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論十大關系》研究述要
柳建輝 潘鵬
《論十大關系》是毛澤東1956年4月25日和5月2日，先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考慮到當時的國內外形勢，講話內容隻在高中級干部中傳達。1976年12月26日，這篇文章首次在《人民日報》公開發表，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關注。本文擬對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論十大關系》研究作一概略性評述，以期為研究的繼續深入提供資鑒。
一、研究的基本概況
（一）研究的階段劃分
對《論十大關系》的深入研究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后開始的。研究過程大體可以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至20世紀80年代末。由於當時學術研究剛剛擺脫“左”的束縛，正常的黨史研究剛剛開始，需要探討的問題浩繁，《論十大關系》一開始並沒有受到廣泛關注。直到1981年《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論十大關系》作出評價后，學者們才進一步將其納入研究視野。但總體來看，這一階段研究剛剛起步，成果不多。第二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前、中期。1991年出版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專辟章節回顧了《論十大關系》的形成過程，為深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學者們以此為依托，以紀念建黨70周年和毛澤東誕辰100周年為契機，發表了許多有質量的論文。1995年江澤民在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上作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的若干重大關系》（以下簡稱“論十二大關系”）的講話，1996年又適逢《論十大關系》發表40周年、毛澤東逝世20周年，學術界掀起了研究《論十大關系》的高潮，研究取得重要進展。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末至今。這段時間研究在平穩中推進，特別是在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科學發展觀之后，研究又獲得了新的生長點。學者們不僅注重研究《論十大關系》本身，而且注重對它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論十二大關系”、科學發展觀的關系進行研究。
（二）研究取得的主要成果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論十大關系》的研究取得了可觀的成果：一是出版、整理了一些相關的著作和資料。除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外，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毛澤東傳（1949—1976）》等領導人傳記、年譜中披露了大量相關資料。此外，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石仲泉等主編的《中共八大史》、蓋軍主編的《中國共產黨八十年歷史紀事》等書中都有相關章節。二是召開了多次大型的專題研討會並出版了論文集。《論十大關系》發表40周年之際，北京、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紛紛舉辦專題討論會。隨后出版了張啟華主編的《紀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論十大關系〉發表、中共八大召開四十周年學術論文集》。三是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據粗略統計，從1979年1月至2007年4月發表的相關論文達300多篇，其中不乏有見地的作品。
二、若干問題研究的新進展
（一）《論十大關系》產生的歷史背景
《論十大關系》的產生有其深刻的歷史背景。研究者們在這一問題上的認識比較一致，著重從國內和國際兩方面展開分析。從國內來看：一方面，1956年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擺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另一方面，中共在建國頭7年的工作中初步積累了一些經濟建設的經驗，增強了獨立探索的自覺性。從國際來看：一是國際局勢趨向緩和，為中共專心進行經濟建設提供了可能﹔二是蘇共二十大的秘密報告批判了斯大林，既“揭了蓋子”，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形成了一股解放思想之風，又為資本主義國家利用蘇共二十大的負面影響在社會主義陣營制造混亂提供了機會。對此，中共必須作出響亮的回答。第三，也是最為重要的一點，蘇聯在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集體化的艱巨任務后，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暴露出一些問題，而中國由於歷史原因，在實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許多方面又照搬了蘇聯模式，一些弊端也開始顯露出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些問題並意識到：必須以蘇為鑒，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
（二）《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和發表
學者們對《論十大關系》的形成作了細致的考察，認為其大致過程如下：1955年12月21日至1956年1月12日，毛澤東到保定、邢台、杭州、上海、南京等地，找沿途的地方干部談話，作了一路的調查工作。調查的直接結果是完善了《農業發展綱要》，同時為《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積累了第一手材料。回京后，從1956年2月14日起歷時43天，“床上地下、地下床上”，毛澤東會同政治局和國務院的一些領導同志，先后聽取了34個部委的工作匯報以及國家計委關於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匯報。毛澤東在分析概括這些匯報中所反映的問題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思考，在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論十大關系》的報告。經過3天的討論，他又在5月2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講述，並在討論結束時作了結論。因此，學者們一致認為：“《論十大關系》是調查研究的結果，是總結實踐經驗的產物，是執行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典范。”【李力安：《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紀念〈論十大關系〉講話發表40周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
由於一些原因，上述兩次《論十大關系》的講話當時並沒有向全黨公開。直到“1965年12月27日，根據少奇同志建議，並經毛主席同意，中央將《論十大關系》作為黨內文件印發給縣、團以上黨委學習。這次印發稿，以4月25日講話為基礎，吸收了5月2日講話中的部分內容”【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2—503頁。】。1975年全面整頓時，在鄧小平的建議下，由胡喬木主持進行重新整理，在忠實反映“以蘇為鑒”的主要精神的基礎上，恢復了1965年整理稿中許多沒有收進去的內容，文字也作了不少加工。這次整理后的《論十大關系》在1976年12月26日的《人民日報》上首次公開發表，10年后又被收入《毛澤東著作選讀》。
在《論十大關系》的形成過程中，毛澤東無疑起了主導作用。學者們在肯定這一點的同時，也強調它是全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曹應旺撰文指出：“周恩來對毛澤東十大關系思想的形成、闡釋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曹應旺：《周恩來與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1期。】李媛也指出：劉少奇“深入調查研究，對《論十大關系》的形成作出重要貢獻”，並“把正確處理十大關系的思想作為指導方針體現在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在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發展中堅持《論十大關系》的重要思想原則”。【李媛：《劉少奇與〈論十大關系〉》，《長春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周忠瑜認為：“在《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內部印發、公開發表、全面評價的各個階段，劉少奇、鄧小平作出了重大貢獻。”【周忠瑜：《劉少奇、鄧小平與〈論十大關系〉》，《青海社會科學》1999年第5期。】崔玉斌等則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講，朱德“擴展和深化了《論十大關系》”【崔玉斌、毛樹林：《朱德對〈論十大關系〉的豐富和發展》，《中共中央黨校學報》1999年第4期。】。
（三）《論十大關系》與一系列新方針的提出
學術界普遍認為《論十大關系》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思想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方針，作出了開拓性的理論貢獻。
1、率先提出“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確立了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指導思想。周承恩認為：報告論述的十個問題，“一方面是從總結我國經濟、研究我國建設發展的問題中提出來的，一方面是以蘇聯經驗為鑒戒提出來的”【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69頁。】。逄先知等也認為：“‘以蘇為鑒’，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路，是貫穿《論十大關系》的基本思想。”【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頁。】《論十大關系》不僅明確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的指導思想，而且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實現了從“走俄國人的路”到“走自己的路”的轉變。
2、創造性地提出了一條有別於蘇聯的工業化道路，指明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發展方向。研究者指出，毛澤東論述的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實質上是提出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問題。他借鑒蘇聯和東歐國家輕、重工業發展不平衡導致“市場上的貨物不夠，貨幣不穩定”的教訓，提出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為中國工業化道路指明了方向。
3、初步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和協調區域經濟的設想，明確提出向外國學習的口號，顯露出改革開放的思想端倪。一些學者認為，《論十大關系》“初步論述了對高度集權的計劃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觀點，其中包括兼顧國家、集體和生產者個人的利益問題，中央要簡政放權，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的觀點”【杜蒲：《“紀念三大改造基本完成、〈論十大關系〉發表、黨的八大召開40周年學術討論會”綜述》，《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同時還論述了正確處理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的關系，並且表露出調整生產力布局、協調區域經濟發展的思想。講話還明確“提出了‘向外國學習’的口號，並從理論上闡明了為什麼要向外國學習，學什麼，如何學的問題”。因此，它“是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中國國情出發進行改革的先聲，開放的前導”【唐振南：《〈論十大關系〉是探索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先導》，《毛澤東思想研究》1996年第3期。】。
4、提出了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設想，並對如何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問題進行了初步探索。在民族問題上，毛澤東提出要反對大漢族主義和地方民族主義，重點是反對大漢族主義，搞好民族關系，加強民族團結﹔在黨派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在是非問題上，堅持分清是非、教育同志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則﹔而對反革命，則要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並要努力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因素。在討論《論十大關系》時，毛澤東又提出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所有這些，都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原則和指導方針。從這些方針的提出來看，“《論十大關系》已經孕育了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思想的萌芽”【李力安：《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紀念〈論十大關系〉講話發表40周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
（四）《論十大關系》的歷史地位
毛澤東自己曾多次評價過《論十大關系》，認為它“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
們自己的一套內容”，“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開始反映中國客觀經濟規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45—246頁。】1975年7月10日，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談到這篇講話時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第508頁。】80年代初，他又明確指出：“《論十大關系》是好的”，“是我們今天要繼續堅持和發展的”。【《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5、297頁。】《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也作出評價，認為它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
研究過程中，學者們還從多方面、多角度對《論十大關系》的歷史地位進行分析，從而使評價更加全面。
研究者們普遍認為，《論十大關系》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偉大開端”、“歷史先河”、“開拓性著作”，作出了開拓性的理論貢獻，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學說，並且成為鄧小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思想淵源。
此外，人們還從《論十大關系》與八大的關系和它在促使全黨乃至全國解放思想、調查研究方面的作用這兩個角度，對其歷史地位進行評價。
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認為：《論十大關系》的發表，為八大的召開作了准備。有文章甚至認為“《論十大關系》的發表，為黨的八大確立了正確的指導思想”【聞言實：《1956年中央領導同志的調查研究與〈論十大關系〉的發表》，《黨的文獻》2006年第1期。】。正如劉少奇所說：“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0頁。】從這個意義上講，“《論十大關系》的歷史地位堪與八大相提並論”【鄔蓮平：《〈論十大關系〉——走中國自己的路之發韌》，《黨史研究與教學》2001年第2期。】。
薄一波指出：“毛主席率先探索，在黨內和思想理論界也發生了良好的影響。1956年到1957年頭幾個月，我們黨內掀起了一股調查和探索的風氣”，“這股新風的出現，同毛主席率先對十大關系進行探索、探索過程中又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分不開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修訂本）上卷，第508頁。】。有學者認為，在《論十大關系》的形成過程中，“毛澤東以自己的切身行動，倡導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為全黨形成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到了表率的作用。毛澤東的這一作風，亦啟迪和教育了后人”【劉導平：《〈論十大關系〉——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奠基石》，《廣東黨史》1996年第3期。】。
在一致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人們也冷靜客觀地指出了《論十大關系》存在的歷史局限，認為它所取得的成果畢竟是初步的：雖然隱含著要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建設道路，但對蘇聯模式的根本弊端還沒有透徹的認識﹔雖然涉及經濟和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但仍然在計劃經濟體制框架內思考和認識問題，沒能提出實行根本性變革的主張﹔雖然涉及對外開放的問題，但沒能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找到對外開放的有效途徑﹔還有一些當時可能認識到的重要問題沒有被論及，比如速度和效益的關系、人與自然的矛盾等。當然，學者們大多是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立場上論述這些局限的，強調這是由歷史的局限和人的認識的規律造成的﹔在許多矛盾及其本質尚未充分暴露的情況下，在當時的國內國際環境下，《論十大關系》已經達到了當時所能達到的高度。
（五）對《論十大關系》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人的認識總是不斷發展的。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到“論十二大關系”再到科學發展觀，都不僅繼承和發展了《論十大關系》的有益成果，而且超越了其歷史局限。關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對《論十大關系》的繼承和發展問題，研究較為細致成熟，而且為人們熟知，這裡不再贅述。下面僅對近年來學界探討比較熱烈的《論十大關系》與“論十二大關系”、科學發展觀的關系研究作簡要概述。
1、《論十大關系》與“論十二大關系”。1995年江澤民發表“論十二大關系”的講話以后，《論十大關系》與“論十二大關系”的比較研究一度成為熱點，學者們發表了大量的學術論文。張建軍指出：“這兩篇看似獨立的文章，實質上是中國共產黨三代領導核心探索中國式發展道路共同創作的一篇大文章。”【張建軍：《探索中國式發展道路的一篇大文章——從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到江澤民的〈論十二大關系〉》，《社會科學論壇》1997年第1期。】后者作為前者的續篇，與前者有眾多的相同點，表現出很大的繼承性：兩篇講話的“基本指導思想是一致的，都是為了統一全黨的認識，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內容都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帶全局性、戰略性的重大關系”﹔都“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高度辯証地分析矛盾的各個方面，全面地把握各種關系之間的內在聯系，強調促進矛盾雙方的協調發展”﹔“都是立足中國實際，又研究了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時代特征，在重要的歷史轉折時期發表的，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李國強：《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辯証法的光輝篇章——學習〈論十大關系〉和“論十二大關系”》，《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4期。】同時，學者們也指出：兩篇論著畢竟相隔40年，與40年前相比，我們黨所處的歷史條件、時代特征和國際形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面臨更多的新問題、新矛盾，駕馭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本領也更強了，這就決定了“論十二大關系”不可能也不應該是《論十大關系》的簡單重申和復述，而必然有所發展。首先，“論十二大關系”論述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並把它放在統領全局的首要地位，然后分別論述發展中的四大關系、改革中的五大關系，最后論述作為改革和發展保証的兩大關系，使所論述的十二大關系更具層次性，這是《論十大關系》所不具備的。其次，“論十二大關系”提出的諸如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速度與效益的關系，市場機制與宏觀調控的關系，公有制經濟與其他經濟成分的關系，擴大對外開放與堅持自力更生的關系，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關系等更具時代特征和更高層次的大問題，也是《論十大關系》中沒有的。再次，即使在兩篇文獻論述的相同或相似的關系中，“論十二大關系”也與前者有不同的側重點，並有所豐富和發展。
總之，如果說《論十大關系》反映了黨對社會主義建設起步階段的認識，那麼“論十二大關系”則是繼承了《論十大關系》的積極成果，反映了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新認識。
2、《論十大關系》與科學發展觀。有學者對《論十大關系》中映射出的發展觀與科學發展觀進行比較研究，認為“從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到堅持以人為本”，“從處理好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到統籌城鄉發展”，“從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到統籌區域發展”，“從處理好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到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從處理好中國和外國的關系到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從向自然開戰到統籌人與自然的發展”，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繼承毛澤東發展觀的基礎上又有所突破，即“更加注重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面性和協調性”，“更加注重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薄弱環節”，“更加注重以人為本”。【王誠安：《從〈論十大關系〉的統籌兼顧思想到科學發展觀》，《陝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科學發展觀是從新世紀、新階段的全局出發，對黨的發展理論、發展觀念、發展思路作出的一系列新的總結和概括，深化了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是中國共產黨在現代化建設指導思想上的又一次與時俱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新發展。
除了內容方面的比較研究外，學者們還指出，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形成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實事求是、注重調查研究的工作作風為后人作出了表率，他運用唯物辯証法分析、解決社會主義建設中錯綜復雜的關系也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論十二大關系”、科學發展觀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三、進一步深化對《論十大關系》的研究
總體來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論十大關系》研究平穩而扎實地推進，取得了重要進展，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研究不夠均衡，集中在某幾個問題上，忽略和遺漏了其他一些方面﹔重復選題、重復論述現象較多，缺乏新意，缺乏學術爭鳴﹔研究深度也有欠缺，有些文章還帶有較強的宣傳色彩，缺乏深入的學術分析和思辨。因此，盡管學者們已經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仍有較大的探索空間。筆者認為，至少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繼續深入探討：
一是對《論十大關系》文本的研究，即講話在最初形成過程中、征求意見過程中、修改整理過程中直到公開發表，並入選《毛澤東著作選讀》，都有一些什麼樣的變化，原因是什麼，根據在哪裡，這些變化對基本思想的表述產生了什麼影響。
二是對其中每一個關系的具體思想特別是在后來的社會發展中產生的影響的研究。以往，我們更多地是把《論十大關系》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而深入挖掘《論十大關系》中某一方面思想的微觀研究則略顯薄弱。例如，《論十大關系》作為一個整體的形成過程研究得較多，但是具體到某一個關系是怎樣逐步提出的卻很少有人考察。再如，每一個關系后來又是如何逐步完善的，其貫徹落實的情況以及歷史命運如何？這些問題都還需繼續研究。
三是對《論十大關系》與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關系研究。上述《論十大關系》與科學發展觀的研究，雖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才剛剛破題，還很不全面，也不到位。有學者還嘗試著探討了《論十大關系》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啟示，這是很有必要的，但又都是初步的，亟待深入下去。
[作者柳建輝，中共中央黨校黨史教研部主任、教授，北京 100091﹔潘鵬，中共中央黨校中共黨史專業2005級博士生，北京 100091]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