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農村改造思想考察——基於《青年與農村》的解讀

李大釗農村改造思想考察

——基於《青年與農村》的解讀

林紅

《青年與農村》是李大釗寫於1919年2月的一篇充滿激情的政論文。一些學者曾據此文的若干段落斷言李大釗為民粹主義色彩最為濃厚的早期共產黨人，甚至認為李大釗的早期思想與民粹主義並無不同。【斯圖爾特·施拉姆在《毛澤東》、莫裡斯·邁斯納在《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都提出類似的觀點。國內學者李默海在《民粹主義影響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審視》、馬宏在《五四時期拜民主義思潮評介》等文章中也贊同邁斯納的觀點，新加坡學者顧昕則直接認為“《青年與農村》是一篇典型的民粹主義文章”。】李大釗究竟有沒有受到俄國民粹派思想的影響？他是否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傳播了民粹主義？這些問題的解答既需要我們正確理解俄國民粹主義，更需要我們深刻認識中國先進知識分子走上與農民相結合的道路是基於何種思想取向與現實背景。

一

《青年與農村》寫成於李大釗從革命的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變的關鍵時期，全文篇幅不長，但主題鮮明，呼吁青年人“到農村去”，改造農村、建設新國家。文章交織著兩條清晰的思想線索，即李大釗的民眾觀和青年觀。

《青年與農村》表達了李大釗一貫的民眾觀。1918年下半年，李大釗接受了馬克思主義，開始強調勞動人民推動歷史演進的偉大力量以及將他們動員起來參與直接的革命行動的重要性。他把自1916年以來形成的“民彝”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將“民眾之意志”、“民眾之思想”視為歷史和政治的最終起因。【參見[日]后藤延子：《李大釗思想研究》，中國社會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因此，《青年與農村》中隱含著這樣一種政治設計：中國的革命，必須從底層的解放開始，從對農民的教育與動員開始。與此同時，李大釗看到了民眾的偉力與民眾的“愚暗”之間的矛盾。一方面，農民佔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沒有農民的解放就沒有真正的中國的解放﹔另一方面，農村狀況的惡劣和農民面臨的野蠻統治又使得解放農村的任務異常艱巨。李大釗清醒地意識到，解決這樣一種現實困境不能靠農村自生自發的力量，需要注入新鮮的青春的活力。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李大釗逐漸形成了一種“青年情結”，他在《〈晨鐘〉之使命》、《青春》、《青年與老人》、《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等文章中熱情謳歌了青年，贊美青年的生命本能和“自由意志”，將青春中華之再造的美好理想寄予青年，並“默許其獨享之權利”。但是，李大釗又認為青年知識分子同農民一樣也身陷現實的困境，他們身上寄托著中國的希望，但並不知奮斗的方向。《青年與農村》以一種特別低沉和憂郁的筆調描述了青年人在城市的生活，認為青年羈留在了無生氣的官僚把持的都市，愚蠢地為自己的官僚生涯竭盡全力，而不願意到農村去，這樣的結果不僅自誤，而且還會辜負了農村。因此，知識青年應該肩負起雙重的使命到農村去，一是參與“手足勞動”進行自我歷練，二是幫助農民從麻木的狀態中清醒過來。他們應該學習俄羅斯青年的榜樣，和農民打成一片，在他們中間進行宣傳和組織工作，開發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知道“要求解放、陳說痛苦、脫去愚昧”【《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49頁。】的道理。

《青年與農村》反映了中國知識界在五四運動醞釀過程中的思考方向和行動目標。在“尊勞主義”和“勞工神聖”的社會氛圍中，在各種社會改造和鄉村建設的社會實踐中，這篇文章吹響了鼓舞青年走向直接革命的號角。

二

李大釗的“到農村去”的號召與俄國民粹派“到民間去”運動有著怎樣的關聯，這是我們正確評價李大釗的農村改造思想的關鍵。

俄國民粹主義是一個龐雜的思想體系，既有自命為“民之精粹”的英雄主義一派，也有“以民為粹”或“粹藏於民”的平民主義一派。但總的來說，他們在思想主旨上相近，即崇尚人民的力量，“對農民存在感情上的依戀，並且對於農民自身具有社會革命的本能和生機勃勃的力量深信不疑”【[美]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3頁。】。他們認為俄國可以通過保存農村公社（即村社），發展農民“固有的”社會主義精神，達到繞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民粹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有著原則性區別，普列漢諾夫和列寧等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曾從民粹主義中吸納了民主主義的成分，但他們對民粹主義的批判從來都是很嚴厲的，認為民粹主義所信仰的村社制度事實上正被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所削弱，而生產力的充分發展將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經歷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可以為社會主義革命准備必要的先決條件。

李大釗接觸到俄國民粹派的有關思想，應在十月革命勝利后。他從輾轉獲得的關於早期民粹派“走向民間”運動的資料中發現了一種有借鑒意義的社會改造模式，他尤其欣賞在這一運動中那些試圖與農民結合的青年知識分子身上反映出來的時代責任感和獻身精神。這場俄國民粹派青年的運動正好呼應了他的青年觀，他希望中國青年仿效俄國青年，擔當起改造社會的重任，“拿出當年俄羅斯青年在俄羅斯農村宣傳運動的精神，來作些開發農村的事”【《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48頁。】。《青年與農村》的內容進一步表明，李大釗充分肯定了俄國這場“到民間去”的民粹主義運動的革命性，以及它對於中國當時社會改造的借鑒意義。他在《青年與農村》中表達的青年知識分子應該努力解救農村、與農民結合的思想，就社會改造的動力與方式而言，與早期民粹派的思想確有相通之處。如果說李大釗社會改造理論沒有直接取自俄國民粹派的東西，那它們之間至少也“存在著理性上和理論上的共鳴”【[美]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第92頁。】。這種“共鳴”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強調農民的重要性和精神上的優越性。俄國民粹派認為，都市是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產物，充斥著工人的赤貧和資產者的貪婪，以及資本主義民主的虛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都市為依托猛烈地沖擊著廣泛存在於俄國鄉村的民族傳統。這種資本主義模式與俄羅斯傳統模式之間的沖突使一批俄羅斯知識分子下意識地尋求“俄羅斯精神”的支持，以維持民族傳統與民族認同，他們將目光投到最具“俄羅斯精神”的廣大農民身上。

李大釗的農村改造理論也建立在都市與鄉村的對立之上。他把傳統的中國農村生活描繪成一幅質朴的田園生活，而對污濁的城市生活極度反感。《青年與農村》將城市生活與鄉村生活進行了鮮明的對比：“都市上有許多罪惡，鄉村裡有許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方面多，鄉村的生活光明一方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幾乎是鬼的生活，鄉村中的活動全是人的活動﹔都市上的空氣污濁，鄉村的空氣清潔。”這樣的對比，目的在於幫助青年人作出明智的選擇：“青年啊！走向農村去吧！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鑿井而飲。那些終年在田野工作的父老婦孺，都是你們的同心伴侶，那炊煙鋤影雞犬相聞的境界，才是你們安身立命的地方啊！”【《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51、652頁。】這種對農民階層的道德稱頌和對農村生活的憧憬在李大釗的思想中獨具特色，即使在他已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1922年，他同情和向往鄉村生活的思想感情仍然洋溢在他的許多文章中。

二是青年知識分子對農村覺醒負有義不容辭的使命。俄國民粹派相信，俄國農民中盛行的原始共產主義即“米爾精神”（村社精神）是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重要因素，廣大俄國農民手中掌握著國家的未來。但是，由於農民無法真正擁有土地和自由，仍然生活在痛苦與不幸中，他們並不能自覺地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俄國農民缺少對自己的任何尊重，愚昧地忍受一切形式的壓迫。”【安啟念：《東方國家的社會跳躍與“文化滯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57頁。】與此相對的是，俄國知識分子充滿著獻身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革命激情，他們偏向於以革命的方式完成他們賦予自身的使命，即解救痛苦中的人民。因此民粹派把知識分子看作是“一種超越社會階級的且有道義責任和領導能力的自主階層”【《列寧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6頁。】，在解放農民的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李大釗認識到隻有解放農民才能解放中國，但他並不主張農民經常進行自發、分散的反抗，也不認為他們具有這種意識與能力。而且，農村的教育機關很不完備，“沒有他們開展知識修養精神的機會”，農民“一天到晚，只是到田園裡去，像牛馬一般作他們的工”。【《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49頁。】因此，不能指望那些“最苦痛最悲慘”的人單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他寄希望於在都市中的青年知識分子，希望他們為了中國大多數農民群眾的解放，離開城市“到農村去”，激發農民身上潛在的政治自覺。由此，李大釗將他對鄉村改造的目標與青年知識分子的道德義務結合在一起，目的既在於解救鄉村的頹敗，也在於激發青年人的社會責任感與道德意識。

李大釗的青年知識分子與農民結合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的確與民粹派思想有相似性，但是這種相似性只是表現在實踐的、形式的層面而非思想主張層面。邁斯納曾指出：“不是俄國民粹主義的理論，而是過去那些充滿革命英雄主義、富有感情色彩的事跡感染了李大釗，引起了他的想象，似乎這些事跡可以在中國仿效。”

三

李大釗在1919年5月《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發表后，正式成為了中國的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這之前，即他寫作《青年與農村》時，他仍是一位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致力於改造中國社會，廣泛地尋找各種有參考和借鑒意義的實踐模式。他的思想體系中有著多種元素，包括中國傳統民本思想、西方憲政民主理論以及日本新村主義政治思潮等，民粹派思想也是其中一種。當時李大釗主要是通過日文譯本間接地了解馬克思主義原理，因此他對以村社社會主義為核心的民粹派思想的了解是不充分的和片斷性的，甚至還存在著誤判。例如他認為早期俄國民粹派在農村的實踐醞釀了俄國“徹底的改革”的新機，認為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成功與年輕的民粹派在俄國農村早期活動有關聯，但事實上，十月革命並非前期民粹主義者活動的結果，民粹主義與布爾什維主義在根本原則上存在差異。【參見張靜如、馬模貞：《李大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頁。】因此，很難說李大釗完全掌握了俄國民粹派的思想內涵。李大釗的“到農村去”與俄國民粹派的“到民間去”在形式上的某種聯系，並不能証明其改造中國的政治設計與俄國民粹派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實上，就思想內涵而言，俄國民粹派思想與李大釗的社會改造思想是兩個差異甚殊的體系。

首先，對農村傳統與社會主義目標關系的認識不同。俄國民粹派對農村抱有幻想，它最重要的思想特征，就是把傳統的農村公社（村社）視為俄國走向社會主義的獨特方式。俄國村社是一種充滿宗法家長制傳統的古老的農村所有制形式。民粹派否認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對於發展社會主義的必要性，他們把落后的村社制度理想化，認為它能夠合理分配土地、合理經營並萌發勞動組合的生活，因而滲透著“社會主義精神”，他們希望通過保存村社，發展農民“固有的”社會主義精神。

但這種村社機制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中國雖然和俄國一樣，也是以農立國，但中國農村私有制的發展要比俄國更充分，中國農村並沒有天生的集體主義者，不存在原始共產主義性質的傳統與機制。中國知識分子到農村后，並沒有現成的條件用以發揮民粹派所說的農民的“自發的社會主義傾向”，因為中國農村“根本不具備迅速地向社會主義轉變的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美]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第94頁。】]。《青年與農村》高度肯定了鄉村生活的價值，也表達了對這種生活的由衷的向往，但李大釗在此文及其他文章中從來沒有對中國農村的傳統抱有幻想。相反，他常常痛心於農民的不覺悟，他們“不幸生活在組織不良社會制度下，眼看人家一天天安寧清淨去求知識，自己卻為衣食所迫，終歲勤動，蠢蠢的像牛馬一樣，不知道人間何世”【《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33頁。】，“世界潮流已竟到了這般地步，他們在那裡，還只是向人家要什麼真主，還只是聽官紳們宰割蹂躪，作人家的良民”【《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49頁。】。正因為對農民大眾的深刻體察，他將解救“愚暗”農民的責任賦予覺悟的青年知識分子，希望青年人對農民進行人道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教育，教導他們認識共和為何物，培育他們的國民意識，從而為立憲政治創立一個“立憲的農村”。

其次，對資本主義制度和西方工業化的態度不同。俄國民粹派痛恨西方資本主義，懷有對資本主義的“恐懼症”。這是由民粹主義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決定的，也是民粹主義固有的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性決定的。雖然李大釗也像民粹派那樣贊美過鄉村的前工業化生活，但他對鄉村的好感與其說是一種基本政治傾向，不如說是一種情感的流露。他並沒有像俄國民粹派那樣，對西方的工業化持深惡痛絕的態度，這與他的鄉村生活根本改造的設想有關。他認為，人們無法依靠中國鄉村的任何現存的機制或條件，必須准備好對農村進行根本的改造，具體方法就是寄希望於社會主義，寄希望於工業化的未來。此外，他在提出“到農村去”的同時，還提倡開展工人運動。1919年3月，他曾著文為唐山煤礦工人罷工因沒有“工人組織的團體”領導而失敗感到惋惜。在這一點上，他與民粹派有根本區別。李大釗在《青年與農村》中表示，青年人追求民主政治，應立足於建設立憲的民間，幫助農民掌握選舉權，維護自己的利益。這些設想實際上還是民主主義性質的，這與他正轉向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事實並不矛盾，他當時十分關心在資本主義政治制度下，廣大農民如何培養自己的憲政意識，爭取自己的權益。這一時期，由於他還沒有完整地樹立起工人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的思想，他對資本主義的憲政民主理論的探求是可以理解的。

再次，在對待知識分子與農民的關系問題上存在差異。俄國民粹派崇拜人民，更崇拜革命知識分子的自覺性，這使得民粹主義運動帶有革命的唯意志論色彩。19世紀60年代，民粹派青年基於對農民的崇信而到農村去，他們穿上了農民服裝，從一個村庄到另一個村庄，散發鼓動革命的小冊子，和農民交談，宣傳重新分配土地和進行革命的必要性，號召農民反抗沙皇，反對宗教，建立社會主義。在運動中，這些知識分子或者遵循巴枯寧的建議，將農民視為一個整體，對他們進行政治化教育以幫助他們弄清楚是如何被壓迫的﹔或者追隨拉甫洛夫，把與人民一體、與人民同甘共苦、形成集體的革命意識視為己任﹔或者接受特加喬夫的觀點，認為人民不僅沒有能力獨自進行革命，在思想上也消極保守和缺乏革命性。總之，民粹派知識分子到民間去，是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來“解救”農民，沒有意識到知識分子改造自身的必要性，他們更專注於使“勞動分子知識化”。

受俄國民粹派的革命實踐啟發，李大釗重視青年知識分子的啟蒙作用，他痛惜中國的“病全在惰性太深，奴性太深，總不肯用自己的理性，維持自己的生存”【《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61頁。】，表現出“靠人不靠己，信力不信理”的民族性。因此，中國的解放需要借助青年知識分子的理性，而青年人可以憑借自己的知識和理性，宣傳十月革命，宣傳民主主義，提高民眾的知識水平，喚醒民眾的斗爭意識。但是，與俄國民粹派不同的是，李大釗更主張知識分子應在工農中改造自己。他多次在文章中強調知識分子改造自己的重要性，認為他們應該到農民中接受教育，因為怠惰的青年還沒有真正肩負起自己的責任。他們到農村去，不僅是去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而且還是從城市的腐敗影響中掙脫出來的機會。在農民中，知識分子除了做啟蒙工作外，還要和農民一起勞動，“去作開發農村、改善農民生活的事業，一面勞作，一面和勞作的伴侶在笑語間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李大釗文集》上冊，第652頁。】。他后來將他主張的“少年中國的少年運動”解釋為，“打破知識階級的運動，是加入勞工團體的運動”，“須知‘勞工神聖’的話，斷斷不配那一點不作手足勞動的人講的﹔那不勞而食的知識階級，應該與那些資本家一樣受排斥”。【《李大釗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頁。】

由此看來，李大釗的農村改造計劃實際上是雙重的改造，即農民的改造與青年知識分子的改造。李大釗對知識分子勞動化的強調不僅不同於俄國民粹派，而且還糾正了此前的新文化運動脫離工農群眾的缺點，這一思想后來得到了毛澤東等其他馬克思主義者的實踐，成為中國革命與建設的主題之一。

正如邁斯納所評論的那樣，從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趨勢來看，《青年與農村》的問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拓荒者的嘗試。【參見[美]莫裡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第94頁。】與同時代的先進知識分子相比，李大釗較早地意識到中國農村解放的意義和農村現存的困苦，認識到青年人的責任與自我改造的必要，最早提出了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結合的思想，《青年與農村》是研究他的這一思想的重要依據。

[作者林紅，女，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講師，北京100872]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