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與《論十大關系》的發表
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與《論十大關系》的發表
聞言實
1956年，在中共八大召開前，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進行了一次比較全面、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這次調查研究，對於摸清新中國成立7年來在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方面所發生的新變化、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並向八大提出符合我國實際的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路線和綱領，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一、黨的八大的准備過程，也是展開調查研究的過程
1955年12月5日，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有黨政軍各部門負責人參加的座談會上，對八大的准備工作作出部署。他說：准備明年9月召開八大。為迎接八大，使八大開好，就要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門、各地方的工作結合起來。八大中央的報告也要與各部門的工作結合起來，所以我准備找各部門的同志個別談談，請你們准備。有材料請你們送一些來。【劉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開的座談會上的講話記錄，1955年12月5日。】天，劉少奇開始安排，第三天座談會正式開始。由此揭開了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進行較大規模的一系列調查研究的序幕。
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劉少奇先后約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37個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匯報座談，內容包括工業、農業、商業、交通、財政、金融、文化、體育、衛生和國民經濟計劃等各個方面。5月28日，他又聽取了新華通訊社和中央廣播事業管理局的匯報。在3個多月時間裡，劉少奇除了參加外事活動和出席中央有關會議外，大部分時間都在開座談會。座談會一般從下午兩點開始，一直持續到晚上七八點鐘，有時甚至開到深夜一點多鐘。座談中，劉少奇詳細詢問和了解各個部門、各個行業的情況，記下了幾萬字的筆記，並對各部門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導性的意見。
1956年1月中旬，毛澤東從杭州回到北京。在這之前，毛澤東集中精力研究農業合作化問題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問題。這時，他把注意力轉移到工業問題上，目的是為八大做准備。毛澤東回到北京后，得知劉少奇正在召開座談會聽取各部門匯報工作，也表現出極大的興趣。他對薄一波說：“這很好，我也想聽聽。你能不能替我也組織一些部門匯報？”在薄一波等的組織安排下，從2月14日起，毛澤東開始了他在建國后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對經濟工作的系統調查。
和劉少奇一樣，毛澤東聽取匯報的部門，主要是國務院所屬的部委。不同的是，他隻限於經濟部門，不包括文教部門，而且是按照重工業、輕工業、交通郵電、農林水利、財貿金融這個順序進行的。到4月11日，毛澤東先后聽了34個經濟部門的工作匯報，整整用了37天。隨后，他又連續6天參觀機械工業展覽。從4月18日起，又用6天時間，聽取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毛澤東的這次調查研究，歷時兩個月才告一段落。
在毛澤東聽取匯報過程中，周恩來幾乎每次都來。鄧小平、陳雲有時也來參加。劉少奇也多次參加毛澤東主持的匯報會。這樣，毛澤東召集的匯報會，實際上成為中央主要領導成員參加的規模較大的一次集體調研活動。他們在聽取匯報時，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進行評論，氣氛異常活躍。
就在這次聽取經濟部門工作匯報期間，發生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作秘密報告批評斯大林的重大事件。3月12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討論蘇共二十大問題。會后，中央領導同志雖然把部分精力轉移到處理這個問題上，但仍未中斷他們的調查研究。4月下旬至5月初，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頁。】
在各部委進行匯報時，毛澤東又提出在今后幾個月擬再分別聽取各省、市、自治區黨委關於經濟工作的匯報。根據毛澤東的這個意見，3月30日，中共中央向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發出通知，並列出以下10項匯報內容：（一）目前各省、市、區的主要經濟狀況。（二）本省、市、區第一個五年計劃預計完成的情況和經驗教訓。（三）對全國和本省、市、區第二個五年計劃和第三個五年計劃的主要意見，本省、市、區的主要資源情況和主要發展方向。（四）當前工人群眾社會主義競賽高漲的情況，工業、農業、交通、商業、財政各方面的潛力表現在哪裡，如何具體地在生產、基建、運輸、流通各方面發掘潛力。（五）如何在中央的統一領導下發揮地方的積極性，對中央和地方在事業、財政、計劃的體制劃分的意見。（六）地方黨委對地方各種企業和中央國營企業如何更好地加強領導，如何進行統籌安排。（七）執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的情況和發生的問題。（八）私人工商業、私人運輸業社會主義改造和手工業合作化中的問題和意見。（九）對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社分工的意見，對工農產品的價格政策的意見。（十）對資金積累、負擔政策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意見。
通知要求，各地匯報應當根據各自的特點，“匯報應當有形象的材料，有批評，有議論，有主張。不要枯燥無味、千篇一律。同時，應當寫成書面文件報送中央，字數以15000字左右為宜。但要看內容如何，內容好，寫的有骨有肉，生動活潑，不妨長一點，否則宜短，幾千字也可以。上述10項如果一次寫不完，分別寫成幾個報告也可以。如果一時寫不好許多問題，先寫兩三個或者三四個問題也可以。”【《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頁。】話是毛澤東加寫的，由此看出他對這次調查研究的要求之認真、細致。
在34個部委匯報開始不久，毛澤東還接受李富春的建議，通知工交部門約200到300個重要工廠、建設工地分別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寫一書面匯報。
從5月3日起，毛澤東到南方視察。其間，他不斷找各地黨委負責人座談。5月14日，他又親自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通知，就各地向中央匯報工作的問題進一步作了具體安排。關於匯報內容，毛澤東根據初步調查了解的情況，將它歸納為11項：一、工業﹔二、交通運輸業﹔三、商業﹔四、農、林、水﹔五、財政和金融﹔六、干部﹔七、統一戰線安排問題﹔八、反革命分子安排問題﹔九、失業安排問題﹔十、少數民族問題﹔十一、其他特殊問題。通知強調：“匯報文件中要有材料，有議論，要突出地批評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揭露矛盾（包括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並提出解決意見。不成熟的意見也可以提出。”【《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第116—117頁。】，毛澤東已在聽取34個經濟部門和國家計委匯報的基礎上，於4月25日、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總結了兩個月調查研究的成果。通知中提出的一些問題，顯然與《論十大關系》中的一些內容密切相關，希望通過進一步的調查研究，予以充實和完善。
這一年，負責經濟工作的陳雲，也作了一系列調查研究。2月8日至18日，他在北京連續10天按行業聽取私營商業改造的形式和辦法的情況匯報。4月19日至5月13日，他離開北京，先在上海召集江蘇、浙江、福建三省和上海市對資改造小組負責人的匯報會，后在武漢召集湖北、湖南兩省和武漢市的匯報會，接著又在廣州召集廣東、廣西兩省和廣州市的匯報會，並在上海、武漢、廣州三地分別同省、市工商聯正副主任委員進行座談，在上海還同工商界著名人士榮毅仁、胡厥文等座談，廣泛聽取他們的意見。5月13日，陳雲回到北京。5月14日至29日，聽取南方15個省、市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匯報。6月3日至9日，聽取北方14個省、市、自治區私營工商業改造情況匯報。7月27日至8月7日，陳雲又連續10天主持召開物價問題座談會。
年事已高的朱德也投入調查研究工作中。5月16日至21日，他在山西考察。6月6日至13日，到遼寧考察。兩次考察重點，都是當地的經濟發展情況，特別是農業合作化以后農村的新情況。
所有這些調查研究，都為黨的八大制定正確的路線作了重要准備。
二、這次調查研究的直接成果，是形成著名的《論十大關系》
4月25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會上，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大大超出了原定的會議議題。
《論十大關系》的重點是講經濟建設問題，同時也包括與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要問題。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研究中發現的問題，概括為十大關系，提出了一系列后來為大家所熟知的重要思想。毛澤東指出：“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23頁。】
《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以蘇聯為鑒戒，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雖然這一探索是初步的，卻是比較系統的。它從中國實際情況出發，堅持把馬克
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體現了解放思想，獨立思考，實事求是，按照中國情況辦事的精神。
《論十大關系》的產生和形成，是1956年調查研究的直接成果。許多重要思想是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逐步醞釀、產生和形成的。毛澤東后來回憶說：“那個十大關系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34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步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系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2月18日。】
在2月14日至29日的最初16天中，毛澤東先用13天時間，集中精力聽取重工業部門的匯報。當匯報結束時，薄一波問他有什麼指示，毛澤東說：剛開始接觸問題，文字上略有挑剔，根本上贊成，沒有任何意見。后來，隨著匯報單位的增加，毛澤東了解的情況越來越多，他針對大家談到的一些問題，開始發表一些意見。比如，在輕工業部門的匯報會上，毛澤東了解到輕工業投入少、見效快，但問題是國家以重工業為中心，對輕工業投入少，現有輕工企業設備陳舊，潛力不能發揮。毛澤東說：“輕工業為國家建設積累資金，很重要，能多搞盡量多搞些。”“多搞些輕工業，就是多搞重工業。隻要有原料，有銷路，盡量搞。”【毛澤東聽取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管輕工業）、紡織工業部、地方工業部、輕工業部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3月1日、3日。】
關於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問題，也是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等部門匯報時引起注意的。從新中國成立到1955年底，上海市實現的利潤就相當於“一五”計劃全國基本建設投資總額的20.9％，天津市實現的利潤也十分可觀。毛澤東聽到這些情況后說：沿海老廠加以適當擴建，投資少，見效快。許多新產品都是出在沿海工廠。限制發展上海、天津等工業基地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合理利用。這同新建廠放在內地的根本方針並不矛盾。輕工業70％在沿海，不積極利用還靠什麼來搞生產？【毛澤東聽取國務院第四辦公室（主管輕工業）、紡織工業部、地方工業部、輕工業部和國家計委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3月1—3日、4月18日。】
關於中央和地方的關系問題，是毛澤東早就注意到並一直比較重視的。在聽取匯報的第一天，毛澤東開頭就說了一段話：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談話。他們流露不滿，總覺得中央束縛了他們，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讓他們管。他們是塊塊，你們是條條，你們無數條條往下達，而且規格不一。他們若干要求，你們也不批准，約束了他們。毛澤東的這一想法，隨著調查研究的深入進一步明晰起來。天津市委在匯報中說：商業部在商品價格的管理方面，把本應由地方管理的300來種商品也管了起來，使地方無法進行工貿平衡。毛澤東聽后說：蘇聯有一個時期很集中，也有好處，但缺點是使地方積極性減少了。我們現在要注意這個問題。地方政權那麼多，不要使他們感到無事可做。【毛澤東聽取地方工業部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3月2日。】
關於黨和非黨的關系問題，毛澤東在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指出：“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這一思想，后來經過進一步豐富和歸納，成為十大關系中“黨和非黨的關系”。
關於國家、生產單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問題，同樣是毛澤東在聽取匯報時逐漸總結出來的。毛澤東明確表示，現在的危險是基本建設投資太多了，非生產性的建設也多了，農民負擔不起，勢必妨礙個人的利益。應該使90％的社員個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個人收入問題，就可能犯大錯誤。搞命令主義和減少農村副業也是錯誤的。【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4月18日、19日。】
關於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問題，在匯報過程中多次涉及。制定“一五”計劃時，由於缺少大規模經濟建設的經驗，基本上是照搬蘇聯的，所以匯報的話題經常集中到如何學習蘇聯的問題。毛澤東明確主張：要分兩類。一類按中國的，一類規規矩矩、老老實實地學。如土改，我們不學，不照它的。如財經方面有些建議，陳雲不學。對資本家的政策，我們也不學它。技術問題橫直一概照抄，比較好的，或者我們根本不知道的，學過來再說。劉少奇在他召集的匯報會上也說：採用最新技術，就需要加強科學研究。科學研究不是隻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學習，把人家最新的科學技術學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礎了。向人家學習，不只是向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學習，也向其他國家學習。【劉少奇聽取郵電部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2月18日。】
在國務院各經濟專業部門匯報的基礎上，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關於“二五”計劃的工作匯報。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都來參加。這時，毛澤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正確處理經濟建設的幾個重要關系上。經過不斷思考，4月19日，毛澤東第一次歸納出三個關系，即：沿海與內地的關系，輕工業與重工業的關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他說這三大關系“必須很好地解決”。這是他經過認真的調查和積極的思考，在中國經濟建設問題上形成的新思路。過了一天之后，毛澤東在原來三大關系的基礎上，又增加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關於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薄一波回憶說：因為國防工業建設規模過大，要求過急，引起整個工業建設全面緊張，這是34個部委匯報中提出的最尖銳的一個問題。【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94頁。】計委在匯報時，也請毛澤東考慮這一問題。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意見，把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作為一個重要的問題提了出來。至此，毛澤東提出了五個關系。這五個關系主要反映的是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也是《論十大關系》中的主要內容。4天后，4月24日，毛澤東又加了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成了六大關系，他稱為“六大矛盾”。毛澤東說：“這幾個矛盾如果調整得好，工作就會搞得更好些，犯錯誤也犯在這些矛盾上。”【毛澤東聽取國家計委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4月24日。】25日，毛澤東在有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又增加了四個關系，即：黨和非黨的關系，革命和反革命的關系，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最后形成十大關系。
4月25日，毛澤東第一次作《論十大關系》的講話。講話發表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討論3天。通過吸收大家的意見，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論述十大關系。《論十大關系》一文，就是根據這兩次講話記錄整理而成的。
《論十大關系》的產生，來自於調查研究，也來自於獨立自主的探索精神。是調查研究和探索精神，使毛澤東集思廣益，逐步形成了這篇既有理論價值又有實踐意義的重要著作。
三、《論十大關系》的發表，為黨的八大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
八大准備工作的重中之重，是起草政治報告。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是什麼？起初，把反對右傾保守，提早完成我國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作為指導思想。在這個思想指導下，1956年1月23日，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了《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簡稱《農業四十條》）。《農業四十條》公布以后，引起巨大的連鎖反應。國務院各部委紛紛修改1955年夏北戴河會議確定的各項計劃指標，糧、棉、鋼、煤四大指標都比原計劃提高一半以上，完成的時間也大大縮短。1956年基本建設投資，原定為112.7億元，后來增加到200多億元。這使1956年上半年的國內經濟形勢出現了全面緊張的局面。
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在調查研究中發現了這個問題，引起他們的高度重視。2月17日，劉少奇在聽取交通部匯報時指出：“現在有些人腦子熱了，提得太高了，而目前又沒有條件做到，急躁冒進也要防止。”【劉少奇在聽取交通部匯報時的談話記錄，1956年2月17日。】10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國家計委提出的關於1956年基本建設計劃安排和要求增加部分投資的補充報告時，突出地提出當前的基本建設規模同實際所能供應的物資不平衡的問題。陳雲在會上談到生產與基建的關系時說：基本建設規模首先決定於生產，而不是決定於財力。“錢是用來買材料的，如果材料買不到，錢又有什麼用？”“以后訂計劃首先應該進行物資平衡，再進行財力平衡。”【《陳雲文集》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頁。】決定，開源節流，以緩解供需之間的矛盾。
這年5月，周恩來、劉少奇、陳雲等根據國民經濟已經出現相當緊張的局面，在中央會議上進一步提出要反對和糾正急躁冒進的傾向。6月4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會議，討論准備向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的1956年國家預算報告初稿。這份報告，根據五月中央會議精神，寫上了“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話。6月10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原則通過了這份預算報告初稿，並提出要加重反對急躁冒進的分量。6月15日，李先念代表國務院在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作《關於1955年國家決算和1956年預算的報告》。報告指出：“生產的發展和其他一切事業的發展都必須放在穩妥可靠的基礎上，在反對保守主義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急躁冒進的傾向……急躁冒進的結果並不能幫助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而隻能招致損失。”【《李先念文選（1935—1988）》，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5—206頁。】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堅決態度和採取的斷然措施，這年上半年出現的來勢很猛的冒進勢頭被遏制住了，經濟建設得以比較平穩地向前發展。
1956年上半年，中央領導同志經過調查研究，在領導經濟工作中所形成的既反保守又反冒進、在綜合平衡中穩步前進的方針，是八大准備工作中的重大收獲之一。這個方針符合實際，為八大所肯定。八大政治報告明確指出：“發展速度必須是積極的，以免喪失時機，陷入保守主義的錯誤﹔又必須是穩妥可靠的，以免脫離經濟發展的正確比例，使人民的負擔過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門互相脫節，使計劃不能完成，造成浪費，那就是冒險主義的錯誤。”【《劉少奇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7頁。】
經過半年的系統調查研究，八大政治報告的指導思想由原定的“反對右傾保守”，改為《論十大關系》中所闡述的基本觀點。當年參加報告起草工作的鄧力群回憶說：“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裡。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作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毛澤東傳（1949—1976）》（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511頁。】
從6月底開始，八大政治報告進入具體起草階段。根據中央決定，劉少奇主持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的工作。這時，毛澤東也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政治報告的討論、修改和定稿上。到八大召開前夕，毛澤東先后主持了19次中央政治局會議、八大政治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和少數有關人員參加的會議，討論八大政治報告。
9月15日至27日，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隆重舉行。劉少奇代表中央委員會作政治報告。報告總結了七大以來特別是新中國成立7年來的基本經驗，根據新的形勢，向全黨提出當前和今后一段時間的基本任務和新的方針政策。整篇報告貫穿著《論十大關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內容。
政治報告正確估量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階級關系發生的變化，及時地作出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發展社會生產力上來的戰略決策。劉少奇在報告中宣布：“我們黨現時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已經獲得解放和已經組織起來的幾億勞動人民，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對我們有利的條件，盡可能迅速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劉少奇選集》下卷，第203頁。】大通過的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中，對我國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國內主要矛盾的變化，作出重要判斷：“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75頁。】
9月16日，鄧小平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報告分析了黨在執政條件下所面臨的新的考驗，突出地提出反對官僚主義和驕傲自滿情緒的問題。鄧小平報告后，周恩來作關於發展國民經濟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報告在充分肯定“一五”計劃期間我國經濟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總結出四條帶有長遠指導意義的基本經驗。
在八大准備工作中，中央領導同志通過調查研究，在探索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上，總結我國自己的經驗，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部分，體現在毛澤東《論十大關系》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在八大所作的報告中。此外，朱德、陳雲、董必武、彭德懷、陳毅、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在大會上的發言也都從某個方面提出了他們的觀點和主張。
在這些發言中，值得注意的是9月20日，陳雲在八大的發言《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問題》中所系統闡述的我國經濟體制應該是“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他指出：在工商業經營方面，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數量的個體經營。這種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裡，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但是附有一定范圍內國家領導的自由市場。這種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因此它是社會主義統一市場的組成部分。【《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的這個構想，實際上初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經濟思想，是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模式的一種突破。
1956年的這次調查研究，以經濟問題為重點，全面總結新中國成立7年來的歷史經驗，目的是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這次調查研究的方法，主要是以分批召開匯報座談會為主，輔以閱讀大批的書面匯報材料。有些中央領導同志還到各地進行調查。通過大量的調研工作，對一些重大問題在中央最高決策層形成了共識。把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上升到思想理論的高度進行概括，反映了我們黨在探索中前進的基本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