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關於斯大林會見周恩來、瞿秋白的一則新史料》的補充
馮鐵金
《黨的文獻》2007年第2期刊登的梁化奎文《關於斯大林會見周恩來、瞿秋白的一則新史料》（以下簡稱《一則新史料》）認為，和瞿秋白一同受到斯大林會見的“蘇同志”就是周恩來，筆者認為是正確的，但覺得理由似嫌不足，試作一點補充。
《一則新史料》說：“雖然周恩來見斯大林目前僅見這一條記載（指周恩來說的‘我一九三○年三月動身去共產國際。七月，我見了斯大林’之語——引者注），但以周恩來當時的身份和活動，也足以為証了。”這句話，說的是周恩來見了斯大林，但不能說明斯大林接見的“蘇同志”就是周恩來。況且，“僅見這一條記載”，也屬孤証。
擴大一點范圍，在1930年7月21日這一天，在莫斯科的中共重要人員，除瞿秋白外，張國燾、鄧中夏、余飛、王若飛、陸定一、蔡和森中的任何一位，都可以受到斯大林接見，也就都可能是“蘇同志”。特別是張國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團長為瞿秋白），並且他和瞿秋白以前曾受到過斯大林的召見。斯大林第二次召見他們，聽取關於中國革命情況的匯報，也不是沒有可能。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舉行。會議期間，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布哈林宣布，今后共產國際不再向中國派常駐代表，改為中共在共產國際設立常駐代表團。六屆一中全會后，組成了五人的常駐代表團。團長為瞿秋白（政治局委員）、副團長為張國燾（政治局委員）。成員有：鄧中夏（候補中央委員）、余飛，同時為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王若飛，同時為駐農民國際代表。1928年底后，又增加了兩位成員：陸定一，同時為駐少共國際代表﹔蔡和森（六屆一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后受到李立三錯誤打擊，被免除上述職務。1928年底至1930年底赴莫斯科治病，同時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稍加分析可知，鄧、余、王、陸四人分別是駐赤色職工國際、農民國際、少共國際的代表，隻分管一個方面的工作，不可能受到斯大林的接見。因而，他們都不可能是“蘇同志”。蔡和森雖然是駐共產國際的代表，一則他到莫斯科主要是治病，二則他已被解除黨內的高層職務，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有張國燾在，他也不會受到斯大林接見。
前面講到，在斯大林1930年那次會見之前，瞿秋白、張國燾曾受到過斯大林的召見。張國燾本人在《我的回憶》中說：1928年11月初，也就是斯大林的中國問題三人委員會（組成人員為斯大林、米夫和斯大林身邊的中國問題秘書）成立后約兩個星期，斯大林約見瞿秋白和他。這是斯大林第一次與他們兩人直接商談中國問題。地點在斯大林那間陳設很簡單的辦公室。時間從晚上9時到12時，約3個小時。張國燾說：斯大林在整個會見過程中，“對我們很親切”【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頁。】。張國燾沒有提及斯大林1930年對他有一次會見。照理，受到斯大林會見，對當時的中共成員來說是一件非常重要和值得自豪的事情，如果張國燾參加了，是應當寫出來的。這隻能說明，斯大林1928年的那次召見，是張國燾在莫斯科任上述職務兩年多時間（從1928年7月以后至1931年初他起程回國之前）裡，唯一的一次。由此可以斷定，斯大林1930年那次召見的“蘇同志”，不是張國燾。
《一則新史料》中說：“共產國際執委會一方面給中共中央和遠東分局分別發去指示電報，表示堅決反對在大城市舉行罷工和暴動，另一方面決定派周恩來、瞿秋白回國，去貫徹共產國際七月決議的精神，糾正中共黨內出現的日益嚴重的‘左傾’錯誤。”《我的回憶》中說：“共產國際寄望於周恩來……因而邀請他去莫斯科。”【張國燾：《我的回憶》下冊，第133、134頁。】又說：“周恩來於一九三○年四月來到莫斯科（正是中大清黨事件結束以后），共產國際對他優渥有加，斯大林更是賞識他，認為他一向主管軍事和情報工作，成績斐然……六月下旬，俄共第十六次黨代表大會舉行時，周恩來應邀在大會上發表演說，受到會眾的歡呼。這不僅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受到的特殊待遇，即其他各國共產黨代表，也很少受到這種榮譽。”還說：“共產國際所期望於他（指周恩來——引者注）的，是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這段文字，與本文所引的《一則新史料》的那段文字，說的都是一個意思，就是共產國際把糾正李立三錯誤的期望，寄托在了周恩來身上。《一則新史料》一文寫作時，可能並未參考張國燾《我的回憶》中的這些文字，而敘述周恩來在莫斯科活動時，文字卻和《我的回憶》大體一致。
順便說一句，張國燾說“周恩來於一九三○年四月間來到莫斯科”，和周恩來本人所說的“我一九三○年三月動身去莫斯科”並不矛盾。“三月動身”、“四月到達”，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時間上是合理的。另外，周恩來的這句話是1960年7月說的，但第一次公開發表卻是在1984年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下卷中。張國燾在上世紀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發表、出版《我的回憶》時，不可能知道周恩來講過這句話。他是依據自己的記憶來寫作的。
總之，張國燾的回憶文字，為周恩來參加了斯大林的那次召見作了有力的証明：既然“共產國際寄望於周恩來”，又“邀請他去莫斯科”，“斯大林更是賞識他”，還“期望”“他能糾正李立三的偏差”，在這樣的背景下，斯大林會見周恩來，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因此，斯大林1930年7月21日會見的“蘇同志”，就是周恩來。會見后不久，周恩來、瞿秋白便於8月初起程回國，去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
[作者馮鐵金，中共唐山市豐南區委黨校原副校長，河北唐山 063300]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