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決議》的文化底色

《古田會議決議》的文化底色

肖冬鬆

用什麼樣的文化武裝官兵，培育什麼樣的精神世界，關系軍隊靈魂、性質、宗旨、力量、前途與命運，是建軍治軍的大問題、深層次問題。《古田會議決議》的一個重大價值和意義在於：在我軍歷史上，首次系統完整地分析和回答了這個問題，論述了克服各種不良習俗和錯誤思想，用無產階級文化武裝官兵的極端重要性，闡明了人民軍隊文化建設的任務、途徑和方法，為把我軍建設成為一支信仰之師、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勝利之師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從文化層面思考回答我黨建軍治軍之道的開篇之作

我黨對人民軍隊建軍治軍規律的探索與思考，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由淺入深的過程。黨的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綱領，雖然提出了“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把工農勞動者和士兵組織起來”等要求，但其重點是組織領導工人運動。黨的二大、三大看到了農民的巨大作用，對於軍事斗爭和軍隊建設，由於“不懂得直接准備戰爭和組織軍隊的重要性”，因而缺乏這方面的認識與實踐。

國民革命時期，特別是從參加黃埔軍校建校治教開始，經過東征和北伐，我黨開始懂得軍事的重要了。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伐軍各軍擔負政治工作的共產黨員，到1926年12月已達1500人左右。這一時期我黨的軍事活動，主要圍繞建設由國民黨實際領導的國民革命軍和進行國民革命戰爭展開，對於如何建立和建設由我黨直接領導的人民軍隊，雖然作過初步嘗試如創建葉挺獨立團等，但總體處於重視不夠、認識不夠的狀況。

我黨真正認清建立人民軍隊的極端重要性並自覺探索建軍治軍之道是從創建紅軍（最初為工農革命軍）開始的。從1927年8月至1928年夏，我黨先后發動領導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等100多次武裝起義。如何把一支以農民為主體的軍隊從政治上、組織上、思想和文化上改造成為堅決聽黨指揮、具有高度思想覺悟、組織紀律和戰斗力的強大人民軍隊，成為這一時期我黨探索建軍治軍之道的中心課題。三灣改編則著重從組織和制度層面為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建立新型官兵關系、增強部隊團結統一和戰斗力、建設新型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和制度基礎。

《古田會議決議》著重從思想和文化層面思考和回答了這個問題，為把我軍真正建成人民軍隊奠定了深層根基。要看到，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不僅要解決組織和制度問題，還要解決深層次的思想和文化問題。再好的組織框架和制度設計，若沒有高度的思想認同和文化支撐，在執行中也會大打折扣甚至落空。我軍建軍之初，“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分所構成”、軍隊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等原因，小農文化、小資產階級文化、封建文化等各種非無產階級文化在官兵中有較大影響，並集中表現為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毛澤東把紅軍內部思想和文化的斗爭概括為“兩個思想系統的斗爭”，強調指出，唯有堅決斗爭，徹底糾正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才能擔負起中國偉大革命給予紅軍的任務。《古田會議決議》堅持和發揮了毛澤東這一思想，全面系統地分析了紅軍黨內存在的八種錯誤思想及其根源，提出了糾正的途徑和方法，為確保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建設強大人民軍隊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和文化基礎。

創立和發展我軍先進文化的奠基之作

《古田會議決議》在分析批判單純軍事觀點、極端民主化觀點、非組織觀點、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這八種錯誤思想時，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觀點，為我軍先進文化的創立、豐富和發展提供了核心框架、思想基石和文化底色。完全可以說，我軍在長期軍事斗爭和軍隊建設實踐中形成的以戰略戰術原則、馬克思主義信仰、共產主義信念及其相應的政治道德思想、愛國主義精神和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等為主要內容的軍隊先進文化，是以此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是對這些重要觀點的豐富、發展和深化。這些觀點主要有：

“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的觀點。《古田會議決議》分析批判了“軍事與政治關系”問題上的單純軍事觀點，明確指出，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紅軍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以此為基礎，我黨和軍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軍隊要聽黨的話，軍隊不能打自己的旗幟﹔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這一根本政治原則，是我們軍隊的軍魂，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在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根本原則問題上，我們要頭腦特別清醒，態度特別鮮明，行動特別堅決，決不能有任何動搖、任何遲疑、任何含糊等等。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軍聽誰指揮”的問題，展示了我軍先進文化內蘊的堅定政治立場。

“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的觀點。《古田會議決議》分析批判了“紅軍職能任務”問題上的單純作戰思想，強調指出，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為了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並幫助群眾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群眾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以此為基礎，我黨和軍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於民眾之中，兵民是勝利之本﹔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軍唯一宗旨和最高准則﹔一切為了人民群眾，一切向人民群眾負責，一切向人民群眾學習，相信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軍隊要貫徹以人為本的建軍治軍理念等等。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軍為了誰、依靠誰”的問題，展示了我軍先進文化內蘊的根本價值追求。

“注意調查和研究”的觀點。《古田會議決議》分析批判了“根本思想方法”問題上的主觀主義思想，認為主觀主義在紅軍黨內的存在與發展，對革命非常不利，明確指出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並以此為指導，注重社會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以此為基礎，我黨和軍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本本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法是最危險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調查就是解決問題﹔要反對本本主義，堅持“共產黨人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線”﹔反對本本主義的主觀主義態度，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的實事求是態度﹔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中國革命能夠勝利，歸根到底，就是靠這個等等。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軍如何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展示了我軍先進文化內蘊的鮮明思維特色。

“注意階級利益、黨的利益和整體利益”的觀點。《古田會議決議》分析批判了“個人與階級和黨的關系”“個體與整體的關系”問題上的個人主義思想，認為紅軍黨內存在的個人主義，或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考慮問題，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或隻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或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或過多考慮個人享樂，不願意過物質匱乏的斗爭生活，表現為報復主義、小團體主義、雇佣思想、享樂主義、消極怠工、離隊思想等種種傾向，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斗力的銷蝕劑，於革命和斗爭極為不利。以此為基礎，我黨和軍隊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如紅軍是工農的軍隊、黨的軍隊，是一個有集中指揮和統一訓練的武裝集團，必須把階級利益、黨的利益、整體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創造鐵的紅軍﹔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是共產主義精神，每個共產黨員都要學習這種精神﹔革命軍人要處處以黨的利益為重，處處從革命的需要出發，做個永不生鏽的螺絲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艱苦奮斗是我們的政治本色和優良傳統，我們要堅持和發揚等等。這些思想，深刻回答了“我軍追求和踐行什麼樣的道德”的問題，展示了我軍先進文化內蘊的基本倫理原則。

探索和揭示我軍先進文化傳播規律的經典之作

文化是群體的思想和價值觀，標識的不是個體而是群體的精神狀態。也就是說，知識、觀念、價值觀、精神隻有被群體所認同、接受並成為自覺行動甚至生活方式，才能成為一種文化。《古田會議決議》的一個重大文化貢獻在於：不僅分析批判了紅軍黨內存在的各種錯誤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先進觀念和思想，而且還圍繞“如何傳播這些先進觀念和思想”，使之成為紅軍官兵的思想共識、價值認同和精神家園即成為一種文化，進行了深入分析和思考，准確揭示了紅軍在這方面存在的現狀及問題，在總結經驗教訓基礎上，全面系統闡述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對象、形式、方法及組織等內容，多方面多層次深刻揭示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規律，為大力傳播先進文化、推動先進觀念和思想進入官兵頭腦、心靈和行動，奠定了重要的理論與政策基礎。《古田會議決議》在探索和揭示我軍先進文化傳播規律方面的歷史性貢獻主要在於：

深入分析闡明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基本對象。《古田會議決議》闡述的傳播對象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軍隊黨員干部。他們是領導力量、中堅和骨干，在中國革命戰爭和紅軍建設發展中發揮著引領和帶頭作用。二是軍隊士兵。他們是從事革命戰爭的主體力量，是紅軍建設發展的基石。三是廣大群眾，主要包括工農群眾、城市貧民（中小商人與學生）、游民等群體。他們是革命軍隊的深厚力量源泉，是推動中國革命的根本力量所在。

深入分析闡明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主要形式。《古田會議決議》針對不同的傳播對象，著重闡述了三種不同的傳播形式。一是對黨員干部主要採用“教育”的形式。強調指出：“紅軍黨內最迫切的問題，要算是教育的問題。為了紅軍的健全與擴大，為了斗爭任務之能夠負荷，都要從黨內教育做起。”二是對士兵主要採用“政治訓練”的形式。要求圍繞19個方面的內容，“很藝術地編制課本，作對士兵的訓練材料”。三是對廣大群眾主要採用“宣傳”的形式。闡述了紅軍宣傳工作的任務，就是擴大政治影響爭取群眾。

深入分析闡明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手段方法。《古田會議決議》在闡述三大傳播形式的同時，還提出了與之相適應的一系列手段方法。與黨內教育形式相適應，提出了18種方法﹔與政治訓練形式相適應，提出了8類方法，各類方法中又有若干更為具體的方法﹔與宣傳形式相適應，提出了10種方法。這些手段方法，是在深入分析紅軍在這方面存在的缺點與不足，系統總結成功經驗基礎上提出來的，也是為解決紅軍思想和文化建設問題，促進革命事業順利發展而服務的，在目的歸旨上具有很強的實踐性﹔是與不同的傳播對象、傳播內容、傳播形式相配套相適應的，在目標指向上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包括談話、上課、講故事、演講等口頭傳播方法，傳單布告報紙雜志書籍等紙質傳播方法，上門板、捆禾草、群眾集會以及開會等行為傳播方法，在種類結構上具有很強的系統性﹔規定得非常明確細致，如關於上政治課的教授法，就列出了啟發式（廢止注入式）、由近及遠、說話要通俗、以姿勢助說話等十方面要求，在具體運用上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

深入分析闡明了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組織保証。《古田會議決議》認為：“紅軍的宣傳隊是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工具，宣傳隊若不弄好，紅軍的宣傳任務就荒廢了一個大的部分”。強調指出要從理論上思想上糾正一些官兵把宣傳人員看成是“閑雜人”“賣假膏藥”等輕視宣傳工作的錯誤觀點，把宣傳工作真正作為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方面﹔要改造宣傳員成分，糾正把火夫、馬夫、俘虜兵甚至吃鴉片者等水平和成分差的人塞進宣傳隊以至於宣傳隊成了“收容所”的錯誤做法，從地方政府選派進步分子和從各部隊士兵中挑選優秀分子參加紅軍的宣傳隊。要求在全軍各級健全完善宣傳機構並明確規定了紅軍宣傳隊的人員編制、組織關系、主要任務、人員選拔、費用保障等一系列問題，為提高我軍先進文化傳播的質量效益，奠定了重要的組織基礎。

總之，《古田會議決議》是我軍先進文化建設發展史上的一部經典文獻，是老一輩共產黨人留給我們的極其豐厚而珍貴的文化遺產，它所確立的文化分析方法、先進文化觀念以及對文化傳播規律的深刻見解，不僅深深影響著我軍文化建設和思想發展的前進方向與歷史進程，而且對當代中國軍隊建設發展也有諸多文化啟示。

（來源：《解放軍報》2014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