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姚宏志
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上，1957年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的發表，是新中國成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的標志性成果之一。《正處》根據當時中國社會矛盾性質和國家政治生活主題的轉換，以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
一
恩格斯曾經說過，每一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在不同的時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和內容。《正處》作為中國共產黨在特定時代的理論思維，問世於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中國並不是偶然的。
20世紀50年代中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偉大革命向第二次偉大革命的歷史轉折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偉大革命包括民族民主革命以及與之相續的社會主義革命。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緊緊圍繞“什麼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怎樣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性飛躍。隨著第一次偉大革命任務的完成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主題逐步地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轉變。中國共產黨不但要促進第二次偉大革命的實現——把一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社會主義中國變成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還要在革命中實現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偉大理論成果。
在大規模社會主義建設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就敏銳地提出要以蘇聯經驗為鑒戒，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獨立自主地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1956年4月毛澤東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成為這一探索的新起點。《論十大關系》圍繞著“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主要闡述了解決我國經濟建設（這是主要的）和政治建設中存在的某些矛盾的基本原則，為中共八大的召開作了理論准備。同年9月召開的中共八大，正確分析了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黨的中心任務，制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斗綱領和實現宏偉綱領的一整套方針政策，指明了社會主義建設的前進方向。在八大之后，中國共產黨又提出了其他一些重要思想觀點，其中最具裡程碑意義的，是毛澤東《正處》的適時出現。
《正處》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然結果。由於第一次偉大革命的勝利，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發生深刻變化：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已經被趕出中國大陸，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經被消滅，農村的富農正在被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正處在由剝削者向勞動者轉變的過程中，廣大農民和其他勞動者，已經成為社會主義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廣大勞動人民成為掌握國家生產資料的主人，實現了真正的當家作主。中國社會矛盾和階級關系的這些新變化，清楚地表明社會發展正處在歷史的轉折點上。如何適應這一變化要求，不失時機地把實踐主題由革命轉到建設上來，是中國共產黨進行理論創新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一步向縱深推進的實踐基礎。這一點，在毛澤東的《正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他說：在這個時候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目的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頁。】。
1956年國際形勢新變化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問題的暴露，以及由此引發的對蘇聯社會主義矛盾問題的反思和對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矛盾學說的思考，是考察《正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時必須關注的又一宏觀背景。
1956年，世界范圍內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在發生著廣泛而深刻的變化。是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作秘密報告，全面揭露和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在全世界引起強烈震動。6月和10月，波蘭和匈牙利相繼發生嚴重騷亂事件。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乘機掀起世界范圍的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浪潮。社會主義社會長期潛伏著的問題一下子暴露了出來。復雜的情勢迫使中國共產黨不得不重新思考蘇聯模式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出現的一系列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為什麼一直宣稱沒有矛盾的社會主義國家之間會發生激烈的矛盾和沖突？社會主義社會到底有沒有矛盾？馬克思主義關於人類社會基本矛盾的概括是否同樣適用於社會主義社會？推動社會主義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是社會基本矛盾還是“政治與道義上的一致性”？與以往階級社會矛盾相比，社會主義社會矛盾性質、運動特點、解決方法有何不同？社會主義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是什麼？這些思考有利於中國共產黨人從對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的迷信中擺脫出來，開始以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為藍本，獨立自主地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道路、新理論。
經過長時間深思熟慮，1957年初，毛澤東在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正處》重要講話，講話涉及以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本土化、民族化過程中從未有人遇到過的、或者遇到了卻又沒有能夠正確解決的重大問題。毛澤東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的理論，特別是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理論，成為中國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獨創性發展的突出例証，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標志性成果。
二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兩個概念存在著不同的著重點。前者強調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動態過程，后者則彰顯了其靜態結果﹔前者突出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的連續性表征，后者強化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階段性特質。然而，二者在根本上又是辯証統一的。因為作為過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已經內在地包含這個過程的結果﹔而作為結果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則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的一個環節。我們對《正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的闡釋，同樣沿著這一路徑展開，將作為過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與作為結果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兩者統一起來分析。可以肯定，《正處》不僅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產物，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具體體現。
首先，《正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運用它們分析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為我們正確分析和科學把握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在《正處》中，毛澤東從對立統一規律這一基本原理出發來解釋當下中國，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同樣充滿著矛盾﹔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同以往階級社會一樣，仍然是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不過它們同舊社會在矛盾性質、運動特點、解決方法等方面都有著完全不同的情況和內容﹔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不是對抗性矛盾，它可以經過社會主義制度本身得到解決。在此基礎上，毛澤東進一步指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兩類不同性質的社會矛盾，由此決定了它們的解決方法同樣不同﹔同時它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還可以互相轉化。這些思想觀點，既是對長期以來盤踞在蘇聯學術界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無沖突論”的形而上學觀點的有力批評，又把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同舊社會的矛盾、特別是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嚴格地加以區別，解放了人們的思想，賦予馬克思主義社會矛盾理論以新的鮮活內容，為日后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問題提供了基本的理論框架，也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改革開辟了一條寬廣的認識之路。
其次，《正處》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特征，立足於社會主義條件下大量人民內部矛盾凸顯的客觀現實，注重從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不斷汲取營養，使豐富的建設經驗“馬克思主義化”。【《毛澤東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頁。】20世紀50年代中期，隨著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大規模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相繼結束，社會大量涌現出來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黨內外不少人對新矛盾新問題缺乏思想理論准備，工作陷於被動。加上黨和政府的一些工作部門存在著主觀主義、官僚主義作風，引起一些群眾的不滿。面對層出不窮的新矛盾新問題，《正處》立足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嶄新實踐，緊緊圍繞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總題目”，在農業合作化問題、工商業者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少數民族問題、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等12個“小題目”上都進行了創造性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新原則、新方針。如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解決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矛盾，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解決科學文化領域中的矛盾，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方針解決經濟建設和對全國城鄉各階層以及國家、集體、個人的矛盾等。這些極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個性和歷史傳統的探索，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在新的實踐面前進行理論創新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不但善於從實踐中總結新鮮經驗並升華到理論高度，而且賦予這些經驗以“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頁。】。
再次，《正處》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同時，卓有成效地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取得了建設性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包括：（1）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一次創立了系統的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為鞏固、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制度提供了理論指導。（2）明確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解決了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很長時間內沒有人正確回答的問題，指明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方向。（3）在社會主義革命史上第一次把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作為人民內部矛盾來處理，這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和平改造提供了理論補充和合理解釋，指導我們順利完成了消滅作為階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任務。（4）第一次將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問題上升為“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強調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並舉，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國家工業化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和對國民經濟各部門內在聯結的深層次考察。
三
通過以上考察和分析，對於《正處》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關系的評價，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從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本土化進程來看，《正處》是馬克思主義本土化“第二波”浪潮中的最后一個高峰。
從總體上看，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本土化大約歷經“三波”：“第一波”自19世紀中葉《共產黨宣言》的發表到歐洲無產階級政黨的相繼建立，其突出表現是馬克思主義逐步發展成為無產階級政黨必須堅持的意識形態。這一波到19世紀70年代進入高潮。“第二波”從俄國十月革命前后到馬克思主義在廣大亞非拉國家的突破性進展。馬克思主義以其獨具特色的理論威力和實踐性品格，從無產階級政黨的意識形態一躍而成為一些國家的意識形態，使本土化運動變成勢不可擋的世界性潮流，推動著各國革命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勝利。“第三波”大約發軔於上世紀80年代，主要在一些發展中國家展開的新一輪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運動。以上三波浪潮，形象地再現了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本土化運動及其曲折道路，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本土化進程的復雜態勢。
基於以上視角，筆者試圖將《正處》納入馬克思主義本土化三波歷程進行定位，發現它正處於“第二波”浪潮的方位之上。更進一步說，《正處》是“第二波”浪潮中的最后一個浪峰，它的理論高度與同時代其他國家知名馬克思主義者對社會主義的認識相比，無人能出其右。自此之后，由於蘇共二十大的持續震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分裂，也由於“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誤區，馬克思主義在全球范圍的本土化浪潮跌入低谷。
第二，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程來看，《正處》是中共八大前后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延伸和系統總結。
從《論十大關系》到中共八大再到《正處》，這些上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探索成果，展現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之初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生動圖景和良好開端。如果說《論十大關系》和中共八大主要是從政策層面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初步嘗試，那麼《正處》則是力圖從哲學高度追問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依據的自覺努力。《正處》代表了此一時期中國共產黨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高水平，也成為毛澤東一生中對社會主義進行理論探索達到的最高點。此后20年毛澤東的著作，雖然在個別問題上還有所前進，但從總體上看並沒有達到和超出這篇著作的理論水平。【金春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探索的理論高峰》，《科學社會主義》1997年第3期。】
第三，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看，《正處》為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思想資源，蘊含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合理“內核”。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刻總結和吸取以往在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上的經驗教訓，從歷史的十字路口艱難地走出來，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開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探索的新時期。這樣，一場可能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大幕，在經歷了20余年的遲滯和漫長的等待之后才毅然決然地開啟。近30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探索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再到科學發展觀，從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再到建設創新型國家，從“抓革命，促生產”到“穩定壓倒一切”再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些歷史性突破和戰略性決策在高度彰顯出中國社會發展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階段性特征的同時，也鮮明地折射出它們與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學說這一思想資源和理論傳脈的緊密關聯。如前所述，《正處》是社會主義改革的理論依據和奠基之作，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有著內在的淵源與先導關系。
在充分肯定《正處》在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方面貢獻的同時，也要看到出現了一個令人費解的現象：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在提出《正處》以前，一直是比較正確地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社會矛盾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因此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但恰恰是在《正處》提出后僅幾個月，出現了反右派斗爭擴大化。這說明探索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這一基本課題的復雜性和艱巨性。如何把正確的理論貫徹落實到實踐中去，引人思考。
[作者姚宏志，安徽師范大學副教授，安徽蕪湖 241003]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