區級第一書記抓起這些工作。不應該隻委托宣傳部長、文教部長、教育和文化廳、局長這些同志去做而自己不去管它們。”

3月9日在中南海勤政殿會見由總理西羅基率領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團時說:匈牙利事件証明,我們每個國家把工作做好是多麼重要。中國的群眾很好,就是很窮,經濟落后,文化落后,還要幾十年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政治情況較好,這就是說人民是團結的。在團結方面也還有些問題,人民內部不是沒有矛盾的,工作中也有缺點,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也還存在,有些地方影響了黨和群眾的關系。這些缺點要整,我們准備在全黨整頓作風,准備在幾個月或更長一些時間,一面工作,一面學習、批評,把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整一整。我們的黨很大,掌握權力,做了許多好事,人民就拍掌,毛病就產生了,官僚主義就出來了。

3月10日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集新聞出版界座談會時說:你們說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水平低,在社會主義社會辦報心中無數。現在心中無數,慢慢就會有數。一切事情開頭的時候總是心中無數的。現在我們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不像過去搞階級斗爭,當然也夾雜一些階級斗爭,心中無數是很自然的。無數並不要緊,我們可以把問題好好研究一下。談社會主義的書出了那麼多,教人們怎樣去具體地搞社會主義的書,在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候還沒有﹔也有些書把社會主義社會的東西什麼都寫出來,但那是空想的社會主義,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有些事情還沒有出現,雖然可以預料到,卻不等於能夠具體地提出解決的方針和辦法。說到馬克思主義修養不足,這是普遍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隻有好好地學。當然,學是要自願的。在知識分子當中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是很有必要的,要提倡大家學他十年八年,馬克思主義學得多了,就會把舊思想推了出去。但是學習馬克思主義也要形成風氣,沒有風氣是不會學得好的。目前思想偏向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右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都是片面性,都是用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去片面地孤立地觀察問題和了解問題。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同沒有好好學習馬克思主義有關系。我們要用十年八年的時間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逐步拋棄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那樣,我們的思想面貌就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報紙要搞得活潑,登些琴棋書畫之類,我也愛看。群眾來信可以登一些出來,試試看。報紙是要有領導的,但是領導要適合客觀情況。馬克思主義是按客觀情況辦事的,客觀情況就包括客觀效果。群眾愛看,証明領導得好﹔群眾不愛看,領導就不那麼高明吧?正確的領導按客觀情況辦事,符合實際,群眾歡迎﹔不正確的領導,不按客觀情況辦事,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報紙有一些專業化的東西也好,但是太過於專業化,有時就容易枯燥,人家看的興趣就少。搞專業的人也要看專業之外的東西。社會主義國家的報紙總比資本主義的報紙好。我們的報紙毒少,對人民有益。報上的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對的,“軟些,軟些,再軟些”要考慮一下。不要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可以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文章寫得通俗、親切,由小講到大,由近講到遠,引人入勝,這就很好。板起面孔辦報不好。有人問,魯迅現在活著會怎麼樣?我看魯迅活著,他敢寫也不敢寫。在不正常的空氣下面,他也會不寫的,但更多的可能是會寫。現在有些作家不敢寫,有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我們沒有為他們創造敢寫的環境,他們怕挨整﹔還有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本身唯物論沒有學通。文章的好壞,要看效果,自古以來都是看效果作結論的。聽說你們那裡有人提出通訊社的消息有沒有階級性的問題。在階級消滅之前,不管通訊社或報紙的新聞,都有階級性。在報紙上開展批評的時候要為人家准備樓梯,否則群眾包圍起來,他就下不了樓。現在搞大民主不適合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對別人總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學、新聞等方面,解決問題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個“小”字,就是毛毛雨,下個不停。

3月12日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發表講話。其中說到整風問題時說:現在共產黨中央作出決定,准備黨內在今年開始整風。黨外人士可以自由參加。這一次整風,主要是批評幾種錯誤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作風: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在整風中間,一方面要嚴肅認真,對於錯誤和缺點,一定要進行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一定要糾正﹔另一方面又要和風細雨,懲前毖后,治病救人,反對採取“一棍子把人打死”的辦法。中國的改革和建設靠我們來領導。我們國家有很多誠心為人民服務、誠心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立志改革的人。我們共產黨員都應該是這樣的人。但是僅僅靠我們還不夠。我們還需要有一批黨外的志士仁人,他們能夠按照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同我們一起來為改革和建設我們的社會而無所畏懼地奮斗。要使幾億人口的中國人生活得好,要把我們這個經濟落后、文化落后的國家,建設成為富裕的、強盛的、具有高度文化的國家,這是一個很艱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整風,把我們身上的錯誤的東西整掉,就是為了使我們能夠更好地擔負起這項任務,更好地同黨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共同工作。在講話中要求:各個省、市、自治區的黨委應該把思想問題抓起來。我們國內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思想問題現在已經成為非常重要的問題。各地黨委的第一書記應該親自出馬來抓思想問題。

3月1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邀集部分教育和科學工作者座談時說:將來黨員整風,要有黨外人士參加,一切問題要擺出來討論,黨內有問題不要關起門來搞。凡吸收黨員、開除黨員,都可以由黨外人士參加討論,不要搞神秘了。現在,高等學校的學生百分之八十是非工農成分。這種情況要過十幾年后才能改變。說黨不能領導科學,有一個原因是科學家中黨員少。黨領導科學可以通過計劃來領導,把科學研究納入整個計劃。至於科學研究的具體計劃,那就由科學家自己去做。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是領導各項工作的階級。至於原子能、數學等具體研究工作,那由科學家去領導。對於科學,工人階級能領導,又不能領導。將來黨的中央委員會要有科學家組成。思想改造,不是你改造我,要平等。六億人民,人人要改造,工人階級和共產黨也要改造。思想問題、思想改造,不能搞簡單化,簡單化總是不行的。學校可以實行集體講話,校長每個月講一次,聯系學校師生員工的思想實際來講,學校裡的政治課主要靠這個,大學、中學、小學都可以這麼辦。各個學校的校長、副校長都應該當政治教員,解決師生員工的思想問題。學校裡發生問題,應該由黨內黨外合起來解決。各黨派可以開自己的會,但是應該有合起來開的會。要發揮各方面的力量,現在有些人還感到有力無處使。馬克思列寧主義實際上有三家爭鳴:一家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一家是修正主義,一家是教條主義。教條主義是極端專制派,它肯定一切,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有矛盾,混淆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實行無情打擊。去年這一年,修正主義泛濫,反對蘇聯,反對斯大林,否定一切,否定蘇聯的一切,否定斯大林的一切。否定無產階級,就是要肯定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都有。也就是說,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這兩種片面性。我們的任務就是要進行兩條戰線的斗爭,既不肯定一切,又不否定一切。

(責任編輯:楊明偉、宿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