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一些著名學者視野中的《新民主主義論》
李曉宇
《新民主主義論》發表於1940年1月。對於民國知識階層來說，無論是積極擁護共產黨的左翼知識分子，還是游移觀望的其他黨外人士，《新民主主義論》都不失為他們認識和了解中共政策和中國未來前途命運的一條絕好途徑。
那麼，民國知識階層是從何時開始接觸到《新民主主義論》的？他們閱讀后有一些什麼樣的體會和感受呢？從筆者掌握的材料來看，《新民主主義論》的主要內容最遲在1940年4月就已傳到上海。當時，《中國民主憲政運動史》一書的作者李平心在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的機關刊物《上海周報》上撰文寫道：“‘新民主主義’口號的提出，在今天顯然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我在上月間看到了一則印刷模糊的通訊，其中刊出了當代一位大政治家關於‘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演講提要，不禁喜狂，因為在簡短的提要中，已經閃耀了演講者天才的光輝，發掘了中國現代歷史的真理。”此時距離毛澤東演講剛剛過了三個月，李平心就已經敏銳地意識到《新民主主義論》潛在的“重大的歷史意義”，這也預示了這篇文章日后對中國人前途命運的影響非同小可。
一些政治上相對中性或保守的著名學者，他們接觸《新民主主義論》的時間較晚，一般都在1949年以后。這些學者為數眾多，具體情況千差萬別，但他們當時所透露出的一些體會和感受卻很值得研究和深思。下面略舉幾個比較知名、且頗具代表性的人物。
第一個例子是清華大學的著名教授浦江清。曾擔任陳寅恪的助教、並與朱自清交誼深厚的浦江清，是在1949年1月7日，中共北平區軍管會接管清華大學前兩天。才讀到《新民主主義論》的。他在日記體著作《清華園日記：西行日記》中寫道：這一天，土木系的一個學生呂應三給他“送來共方刊物多種，有毛澤東所作《新民主主義論》等。油印不清楚，細心披讀一過”。
第二個例子是著名史學家、輔仁大學校長陳垣。他在1949年2月，開始接觸毛澤東的著作。據劉乃和回憶：“陳垣首先學習了其中的《新民主主義論》和《論聯合政府》等篇章，立刻被這精辟的理論所吸引，愛不釋手，反復鑽研。”3月14日，陳垣致信三子陳約之，說：“余近日思想劇變，頗覺從前枉用心力。從前宥於環境，所有環境以外之書不觀，所得消息，都是耳食，而非目擊。直至新局面來臨，得閱各種書報，始恍然覺悟前者之被蒙蔽。”接下來，4月29日，他又與弟子劉乃和、柴德賡、劉乃崇一起討論，寫成《給胡適之先生一封公開信》，並請范文瀾修改后發表在5月11日的《人民日報》上。信中說：“在這樣的新社會裡生活，怎麼能不讀新書、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書，這些書都是我從前一直沒法看到的……我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和《新民主主義論》，認清了現在中國革命的性質，認清了現在的時代。”這封信發表后，在海內外知識界引起了很大震動。
第三個例子是中國近代地質科學的奠基人翁文灝。翁先生早年主持地質調查所，是民國時期中國科學事業的重要組織者之一。后因突出的科學貢獻和社會聲望，被延攬入南京國民政府，官至行政院院長。1949年10月，飛往巴黎避難。1951年，經周恩來同意，從法國回國，3月7日抵達北京后，他立即學習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實踐論》等著作及馬克思、列寧的一些著作，並開始“草擬‘我所見到蔣政權投美賣國的情況’（共5250字）。草擬‘反省以往錯誤，回到人民中間’（共12700字）”。而且，在寫作過程中，還“蒙邵力子、孫越崎、錢昌照、王昆侖、吳景超、黃季寬、徐冰善意相商，反復審閱，多次修正，並將文中‘錯誤’改為‘罪過’。7月21日，邵力子來言周總理已閱余文稿，認為可行”（見《翁文灝自訂年譜初稿》）。不難看出，翁文灝已成為了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改造時間較早的一分子。這個例子的象征意義在於《新民主主義論》已經由解放前左翼知識分子暢想新中國願景的經典，開始轉變成對民國舊式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教材。
還有一個例子是吳宓與王恩洋。吳宓早年曾赴美留學。回國后，曾一度主持開辦清華國學研究院事宜，錢鐘書、賀麟、張蔭麟等知名學者皆出其門下。他還參與創辦了《學衡》雜志，任總編輯，是學衡派的代表人物。他於1949年4月入川，任教於西南師范學院。據《吳宓日記》記載，吳宓讀《新民主主義論》始於1952年5月2日。三天前，他因不滿在思想改造運動中被作為舊文人學者的典型，而出言頂撞了文教部的領導，情緒十分低落。這天上午，吳宓獨自在家研讀《新民主主義論》，適逢王恩洋來訪，他雄談驚座，令吳宓精神為之一振。二人交談的內容即與《新民主主義論》密切有關。談及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時，《日記》上說：“王先生極稱贊共產黨、人民政府及毛主席之豐功偉績。謂其救亡興國戡亂施治之大業，正吾儕儒生所想望者，而彼於一二年中竟成之。共產黨人皆刻苦勤勞、智勇兼備、犧牲自己、拯民救世之人，是吾儕所當深佩，而應竭力與之合作。所謂應天順人，功不必自我成者是也。”王恩洋通達的話，讓吳宓耳目一新，深為感動，並覺得與王的氣宇弘闊、態度豪爽相比，自己是一個憂惕苟偷之人。
（來源：《黨的文獻》2007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