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國際傳播與國際評價研究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國際傳播與國際評價研究

■ 周兵

[摘要]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公開發表后，引起了國外媒體的普遍關注。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都作了大量報道、轉載和評論。資本主義國家的媒體率先對其進行了報道，並將毛澤東視為世界社會主義陣營新的理論權威。蘇聯等國對《正處》的態度相對比較冷淡，報道並不積極﹔波蘭等國對《正處》表示接受和歡迎，認為其意義已經超越中國的范圍﹔阿爾巴尼亞、蒙古、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及奧地利、印度等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也對《正處》進行了轉載並給予了不同程度的積極評價。《正處》擴大了中國的政治影響力和文化影響力，也引起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注意，一些國家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對華政策。

[關鍵詞]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資本主義陣營﹔社會主義陣營﹔國際傳播﹔國際評價

[中圖分類號]A841.2﹔B037[文獻標識碼]A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后經毛澤東多次修改，同年6月18日由北京電台廣播，19日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目前學術界關於《正處》的研究已經比較全面，但是對其國際傳播和評價問題涉及不多。本文基於新華社所編《參考資料》和《參考消息》，對《正處》在國外的傳播和國際評價情況作一個較全面系統的梳理。

一、資本主義陣營對《正處》的傳播和評價

路透社駐京記者漆德衛率先對《正處》的情況進行了報道。1957年3月3日，《人民日報》發布了有關《正處》的簡訊。簡訊共224字，僅公布了《正處》的標題。漆德衛在3月3日的報道中寫道：“除了毛先生講話的題目以外，這裡並沒有發表其他東西。”（《參考資料》第1150期，第23—24頁。）3月4日和16日，漆德衛對《正處》進行了跟蹤報道，但對《正處》內容仍然知之甚少。此外，法新社和美聯社自3月中旬開始，也開始報道毛澤東的《正處》講話。

4月1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的社論。從這一日起，《人民日報》也開始報道各地對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討論情況。由此，西方媒體對《正處》的了解逐漸加深，並增加了對《正處》的報道。《人民日報》社論發表當日，西方各大通訊社就轉發了這一消息。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寫道：“這篇社論無疑將要成為在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的解釋這一方面所提出的重要貢獻之一。這一貢獻來自北京，而且帶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的鮮明可辨的標記，這是一種具有時代意義的征象。”（《參考資料》第1275期，第18—19頁。）

西方媒體對《正處》的傳播高潮出現在《正處》正式發表以后。1957年6月18日，《正處》由北京電台廣播。當天，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和合眾社等通訊社就轉播了這一消息。（參見《參考資料》第1422期，第2頁。）不過大多數西方媒體都是根據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來對《正處》進行轉載和報道的。

（一）西方媒體關注的焦點。西方媒體在報道《正處》時，關注的焦點主要有兩個：一是中蘇理論分歧，二是中國的政治走向。

關於中蘇理論分歧，西方媒體認為《正處》反映了中蘇對社會主義社會矛盾認識的分歧。《紐約時報》寫道：“毛澤東的新主義是，在共產黨國家的人民和他們領導之間是能夠並且的確會發生矛盾的。這就打擊了莫斯科的這種基本論點：在一個共產黨國家內，統治者同被統治者之間是不可能有這種‘矛盾’的。”（《參考資料》第1359期，第7頁。）美國《時代》周刊認為：毛澤東否認了蘇聯政治理論的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共產黨的國家仍然存在階級斗爭，直到社會主義完全建成﹔二是在一個共產黨國家裡，人民和他們的統治者之間不可能有真正的矛盾，因為黨自動地體現了群眾的意願。（參見Mao’sTwoSpeeches，Times，May27，1957，p.33.）合眾社認為，毛澤東的講話“對俄國所運用的馬克思主義學說，作了重要的和基本的修改”（參見《參考資料》第1417期，第8頁。）。

不僅西方媒體普遍認為《正處》修改了蘇聯的教義，個別媒體甚至認為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分裂。《紐約先驅論壇報》提出：“現在的共產主義世界已經不像共產國際和國際共產黨情報局時代那樣﹔它已經不是統一領導之下的一個整體了。”（《參考消息》1957年5月28日。）

中蘇理論的確存在分歧，但是兩國關系當時還沒有走到破裂的地步。毛澤東在修改《正處》時，特別注意到了它的國際影響。一些有礙於世界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話語被刪掉了。同時《正處》在公開發表時也特別強調：“雙百”方針是從中國具體的歷史條件出發提出的，各個社會主義國家和各國共產黨情況不同，因此“我們並不認為，它們必須或者應當採取中國的做法”（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349頁。）。

毛澤東的這些修改也改變了一部分西方媒體對中蘇關系的判斷。法新社記者洛甘在看到《正處》全文后，認為沒有跡象表明中蘇有理論上的分歧。（參見《參考資料》第1423期，第2頁。）法國社會黨中央報《人民報》認為：“毛澤東仍然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根本正統。他的報告中沒有哪一句話可以使人斷定北京和莫斯科之間存在著理論上的分歧。”（《參考資料》第1442期，第22頁。）美聯社認為，《正處》講話的全文表明中蘇間的爭論“只是程度問題”，《正處》隻不過“考慮到中國的特殊問題和特殊環境”。（參見《參考資料》第1422期，第4頁。）英國《時與潮》雜志認為：“毛澤東先生是一個極端足智多謀的政治家和一個極端熱情的共產黨員，不可能同俄國真正有所破裂。作為馬克思哲學的解釋者，他大概比今天蘇聯國內的任何人更卓越。”（《參考資料》第1439期，第21頁。）不過，聯邦德國和澳洲的一些媒體在《正處》發表以后仍然認為中蘇之間存在很大的意識形態分歧。

西方媒體有關中蘇關系的不同判斷在一定意義上也是毛澤東對蘇態度的側面反映。一方面，毛澤東希望擺脫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控制，走出一條不同於蘇聯的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另一方面，當時的國內外形勢使毛澤東深感維護社會主義陣營團結的重要性，所以盡力保持與蘇聯的良好關系，合作共進。

對於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在《正處》發表以前，英國《觀察家報》認為：“雖然這篇演說沒有全文發表，后來官方的《人民日報》上的文章卻清楚標明，毛堅決支持自由分子，向他們保証，思想和討論自由的政策不變。”（《參考消息》1957年5月6日。）路透社記者漆德衛寫道：“這裡的觀察家們認為，這次運動一點也不會限制在過去一年中明顯存在的實現某種程度的自由化和使內部緊張狀態得到某種程度的緩和的趨向。”（《參考消息》1957年5月7日。）而在《正處》發表以后，西方媒體對於中國的政治走向認識不一。一部分媒體繼續堅持認為中國將自由化，並提出西方國家應該幫助中國自由化。英國《每日郵報》在6月19日提出：“毛看起來認為，多少向自由主義稍稍扭轉一下就可能更容易繼續加強這個政權。”（《參考資料》第1427期，第10頁。）《約克郡郵報》提出：“西方的政策應當是用各種方法鼓勵目前已經在中國出現的比較自由的趨勢。”（《參考消息》1957年6月22日。）

同時，也有一部分西方媒體認為中國將不會自由化。英國《每日電訊報》寫道：毛澤東不會步向自由主義，除非他肯定知道這樣作將導致政治安定和經濟進步。（參見《參考消息》1957年6月21日。）美國《時與潮》雜志指出：毛澤東的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只是為了要消除那些在整個共產主義世界中表現出來的內部不和的緊張氣氛，不能據此認為毛澤東支持中國的自由化。（參見《參考消息》1957年6月26日。）

毛澤東在《正處》中已經注意到粗暴、壓制的方法對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並不適用。這讓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但是西方媒體將毛澤東所講的“雙百”方針理解為自由批評和自由言論，這無疑是一種誤解。況且，當時即便是在資本主義陣營的領頭羊美國，言論空間也有限制。比如，美國共產黨員教師被教育當局從大學中排擠出去。（參見《參考資料》第1502期，第10頁。）事實上，毛澤東提倡“雙百”方針，並不是為了追求西方媒體所謂的“自由”，而是為了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繁榮學術文化，號召知識分子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作出貢獻。

（二）資本主義國家媒體對《正處》和毛澤東的評價。西方媒體中對《正處》評價最高的是英國媒體。《泰晤士報》說，預料這篇講話將成為“共產主義理論的經典著作”（參見《參考資料》第1425期，第4—5頁。）。《經濟學家》雜志在社論中寫道：“莫斯科不再是唯一規定步調的地方了。在毛澤東二月份的秘密講話剛透露出來以后，就可以知道，這篇講話可能是影響歷史發展的文件之一。”（《參考資料》第1455期，第2頁。）《每日先驅報》說，這篇講話“可能是列寧在1924年逝世以來共產黨世界中最重要的一篇”。《每日電訊報》則認為，“如果毛澤東的講話是冷靜地從分析態度列舉目前難局的文章的話，它也自稱是將來解決這些難局的一個藍本。這就是使它具有馬克思主義者眼睛中的聖經的力量的東西，這已經使它被看作是中國共產黨歷史的基本文獻之一”（參見《參考資料》第1427期，第11頁。）。《論壇》周刊將《正處》視為“列寧逝世以后最大的事情”（參見《參考資料》第1437期，第9頁。）。

其他一些西方媒體也對《正處》予以積極評價。《紐約時報》認為：講話“是自從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的演說在去年6月間發表以來傳到外界的最重要的共產黨領袖的講話”（《參考資料》第1425期，第4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載文指出：“最近發表的毛主席講話無疑是近代共產主義運動史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政治文件。”（《參考資料》第1441期，第24頁。）美國《新聞周刊》認為：“毛的講話比目前著名的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主義的演說要重要得多。這位中國領袖的異說是更根本性的，而且幾乎肯定會產生更深遠的結果。赫魯曉夫所譴責的是一個過去的已故領袖和個人崇拜，至於毛則對現存的共產黨領袖們的某些最神聖的理論是否有效表示懷疑。”（《參考資料》第1435期，第20頁。）

意大利《前進報》在社論中寫道：“毛澤東報告的主要意義是什麼呢？我不會說它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進一步發揮，因為並沒有帶來任何新因素。但是，比起我們在斯大林時代慣常聽見的言論來，它至少是比較符合馬克思主義精神和比較合乎常理的解釋，從實際觀點、從政治領導方法的角度看來，毛澤東的報告確是極有意義的進步。”（《參考資料》第1509期，第20頁。）

《正處》在亞洲國家的媒體中也獲得了一些好評。日本共同社認為：“從包括蘇聯和東歐國家在內的整個共產黨陣營來看，這個毛澤東理論的發展，將會引起相當廣泛的反應，其影響很受人注意。”（《參考資料》第1429期，第2頁。）日本電台認為：“毛澤東主席的演講在日本受到注視的理由之一是：中國或者毛澤東主席在共產陣營中的地位事實上已經提高了很多。”（《參考資料》第1449期，第3頁。）印度《閃電》周報認為，《正處》“是至今為止最徹底的申斥斯大林主義的文件。事實上，毛主席為馬克思主義思想提供了唯一可能代替斯大林主義的思想，這樣把赫魯曉夫同志對斯大林元帥的揭露引導到它的明智的、哲學性的合乎邏輯的結論”（參見《參考資料》第1648期，第8頁。）。

同時，西方媒體高度評價了毛澤東的領導能力和理論貢獻。英國《泰晤士報》說：“這也可能最后使亞洲的毛澤東肯定成為世界共產主義的無容爭辯的領導人，隻有他一人在天空照耀，而人們很少注意到赫魯曉夫先生——西方的一個野蠻人。”（參見《參考資料》，第1425期，第4—5頁。）美聯社寫道：毛澤東“將成為世界共產主義中的一個新聖人”（《參考資料》，第1428期，第7—8頁。）。《基督教科學箴言報》指出：“這位中國領袖再次表現他的眾所公認的政治天才，在著重處理國內問題（其中有些是嚴重和急待解決的）的時候，他為整個共產黨世界樹立了滿懷信心、充滿力量和現實主義的榜樣。”（《參考資料》，第1441期，第24頁。）聯邦德國的《世界報》認為：赫魯曉夫與毛澤東二人相比，“前者最多不過是一個叛逆的伙伴，而后者正在以最崇高的理論家和實行家的面目出現﹔他的思想正在東方集團中被人們激動地傳播著，而且從昨天的《真理報》全文刊載他的演說這件事看來，他的思想在克裡姆林宮裡也是最重要的理論”（參見《參考資料》，第1428期，第8頁。）。美國學者史華茲認為毛澤東在《正處》中對共產主義思想作出了重要貢獻。（參見《參考資料》，第1435期，第23—24頁。）

《正處》講話還引起了資本主義國家官員的關注。1957年6月25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答記者問中回答有關《正處》的問題時說：“我已經閱讀了這篇講演。我把這篇講演看了好幾次。這一類的講演是要多讀的，即使是這樣，人們還是不能十分確定它們的意義。”（《參考資料》，第1442期，第11頁。）據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報道，美國和盟國的情報人員和外交人士對《正處》進行了“仔細的、深入的研究”（參見《參考資料》，第1440期，第11頁。）。英國的《蘇格蘭人報》在6月27日報道：“毛澤東的秘密講話（全文已於昨天發表）將在聯邦總理們下星期討論外交政策的時候在議程上佔有重要地位。”（《參考資料》，第1434期，第21頁。）

二、社會主義陣營對《正處》的傳播與評價

從《參考資料》所反映的內容來看，社會主義國家自1957年4月起才開始對《正處》進行報道。這在時間上要比資本主義國家晚。由於政治傾向的差別，各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正處》的態度出現了分化，出現了“蘇聯派”和與之相對的“波蘭派”。

（一）“蘇聯派”對《正處》的傳播與評價。蘇聯對傳播《正處》並不積極。直到4月15日《真理報》轉載《人民日報》“怎樣對待人民內部的矛盾”這一社論，蘇聯才開始對《正處》的有關內容進行了傳播。而在《正處》公開發表以后，雖然《真理報》刊載了全文，但是蘇聯其他各報僅僅刊載了摘要。（參見《參考資料》第1432期，第12頁。）

關於蘇聯對待《正處》的冷淡態度，美聯社在5月21日指出：“蘇聯的報紙一直對毛澤東的這個運動裝聾作啞……至今為止，蘇聯《真理報》僅僅發表過三篇關於‘整風’運動的文件……《真理報》以外的其他蘇聯報紙大多數甚至連這些文件也沒有刊載。因此，蘇聯報紙的一般讀者對於中國的這個最重要的消息幾乎是一無所知。”（《參考資料》第1351期，第4—5頁。）

蘇聯對中國的“雙百”方針持否定態度。1957年4月，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伏羅希洛夫訪華期間對“雙百”方針直接提出了批評。他說：“蘇聯從上到下都不理解中國提出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不理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為什麼允許在報紙上發表大量的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論，甚至反蘇的言論。蘇聯人民懷疑‘雙百’方針正在為資產階級思想提供講壇，它必將導致資產階級思想的自由泛濫，必將削弱社會主義思想的陣地。”（閻明復：《1957年形勢與伏羅希洛夫訪華》，《百年潮》2009年第2期。）此后，蘇聯《共產黨人》雜志也對“雙百”方針表示了否定。該雜志認為：“雙百”方針與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的文學藝術政策有一定相似之處，雖然蘇聯當時的文藝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由於“二十年代的環境對我們來說已是很遠的過去了”，因此“在現在蘇聯的條件下主張思想意識上的各種各樣，不僅不是向前發展我國社會而是意味著后退”。（參見《參考資料》第1372期，第8—9頁。）《共產黨人》雜志言下之意便是，“雙百”方針對於蘇聯來講已經過時。

1957年5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記者在採訪赫魯曉夫時，追問蘇聯是否存在人民內部矛盾。赫魯曉夫回答說：“我們認為，我們沒有這種性質的矛盾。”（《參考資料》第1390期，第3頁。）

赫魯曉夫的這個回答在蘇聯發表採訪稿時被刪除了。對此，美聯社的外事分析員認為：“赫魯曉夫的談話表明，在矛盾的問題上，他不同意毛的看法。這是蘇聯第一次在這個問題上表明立場。莫斯科電台現在對赫魯曉夫的回答避而不談這件事似乎表明，克裡姆林宮現在已經決定，整個事情太棘手了，所以不能公開處理。”（《參考資料》第1390期，第3頁。）

捷克斯洛伐克對《正處》採取了與蘇聯相近的態度。《正處》公開發表當天，捷克斯洛伐克也發表了捷共中央委員會書記亨德裡赫關於目前黨的思想工作中的某些問題的報告。亨德裡赫在報告中雖然沒有對《正處》表示明確反對，但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不適用於捷克。亨德裡赫在講話中提醒對《正處》感興趣的人們，《正處》是基於中國的情況而提出來的，蘇聯和捷克的情況同中國大不一樣。（參見《參考資料》第1425期，第6—7頁。）對於亨德裡赫的這個報告，美新處外交記者認為，這“表示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官方不贊同毛澤東的演說”（參見《參考資料》第1435期，第24頁。）。亨德裡赫還在報告中對“修正主義”的危險發出了最強烈的警告，並且批評某些國家共產黨強調它們走向社會主義的“本國道路”的做法。對此，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認為：亨德裡赫“也許不是指毛澤東，但是他的演說是在毛澤東演說發表的那天發表的，人們不可避免地將會認為這是指中國的看法”（參見《參考資料》第1432期，第13頁。）。

（二）“波蘭派”對《正處》的傳播與評價。社會主義陣營中對《正處》反映最積極的是波蘭。波蘭共產黨在《正處》公開發表前，就內部傳閱了《正處》的摘錄本，並進行了熱烈討論。5月底，波蘭記協和《青年旗幟報》編輯部聯合主辦了關於中國的“百花齊放”政策的討論會。（參見《參考資料》，第1366期，第16頁。）會議主持人認為：“百花齊放”政策在理論上的巨大意義遠遠超出中國的國界，雖然不能盲目搬用，但根本否認對波蘭的意義也是錯誤的。（參見《參考資料》第1378期，第2頁。）《正處》正式發表后，波蘭不僅安排華沙四種主要日報全文刊載《正處》，還安排《青年旗幟報》轉載各國報刊對《正處》的好評。波蘭各大報紙發表了評論文章。比如，《人民論壇報》寫道：“我們以很大興趣研究毛澤東同志報告。這是二十次大會后，第一個在如此廣泛的范圍內試圖在最近幾年的經驗中來發展社會主義理論。這首先是，從中國的經驗中得出的這個事實並不減少其意義。”（《參考資料》第1434期，第20頁。）

波蘭對《正處》的積極響應也引起了《紐約時報》駐波蘭記者斯奈德·格魯遜的注意。他指出，《正處》當時“已經成為在波蘭獲得強大影響的一種特殊的中共觀念形態的基礎”（《參考資料》第1310期，第4—5頁。）。與蘇聯和捷克斯洛伐克對《正處》的冷淡態度不同，波蘭對《正處》表示歡迎。對此，格魯遜指出：“對於波蘭共產黨人說來，毛澤東理論對於他們同蘇聯的關系具有特別的意義。這種意義絕沒有這樣表明過，但是人們清楚地認為這是支持波蘭為鞏固去年從莫斯科取得的獨立而作的努力。”（《參考資料》第1429期，第6頁。）

除波蘭以外，希望擺脫蘇聯控制的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兩國也對《正處》表示肯定，認為人民內部矛盾理論對於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有意義。南共機關刊物《共產主義者》指出：“雖然毛澤東的報告主要根據的是對中國社會的分析並且針對的是中國共產黨人，但是由於它的重大意義和它所提出的問題，它已經超越出中國的范圍，因為，每個正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必然要遇到若干這類問題。”（《參考資料》第1518期，第7—8頁。）在前文提及的赫魯曉夫接受採訪近一個月后，鐵托也接受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的採訪。鐵托同樣被問到有關“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鐵托回答說：“幾天前發表了毛澤東的一篇講話，引起了全世界的廣泛注意。……我很高興能夠這樣說，就是我們的見解同毛澤東所提出的見解並無矛盾，相反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參考資料》第1454期，第2頁。）匈牙利《人民自由報》發表了有關《正處》的社論。社論寫道：“我們匈牙利的共產黨人，理所當然地感到，這些學說對我們也意味著巨大的思想上和實踐上的幫助。誰能否定，確定兩種類型的社會矛盾——敵我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基本區別，正是在我國情況下是有多麼重大的意義。同樣，在解決我們目前的實際任務中，毛澤東同志在其講話中關於兩種不同類型的矛盾，肅反斗爭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非對抗性矛盾的指導，有其特別的作用。”（《參考資料》第1434期，第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