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理論的一座偉大裡程碑

《論黨》——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理論的一座偉大裡程碑

石仲泉

延安時期，我們黨涌現了一批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毛澤東、張聞天和劉少奇堪稱其中的卓越代表。筆者曾經將他們稱為延安的“理論三杰”。作為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劉少奇最突出、影響最大的理論貢獻，還是在黨的建設理論上。他的“四論”，即《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斗爭》、《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和《論黨》，使他榮膺“黨的建設理論專家”的美譽。特別是《論黨》，既將他個人的黨建思想發展到一個高峰，也集我們黨的建設理論思想之大成，是中國共產黨的建設理論的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偉大文獻。

一、黨的建設理論的歷史性飛躍

中國共產黨自創立伊始，就非常重視黨的建設。黨的創立者和早期革命家們對黨的建設問題發表了許多精辟見解。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陳雲等都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的建設理論的形成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於中國共產黨經過兩次成功和兩次失敗的歷練而走向成熟，由於七大的特殊性，也由於《論黨》本身的特殊性，這篇論著在抗日戰爭后期的問世，就成為黨的建設理論實現歷史性飛躍的一個顯著標志。具體說來：

第一，從黨的建設理論與黨的整體理論成果的關系看。我們黨自創立之日起，就致力於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但是要真正結合好則是一個歷史過程。按照劉少奇的說法，只是在經過了三次革命戰爭——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在克服了各種艱難困苦和各種錯誤傾向之后，才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得到高度發展，即我們現在所說的實現了歷史性的飛躍。這個歷史性的飛躍，在筆者看來，具體表現為我們黨獲得了兩個方面的偉大成果：一是實踐方面的，這就是探索到一條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最后獲得全國革命勝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另一個是理論方面的，這就是形成了我們黨自己的偉大理論，作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晶的毛澤東思想。這是我們黨的整體理論實現歷史性飛躍的根本標志。

黨的建設理論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歷史前進到黨的七大那個時候，毛澤東思想既然已經實現了歷史性飛躍，那麼毫無疑問，作為它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黨的建設理論，不言而喻地會實現歷史性飛躍。劉少奇的《論黨》，由於是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作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承擔論述黨的建設理論的任務，因而是體現我們黨的建設理論的重要載體。它不能不成為黨的建設理論實現歷史性飛躍的一個顯著標志。

第二，從黨的建設理論本身的發展來看。同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整體有一個中國化問題一樣，黨的建設理論也有一個中國化問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實際斗爭中不斷將馬列主義的黨建學說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創立我們黨自己的黨建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我們黨的建設理論中國化的開山之作，以毛澤東的《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為代表。這以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建理論不斷得到豐富和發展。到七大前，毛澤東關於黨建的著作主要還有：《反對本本主義》、《反對自由主義》、《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共產黨人〉發刊詞》、《改造我們的學習》、《整頓黨的作風》、《反對黨八股》、《學習和時局》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建理論，也體現在黨的其他領導人的著作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等。但是，直到七大召開之時，黨的領導人的這些著作還都沒有承擔起全面、系統地論述黨的建設的重要任務。

《論黨》則不然。從六大到七大，其間經過了17年，黨的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黨對如何加強自身建設積累了很多重要經驗，有許多新的認識需要梳理、歸納和總結。在准備七大的工作進入實際操作階段，黨中央最后確定由劉少奇作組織問題報告，並成立了一個由他負責召集的組織問題報告委員會，成員包括周恩來、彭真、王若飛等。這個委員會承擔兩項任務：一是起草新的黨章﹔二是准備修改黨章的報告。經過一年多的緊張工作，這兩項任務都勝利完成。新黨章對六大黨章作了重大修改。最主要的修改有四：一是增加了“總綱”，即黨的基本綱領，這是以往的黨章中沒有的﹔二是明確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整個黨章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三是強調了保証黨與廣大群眾聯系的群眾路線，強調擴大黨內民主﹔四是新黨章的架構和條款有重大變化，由六大黨章的15章53條變為11章70條。相應地，劉少奇所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必然要對這些重大的乃至根本原則性的修改作必要說明。這就決定了《論黨》必然涉及我們黨的建設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即將此前散見於毛澤東和其他領導人著作中的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黨建理論思想作系統的闡發，因而它更具全面性、完整性。

第三，從《論黨》在黨的代表大會史上所起的作用看。我們黨至今召開了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從黨的一大至五大，都沒有組織問題的報告。一大有黨綱無黨章﹔二大制定了第一個黨章，有6章29條﹔三大和四大對黨章沒有大的修改，分別增加了個別條款﹔五大增加了較多內容，由四大的6章31條擴充為12章85條，所增加的多為事務性的具體要求，因而也不會有關於組織問題或修改黨章的專門報告。黨召開六大時，黨處於特別困難的狀態，以至代表大會不得不選擇在國外開。這次代表大會制定的黨章將五大黨章的12章85條修改為15章53條，但改動也多屬事務性要求的變化。七大黨章對六大黨章作了重大原則性的修改。劉少奇作專門報告，講了9個問題【《論黨》的9個問題是：一、引言﹔二、關於黨章的總綱﹔三、關於黨員﹔四、關於黨員的義務與權利﹔五、關於黨內的民主集中制﹔六、關於干部問題﹔七、關於黨的基礎組織﹔八、關於獎勵與處分﹔九、黨的嚴肅性與靈活性。】，長達6.5萬多字，在大會上講了兩天，受到與會代表的熱烈贊同。自此以后，黨的八大、九大、十大、十一大等都有專門的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或發言，對黨的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作出說明。這表明，七大的《論黨》起了示范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十二大的黨章對十一大的黨章作了許多重大修改。盡管十二大沒有修改黨章的報告，但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有專門一節講黨的建設問題。其講法也參考了《論黨》。此后，從十三大到十六大，都採用了這個“模式”。這樣，既精簡了會議程序，也加重了政治報告的分量。但在這幾屆政治報告的相關章節中，《論黨》的母本作用仍然顯而易見。

二、黨的指導思想的原始性創新

七大黨章第一次明確了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並且以毛澤東思想來貫串整個黨章。這不能不說是我們黨的指導思想的原始性創新。

《論黨》的一個鮮明特點在於，它在引言和關於黨章的總綱的說明中，對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惟一正確的指導思想”作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對這個屬於黨的指導思想的原始性創新的理論意義和歷史作用進行了充分的論述。

第一，《論黨》以特有的方式對黨的指導思想進行原始性創新的主要代表毛澤東的歷史作用作了深入的闡述。劉少奇對毛澤東作為黨的領袖的認識是有一個過程的。1937年初，他寫信給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說：最近幾年來的經驗証明，“我們還沒有中國的斯大林，任何人想作斯大林，結果都‘畫虎不成’。我們的政治經驗還幼稚，還要虛心學習！事情還要彼此好好商量，集思廣益，建立真正的集體領導”。【劉少奇就白區工作給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盡管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但那時包括劉少奇在內，還沒有像我們現在認為毛澤東已成為黨的領導核心。直到1941年7月，劉少奇在華中局黨校首次作《論黨內斗爭》的演講，在分析黨內斗爭錯誤傾向的根源時，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在於“全黨的領袖與中心很久沒有實際地形成，黨在各地方的領袖與中心則至今還很少實際地形成”。【《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07頁。】這說明在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盡管共產國際主要領導人季米特洛夫已表示對毛澤東作為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認同，但在黨的高層並沒有完全明確這一點。

對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形成共識，主要是在1941年9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整風期間。這次中央高層領導整風，通過檢討歷史，明確路線是非。與會同志紛紛指出：毛澤東是中國革命的旗幟，是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模范，代表了唯物辯証法，從實踐到理論都值得我們學習。同時，一些同志還指出：劉少奇代表了過去10年白區工作的正確路線，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應當提高。劉少奇當時在華中，沒有與會。會后，經中央批准，張聞天離開中央領導崗位到陝北、晉西北農村作調查研究，中央決定劉少奇回延安參加中央領導工作。此后，劉少奇對毛澤東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1942年5月，他在回延安途經山東時又作了一次《論黨內斗爭》報告。在這個報告中，他明確指出：“現在全黨已有毛澤東為黨的領袖”，“這種領袖不是委任的。法律上的領袖不是實際的領袖”。“僅在法律上有了領袖的地位，是可靠又完全不可靠。可靠的要在長期斗爭中考驗。”【參見《劉少奇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512-513頁。】隨后，在中共山東分局紀念七一的干部大會上，他作報告強調毛澤東的領袖地位：“黨已有了經過長期鍛煉的堅強干部，也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更有了精通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情況為每一個黨員所擁護的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劉少奇年譜》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頁。】1942年底，劉少奇回到延安，中央辦公廳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1943年3月，中央領導機構改組，毛澤東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主席，劉少奇參加中央書記處並任中央軍委副主席。這樣，在黨中央實際形成了劉少奇的地位僅次於毛澤東的格局。是年7月，在紀念黨誕生22周年的宣傳文章中，有兩篇最引人注目。一是王稼祥首次使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概念﹔再就是劉少奇提出了“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概念。接著，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黨在奮斗的過程中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體系——毛澤東思想體系。以此為根據，七大黨章將毛澤東思想作為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指針。

《論黨》以《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論述為基礎，進一步從實踐與理論兩個方面，從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性和時代性的內在要求，闡明了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創立者、已被確認為全黨領袖的毛澤東的歷史貢獻。【無可否認，《論黨》的某些表述有歷史的烙印，溢美之詞多了些，但在當時對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起了積極作用的，正面效應是主要的。】就革命實踐而言，《論黨》指出：毛澤東經歷了黨領導現代中國革命的全過程，“是我們黨和現代中國革命的組織者與領導者”﹔是從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中產生出來的“我國英勇無產階級的杰出代表”，“我們偉大民族的優秀傳統的杰出代表”，“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19、336頁。】就革命理論言，《論黨》指出：毛澤東“是天才的創造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和科學家”。他“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得到了高度發展”，“出色地成功地進行了這件特殊困難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事業”，創立了“最堅固的中國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將“我國民族的思想水平提到了從來未有的合理的高度”，“為災難深重的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指出了達到徹底解放的惟一正確的道路——毛澤東道路”。【《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6、323、315、319頁。】

第二，《論黨》對毛澤東思想下了多個定義，從不同角度進行了多種表述，以期深入地揭示毛澤東思想的豐富內涵和本質特征。《論黨》根據《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論述，對毛澤東思想下了三個定義：一是從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的要求來定義，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或“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是“中國的共產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二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時代性和民族化的要求來定義，指出，“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在目前時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繼續發展，就是馬克思主義民族化的優秀典型”﹔三是從馬克思主義的效用性來定義，指出，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關於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正確理論”，而且強調它“是中國無產階級與全體勞動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惟一正確的理論與政策”，“是惟一正確的救中國的理論與政策”，因而是我們黨的“惟一正確的總路線”。【《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3-334頁。】《論黨》所以強調這一點，是因為中國的近現代歷史証明，康梁的維新改良主義不能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不能救中國，西方化的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斗爭，奉行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也不能救中國。“當著革命是在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之下，革命就勝利，就發展﹔而當著革命是脫離了毛澤東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導時，革命就失敗，就后退。”【《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4頁。】當時盡管沒有強調毛澤東思想是集體智慧的結晶，但毛澤東那時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是清醒的，強調他是一個代表，不能將正確的東西和功勞都記在他個人的賬上。因此，對這些話的解讀，筆者以為可視作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的集體的作用。這樣，《論黨》從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角度，論証了毛澤東思想是指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惟一正確的理論、路線和政策，從而說明了它完全具備成為黨的指導思想的條件。

第三，《論黨》概括了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1941年春天以來，不斷有理論工作者和黨的負責人開始論述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基本觀點，其中最重要的是陳毅和張聞天。這兩位領導人的論述是《論黨》講這個問題的重要思想資源。

——先說陳毅。1942年7月，對毛澤東思想有了新的認識的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和新四軍政委劉少奇，已奉命離開新四軍，在返回延安的路上。陳毅作為新四軍軍長與劉共事一年半左右，他對劉是敬佩的。為紀念黨的生日，他發表了《偉大的二十一年》一文，明確提出毛澤東創立了正確的思想體系。陳毅以親身經歷論述毛澤東的理論貢獻說：“毛澤東同志領導秋收暴動，輾轉游擊湘贛粵閩四省之間，進行蘇維埃的紅軍建設，進行實地的中國社會的調查，主張以科學頭腦、科學方法對待馬列主義中國化問題，主張世界革命的一般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有了更具體完整的創獲。正確的思想體系開始創立。”文章將毛澤東“正確的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概括為：關於中國社會性質、革命的動力、前途及革命的戰略和策略問題﹔關於革命戰爭問題﹔關於蘇維埃政權問題﹔關於建黨問題﹔關於思想方法問題。【參見《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修訂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2頁。】這是目前見到的黨的領導人最早講述毛澤東思想體系內容的文獻之一。一年后，劉少奇撰文雖提出“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體系”問題，但沒有對其內容展開分析。

——再說張聞天。他在陝北、晉西北農村調查一年多后，於1943年3月回到延安﹔隨后參加這一年9月繼續進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高層領導整風﹔在六屆七中全會期間還參加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和修改，有些重要的提法還是出自他的手筆。張聞天對毛澤東思想的認識進入了比較深的層次。在七大會議上的發言中，他除檢討在路線問題上的錯誤之外，還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內容作了論述。他說：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一經結合，就會產生中國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路線與毛澤東思想。它包括“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的思想，關於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思想，關於中國革命不平衡性、曲折性與長期性的思想，關於首先建立以農民為主體的革命根據地以發展全國革命的思想，關於正確解決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的思想，關於建立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及其內部又聯合又斗爭的思想，關於人民戰爭的全套戰略戰術的思想，關於反對主觀主義、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的思想，關於建黨、建軍、建政的思想等等”。【《張聞天文集》第3卷，中共黨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262頁。】

在張聞天發言之后12天的《論黨》報告，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主要內容作了進一步的概括。《論黨》指出：毛澤東思想的具體理論，“表現在毛澤東同志的各種著作以及黨的許多文獻上。這就是毛澤東同志關於現代世界情況及中國國情的分析，關於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政策，關於解放農民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統一戰線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戰爭的理論與政策，關於革命根據地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理論與政策，關於建設黨的理論與政策，關於文化的理論與政策等”。【《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35頁。】

比較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上述三種概括，不難看出，《論黨》的概括吸納了陳毅和張聞天概括的好的思想，同時又作了進一步的理論整合，因而更加全面、完整。這是那個時期，甚至可以說是那一代領導人對毛澤東思想體系主要內容的最具權威性的概括。它比較科學地回答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環境、文化基礎、革命性質、基本動力、團結陣線、斗爭形式、發展道路、奮斗目標和領導力量等一系列重大問題。不僅如此，《論黨》還特別強調毛澤東思想的兩個基本特點：一是強調毛澤東思想“完全是馬克思主義的，又完全是中國的”，“使馬克思主義從歐洲形式變為中國形式”，並且“是中國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現和理論上的最高概括”﹔二是強調毛澤東思想“是發展著與完善著的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毛澤東思想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它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

《論黨》對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的論述，是我們黨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史和毛澤東思想認識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如果說毛澤東思想的創立達到了那個時期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的最高水平，那麼，《論黨》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闡發也達到了那個時候全黨對毛澤東思想認識的最高水平。盡管有的表述、提法乃至分析還可以再斟酌，但其充滿邏輯力量的深刻分析，閃爍著歷史智慧的崇議閎論，對於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對於推動全黨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這個理論體系，作出了不可替代的獨特貢獻。就此而言，《論黨》對黨的指導思想的貢獻也屬於原創性的。

三、新世紀黨的建設的科學性指針

《論黨》發表至今60年了，但《論黨》對黨的建設的若干重大問題的論述，並沒有因時代的變遷而過時。其中的一些論述，對進入新世紀、新階段的黨的建設仍具有指導意義。筆者以為，最重要的有這樣幾點：

第一，關於黨的先進性的論述。七大黨章指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是它的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它在現階段為實現中國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而奮斗。它的最終目的是在中國實現共產主義制度。這是對中國共產黨的性質的明確規定。《論黨》對七大黨章規定的中國共產黨的性質作了非常深入的闡發，從不同側面論述黨的性質，實質上是分析了黨的先進性。其要點是：

——強調黨的階級性與先進性的統一。《論黨》指出：中國共產黨集合了中國工人階級與勞動人民中最忠實、最勇敢、最覺悟與最守紀律的代表，從而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進的有組織的部隊。這是就黨的根本階級屬性而言。它還“代表中國民族與中國人民的利益”，因而也蘊含了我們黨還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之意。事實上，在《論黨》中，已明確無誤地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人民群眾的先鋒隊”、“我們黨——中國人民的先鋒隊”的表述。【《劉少奇論黨的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428、433頁。】這說明十六大講的“三個先鋒隊”思想已孕育其中。

——強調黨的理論的先進品格與實踐的先進作用的統一。《論黨》指出：在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產生了大批久經鍛煉的中堅干部，他們在長期斗爭中被証明是中國民族最優秀的人物，是我們民族的精華，是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最上乘人才。我們黨有了這樣大批的干部，就是不可戰勝的。黨的理論的先進品格和實踐的先進作用的統一，鮮明地體現在黨的革命奮斗歷程中，因而黨已被全國人民認為是惟一的救星。

——強調黨團結群眾的廣泛性與帶領群眾的先進性的統一。《論黨》指出：我們黨堅持實行為人民服務的基本原則，制定有代表廣大人民利益的綱領和政策，在行動中與人民群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為人民群眾所信賴和仰望，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事實上也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黨。同時，黨又要領導人民去實現它的偉大綱領而奮斗，帶領廣大人民群眾為爭取實現自己的利益而斗爭。黨團結群眾的廣泛性與帶領群眾的先進性的統一，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所決定的。

——強調黨員的出身成分的多元性與改造非無產階級思想使之成為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先進性的統一。《論黨》用了不少篇幅來分析這個問題，指出：由於中國國情的特殊性，黨員的絕大多數出身於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時，由於革命發展的需要，黨一方面十分注意吸收工人和一切勞動人民中的先進分子入黨，另一方面還歡迎大批的非無產階級出身的革命先進分子加入到黨內來。黨員出身成分的這種多元性，會不會影響甚至改變黨的無產階級性質呢？《論黨》回答道：我們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是由許多條件決定的。“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使黨內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分子實行思想上的徹底改造，改變其原來小資產階級的本質，使他們具有無產階級先進戰士的性格。經過這樣產生、又經過這樣鍛煉與教育出來的黨，與任何資本主義國度內的無產階級政黨比較，至少是毫無愧色的。”因此，根據黨的歷史經驗，“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小資產階級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無產階級的政黨中來，接受無產階級的教育，而無產階級的政黨——我們黨是能夠教育和改造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25-326頁。】

——強調黨代表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普遍性與代表階級利益的先進性的統一。七大黨章規定，我們黨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又代表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論黨》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利益與中國民族和中國人民的利益，在各個時期都是一致的。一方面，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構成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基礎﹔另一方面，中國共產黨隻有當它是站在全體人民的利益上，而不僅是站在本階級當前部分的利益上，隻有當它是組織與團結整個民族與全體人民，而不僅是組織與團結本階級來進行奮斗的時候，它才能取得勝利。“中國共產黨在目前為實現獨立、自由、民主、統一與富強的新中國而奮斗，是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也是代表全體民族和全體人民的利益，在將來為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制度而奮斗，也同樣是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

以上這些思想雖然主要是根據當時的情況而作的論述，但由於它揭示的是我們黨的最基本的原則和要求，因而具有普遍意義。它對於我們當前認識黨的先進性仍然具有指導作用。

第二，關於黨的群眾路線的論述。群眾路線是毛澤東的一個重要創造。七大黨章特別強調黨的群眾路線，《論黨》對此作了非常充分的論述。它除了對中國共產黨作為人民群眾的先鋒隊如何處理好與人民群眾的關系作了深入分析之外，還逐一論述了毛澤東創立群眾路線的幾個重要群眾觀點。主要是：

——一切為了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的觀點。《論黨》指出：我們黨的創立就是為了服務於人民，黨員的一切犧牲、努力和斗爭，都是為了人民群眾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為了別的。這就是共產黨人最大的光榮和最值得驕傲的地方。

——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的觀點。《論黨》指出：向人民群眾負責不僅僅是黨員的主觀願望，最重要的是黨的政策和工作力求不犯或少犯錯誤，使人民得到好處。這就要求處理好向人民負責與向領導負責的一致性，要以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作為衡量黨員一切行動的最高標准。

——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的觀點。《論黨》指出：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也是毛澤東經常強調的一個重要觀點。共產黨人的一切事業，都是人民群眾的事業。共產黨人要依靠人民群眾做工作，就必須：當群眾沒有覺悟時，用一切有效方法去啟發群眾覺悟﹔當群眾有了某種覺悟之后，就要去指導群眾活動。這樣，一步一步地去帶領群眾為實現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向人民群眾學習的觀點。《論黨》指出：為了很好地為人民服務，就必須有知識、有本領，這就必須學習，從多個渠道進行學習，其中最重要的是向人民群眾學習，“實行從群眾中來，又到群眾中去的路線”。【《劉少奇選集》上卷，第353-354頁。】

《論黨》總結道：上述四個觀點，就是人民群眾的先進部隊對人民群眾的觀點。有了堅固的明確的這些群眾觀點，才能有明確的工作中的群眾路線，才能實行正確的領導。因此，“干部群眾觀點與群眾路線的好壞，以及聯系群眾的密切與否，應該是我們鑒定干部最重要的一項標准”。【《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471頁。】《論黨》第一次對毛澤東思想的群眾觀點作了如此全面、系統的歸納和論述。此后，許多材料講黨的群眾觀點，一般都援引上述論述。

第三，關於黨的民主集中制的論述。黨的民主集中制，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一個重要原則，列寧對此有精辟分析。但是，怎樣根據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情況來創造性地運用列寧的這個重要建黨思想，明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並創立具有我們黨的特點的一套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理論，毛澤東為此作出了巨大貢獻。《論黨》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人創立的我們黨的民主集中制理論也作了全面、系統的闡發。它著重闡明了這樣幾個問題：

——黨的民主集中制是黨內的群眾路線。《論黨》指出：黨內民主的集中制，既是黨的領導骨干與廣大黨員群眾相結合的制度，又是從黨員群眾集中起來，又到黨員群眾中堅持下去的制度，因而反映了黨內的群眾路線。這是《論黨》的一個新視點。

——擴大黨內民主中心的一環，在於啟發黨員和干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就批評而言，七大黨章規定黨員有“在黨的會議上批評黨的任何工作人員”的權利。劉少奇在作解釋時說，在起草過程中對於是否要寫上“任何”二字，有不同意見，爭論很熱烈，許多人擔心產生流弊。他個人對於是否要這樣寫動搖了幾回，寫了又圈掉，圈了又寫上，但仍傾向於給黨員這個權利。這樣雖會出一些亂子，但沒有這一條，亂子會更多。周恩來堅持要寫上，並以親身經歷指出，過去就是吃了沒有下級批評的虧，如果路線錯誤早有人說，至少要好點。寫上“任何”二字，是整風經驗的總結，實踐起來利多弊少。毛澤東也表示，應該信任群眾，絕大多數的群眾是為黨好的。最后決定“任何”二字還是保留。在將黨章草案提交大會付諸表決時，與會代表沒有對此提出異議。八大黨章完全保留了這一條。但九大、十大、十一大的黨章取消了黨員權利一節，自然也取消了這一條。這也說明那個時代黨內生活的極不正常狀態。從十二大開始的黨章又恢復了這一條，只是在文字表述上有所調整。實踐証明，相信群眾是擴大黨內民主的中心一環。

——在工作中必須採取“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政策。《論黨》指出：集中領導是要求必須無條件地執行黨的決議，既要反對鬧獨立性，又要反對盲目性。分散經營是要求各個地區獨立地進行工作和具有獨立工作的能力，認真地研究上級的決議或指示精神，從本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創造性地貫徹執行。“集中領導、分散經營”的政策，后來成為黨貫徹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工作方法。毛澤東將它擴展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十六大報告倡導的“集體領導、民主集中、個別醞釀、會議決定”的原則，其最初的源頭也在這裡。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准，時間是評品真理的成色和分量的衡器。《論黨》的許多思想在今天仍然閃爍著真理的光輝。

[作者石仲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研究員，北京 100080]

（來源：《黨的文獻》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