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年譜》新編本與朱德研究新成果
吳殿堯
在紀念朱德誕辰120年周年之際，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朱德年譜》新編本出版發行。全書分上卷（1886年12月—1937年7月）、中卷（1937年7月—1949年9月）、下卷（1949年10月—1976年7月），共3冊，約150萬字。新編本是在1986年出版的《朱德年譜》基礎上編寫的，那部年譜有41萬字，是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第一部老一輩革命家的年譜，主線突出，敘事清楚，文字簡潔，高度概括，為編寫領袖年譜積累了經驗。中央文獻研究室后來陸續編寫的《毛澤東年譜（1893—1949）》等領袖年譜，在學術性、資料性上更進了一步，文字量也增加了許多。比較起來，原《朱德年譜》就顯得過於簡略，特別是隨著中共黨史、軍史、當代中國史研究的深入，歷史檔案資料的不斷發掘和公布，隨著關於朱德生平思想研究的進一步展開，涌現出一批新成果，《朱德年譜》很需要補充這些內容和做一些必要的訂正。於是這項工作從1999年正式啟動。
新編本的編撰方針是：注重思想性、資料性、學術性、傳記性的統一﹔以翔實可靠的歷史文獻資料為依據，盡量使用檔案材料﹔注意汲取近年來的中共黨史、軍史和國史的研究成果﹔突出主線，並盡可能為研究者提供有價值的歷史資料。編寫採用客觀陳述的方法，一般不作評論﹔全書總體上採用編年體，按時間順序紀事，但個別條目根據需要採用紀事本末體寫法。同時注意處理好與原《朱德年譜》的關系，盡量使用原年譜的成果，保持原年譜的條目和表述，並注意糾正它在當時條件下的疏漏和不足之處。對原年譜的條目表述太概括者，則征引資料具體化﹔原條目太簡略者，則補充內容﹔原條目有錯訛者，則作認真的訂正。本此方針，在原年譜的基礎上作了大量的補充和必要的改寫與訂正，增加了110多萬字，因此而成《朱德年譜》新編本。
概括地說，《朱德年譜》新編本主要有以下六個特點：
一、對朱德早期革命活動作了較詳細的紀錄
朱德曾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忠勇戰士，他是中國近代最早創辦的軍校之一雲南講武堂的高材生，1911年畢業不久就參加了辛亥革命在雲南的起義，接著參加了護國戰爭、護法戰爭，成為滇川軍界赫赫有名的將領。他是在這個基礎上為了救國拋棄高官厚祿而找到共產黨、成為共產主義戰士的。能實現這個轉變是極為艱難、極為可貴的，從中可以看到朱德偉大的人格。如果沒有對國家、民族、人民命運的高度責任感，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執著追求，沒有驚人的毅力和勇氣，要實現這樣的轉變是不可能的。因此，新編本對朱德參加舊民主主義革命到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這個轉變前后的情況盡可能地以歷史資料記錄下來，從中可以看出一代愛國者對救國道路的不屈不撓的探索追求。正如周恩來所說，朱德的“革命歷史，已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裡程碑”【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725頁。】。這是黨的其他領袖人物的早期經歷裡所沒有或不能充分體現的。原年譜記述這個時期僅有不到一萬字，新編本增到四萬多字。
二、更全面地記錄了朱德參加領導武裝斗爭、革命戰爭以及人民軍隊在戰斗中成長壯大的歷程
朱德曾任紅軍總司令、八路軍總司令、解放軍總司令，是有人民軍隊以來唯一的全軍總司令。從南昌起義創建人民軍隊開始，他就一天也沒有離開過部隊，一直率領這支黨和人民的武裝南征北戰，經歷了從南昌起義后的艱苦轉戰，到發動湘南起義，到井岡山會師，到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到中央蘇區接連五次反“圍剿”，再到兩年長征的全過程，紅軍重大的戰略戰役行動以及軍隊建設的諸多方面，多是他以紅四軍軍長，或紅一軍團總指揮，或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或紅軍總司令，或中革軍委主席的名義下達命令、作出部署的，因此，這些經歷和經歷中形成的歷史資料就構成朱德紅軍時期的生平。紀錄朱德這段生平，就等於記錄紅軍的歷史，特別是記錄紅軍高層的活動。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后的前三年，朱德按中共中央部署，率八路軍三個師挺進華北前線，在配合正面戰場作戰的同時，迅速在敵后戰略展開，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游擊戰，創建一系列敵后抗日根據地，成為華北抗戰的主力。以歷史資料記述他的這段經歷，也是記錄八路軍開辟敵后戰場、建立抗日根據地、堅持持久抗戰的歷史，同時也記錄了黨在抗日戰爭中特別是在華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分裂倒退的歷史。新年譜記錄了朱德在人民軍隊中的獨有歷史地位和經歷。
三、注意把朱德在歷史關頭的活動作為主線，突出重點
毛澤東曾評價朱德在長征時同張國燾分裂活動的斗爭中“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臨大節而不辱”。事實正是這樣，朱德愈是在革命的緊要關頭，在最危急、最艱難的時刻，愈是意志堅定，愈是有能力、有辦法挑起重擔，力挽狂瀾，扭轉危局。中國革命有兩個最困難的關口，一是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年輕的中國共產黨人被投入腥風血雨之中。朱德按照黨的部署潛回南昌，為舉行武裝起義做准備﹔起義軍南下失敗后，在極端困難和險惡的情況下，他毫不退縮，力撐危局，率領起義軍余部兩千多人，在白色恐怖中轉戰湘粵贛邊境，最困難時隻剩下700多人，部隊情緒極端低落。這時他登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革命的低潮是暫時的，中國革命會有勝利的一天！他的大無畏精神鼓舞了大家，穩定了隊伍。他還設法保存並發展了黨的這支革命武裝——寶貴的革命火種，后來成為紅四軍也是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的基干力量。二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在夾金山下一、四方面軍會師后，由於張國燾自恃人多槍多，野心膨脹，對抗黨中央北上方針，導致紅軍草地分離，毛澤東和黨中央僅帶走紅一、三軍團6000多人，張國燾則控制八萬之師，朱德又面臨嚴重的考驗。朱德以大智大勇，堅忍負重，既講原則又講策略，堅定不移地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想了各種辦法，最終克服了張國燾的分裂活動。他先是促進紅四方面軍同紅二、六軍團在甘孜會師，然后率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途中又一再同張國燾主張西進、拖延會師作斗爭，最終實現紅軍三大主力在西北的會師，完成震驚世界的長征。這兩段歷史，可以說是朱德生平中最閃光的地方，年譜新編本把這些作為重點記錄下來。如征引1937年6月19日陳雲在新疆寫給王明並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中對朱德的評價：他不管在一、四軍分裂初時，四方面軍的一些干部在領導者影響之下，如何地當眾污辱他，仍以誠懇的光明正大的態度來應付這些事情……他始終是諄諄地以全黨、紅軍團結一致，去勸導同志、影響同志，他一天到晚地在部隊的下層去教育軍隊，進行政治解釋，進行作戰教訓，以他這樣的經驗之多，以及團結全黨的勸導，四軍的軍隊干部竟沒有一個不擁護朱德同志的，就是以前當面辱罵他的，后來也變成了對朱德同志最尊敬的人。但是朱德同志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和事佬”（他在問題鬧僵時總會設法轉圜），他對於黨的中央是非常尊敬的，他堅決反對組織第二中央，堅決反對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他說：“我是革命軍人，軍人反黨我是不干的！”他一方面公然堅持這些原則立場，同時卻盡量與四軍黨政軍領導者不分裂，以便取得進行說服教育工作的可能。如果他要分裂的話，他就不能在以后一時期爭取四軍與中央紅軍再會合了。【陳雲致王明並轉共產國際中共代表團信，1937年6月19日。】陳雲當時在黨內通信中的這個表述，沒有受后來歷史影響的痕跡，很有史料價值，充分肯定了朱德堅定地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的歷史功績。
四、注意記錄朱德在新中國成立后的活動中帶思想性的內容
新中國成立后，朱德年事日高，多數時間沒有擔負具體工作，特別是1959年廬山會議后受到林彪的排斥打擊，到“文革”前黨內生活已出現不正常的局面的情況下，他雖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有時甚至連政治局擴大會議都不能參加。但他仍時時關心黨和人民的事業，關心國家的建設和發展。他每年都用兩三個月甚至更多的時間到各地視察，深入基層調查研究，走遍除了西藏、寧夏和台灣之外的全國所有省、市、自治區，每次外出視察都及時地向黨中央和毛澤東（或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寫出報告，這些報告或信函現在成了編寫年譜的重要資料，從中可以了解到他對黨和國家一些大政方針的思考，對經濟建設全局乃至各方面、各地工作的一些建議。他提出過許多寶貴的建議，如，早在1950年新解放區開展土改時就提出要注意保護農村生產力、保護手工業生產﹔在第一個五年計劃制訂和實施時又多次提出在實現國家工業化的同時要注意保護和發展傳統的手工業生產﹔他早在1952年3月就提出建議，在清明節動員全國黨政軍民種一天樹，特別是種果樹，認為這既可增加財富，換取外匯，又可美化環境，防風防旱。再如，早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他就提出：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要及時把一部分軍工生產轉向民用生產，把一部分軍工工業和民用生產結合起來﹔要重視發展山區經濟（包括今天所說的老少邊窮地區），農業生產要因地制宜，多種經營﹔應組織力量從速開發海南島，不僅把海南島作為海防基地，也發展成對外貿易出口的基地﹔提出加緊西藏鐵路建設在政治上經濟上都有意義，並提出組織施工的具體意見﹔提出把我國棉花生產基地放到新疆﹔特別是，他多次提出要重視對外貿易，要和資本主義國家作買賣，不能關門搞建設，他還到各地尋找出口資源，動員組織出口，主張大出大進、換取外匯進口先進設備，主張學習外國先進技術、先進管理辦法等等。1958年出現“大躍進”后，他不贊成吃“大鍋飯”，主張解散農村公共食堂，提出要讓農民致富，要保護家庭生活資料，“要使農民安居樂業。安居樂業是發展生產的根本保証”﹔提出“要把大家的積極性引導到農業、工業、手工業生產上去，引導大家同自然作斗爭”﹔提出不能搞盲目的積極性、辦不到的事硬要去辦，“客觀規律不能違背”。【《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391頁。】然而，他的這些寶貴的意見，后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左”的年代，反而被視為“右傾”，他本人也被誣蔑為過不了社會主義關的“民主派”，因而備受排擠和責難，以至在十年動亂時受到批判和迫害。年譜新編本不僅根據檔案資料，還根據朱德生前保留下來的100多個筆記本，全面記錄了朱德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思想和活動，為研究朱德建國后以至晚年的情況提供了許多新的資料。
五、根據檔案資料和新的研究成果，增加了許多重要內容
例一，1935年12月30日晚，隨紅四方面軍南下受挫陷於困境中的朱德致電毛澤東、彭德懷、李富春、林彪、聶榮臻並轉林育英，提出“我處與一、三軍團應取密切聯系，實萬分需要”，並通報所掌握的敵情。這是一、四方面軍9月草地分離后朱德以個人名義給中央發出的第一封電報。毛澤東對此非常重視，兩天后，即新年元旦，親復長電給朱德，說：“本應交換情報，但對反黨而接受敵人宣傳之分子實不放心。今接來電，當就所知隨時電告。”接著介紹了中央與共產國際聯系的情況：“據雲，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全蘇聯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准，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決不可逾越軌道，致自棄於黨。”【毛澤東致朱德電，1936年1月1日。】電報還詳細介紹了許多情況。從來往電報中可見朱毛之間的依重和信任。這段長征史、革命史上十分珍貴的史料，過去卻鮮為人知。
例二，朱德對紅四方面軍同紅二、六軍團的甘孜會師起了重要的決定性的作用。當時的情況是，一、四方面軍分離后，通訊密碼留在紅軍總部，黨中央同紅二、六軍團失去聯絡。而朱德和張國燾則以紅軍總部名義同二、六軍團保持著聯系。1936年3月下旬，朱德和張國燾聯名致電要轉戰在雲貴邊的紅二、六軍團前來會師，共同北上。不料，4月1日林育英（張浩）從陝北來電說：“二、六軍團在雲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又說：“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陝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機會。【林育英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4月1日。】
這個電報，曾使四方面軍一些指揮員迷惑不解，不知該怎麼辦，朱德卻從未動搖。徐向前回憶說：“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徐向前：《歷史的回顧》（中），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版，第483頁。】50天后，即5月20日，接到林育英等從陝北來電，表示對四方面軍“採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並表示：“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系可如燾兄之意暫採用協商方式”【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致朱德、張國燾等電，1936年5月20日。】。張國燾得到中央這個允諾，又迫於二、六軍團即將到來的形勢，才於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中央”，成立西北局。
新編本真實地記述了這段被忽略的歷史，說明由於朱德堅決地爭取了紅二、六軍團到甘孜會師，並促成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才有了紅軍三大主力在陝北的會師。這是朱德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例三，1938年3月初，朱德和彭德懷率八路軍總部東向太行山區挺進。2日，接到毛澤東來電，要他們調動部隊西移，以加強（黃河）河防，保障后路，而留一部分部隊在晉東南堅持游擊戰爭，並說“上述方針，政治局會議完全同意，望堅決執行”【毛澤東關於保衛邊區鞏固河防的部署致朱德等電，1938年3月3日。】。
當天，朱、彭聯名回電表示：現在留在晉東南的許多國民黨部隊歸我們指揮，此時決不能離開此地。同時，分析當時的形勢，指出：在晉西黃河邊上的離石、軍渡、文水、交城一線的日軍不超過一個旅﹔山西全省的日軍也不過4萬人，要想大規模進攻西北是不可能的。何況目前敵正集中主力在徐州會戰，要想轉移兵力到華北，掃清八路軍，進攻西北，也得等到攻下徐州以后，至少還有一個月左右的時間。並說：到了真有必要的時候，八路軍可以西渡，保衛陝北，目前仍希望去太行前線指揮作戰。【朱德、彭德懷關於八路軍在晉東南堅持和必要時一部西渡黃河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等電，1938年3月2日。】第二天，張聞天、毛澤東、任弼時聯名來電：八路軍主力留晉擊敵后路，必須在黃河、汾河不被隔斷的條件下，否則對於整個抗戰及國共關系是非常不利的。尤其你們二人必須回來，即使留一人指揮，亦隻宜留在不被隔之點（如呂梁山脈），決不應留在汾河以東。【張聞天、毛澤東等關於八路軍主力留晉擊敵應本之方針問題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3日。】4日，毛澤東又電朱、彭：“望考慮總部取何道移至呂梁山脈，為安全，為便利，如臨汾以南現尚無敵，是否迂道臨汾以南回來。”【毛澤東為詢問八路軍總部取何道轉至呂梁山脈事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4日。】
朱德和彭德懷經過慎重考慮，在3月7日再電中共中央，申訴他們東進太行的主張，指出：現在華北的中國軍隊共有30萬人，分東、南、北三路，東路由朱、彭指揮，在此時不宜過河。並提出：八路軍總部准備轉移到太行山區的沁縣，在那裡召開東路軍少將以上軍官參加的軍事會議，以求得友軍同八路軍的行動大體一致。要求中央重新考慮他們的意見。【朱德、彭德懷關於配合友軍作戰及作戰方針問題致張聞天、毛澤東等電，1938年3月7日。】3月9日，毛澤東電復朱、彭，同意在目前階段，八路軍主力暫不過河，在不被敵人隔斷的條件下，配合友軍作戰﹔但必須鞏固呂梁山脈，布置好太岳山、王屋山地區工作，以保障將來轉移便利。【毛澤東關於中央政治局戰略決定的基本精神問題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9日20時。】同日，朱德等電一二九師領導人，重申：“堅持華北游擊戰爭是我們確定方針。”【朱德、彭德懷等致劉伯承、徐向前、鄧小平電，1938年3月9日。】
從這組八路軍總部和中央之間的往來電報中可以看出，在創建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之初，前后方基於對敵情的判斷等考慮，曾有過不同意見。而朱德、彭德懷並不是簡單機械地執行中央指示，他們獨立思考並能負責地向中央申訴意見，最后得到中央的同意。他們把八路軍總部放在太行山，對不失時機地創建敵后根據地、迅速地發展華北抗戰局面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也說明了黨的歷史上有許多重大戰略決策的正確制定是有個過程的，是集體智慧的結晶。而這在過去的研究中往往不被重視。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新編本還注意補充朱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政治局常委會議或中央書記處會議的資料。朱德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記錄朱德出席會議的情況和在會上的發言，說明朱德參與了黨的重大戰略決策、重大方針政策的研究制定以及許多工作事項、工作部署的研究討論。新編年譜還注意簡要記載一些重要會議（雖然其中有些會議朱德沒有參加）的內容或主要精神，可以幫助讀者了解朱德當時的思想、言論與黨的中心工作、中央精神的關系。
六、訂正了原年譜的一些疏漏和不當之處主要是時間上的訂正。
例一，原年譜第161頁，1937年2月1日，朱德接見《紅色中華》報社記者發表談話，表示紅軍願用全力謀國內各黨派各軍隊之聯合，如蔣介石能實現他在西安的諾言，則紅軍願和他的軍隊共上抗日戰場。當時是根據《軍事文獻》（三）所載資料編寫的。新編本根據后來看到的檔案資料，把發表談話的時間訂正為1月1日。這個訂正來自如下考証：一是分析談話的歷史背景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剛剛幾天，還不明確蔣介石回南京后對他的承諾是否有變，所以要及時地進一步地表明紅軍的態度，推動蔣接受國共合作、共同抗日﹔二是從其他資料中得到佐証，在同年1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致周恩來、博古等的電報中，有“你們把朱老總談話在上海散播”【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上卷，第638頁。】等語﹔三是根據《紅色中華》在1月29日已改名為《新中華報》，在2月1日就不能仍稱是對《紅色中華》報社記者發表談話。
例二，原年譜第170頁，1937年9月19日朱德與彭德懷、任弼時致電張聞天並告周恩來、鄧小平，建議在部隊恢復黨代表和政治機關原有制度的條目，新編本把致電時間訂正為10月19日。這是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匯編》並參考《張聞天年譜》、《毛澤東年譜（1893—1949）》作出的訂正。兩本年譜都有張聞天和毛澤東10月22日對19日來電作出答復的條目，表示“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名為政治委員”【參見張培森主編《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央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51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32頁。】。這個訂正對研究八路軍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加強政治工作的歷史很有必要。
例三，原年譜第174頁至175頁，關於八路軍總部由五台山南下戰略轉移的時間寫的是：1937年10月22日，率八路軍總部由南茹村南移，抵達盂縣柏蘭鎮﹔23日抵達盂縣上社﹔24日抵達盂縣白水村﹔25日抵達壽陽縣宗艾鎮﹔26日跨正太路抵達壽陽縣景尚村﹔27日抵達和順縣馬坊鎮。當時是根據八路軍總部作戰科科長王政柱的日記編寫的。后來發現這與一些史料有矛盾，判斷王政柱的日記可能是總部南移時打前站或先行部隊的移動時間，並非總部南移行動時間。新編本把朱德率總部南移時間訂正為：10月28日，在娘子關失守、晉東戰局危急的情況下，率八路軍總部與第一一五師師部及第三四三旅，由五台地區南下。當天，由南茹村抵柏蘭鎮﹔29日，抵盂縣上社﹔30日，抵孟縣白水村﹔31日，抵壽陽縣宗艾鎮。與任弼時在壽陽縣城會見從娘子關方向撤退下來的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黃紹竑和孫連仲、唐淮源等友軍將領﹔在壽陽縣馬首火車站會見鄧錫侯、孫震等友軍將領（原年譜也有同日與友軍將領會見的記載，但是在26日跨正太路抵壽陽縣景尚村，並於27日抵達和順縣馬坊鎮，已越過並遠離了正太鐵路又返回來會見，顯然是不可能的）﹔11月1日，越過正太鐵路，抵壽陽縣景尚村﹔11月3日，抵和順縣馬坊鎮。與經定襄、忻縣、榆次南下的彭德懷會合。同日，日軍進佔壽陽﹔11月7日，抵和順縣石拐鎮。
訂正八路軍總部南移的時間，不僅廓清了歷史本來面貌，而且可以從歷史事實中得出新的有價值的認識，這就是：八路軍總部南移開始行動是在娘子關被日軍10月26日攻陷之后，而不是在這之前（如原《年譜》所記10月22日）。這關系到當時八路軍與友軍的配合、八路軍在山西戰場的形象和影響問題。八路軍總部是在完成對八路軍各部在華北戰略展開的全面部署后、在晉東戰局急轉直下的情況下，為防止被沿正太路西進的日軍隔斷於正太路以北，才於28日離開五台南下的。幾天后，正太路就被日軍控制了。總部的戰略轉移是及時而必要的。
例四，原年譜第334頁，1949年10月3日朱德出席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大會成立大會並講話，新編本訂正為10月2日。原條目誤把新華社或報紙發表消息的時間作為活動時間。這類訂正還有多處。
[作者吳殿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朱德年譜》新編本主編，北京 100017]
（來源：《黨的文獻》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