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毛澤東《詞二首》的寫作時間及其他
馮蕙
毛澤東《詞二首》（《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在《詩刊》1976年1月號發表時，前一首署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五月”，后一首署的時間是“一九六五年秋”。
關於這兩首詞的寫作時間，以及《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與《念奴嬌·井岡山》的關系，曾經有一些文章作過比較詳細的辨析。多數意見認為，《念奴嬌·井岡山》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都是寫於1965年5月毛澤東重上井岡山期間，《念奴嬌》在前，《水調歌頭》在后。《念奴嬌·鳥兒問答》在鉛印件上署的“五月”，多數研究者認為這是寫作時間，發表時署的“秋”是定稿時間﹔隻有個別學者認為這首詞寫於1965年9月25日的前幾天。
我對這兩首詞發表時所署的時間，有一點想法，或者說產生一點疑問，是在編輯《毛澤東書信選集》時。當時從檔案中看到毛澤東1965年9月25日批送鄧穎超的一份《詞二首》鉛印件（《詞二首》在1965年的鉛印件，保存下來的有三次，這是第三次鉛印件），在這份鉛印件上兩首詞所署的時間均為“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在鉛印件上方空白處，給鄧穎超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說：“自從你壓迫我寫詩以后，沒有辦法，隻得從命，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改了幾次，還未改好，現在送上請教。如有不妥，請予痛改為盼！”看了這封短信后，產生兩個疑問：一、毛澤東說“花了兩夜未睡，寫了兩首詞”，說明兩首詞是同時寫的，但發表時為什麼一署“五月”，一署“秋”呢？二、鄧穎超是怎麼“壓迫”毛澤東寫詩的，又是在1965年的什麼時候？
關於“壓迫”毛澤東寫詩的問題，鄧穎超1976年10月上交毛澤東批送她的《詞二首》鉛印件時，在鉛印件下方空白處寫了一段說明：“一九六五年夏毛主席接見女外賓時，我作為陪見人，曾問主席是否作有新的詩詞？我說很久未讀到主席的新作品，很希望能讀到主席的新作品。故在主席批送他的詞二首的批語中用‘壓迫’二字。”鄧穎超親筆說明所謂“壓迫”毛澤東寫詩的事，發生在1965年夏陪同毛澤東會見女外賓時。那麼，1965年夏鄧穎超陪同毛澤東會見女外賓有幾次，她在說明中所說的那一次是指哪一次，時間是幾月幾日呢？
夏，一般指一年中的六、七、八三個月。經查閱鄧穎超的工作台歷，在六、七、八三個月中，台歷上記載她陪見外賓隻有兩次。一次是6月28日，台歷記載“下午，陪見坦桑外賓”﹔一次是6月29日，台歷記載“下午，陪見卡瓦瓦夫人”。這兩次，她陪同的是我國哪一位領導人，是不是毛澤東，台歷上沒有說明。於是，我又查閱《人民日報》的報道。1965年6月29日《人民日報》第一版有一則消息：“新華社二十八日訊 劉少奇主席和夫人王光美今天下午接見了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領的坦桑尼亞婦女代表團團員……接見時在座的，有鄧穎超、曹孟君。”6月3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也有一則消息：“新華社二十九日訊 毛澤東主席今天下午接見坦桑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的夫人，和由她率領的坦桑尼亞婦女代表團團員……接見時在座的有鄧穎超、曹孟君。”由此可知，鄧穎超所說的1965年夏陪同毛澤東會見女外賓，是1965年6月29日這一次，也就是說鄧穎超“壓迫”毛澤東寫詩的時間是1965年6月29日。
按照毛澤東批送《詞二首》鉛印件時致鄧穎超短信中所說的情況，那麼這兩首詞應當寫於1965年6月29日之后，具體時間還需要進一步考証。
鑒於毛澤東曾有將他的詩（例如《七律·到韶山》和《七律·登廬山》）通過胡喬木向郭沫若征求意見的往事，於是想到從胡喬木和郭沫若的文稿中找一找關於《詞二首》的線索。經過查找，找到了有關《詞二首》的兩封信。一封是郭沫若1965年7月23日寫給胡喬木的信。信中說：“詞兩首，以后忙著別的事，不曾再考慮。”“我覺得不宜改動過多，宜爭取早日發表。”這封信還對《念奴嬌·鳥兒問答》的修改提出意見，從這些意見中讓我們了解到這首詞初稿的部分原貌，如初稿中有“土豆燒牛肉”、“牛皮忽炸，從此不知下落”這些語句。另一封是胡喬木7月24日寫給郭沫若的回信，全文如下：“二十三日信收到。不宜改動過多和爭取早日發表的意見很對。其它意見也很好。因康老原也囑先將意見報告主席，爭取早日發表，故今早已將郭老建議函送主席處。‘飛躍’原是康老提出【對《念奴嬌·鳥兒問答》初稿中的“哎呀我想飛躍”一句，康生提出將“飛躍”改為“逃脫”，郭沫若認為“飛躍”可不改。】，我把他和您的看法都告訴主席了。另外還附加了一些個別意見，一並供主席參考。”從兩封信看出，胡喬木在7月23日之前已同郭沫若談過毛澤東的這兩首詞了，那麼這是在哪一天呢？從已出版的《胡喬木文集》等書中，沒有找到答案。於是我請有關同志幫助查一查胡喬木的其他材料，有無這方面的信息。據查，胡喬木1965年的日記中，第一次提到毛澤東的這兩首詞是在7月16日。胡喬木7月16日日記記載：“早上去康老家，與康、郭二老談主席詞二首。”7月22日日記記載：“傍晚寫信給郭老，征求詞二首修改意見。”7月23日日記記載：“上午收到郭老回信。”7月24日日記記載：“上午給主席信，報告對兩詞意見，並給郭老信。”胡喬木的日記提供了有力的証據，說明7月16日以前毛澤東已寫出這兩首詞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這兩首詞的寫作時間，當在1965年6月29日鄧穎超“壓迫”寫詩之后，7月16日胡喬木同康生、郭沫若談這兩首詞之前，也就是7月上半月。這裡要說明一下，我並不認為毛澤東寫這兩首詞是由於鄧穎超的“壓迫”寫詩，而是毛澤東寫這兩首詞恰好在鄧穎超索句之后，這是時間上的一個巧合。
以上考証、辨析和判斷，要面對一個問題，即：為什麼這兩首詞各留下的一個手稿和以《詞二首》為題的三次鉛印件上，這兩首詞所署的時間都是“一九六五年五月”，在公開發表時《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仍署“一九六五年五月”呢？
我反復閱看了這兩首詞的手稿和三次鉛印件，發現了一些情況，似乎可以說明一點問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現存的是一個毛澤東的鉛筆手稿（圖一），我認為這是一個初稿，因為按照“水調歌頭”詞牌的格式，這個手稿下闋的句子還不全。手稿的下闋為：“風雷動，旌旗奮，是塵寰。三十八年過去，今日人人能道，彈指一揮間。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隨后，在照這個手稿排印的一個鉛印件上（不是《詞二首》的鉛印件，是單獨這一首的鉛印件），毛澤東將“塵寰”改“人寰”，刪去“今日人人能道”這一句，添上“可上九天攬月，可下五洋捉鱉，風發更心閑”句。這樣，這首詞可以說基本上成形了。這個手稿共兩頁，在第一頁上“水調歌頭”、“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澤東”這些字，是分三行橫寫的。仔細辨認，“五月”的“五”字是毛澤東自己改過的，原來寫的是什麼字，已看不清楚。《念奴嬌·鳥兒問答》的手稿（圖二），也是鉛筆寫的，隻有一頁。這個手稿應當不是初稿，因為郭沫若提到的初稿中的“牛皮忽炸，從此不知下落”句，在這個手稿中已經沒有了。這是一個比較早的過程稿。在手稿上，“念奴嬌”、“鳥兒問答”、“一九六五年，五月”也是分三行橫寫的。從手稿可以清楚地看出，“五月”的“五”字，原寫的是“七”字，毛澤東改為“五”字。這個“五”字的筆畫比其他字要粗一些，但原寫的“七”字，仍然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七”字，是一般性的筆誤呢，還是這首詞的寫作時間本來就是七月呢？我傾向於不是筆誤，因為有下面兩個情況值得考慮。第一，《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手稿上“五月”的“五”字有改動的痕跡，《念奴嬌·鳥兒問答》手稿上“五月”的“五”字又明顯是由“七”字改過來的，在同一時段內寫的兩首詞的手稿上，“五月”的“五”字都有改動，這不應是偶然的巧合。第二，在以《詞二首》為題的第一次鉛印件上，毛澤東在《念奴嬌·鳥兒問答》題下排印的“一九六五年五月”的“五月”兩字下面，畫了一條橫線，這又是為什麼呢？這個鉛印件中的這首詞，就是完全照將“七”改“五”的手稿排印的。如果說手稿上原寫的“七”字是筆誤，那麼已將“七”改為“五”了，問題即已了結，為什麼排出鉛印件后又在“五月”下面畫橫線呢？這條橫線，是否意味著毛澤東在思考將“七月”改成“五月”是一個問題呢？聯系到這首詞公開發表時不署“五月”而改署“秋”（實際上，在詩刊編輯部1975年11月15日向毛澤東報送的這首詞的抄件上已署“秋”），是不是也在避開將“七月”改為“五月”這個問題呢？“秋”是這首詞基本定稿的時間，在毛澤東詩詞中，不署寫作時間或定稿時間而署基本定稿時間的，極為罕見，這個不尋常的情況是值得思考的。
根據以上考辨，我認為這兩首詞寫於1965年7月上半月，是同時寫的。《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寫於1965年5月的《念奴嬌·井岡山》不是同一時段寫的。我的這個看法，從保存在中央檔案館的這三首詞的手稿原件所用的宣紙上，也可以得到一點印証。據了解，《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的手稿所用的宣紙是完全一樣的，尺寸大小一樣，厚度一樣﹔而《念奴嬌·井岡山》所用的宣紙則與前兩首的不一樣，尺寸要大一點，厚度要薄一點。這就從一個側面印証，《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與《念奴嬌·井岡山》不是同一時段寫的，而《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與《念奴嬌·鳥兒問答》則是同一時段寫的。
按照我的看法，毛澤東最初寫的“七月”不是筆誤，而是《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的實際寫作時間。那麼毛澤東為什麼要將“七月”改為“五月”呢？我的分析是：毛澤東1965年5月22日至29日重上井岡山期間寫了《念奴嬌·井岡山》這首詞，感到不大滿意，后來又寫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想用后一首來替代前一首。（《念奴嬌·井岡山》這首詞，毛澤東沒有拿出來征求過意見，在他生前也沒有發表，只是存留下來。在將這首詞收入副編的《毛澤東詩詞選》1986年出版以前，極少有人知道有這首詞。）由於后一首寫的還是重上井岡山時所看到的景象和感受，為了與重上井岡山的時間1965年5月協調起來，就決定這首詞的寫作時間仍用“五月”。《念奴嬌·鳥兒問答》與《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是同一時段寫的，毛澤東自己說是“花了兩夜未睡”寫出的，在寫作時間上應一致起來，故也用了“五月”。這樣，就在這首詞的手稿上出現了將“七月”改為“五月”的情況。
《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這兩首詞，毛澤東以“詞二首”為題將它們放在一起，不僅是因為它們的寫作時間相同，還由於這兩首詞在內容上也有聯系。前一首寫毛澤東在38年后看到的“舊貌變新顏”的井岡山和由此引發的感悟和抒懷，最后歸結到“世上無難事，隻要肯登攀”。進一步說，可以理解為毛澤東是將井岡山“到處鶯歌燕舞”的景象，作為全國大好形勢的一個縮影來寫的，所以這首詞是寫國內形勢的。后一首詞，是批評赫魯曉夫的，是關於國際問題的。這兩首詞，是毛澤東當時對國內形勢和國際問題的看法，在同一時間內用詩歌表達出來的產物。
關於《詞二首》的寫作時間，同我的上述看法有某種相近之處的，是《胡喬木書信集》中編者寫的一條注釋。該書第237頁注1的注文說：“1965年夏、秋，毛澤東寫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這裡的表述不夠明晰，“夏、秋”，是說兩首詞一寫於夏、一寫於秋呢，還是說兩首詞的寫作時間不能完全確定，可能都寫於夏，也可能都寫於秋呢？
關於這兩首詞的定稿時間，有研究者認為，《念奴嬌·鳥兒問答》發表時所署的“秋”，是定稿的時間。我認為1965年秋是基本定稿的時間，最后定稿的時間是1975年11月下半月或12月初。1975年，《詩刊》准備復刊。《詩刊》編輯部考慮到1957年創刊時發表了毛澤東的18首詩詞，影響很大，於是在1975年11月15日寫信給毛澤東，請求批准在復刊第1期（1976年1月號）上發表《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和《念奴嬌·鳥兒問答》兩首詞，並送上兩詞的抄件，請求訂正。毛澤東對送來的《念奴嬌》抄件的修改情況是：標題“雀兒問答”【《念奴嬌》一詞的標題，在毛澤東的手稿和《詞二首》的第一、二次鉛印件上都是“鳥兒問答”，第三次鉛印件上隻有詞牌“念奴嬌”，沒有標題“鳥兒問答”。究竟何時改為“雀兒問答”的，尚需考証。】的“雀”改為“鳥”，“盡是人間城郭”的“盡”改為“都”，“借問你去何方”的“你”改為“君”，“不見前年秋月白”的“白”改為“朗”，“請君充我枵腹”改為“試看天地翻覆”。這就是定稿。1975年12月5日，詩刊社的李季、葛洛寫信給人民日報社的魯瑛，信中說：“主席已批准《詩刊》刊登主席的詞二首。”《水調歌頭》一詞，《詩刊》編輯部報送的抄件，正文文字與公開發表的完全一樣，毛澤東隻改了標題中的一個字，將“重歸井岡山”的“歸”改為“上”。這首詞的定稿時間，應在1975年11月以前，具體時間還難以確定。1965年9月25日批送鄧穎超的《詞二首》鉛印件上，這首詞同公開發表的還有五處不同，在檔案中沒有見到在1965年9月至1975年11月間改成定稿的材料。應當說，這首詞在修改過程中出現過一些反復。在按初稿（手稿）排印的鉛印件上，毛澤東作了修改，改后的這首詞與正式發表時隻有一句和一字的不同：一句為“風發更心閑”，發表時為“談笑凱歌還”﹔一字為“高樹入雲端”的“樹”字，發表時為“路”字。在其后的《詞二首》的第一、第二次鉛印件上，毛澤東都作了修改。這些修改可以分作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上述與發表稿不同的一句和一字，改成與發表稿完全一樣﹔另一方面是還修改了四句，使整首詞同發表稿的距離加大了，將“舊貌變新顏”改為“早已變新顏”，“到處鶯歌燕舞”改為“到處男紅女綠”，“更有潺潺流水”改為“更有飛流激電”，“彈指一揮間”改為“拋出幾泥丸”。這首詞在什麼時候又改回到《詩刊》編輯部報送的抄件那樣，由於未見到這方面的材料，不好斷定。綜上所述，對這兩首詞的定稿時間問題，可以講幾點意見：一、說這兩首詞的定稿時間是1965年秋，缺乏根據。二、《念奴嬌·鳥兒問答》的定稿時間，在1975年11月15日之后、12月5日之前。三、從毛澤東1965年9月25日批送鄧穎超的鉛印件上，可以看出《水調歌頭》一詞在文字上與發表稿的差別，比《念奴嬌》一詞要大一些，但它定稿的時間卻在《念奴嬌》之前。
下面，說說有關這兩首詞的回憶和研究中的兩個具體問題。
一、關於席鳳舞和汪東興對《重上井岡山》寫作情況的回憶
不少研究《詞二首》的文章，都引用了他們二位的回憶。席鳳舞回憶：“五月二十五日……偉大領袖毛主席寫下了《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的光輝詩篇。……我們當天就看到了毛主席的光輝詩篇。”汪東興日記記載：5月27日，“下午三時，中央派人將文件送到井岡山。我們把文件送到毛主席處時，我看到主席正在聚精會神地寫‘重上井岡山’的詩稿。”關於寫作日期，一說5月25日，一說5月27日，哪一個准確，無從判斷。他們都說看到的是《重上井岡山》這首詞，這個記憶恐怕不准確。《重上井岡山》這首詞，從初稿（手稿）到1965年9月25日批送的鉛印件上，都是隻有詞牌《水調歌頭》而無標題《重上井岡山》，看見毛澤東在寫詞，一眼望去恐怕難以斷定寫的就是《重上井岡山》。我認為，他們所回憶的看見毛澤東寫的詞，恐怕應該是《念奴嬌·井岡山》。
二、關於《念奴嬌·鳥兒問答》初稿中的一句話
郭沫若1965年7月23日給胡喬木的信中說：“‘牛皮忽炸，從此不知下落’，我覺得太露了。麻雀是有下落還露過兩次面。”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詩詞全編鑒賞》一書中《念奴嬌·鳥兒問答》一詞的考辨，引用了郭沫若信中的話，但將“忽炸”辨認為“蔥炸”，我認為這是值得商榷的。郭沫若信中寫的是“忽”字，不是“蔥”字﹔這裡的“炸”字，應讀zhà（入聲），不讀zhá（上聲）。“牛皮忽炸”，是說赫魯曉夫的牛皮吹得太大了，牛皮都吹破了，炸裂了。“牛皮忽炸”，當指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一事。
[作者馮蕙，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審，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