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激流中的探索與思考——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上的報告和發言簡析

歷史激流中的探索與思考

——周恩來在中共六大上的報告和發言簡析

王香平

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秘密而隆重地在莫斯科郊外維尼果羅德鎮的“銀色別墅”開幕。當時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軍事部部長、中央組織局主任的周恩來，參加了六大的籌備和組織工作。從6月18日至7月11日歷時24天的會議中，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周恩來不僅參加了政治、組織、土地問題、蘇維埃、軍事等委員會的工作，還具體承擔了組織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的召集工作。本期登載的《組織報告》就是周恩來代表組織委員會向大會作的報告。《在六大討論政治報告時的發言》（以下簡稱《發言》）則是在瞿秋白向大會作政治報告后召開的討論會上周恩來所作的個人發言。透過80年的歷史煙塵，周恩來在《組織報告》和《發言》中所闡述的一些重要思想以及糾正錯誤、改進工作的勇氣和方法，使我們對中共領導人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有了更為立體、更為全面的認識。

一、從黨的組織建設角度對革命形勢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和估計。

從大革命失敗到六大召開不到一年時間裡，關於如何估計中國革命面臨的形勢，一直是黨內爭論最多的問題之一。在瞿秋白1928年6月20日作政治報告后，大會安排了連續近10天的政治報告討論會。代表們各抒己見、暢所欲言，經過熱烈的討論甚至爭論，最終達成了基本一致的共識，即六大《政治決議案》中所說：“現時的形勢，一般說來是沒有廣泛的群眾的革命高潮，中國革命運動發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現時形勢底特征。”【《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3頁。】在《發言》中，周恩來對當時中國革命的性質和形勢作了深刻的判斷和分析【參見周恩來：《革命的性質和形勢》，《黨的文獻》1988年第1期。】，在《組織報告》中則從黨組織建設的角度對革命形勢作了具體翔實的分析，進一步補充和豐富了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關於政治環境與社會基礎，周恩來首先用事實詳述了大革命失敗后黨組織遭遇的前所未有的破壞和打擊，結論是：“中國的白色恐怖可以說是全世界歷史上所絕無而僅有的殘酷”，“我們的損失巨大”。緊接著，周恩來指出，中國共產黨人“革命的反抗”是英勇而從不間斷的。盡管在殘酷的斗爭中，我們遭受的亦是殘酷的失敗，但“在這些反抗中，難道只是失敗嗎？”周恩來堅定地回答“不是的”，原因是“我們在這些英勇的長期的反抗中重新得到新的力量的結合”。報告通過列舉黨領導各地罷工的次數、參加罷工的群眾以及從城市到鄉村建立起的蘇維埃政權等來証明“新的力量的結合”，說明在大的失敗中包含著小的勝利。失敗之大與勝利之小，兩相比較，周恩來得出了“合全國計算我們的力量尚是薄弱”的結論。盡管革命斗爭此起彼伏，但“失敗的次數居多”的事實說明，從總體上看，全國還沒有達到可以進行“總暴動”的革命形勢。這就有力地回擊了“左”傾盲動主義者的言論。但是，黨在斗爭中也擴大了自己的影響，“各地的工農都認識我們的黨”，“我們雖然受了大的摧殘，依然保存著基礎”，這些又給了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者以信心和希望。可見，年幼的黨在一定程度上已經認識到了革命斗爭的長期性與艱巨性。

對革命形勢的判斷和估量正確與否，決定著政策制定的正確與否。周恩來對革命的客觀形勢所作的科學分析，對全黨正確估計當時革命形勢，進一步制定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論依據，對統一全黨認識作出了積極貢獻。

二、加強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確保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的性質。

作為中共中央組織工作主要負責人，周恩來在六大前后曾花費很大精力對黨的建設的實踐和理論工作進行調查研究。他所作的《組織報告》，從黨的組織建設和思想建設兩方面提出了黨建工作存在的問題、改進的重點和努力的方向。

1、提出要加強黨組織建設的無產階級基礎，同時又要反對“唯成份論”。《組織報告》中關於“組織上的基本問題”部分，首先從11個方面詳述了大革命失敗后黨組織在改組、黨團、工農會、青年婦女、紀律和宣傳教育等方面的實際狀況和具體問題，接著又從五個方面概括了存在問題的主要根源：一是黨的無產階級化的問題﹔二是支部生活不健全﹔三是存在諸如極端民主、家長制、反知識分子的錯誤傾向﹔四是秘密工作方面既缺乏經驗，也沒有相應機關和工作人才﹔五是黨和群眾的隔離。為了克服以上錯誤傾向，周恩來在“今后組織任務”中明確提出：我們必須“在組織上鞏固自己的政治影響，建立和發展工農革命的組織，並發展黨的組織，使黨真能成為群眾的斗爭的革命黨”的總目標。為此，周恩來著重從“建立無產階級黨的主要條件”和“黨在群眾中的組織任務”兩個方面提出了既簡潔明了又易於實施的29條要求。

六大前后，黨內普遍存在一種片面強調黨員的工人成份的思想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共產國際影響的結果。周恩來對此進行過多次批評。如他在《組織報告》中指出，八七會議后改組，“吸取工農同志到黨中負責工作”，各地“都發現了不好的現象”，往往“太機械、太形式”。周恩來直言不諱地批評廣東改組：“他們加緊的吸取了工人……但也有錯誤，第一是反知識分子。”在《發言》中，周恩來談到“改造黨的問題”時說：“我們是吸收工農分子，同時我們反對形式主義，……工農同志一定要在工作中學得經驗和理論。”1928年11月11日，周恩來在宣傳貫徹六大精神的《告全體同志書》中又一次指出：“只是機械的找些工人分子進來，而不加以積極的教育，或則機械的規定指導機關工人成分的比例，結果還不是由那些舊人——知識分子包辦？甚至鬧成秘書長專政的笑話，這種引進工農分子的方法，是毫無意義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0頁。】對此，周恩來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黨校所作的報告《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總結道，六大“有多選工人為中央委員的傾向。三十六個中央委員中就有二十一個是工人”，“由於太強調工人成份，很多較好的知識分子干部參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這和后來中央很弱是有關系的”。可見，周恩來提倡加強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但反對“唯成份論”的“機械化、形式化”的建黨思想，是早期黨組織建設中頗為重要的探索成果，至今仍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2、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的錯誤影響，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建設。在當時，對於以工農和小資產階級為主要來源的黨來說，如何加強思想政治建設，是保持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根本問題。周恩來在《發言》中談到“黨的政治教育”，認為列寧的“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是“很明確不易的遺訓，我們如果沒有理論，我們談不到反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同時也不會有正確的政策來奪取群眾”。在周恩來看來，革命的政治理論是所有革命實踐的總綱和基礎。在強調從政治上思想上建黨的同時，周恩來還提出要同一切非無產階級的思想作斗爭。《組織報告》分析組織成份時指出，“農民的意識反映到黨的組織上來”，“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的影響尚很明顯，還含有一些封建性”等﹔“北方改黨”時“順直的決議，犯了極端的小資產階級民權主義的錯誤”。這些現象歸納到“組織上的錯誤傾向”就是“極端的民主”、“小資產階級民主制”和“小資產階級的封建傾向”等。黨內存在著的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不僅破壞黨的組織，而且嚴重地妨礙黨在政治思想上的建設，同時也是導致黨犯錯誤的一個原因。因此，周恩來強烈呼吁：“全黨的同志，應堅決地起來奮斗，肅清一切小資產階級的意識。”【《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4冊，第451頁。】同時，《組織報告》明確要求把“宣傳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理論並使通俗化”作為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一項重要任務來抓，這是克服小資產階級思想侵襲的積極方法和重要途徑。

三、強調黨的作風建設，觸及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與自我批評問題。

周恩來在《組織報告》和《發言》中沒有明確提出“黨的作風”，但他所主張的一些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已經初步體現出對后來形成的黨的三大優良作風的積極倡導。

關於理論聯系實際。周恩來在《組織報告》中談到“支部生活”時指出：“黨過去他沒有真正從群眾中、支部中找出工作人材，往往是由外國回來的，用到上層指導工作上去，我們的理論又少，他們工作經驗也很缺乏，支部生活又不好，這也是發生機會主義錯誤的一個原因。”周恩來從實踐斗爭中體會到，一些領導干部，要麼是不懂理論隻有革命實踐，要麼是缺乏實踐經驗而空有理論，而這兩種傾向都是危險的。這就從一個側面說明理論與實際相結合對於開展革命工作的至關重要性。理論聯系實際，還體現為在掌握正確理論的同時，也要有對實際情況的准確把握。《組織報告》談到黨在秘密條件下工作時“應有好的調查與統計，並且要是實際的，過去有許多不正確的報告，因此上級的指揮也會錯誤”。能否獲得對客觀情況的正確認識是決定“上級的指揮”能否正確的重要依據。周恩來不僅認識到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重要性，而且也體會到要讓正確的實際與理論相輔相成也並非容易之事。

關於密切聯系群眾。聯系群眾，在六大前后不僅是工作作風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關涉中國革命路線與方針的重大問題。大革命失敗和其后一年中的多次暴動屢遭失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能深入地發動群眾、依靠群眾，看不到群眾的力量，最終導致與群眾的隔離、斷絕。六大取得的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把黨的工作中心從原來組織實行“總暴動”轉到從事長期的艱苦的群眾工作。《政治決議案》明確規定：“反革命底勢力還超過工農，黨底總路線是爭取群眾。”【《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5卷，第677頁。】周恩來當時對這一點的認識是比較清醒的。在《發言》中談到馬日事變時，他一針見血地指出：“當時群眾力量是可以征服敵人的，黨不但不能領導群眾進攻，而且禁止群眾進攻，這是中央與省委都要負責的。”談到反帝運動與城市工作時，他旗幟鮮明地提出：“將來我們對資產階級並不是爭領導權的問題，而是爭群眾的問題。然而爭群眾的具體方法怎樣？”無產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要不要爭取群眾以及怎樣爭取的問題，已經嚴肅地擺在了全黨面前。為此，周恩來在《組織報告》中提出建立“群眾的斗爭的革命黨”，並把“黨在群眾中的組織任務”作為組織建設的兩大主要任務之一。可以說，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把爭取群眾作為工作中心，這對六大后黨的整個工作重心的轉移和后來土地革命的興起，都起到了巨大的指導作用。

關於如何密切聯系群眾，周恩來從工作作風的角度也提出了頗具真知灼見的思想。如《組織報告》中提出，“我們接近群眾是要自己到群眾中去，並不是把群眾招來開一個會議就是我們接近了群眾”﹔“黨應改變舊的一切命令群眾壓迫群眾的方法，而堅決的去執行說服群眾、引導群眾的實際工作”﹔“應有實際的口號去奪取群眾”，等等。這些從實際斗爭中總結出來的工作經驗和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極富針對性和指導性。

關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可以說，周恩來的《組織報告》和《發言》，從形式到內容都體現了“批評與自我批評”的顯著特征。首先，從形式上看，《組織報告》和《發言》的內容都是以批評或分析革命中存在的錯誤和問題為主。如，《發言》中“機會主義的教訓”和“幾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兩部分內容佔了主要篇幅﹔“幾個必須解答的問題”列出18個問題，不管涉及哪一黨部、地方或負責人，他都逐一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批評和分析。《組織報告》第三部分“組織上的基本問題”不僅佔去了報告近二分之一的篇幅，報告第一部分關於組織的“社會基礎”和第二部分中“中央與各地的聯系”也都是以分析存在的問題和批評錯誤的認識或做法為主。為什麼“批評錯誤”成為六大報告的鮮明特征呢？一方面，固然跟大革命失敗密切相關，同時也與一個成立不到七年的尚不成熟的黨缺乏斗爭經驗息息相關。

其次，本著“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總結工作中的錯誤與缺點。周恩來在《發言》的開場白中開宗明義：“我們的原則是無論什麼問題，都要得到明白的解答，我們並不要重在個人的對與不對，我們並不以個人錯誤或誤會為批評的重心，我們是要使大會得到好的結果，群眾都了解正確的路線。”作為黨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本著對黨和人民高度負責的精神，周恩來無私無畏地開展了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在《發言》中談到八七會議時，周恩來一方面指出“八七會議在黨的根本上有偉大的改造意義”，同時指出會議“對土地問題沒有弄清楚。秋白認為沒收一切土地，李維漢通函湖南同志也是這樣主張，我卻懷疑動搖，莫衷一是”。在黨的代表大會上，開誠布公地坦陳自己思想上的模糊和動搖，表現了周恩來襟懷坦白的共產黨人的高尚品格，同時，也反映了六大以“糾正錯誤、統一認識”為宗旨的良好會風。要徹底修正錯誤，對真正的錯誤就不能姑息遷就。周恩來在《組織報告》中批評黨的政治紀律“死板、混亂”時舉例說：“廣州暴動失敗后把許多軍事的政治的技術的混在一起，去用一個政治紀律的處罰。在武漢問題，武漢還未回答中央，而北方就先討論了，對中央來了一封信。我們認為這樣是不對的。”這種以事實為根據而又有分寸的批評，在以理服人的同時也達到了團結同志和改進工作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組織報告》的“今后組織任務”中，明確把“實行自我的批評”作為“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意氣之爭”的重要思想方法提出來。這表明，“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黨的一種優良作風，在六大時就已經成為黨的重要思想原則了。

四、在總結大革命失敗后的經驗教訓的同時，提出黨員軍事化、工農割據等關於武裝斗爭的一些重要思想。

在大革命時期，黨遭受的挫折是殘酷而嚴重的，首當其沖便是“右傾機會主義”。周恩來在《發言》第三部分專門談了“機會主義的教訓”，從機會主義的來源、表現及其危害三個方面分析了肅清機會主義的緊迫性。周恩來認為，大革命時期，機會主義在政治上最根本的表現就是“黨失了獨立性批判性，不明白革命階級的轉變，不能領導民眾斗爭”。如關於上海談判，原因就在“廣東對爭領導權認識的模糊”。上海暴動是與資產階級爭領導權的斗爭，而實際情況卻是，“事先我們沒有多的准備，我們是動搖的”。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的殘酷現實，不僅使黨深刻地認識到徹底清算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和方針的緊迫性和必要性，同時，也讓中共領導人第一次深刻地認識到武裝斗爭的極端重要性。大革命失敗后黨連續組織的幾次暴動盡管從領導、動員、組織和實施等方面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和失誤，但中央對暴動本身的重大意義卻給予了高度肯定。周恩來在《發言》中指出，南昌暴動“是含有土地革命意義的反抗”，“雖然打的是國民黨的旗子，可是完全是我們自己的領導”﹔秋收暴動“是從新團結工農力量的一個正確的反抗”﹔廣州暴動“是中國英勇無產階級團結力量企圖推翻統治階級建設蘇維埃政權的第一聲，它含有偉大的世界意義”。這說明，黨對武裝斗爭的認識與北伐時期相比已經上了一個新的台階。為了適應武裝斗爭的需要，周恩來還提出了黨員軍事化、工人武裝、加強對游擊隊的領導、建立和組織紅軍以及部分地區割據等一系列重要的軍事思想。

如同六大在取得重大歷史功績的同時也存在明顯不足一樣，周恩來在六大所作的《組織報告》與《發言》，同樣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盡正確的認識。如關於建黨問題，大革命失敗以前，黨的組織都是處在半公開或公開的狀態。大革命失敗后，在國民黨區域的黨要轉為地下秘密黨，在游擊區的黨則要公開領導群眾進行武裝斗爭。六大並沒有認識到白區黨應以積蓄力量為總的方針，隻注意到組織形式上的改變和縮小﹔又如對階級矛盾的分析，六大對中國的資產階級特別是民族資產階級缺乏正確認識，不能辯証地分析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而認為他們之間雖有矛盾，但反共是共同的，因此他們的矛盾無法利用。把敵人看成鐵板一塊，這就是毛澤東后來所說的“關門主義”的分析方法。對此，周恩來在《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中已經進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但是，周恩來的《組織報告》仍是中共黨史上比較早、比較全面地論述黨的建設的一份重要文獻。在革命遭受重大挫折的艱危時刻，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能夠挺身而出，在革命的驚濤駭浪中百折不撓，在歷史的激流中執著奮進，他們經過探索凝結而成的思想成果和對待失敗與錯誤的非凡勇氣，都是值得我們永遠汲取的寶貴精神財富。

[作者王香平，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