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稱贊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一份重要文獻

毛澤東稱贊東固革命根據地的一份重要文獻

——解讀《前委來信（摘要）》

余伯流

東固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最早創建的革命根據地之一，位於江西吉安、泰和、興國、吉水、永豐五縣之交，面積2000平方公裡，人口約15萬人。陳毅曾詩稱東固為“東井岡”。

本期《黨的文獻》刊登的《前委來信（摘要）》，是1929年4月13日紅四軍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江西於都以四軍前委名義，寫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一封指示信。該信對東固革命根據地斗爭經驗給予了稱贊和肯定，是研究東固根據地和井岡山根據地后期斗爭的一份重要歷史文獻。

毛澤東寫這封信的背景是：1929年1月中旬朱毛紅軍下山后，一路很不順利，紅四軍的兩個團遭到贛敵李文彬旅、劉士毅旅的圍追堵截，原定“圍魏救趙”、解井岡之危的戰略構想已無法實現。紅四軍在危難中進抵東固，於2月18日與江西紅軍二、四團會師，休整一星期。“東固會師”后，紅四軍首次入閩，喜獲長嶺寨大勝，3月20日前委在汀州決策以贛南、閩西20余縣實行武裝割據，開創中央蘇區。4月5日，毛澤東在瑞金前委擴大會議上向中央提出“一年爭取江西”的戰略計劃，4月11日又在於都聯席會議上制定了實施這一計劃的行動措施，4月13日即給湘贛邊特委寫了上述指示信。當日，紅五軍軍長彭德懷攜帶此信從於都重返井岡山。

這封指示信的主要內容有三：

一是充分肯定東固革命根據地的政權斗爭經驗。毛澤東說，“這番我們到東固，則另是一種形式”，東固“秘密割據”的政權形態是“必要”的，“在接近總暴動之前，這種形式是最好的，因為這種形式取得了群眾而不致失掉群眾”﹔隻要不失掉群眾，可以堅守“秘密割據”，而不一定要公開打出“蘇維埃政權”的牌子。

二是力倡東固“飄忽不定”的戰術和“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毛澤東認為紅二、四團的兵力相當於紅四軍的三十一團，“戰術是飄忽不定的游擊，游擊的區域是很寬的”，“消滅了許多靖衛團，打敗過三十六旅的七十二團”﹔指示湘贛邊界特委“守勢的根據地的觀念，以后應該拋棄”，“大小五井、九隴等地，再不必固守了”，要像東固那樣，“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

三是決定了湘贛邊界紅軍游擊武裝的整合、改編：將紅五軍和袁文才、王佐部隊改編為紅四軍第五縱隊（司令員王佐），湘贛邊界寧岡、永新、桂東、酃縣等11縣赤衛隊合編為紅四軍第六縱隊（司令員賀國中）﹔“五、六兩縱隊，邊界軍委指揮之，彭德懷為書記，屬於前委”。

5月2日，彭德懷持此信回到茨坪，率部收復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毛澤東這封《前委來信》的主要意圖和重要作用，就在於介紹和推薦東固革命斗爭經驗，指導湘贛邊特委和紅五軍開展邊界游擊斗爭。

毛澤東對東固革命根據地極為關注，贊賞有加，一以貫之。除當事人回憶錄外，見諸文獻記載的就有五次：

第一次是1929年3月20日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名義報告中央，“我們則已往東固。在東固休息一星期，與江西紅軍二、四兩團會合”，“決定拋棄了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採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之跟蹤窮追之政策”。這是首肯東固經驗。第二次是1929年4月13日，即本文所述指示信。第三次是1929年6月14日毛澤東《給林彪的信》，稱贊紅二、四團的領導體制是“絕對的黨領導”，“四軍的同志見了他們簡直是慚愧萬分”。第四次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第二次《給林彪的信》，稱贊東固革命根據地為“李文林式”，與“朱毛式、賀龍式、方志敏式”並列為四種根據地“模式”。第五次是1936年6月毛澤東在保安同斯諾談話時說，東固、興國等地的蘇維埃運動和游擊隊“后來成為第三軍的核心，而這個地區本身則成為中央蘇維埃政府的根據地”。

“上有井岡山，下有東固山”。素有“李文林式”、“東井岡”之稱的東固革命根據地，之所以在毛澤東的心中揮之不去、時時念及，與東固革命根據地在土地革命戰爭中的最早崛起和所起的重大作用是密切相關的。

[作者余伯流，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南昌 33007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