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和傳播
《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和傳播
——若干史實與觀點的補充和辯証
邱巍
《論十大關系》“是中國共產黨比較系統地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開始”①，是毛澤東的經典著作，也是黨的理論文獻名篇。不過，在理論學術界可稱蔚然大觀的《論十大關系》研究中②，對文獻本身形成和傳播的研究仍未盡充分，一些基本史實與觀點還有待進一步補充和論証③。
一、1956年4月25日至28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論十大關系》的形成有兩個廣為周知的史實：一是1956年初，毛澤東用了兩個月時間，集中聽取中央34個部委的匯報﹔二是在聽取匯報后，毛澤東於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關於十大關系的講話。依據這兩個史實，我們較容易地建立起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判斷④。事實上，《論十大關系》確實有著水到渠成的一面，但也有著曲折反復的一面。在4月25日至2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后一點至少有兩個方面的表現。
其一，毛澤東在會議上的十大關系講話有即興和倉促的特點。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原定議題是討論農業生產合作社等問題，“誰也沒有料到毛澤東要在這次會上發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他講了以后，會議便集中討論這篇講話”⑤。毛澤東講話的倉促特點可以從以下事實得以佐証：在講話的前一日，即4月24日，在聽取李富春匯報第二個五年計劃時，毛澤東的概括還是“六大矛盾”，“也就是六個關系，即：一、輕工業與重工業﹔二、沿海與內地﹔三、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四、個人與集體﹔五、地方與中央﹔六、少數民族與漢族”⑥。《毛澤東傳》在引用相關檔案紀錄后說：“毛澤東不久又提出四個關系，成為十大關系。”⑦其實，不是“不久”，而是在第二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就提出了十大關系，在原來基礎上增加了黨和非黨、革命與反革命、是非關系、中國和外國等四個關系。這當然不是說毛澤東對新增的四個問題，此前沒有思考，只是說毛澤東對十大關系的概括還是相對倉促的。從后來的文本看，新增的幾個關系在論証時沒有遵循和前面同樣的邏輯。特別是后三點，所擬小標題和所述內容也不盡符合。實際上，毛澤東講話題目的確定也經歷了一個過程。5月2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講十大關系，次日周恩來在國務院傳達講話時，仍說“主席報告的總題目是‘調動一切力量為社會主義服務’”⑧。
其二，這次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建設速度問題上產生了明顯分歧。自1955年底提出反保守后，毛澤東多次提出要加快經濟建設步伐。實際上，毛澤東在召集34個部委匯報時，各部和計委都是按照反保守方針提出后修改的指標匯報的。在聽取匯報中，一些實際情況確實使毛澤東的頭腦相對冷靜下來⑨，但也有一定限度。所以，在此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一面在講話中強調綜合平衡，一面對高速度抱有很大熱情。當他在會上聽到參加會議的有些省市負責人反映，今年增產大有希望，現在大搞基本建設的風氣已經過去的情況后，他又提出1956年預算追加基建投資20億元的建議。而周恩來等主持經濟工作的同志，雖曾一度附和毛澤東提出的反保守方針，但很快就要面對實踐中由冒進而帶來的緊張局面，從1956年2月起，已經注意糾正冒進傾向。毛澤東的建議自然未能得到周恩來等的認同。對此胡喬木回憶說：“四月下旬，毛主席在頤年堂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追加一九五六年的基建預算，受到與會同志的反對”，“會上尤以恩來同志發言最多，認為追加預算將造成物資供應緊張，增加城市人口，更會帶來一系列困難等等。毛澤東最后仍堅持自己的意見，就宣布散會。會后，恩來同志又親自去找毛主席，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這句話使毛主席非常生氣。不久，毛主席就離開了北京”⑩。對於提出十大關系前后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之間觀點的差異，金沖及曾說：“有一次，我到喬木同志那裡去談到：把《論十大關系》重讀了一遍，跟周恩來在這前后的一些講話相比較，覺得兩人在思路上有點差別。《論十大關系》中沒有著重談知識分子問題，沒有談科學技術問題，他側重於怎麼能夠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理順多種關系，熱氣騰騰地把國家建設搞上去。”(11)中央領導層在這次會議上體現的建設思路差異，使他們對《論十大關系》這一講話的理解和闡釋也不盡相同。
二、毛澤東本人對於講話的認識
黨史論著在說明毛澤東本人對《論十大關系》講話的肯定時，多引用1958年毛澤東在成都會議和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各代表團團長會議上的兩次講話及1960年《十年總結》的觀點：前幾年經濟建設主要學習蘇聯經驗，1956年4月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十大關系的基本觀點就是同蘇聯作比較。除了蘇聯辦法以外，是否可以找到別的辦法比蘇聯、東歐國家搞得更快更好。(12)仔細分析相關文獻，可以看出毛澤東立論的意圖是想說明，從《論十大關系》講話開始以蘇為鑒，走自己的路，這和正面肯定《論十大關系》本身並不能完全等同。事實上，毛澤東的另外一些談話表明，他對講話並不是很滿意，也不認為自己在講話中有多少理論創新。吳冷西憶及，毛澤東在1957年曾說過：“還有去年4月講的‘十大關系’，已經一年多了，也還不准備發表，將來發表也是‘舊聞’。我這個人就是不想冒險，先講一講，看一看反應，再作修改，然后發表。有時修改多次還不滿意，隻好不發表。”(13)毛澤東慎重發表的原因在於對講話不盡滿意。1956年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在接見南斯拉夫代表團的談話中提到《論十大關系》：“這是我和三十四個部長進行一個半月座談的結果。我個人能提出什麼意見呢?我只是總結了別人的意見，不是我的創造。”(14)毛澤東這樣的表達，不應該隻被看做是一種謙辭，《論十大關系》的主要內容確實是匯報的總結所得，甚至中央其他領導人已經作過相關闡述。有研究者指出：“《論十大關系》中闡述的思想原則，特別是關於經濟建設中幾個方面關系的處理原則，是由劉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澤東發揮和完成的。”(15)
最能直接反映毛澤東本人對講話的觀點的，是當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提出將講話的整理稿傳達或發表時，他所表現的態度。1965年12月15日，劉少奇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認為《論十大關系》“對於一些基本問題說得很好，對現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建議作為內部文件發給縣、團以上黨委學習。毛澤東看了整理稿后批復：“此件看了，不大滿意，發下去征求意見，以為將來修改之助。此意請寫入中央批語中。”(16)12月27日，講話以中發〔65〕751號文件印發，除說明毛澤東本人“不滿意”和“征求意見”外，還專門注明“不登黨刊”。1975年鄧小平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和《毛澤東選集》第5卷編輯工作期間，由胡喬木具體主持，將毛澤東兩次講話的記錄稿綜合整理。7月10日稿子送鄧小平，13日轉送毛澤東。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信中說：“我們在讀改時，一致覺得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對國際(特別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們有這樣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並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當天，毛澤東審閱了這個稿子，並批示：“同意。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暫時不要公開，可以印發全黨討論，不登報，將來出選集再公開。”(17)這樣，在毛澤東逝世前，《論十大關系》講話一直未能公開發表。可以進行對比的是另一篇地位類似的文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以《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為題發表講話。3月6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的主要議題就是傳達貫徹毛澤東的講話。4月13日、17日、23日，《人民日報》連續發表社論，號召全黨學習講話。之后毛澤東又用了55天，反復推敲，共十三易其稿，直至6月19日，經過修改補充的講話全文發表(18)。全國形成聲勢浩大的學習和宣傳熱潮，在社會主義陣營內外也引起巨大反響和熱烈討論。兩相比較，可以更切近地理解毛澤東本人對《論十大關系》講話的態度。
三、講話的兩個版本及與多快好省總路線的關系
從文獻傳播的角度看，講話主要存在兩個版本，一個是1965年底黨內印發的版本，一個是1976年底公開發表的版本。對於兩個版本的來源、依據和差別，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中得以明確。關於《論十大關系》的注釋條目對1965年版本有如下說明：“當時印發的《論十大關系》，是以毛澤東一九五六年五月二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吸收四月二十五日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的。在這個整理稿中，原講話記錄稿中有些重要的內容，如對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民族關系以及對斯大林的態度等問題上的錯誤的批評﹔對我國國內工作中過高地估計戰爭危險，不重視發展沿海工業，以及在行政措施上照搬蘇聯的作法等缺點的批評，沒有整理進去。”(19)而1976年版本源於1975年編輯《毛澤東選集》第5卷時的整理稿，是“將兩次講話記錄稿進行綜合整理。最后在胡喬木具體主持下完成了整理工作。這個整理稿忠實地體現了講話的主要精神(以蘇聯為鑒戒，總結我國已有的經驗)和語言風格，恢復了以前整理稿中沒有整理進去的重要內容，並作了必要的文字加工”。(20)
比較講話的兩個版本，雖然文字多有不同，但核心差別是兩點：一是大量的以蘇為鑒，乃至批評蘇聯的內容在1965年版本中被刪掉了﹔二是1976年版本的文字更簡潔，減少了口語化的句式，增強了理論性和邏輯性。這兩點符合兩個版本整理和發表時的環境和整理規律。但還有一點，決議注釋本未及提到，即兩個版本在主題句上有明顯的文字差別。兩版本的第一自然段均用了兩行文字交代講話由來，說明《論十大關系》是政治局聽取部門工作匯報的總結。1976年版本第二自然段起首是：“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21)1965年版本第二自然段是一句話：“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為著一個目的，為著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動員一切可用的力量，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22)那麼，哪一種是毛澤東講話原來的表述呢?
中央檔案館曾經公布過《論十大關系》講話記錄稿(首頁)的影印件，其內容與1965年版完全一致(23)，這似乎可以斷定1965年版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確實出現在毛澤東講話的主題句中。但這裡仍存一點疑問，即若這一判斷成立，則意味著1975年整理講話時將這句話刪去，而這於理不通。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當時是仍然得到肯定和堅持的路線。直到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的公報仍明白宣稱：“全會認為，現在我們的任務，就是團結全國各族人民，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24)1977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收入《論十大關系》，題解中明確說：“毛澤東同志在這篇講話中，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了適合我國情況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思想。”這裡已經直接認為講話提出了多快好省總路線的基本思想。在這樣的背景下，沒理由把講話中本有的相關表述刪掉。對此，一個可能的解釋是：1975年整理時依據的是更原始的記錄稿，其中並沒有“多快好省”的相關表述，而前述公開的影印件則是一個整理過的記錄稿，“多快好省”表述是整理中加進去的。這一點，還可以從多快好省總路線形成的過程中得到一些佐証。
1955年底，毛澤東就說過合作社要辦得“又多又快又好”，1956年《人民日報》的元旦社論也提出“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發展自己的事業”(25)，但《論十大關系》講話時，“多快好省”還沒上升到“路線”的高度，講話也沒有和“多快好省”形成直接聯系。根據現有文獻，這種聯系是從1958年正式提出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時開始的。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劉少奇作的報告中說：“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做了關於‘十大關系’的報告……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為實現多快好省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總方針規定了一系列的重大政策。”(26)對於從《論十大關系》講話至多快好省總路線的發展過程，毛澤東后來有過更明確的敘述。1959年末至1960年初，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曾談到：“一九五六年春，同三十幾個部長談話，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湊，提出了《論十大關系》。當時還看了斯大林一九四六年選舉演說，蘇聯在一九二一年產鋼四百多萬噸，一九四○年增加到一千八百萬噸，二十年中增加了一千四百萬噸。當時就想，蘇聯和中國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我們是不是可以搞得快點多點，是不是可以用一種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辦法建設社會主義。后來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提出了多快好省，提出了‘促進委員會’，要當社會主義的促進派，不當促退派。”(27)
劉少奇和毛澤東的表述都較准確地反映了《論十大關系》講話和多快好省總路線的關聯。1956年《論十大關系》講話時，毛澤東還沒有明確把多快好省作為指導思想，但在其思想發展中，《論十大關系》為提出多快好省總路線提供了思想基礎和政策起點。毛澤東自己后來也是更多地從調動各種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來闡釋《論十大關系》講話。這也是1965年版本“多快好省”被整理進講話主題句的原因。所以，雖然毛澤東原來講話中可能並沒有提到多快好省總路線，但由於毛澤東本人的思想變化，在后來的發展中，《論十大關系》確實長時期與多快好省總路線相聯系，被納入多快好省總路線中來解釋和說明。
四、講話與八大政治報告的關系
黨史中有一個比較成熟固定的說法：“《論十大關系》提出以后，八大政治報告的起草工作就確定以這個報告的精神為指導思想。”(28)前面提出的講話與多快好省總路線的復雜關系也提醒我們對這個說法要有進一步認識。《毛澤東傳》支持這一說法的証據有兩條。一是主持並作八大政治報告的劉少奇曾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工作報告中明確說：“黨中央委員會向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工作報告，就是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處理十大關系的方針政策而提出的。”二是曾參與起草工作的鄧力群的回憶：“大概在一九五六年四五月間，一次劉少奇開會回來，大約是晚上十點多鐘了，打電話找我和陳伯達等去他那裡。劉少奇非常高興。他說：主席做了調查，講了十大關系，十大關系應當成為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綱。”(29)如果把這兩條証據涉及的史料深入分析，發現背后的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直接。
1958年的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提出和通過了“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劉少奇在會上的工作報告經毛澤東的多次修改，其中提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論十大關系》等著作的巨大作用是“在一九五六年，我國的整個經濟文化事業有一個巨大的躍進”(30)。這裡是從推動巨大躍進的角度肯定《論十大關系》講話。八大政治報告一再說明要既反保守，又反冒進，貫徹積極穩妥的建設方針，當然不應當是在從這種角度理解的《論十大關系》講話指導下形成的。
鄧力群在其回憶錄《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中，則有文字略顯差異的版本。其中說，劉少奇四月的那個晚上布置任務，明確了“起草八大的報告要以毛主席講的這個十大關系為綱，這樣把八大報告和十大關系就聯為一體了”(31)。不過，同篇文章中還有需進一步解讀的文字。其中提到，1956年8月中旬，八大政治報告第一稿出來后，劉少奇請薄一波來提意見，“一波同志來了以后，說這個報告裡隻反右傾保守，不反急躁冒進，是片面的，應該加上既反右傾保守，又反急躁冒進。我們吸取一波同志的意見加上了，通過的時候也是這兩方面都照顧到了”(32)。如果兩段細節回憶都是真實的，至少說明兩點：一是在四月確定以《論十大關系》作為起草報告的指導思想后，報告仍然更多地強調反右傾保守，而非反急躁冒進。二是當時起草人員理解的《論十大關系》更多的是在反保守方向上，而非反冒進方向上。在更早一些的另一個材料中，鄧力群對這個問題有了更明確的說明：“‘八大’一次會議的政治報告，原來一直是按照毛澤東同志《論十大關系》的思想起草的，反對的就是右傾保守的傾向。到了陳雲同志、周恩來同志提出，五六年我們的經濟建設出現了冒進，才在‘八大’報告中寫進了反冒進的內容，到定稿時確定了既要反保守又反冒進這麼一個方針。”(33)在這裡，《論十大關系》被直接和反右傾保守劃了等號。綜合鄧力群的回憶，在八大政治報告起草過程中，曾經在內部明確過以《論十大關系》講話作為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當時仍主要還在反保守的范圍內，而且時間也不長，至1956年年中確立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后，八大報告起草的思想就被扭轉了過來。
那麼，是否可以認為，當時黨內就是在反保守的方向上理解《論十大關系》講話的呢?也不盡然。鄧力群的回憶多少會受到之后《論十大關系》講話長期與多快好省總路線相聯系的影響，而加強了講話反保守的印象。事實上，《論十大關系》講話本身既包含了快速推進國家建設的意願，也包含著理順關系、綜合平衡的思想。講話中提出的眾多強調綜合平衡的思想在八大報告中都有明確體現，隻不過這種影響並不一定能夠上升到指導思想的程度。我們看到，八大政治報告不僅沒有說明以《論十大關系》為指導，甚至都沒有提到《論十大關系》這篇著作。實際上，不僅是在劉少奇的政治報告中，在毛澤東的開幕詞、周恩來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建議的報告、鄧小平的修改黨章的報告，乃至其他代表的大會發言中，均沒有提到《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作為指導思想的文獻在整個會議期間從未被提及，這是很難說通的。所以直接簡單地說八大政治報告是以《論十大關系》講話為指導的，看來並不妥當。這一說法在黨史中被重視和強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改革開放以后，《論十大關系》和八大路線一起被當做中共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正確方向的代表(34)，從而順理成章地建立起二者的直接因果聯系。
五、公開發表與歷史地位的界定
1976年12月10日至27日，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舉行。這次會議是在粉碎“四人幫”的特殊背景下召開的，其實是一次全國縣級以上干部會議，也是華國鋒作為中共中央主席首次面對全國的干部。《論十大關系》是這次會議集中學習的文件。華國鋒在會議上說：“我們這次會議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都應當認真地深入地學習這篇光輝著作。一九五六年，毛主席在這篇著作中，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總結了我國的經驗，論述了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十大關系，提出了適合我國情況的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的基本思想。毛主席在這篇著作中提出的基本方針，就是‘我們一定要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次會議就是貫徹執行這樣一個基本方針，我們各方面的工作都要貫徹執行這個基本方針。”(35)會議閉幕的前一天即12月26日，是毛澤東誕辰83周年紀念日，《論十大關系》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論十大關系》成為揭批“四人幫”、建設社會主義的有力武器。《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指出：“掌握《論十大關系》這個強大武器，就可以把‘四人幫’破壞革命、破壞生產的許多謬論打得粉碎，就可以更好地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大大加快建設社會主義的步伐。”(36)《論十大關系》和華國鋒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隨后成為當時“學好文件抓住綱”中要學習的兩大文件，“要首先認真學好兩個重要文件。各級黨委，特別是主要領導同志，都應當自己帶頭學好，真正吃透文件的精神，著重領會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建設強大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方針和華主席講話中提出的抓綱治國的戰略決策”(37)。1977年在全國形成了聲勢浩大的學習和宣傳《論十大關系》的運動。檢索《人民日報》數據庫，1977年全年《論十大關系》出現406次，而從1957年到2000年，《人民日報》提到《論十大關系》也隻有597次，可見當時對這一文獻的宣傳和學習確實盛況空前。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論十大關系》仍是一個時期內被突出強調的毛澤東文獻，但地位界定有了些變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中，《論十大關系》是唯一一篇被提及的毛澤東著作，“毛澤東同志一九五六年總結我國經濟建設經驗的《論十大關系》報告中提出的基本方針，既是經濟規律的客觀反映，也是社會政治安定的重要保証，仍然保持著重要的指導意義”(38)。1979年葉劍英在慶祝建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是一次代表中央的重要講話，首次把《論十大關系》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共八大的主要文獻並列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論十大關系》系統地總結了我國經濟建設的經驗，提出了一系列適合我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39)。負責起草葉劍英講話的胡喬木在情況說明中說：“這次稿子把這個問題說得明確了，說毛主席的兩篇重要著作和八大的主要文獻‘是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指針，它們的基本內容至今還有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請大家注意斟酌一下。”(40)胡喬木的這一論述，對新時期《論十大關系》地位的再界定有重要意義。不過，葉劍英國慶講話對毛澤東主持制定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仍予以充分肯定。到了1981年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已經認為“其缺點是忽視了客觀的經濟規律”，對《論十大關系》的定位是：“初步總結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提出了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任務”(41)。至此，《論十大關系》脫離了與多快好省總路線的聯系，形成了今天的文獻定位。
六、余論
需要說明的是，對《論十大關系》形成和傳播中的史實和觀點進行補充和討論，不是否定《論十大關系》的經典文獻地位，而是要更深入理解這種歷史地位的由來。如果我們認為毛澤東思想“是被實踐証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42)，那麼就不能隻狹隘地從毛澤東本人對文獻的認識和闡釋來評判文獻的意義，而是要結合文獻的實踐和傳播過程，結合中共領導集體對文獻的闡釋和發展來認識文獻本身。
《論十大關系》是中共在社會主義建設起步階段的重要理論探索，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探索的代表性文獻，也是中共領導集體共同探索的成果。毛澤東講話開篇就說明，《論十大關系》是政治局聽取匯報的結果。雖然毛澤東本人后來更多的是從調動各種力量、多快好省的角度來闡釋《論十大關系》，但既不能由此否認中央領導層集體探索所體現的科學性和正確性，也不能由此否認《論十大關系》在此后所發揮的巨大歷史作用。曾任中顧委秘書長的李力安說：“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群體曾為扭轉探索中的失誤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困難，進行過多次艱苦的努力，而每一次努力都無一例外地把《論十大關系》及其所闡述的觀點作為糾正錯誤的指導思想。”(43)這樣的判斷是有充分歷史依據的。1962年國民經濟調整期間，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過：“在目前形勢下，關鍵是如何處理好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系》中提出的農輕重關系、城鄉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現在的農業基礎沒有辦法負擔這樣規模的工業。工業本身也不平衡，沒有辦法繼續均衡生產，也沒有辦法支援農業，支援市場，兼顧國防，比例的失調極其嚴重。”(44)鄧小平1975年在主持中央工作時，“各方面關系非常復雜，斗爭尖銳。很需要用毛澤東的這篇著作做指導來處理好各種關系……鄧小平重視《論十大關系》的原因，在於他要用毛主席論十大關系做理論依據，統一大家的思想，調動一切積極因素”(45)。1976年底《論十大關系》的公開發表，確實也為揭批“四人幫”，把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發揮了巨大作用。大規模的宣傳教育運動，並不只是讓全國上下學習文獻本身，更是由此為契機，開辟新的歷史。
綜上所述，對《論十大關系》形成和傳播相關史實和觀點的考求，重建文獻的背景和語境，不僅有助於對文獻本身有更深切的把握，也有助於對中共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曲折和艱辛有更深刻的理解，還將使我們對繼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有更清醒的認識。應當明確的是，對今天所處方位的確定性和所走道路的正確性的認識，是建立在對歷史發展復雜性和曲折性的充分認識和理解之上的，而非相反。
注釋：
①《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380頁。
②《論十大關系》研究的概略性評述參見柳建輝、潘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論十大關系〉研究述要》，《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
③對《論十大關系》的形成和傳播的認識，目前主要依據三個文獻：一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初版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985年的修訂版僅有極個別文字變動)，其中的《論十大關系》注釋條目，披露了該講話兩次整理及公開的經過。二是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初版為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人民出版社1997年的修訂版相關內容無變動)，記述了《論十大關系》講話前毛澤東的調研過程，補充了兩次整理稿未收入的內容。三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初版為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六卷版相關部分有增改)，詳細記述了毛澤東聽取34個部委及李富春第二個五年計劃匯報的談話情況。本文的討論主要建立在這三個文獻基礎之上。
④《毛澤東傳》相關部分在詳述毛澤東的調研情況后，引用了毛澤東《反對本本主義》中的一句話：“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來轉到對4月25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講話的敘述。參見《毛澤東傳》(四)，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第1446頁。
⑤《毛澤東傳》(四)，第1446頁。
⑥《毛澤東傳》(四)，第1445頁。
⑦《毛澤東傳》(四)，第1445頁。
⑧周恩來：《在國務院司、局長以上十部會議上傳達毛澤東關於十大關系講話的報告》，《黨的文獻》2007年第3期。
⑨毛澤東在1957年曾說過聽匯報期間他的思想變化：“我的腦子開始也有點好大喜功，去年三、四月間才開始變化，找了三十幾個部的同志談話。”轉引自《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342頁。
⑩《周恩來傳》第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227頁。
(11)《話說毛澤東——知情者訪談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421頁。
(12)《毛澤東傳》(四)，第1448頁﹔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471頁﹔《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第383頁。
(13)吳冷西：《新聞的階級性及其他——毛主席幾次談話的回憶》，《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01頁。
(14)《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8頁。
(15)黃崢：《毛澤東劉少奇對新中國經濟建設思路的比較》，《毛澤東百周年紀念：全國毛澤東生平和思想研討會論文集》下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232頁。
(1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第490頁。
(17)《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頁。
(18)《毛澤東傳》(四)，第1671頁。
(19)《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35頁。
(20)《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35—236頁。1976年底《論十大關系》講話公開發表后，因為與之前版本的差異，一些海外研究者對新增內容真偽性有所猜測，注釋本對整理過程的說明解決了這一問題(參見[美]R. 麥克法夸爾、費正清編：《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966—1982)》，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1頁)。
(21)《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20頁。
(22)《論十大關系》(中發〔65〕751號文件)，中共四川省委辦公廳1966年4月6日翻印。
(23)《中國共產黨八十年珍貴檔案》，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第1058頁。
(24)《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92頁。
(25)“多快好省”提出的過程參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661—662頁。
(26)《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299—300頁。
(27)《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118頁。
(28)《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第391頁。《毛澤東傳》指出，八大政治報告原來指導思想是毛澤東提出的反對右傾保守，“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情況有了變化，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報告隨之確定以《論十大關系》為指導思想”。
(29)《毛澤東傳》(四)，第1475頁。
(30)《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第300頁。
(31)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第61—62頁。
(32)鄧力群：《我為少奇同志說些話》，第66—67頁。
(33)鄧力群在駐京部隊師以上干部大會上的講話(1981年7月7日)。
(34)《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黨的八大和探索中國自己的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良好開端”一章的開篇即說：“1956年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共產黨人努力探索和開辟一條適合中國情況的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以毛澤東的《論十大關系》和黨的八大為標志，這個探索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上冊，第375頁。
(35)《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同志在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8日。
(36)任竹：《把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熱烈歡呼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論十大關系〉公開發表》，《人民日報》1976年12月29日。
(37)“兩報一刊”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人民日報》1977年2月7日。
(38)《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第5頁。
(39)《葉劍英選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3頁。
(40)《胡喬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3—124頁。
(41)《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23、18頁。
(42)《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第47頁。
(43)李力安：《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紀念〈論十大關系〉講話發表40周年》，《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6期。
(44)《周恩來選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9頁。
(45)程中原：《與哈佛學者對話當代中國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5頁。
來源：中共黨史研究 2013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