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建國以來”到“建黨以來”的發展——《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史范圍確立過程探析

從“建國以來”到“建黨以來”的發展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史范圍確立過程探析

宋月紅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60周年之際，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內容上，這一歷史決議並不只是寫建國以來的歷史，也不是對黨的六屆七中全會原則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寫歷史的接續，而是從建黨寫起，回顧建國以前28年的歷史進程，總結建國以來前32年的歷史經驗，因而實際上寫了建黨以來60年的歷史。如此，它把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與新中國成立以來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時期結合並統一起來，為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提供了全面的歷史根據。

紀念新中國成立30周年，初步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並進行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實現了建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全會《公報》指出，如果沒有毛澤東的領導，沒有毛澤東思想，中國革命有極大的可能到現在還沒有勝利，我們黨就還在黑暗中苦斗﹔對於歷史問題，適當的時候作為經驗教訓加以總結，統一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認識，是必要的，但是不應匆忙地進行。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不久，新中國將迎來成立30周年。當時，黨中央認為，對新中國30年特別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歷史，有必要給予初步回顧與總結。為此，1979年6月間，黨中央決定由葉劍英在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對建國30年的歷史給予基本評價。在這一講話稿的起草和修改過程中，鄧小平指出，要回顧歷史，並作出明確概括﹔要講在30年的歷史上毛澤東是有偉大功績的﹔要講我們有了正面經驗，也有了反面經驗﹔要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30年的整個歷史銜接起來，要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大前提下寫這個講話。在這一精神指導下，講話全面回顧了建國30年的歷史進程，初步總結了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講話恢復了黨的七大關於毛澤東思想的提法，並指出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新中國，這是完全符合歷史實際的。關於新中國30年歷史，講話強調，新中國30年的道路並不平坦，既有過比較順利的發展，也有過嚴重的挫折﹔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依靠四項基本原則的力量，新中國30年取得了偉大成就，糾正了工作中的錯誤，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並重新走上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

然而，這一講話是為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而作，畢竟不是對建國以來30年歷史的全面總結。講話指出，對於新中國30年歷史，應當在適當的時候，經過專門的會議，作出正式的總結。講話發表之后，黨中央便把這一任務提上了工作日程。1979年10月下旬，鄧小平在就1980年部分重要工作的安排問題的談話中說，有了這一講話，歷史決議就好寫了﹔以講話為綱要，考慮具體化、深化。

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講話，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指導下，深刻揭示了新中國30年歷史發展的主題與主線、主流與本質，為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確立了把握這一歷史發展的基本脈絡和總基調，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認識基礎。在一定意義上說，慶祝新中國成立30周年的講話成為第二個歷史決議的雛形。

確立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拓展決議寫史的范圍

　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領導下，由鄧小平主持開展。起初，起草小組將建國以來的歷史發展分為四個階段，並草擬了一份寫作提綱。鄧小平看后，在1980年3月19日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明確提出了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這一指導思想具有如下基本內涵：一是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二是實事求是地分析建國30年來歷史上的正確與錯誤、功過與是非﹔三是通過這個決議對過去的事情做個基本的總結，團結一致向前看。這一指導思想，在其后的起草工作中貫徹始終。是否做到了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寫好毛澤東思想，成為判斷決議起草工作成敗的一條根本標准。

　在這一指導思想中，鄧小平指出，“最重要、最根本、最關鍵的”還是第一條，即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為此，他認為，第二個歷史決議要寫毛澤東思想的歷史，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要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思想，科學地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就要把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特別是今后還要繼續貫徹執行的內容，用比較概括的語言寫出來。

　貫徹這一指導思想，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面臨一個具有方法論意義的重要問題，這就是決議寫史從何時開始的問題。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需要與相應的歷史相聯系。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是與其生平思想業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歸根結底是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成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探索，與毛澤東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須臾不可分離的。若決議寫史隻局限於“建國以來”，不可能為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提供完整的歷史依據，也不可能寫出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調整或改變起初設定的“建國以來”的寫史范圍，成為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貫徹指導思想的一種必然選擇。

第二個歷史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確立后，鄧小平在研究和比較系統地闡述黨史國史問題的基礎上，思考的一個重點是決議的內容與形式問題。1980年4月1日，他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提出了一個由如下五個部分組成的寫作框架。這就是：一、前言﹔二、關於建國以來十七年﹔三、關於“文化大革命”﹔四、關於毛澤東思想﹔五、結語。其中，從內容上講，前言部分主要是回顧建國以前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思想部分既包含“建國以來”，也涉及新中國成立以前的歷史。這些意味著決議寫史的范圍在一定意義上需要突破“建國以來”，聯系或上溯至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鄧小平說到前言部分時指出，“話不要太多”。這表明，鄧小平在寫史問題上對於決議從何時寫起的問題的認識，這時還是原則性、概括性的，需要進一步明確和具體化。

探索寫好毛澤東思想的方法，推動決議從建黨起寫史

　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過程，是改革開放以來全黨一次比較集中地學習研究黨史國史的過程。決議草稿形成后，中共中央辦公廳於1980年10月12日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后，10月中旬至11月下旬，黨內對決議草稿開展了“四千人大討論”。討論稿在總體上仍然是按照“建國以來”進行寫史的。從討論的情況看，在兩個基本問題上反映比較突出、意見也比較集中，需要加以認識和處理：一是決議是否要寫粉碎“四人幫”以后四年﹔二是決議寫不寫、怎麼寫對毛澤東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對於前者，決議起草小組負責人胡喬木在“四千人大討論”前原本准備了一個草稿，由於在是否加印到討論稿的問題上，存在不贊成意見，故當時沒有加印在討論稿中，而是決定等討論后再作決策。鄧小平看到討論的有關情況后，指出這“勢必要寫”。如此，決議在寫史問題上把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聯系並貫穿起來，這也就有了決議后來通過時對於建國以來32年歷史的基本估計。關於后者，實質上是要不要和如何貫徹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的問題。1980年10月25日，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從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角度對此作了深刻闡述。他強調，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總的來說，我們黨的歷史還是光輝的歷史。決議稿中闡述毛澤東思想的這一部分不能不要。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不把毛澤東思想，即經過實踐檢驗証明是正確的、應該作為我們今后工作指南的東西，寫到決議裡去，我們過去和今后進行的革命、建設的分量，它的歷史意義，都要削弱。不寫或不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要犯歷史性的大錯誤。

　 決議不僅寫，而且要寫好對毛澤東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其中一個關鍵問題在於寫史的方法問題。鄧小平指出，對毛澤東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然而，如何寫好的問題，這時還沒有切實可行的具體辦法。

　 黨內“四千人大討論”后，決議草稿經過多次修改，並開展了向老同志征求意見和建議的工作。其中，陳雲、彭真分別就決議從何時起寫史問題，提出了兩個具有代表性的方案。

　一是從建黨起寫史。這是1981年3月間陳雲在與鄧小平的交談中建議的，也是他在同起草小組主要成員鄧力群的談話中提出過的。這一建議的中心思想是，決議寫黨的60年歷史，增加回顧建國以前28年歷史的段落。這樣寫史的意義在於，有了黨的60年歷史，毛澤東的功績、貢獻就會概括得更全面，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據﹔說毛澤東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說毛澤東思想指引我們取得了勝利，就更能說服人了。鄧小平認為，這個意見很好，並請有關負責同志轉告起草小組。

　 二是從黨的七大寫起。1981年4月16日，彭真就決議征求意見稿致信鄧小平等，提議決議寫史從黨的七大寫起，在某些問題上適當聯系第一個歷史決議。其理由主要是：（1）毛澤東思想的問題是第二個歷史決議的一個主要問題，而正式提出和確定這個問題的是黨的七大。（2）黨的七大、八大是決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和社會主義改造勝利，決定中國命運的大會。黨的七大和毛澤東的領導，對此是有決定或重要意義的，而社會主義改造又是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前提的。（3）從黨的七大前后寫起，寫36年的若干歷史問題，不僅可以和第一個歷史決議相銜接，保持應有的歷史連續性，並且可以對黨的七大以來，主要是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問題，本著宜粗不宜細、有利於進一步鞏固和促進政治上安定團結的原則，是就是，非就非，實事求是地順理成章地作出正確的結論，以統一全黨的認識。

　 上述兩個方案的主要區別在於，決議是寫黨的整個歷史還是寫黨的七大以來的歷史。無論採取哪種方案，都使決議在寫史問題上超出了“建國以來”的范圍，而且它們的出發點都在於如何更好地貫徹決議起草工作的指導思想，並統一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之中。在鄧小平的主持下，第二個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主要採納了陳雲的建議，在決議中專門寫了“建國以前二十八年歷史的回顧”，當然也對彭真所提方案的重要內容與基本精神給予了應有反映。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這一決議，標志著黨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第二個歷史決議根據黨的整個歷史，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起了總結歷史、統一思想、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歷史作用，並對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07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