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校讀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校讀

林輝鋒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是毛澤東民主革命時期的重要代表作之一。在該文中，毛澤東首次運用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對當時中國復雜的社會狀況進行深入解剖，分析了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進而判定他們的階級性以及他們對即將到來的中國革命風暴的態度，解決了中國社會革命的對象及主要力量等重大理論問題，對具體的革命實踐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毛澤東選集》的編輯者在提到其寫作意義時稱：“毛澤東此文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隻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隻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軍問題。”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最早刊於中國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主辦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5年12月1日出版）。文字上略作改動后刊於中國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中國農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出版）。作者作了多處修改后又刊於共青團中央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26年3月出版）。在編入《毛澤東選集》時，作者又進行了較大的修改和補充。由於多次修改，在這些不同的版本裡面，《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具體內容存在著或大或小的差別。筆者選擇目前通行的版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及其最初版本（1925年12月1日版）進行比勘閱讀，從其修改變化的痕跡中加深對近現代中國社會變革的認識。

　 筆者發現《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這兩個版本之間存在較多不同之處。一般而言，在編輯文集的過程中，編著者都會進行一些一般性的文字增刪、潤色工作。而這兩個版本之間的差異則不僅僅是文字上的變化，還涉及內容、觀點等多方面的變化。

　在寫作背景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毛澤東此文是為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之外，還有一個背景，那就是為了彌補國民黨“一大”宣言的不足，在原版本的第一段裡面，作者明確說：“國民黨第一次全國大會宣言，就是宣告這個策略的決定和敵友的分辨。但那個宣言極其簡單。”但后來的版本沒有保留此段介紹，實際上第一次國共合作是毛澤東寫作本文的一個重要背景，對此有深入了解可以更好地了解文中涉及的內容。

　 在內容方面，原版本的篇幅比目前通行版本稍多。原版本在提到文章的內容時說，“我們要認識這重要的策略，要分辨那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階級性、人數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收入《毛選》時刪去了“階級性、人數”兩項。關於階級性的論述在具體的行文中可以體現出來，但是關於各階級人數估計的內容則完全刪去。原版本對於各階級的人數及其對革命的態度有大量的論述，文中還列有專表。《毛選》除了刪去關於各階級人數的論述之外，原版本關於中間階級分化情況的論述也刪去了很大的一部分。為何刪去這些內容？由於沒有看到明確的記載，我們無法確知其中的原因，隻能作一些推測。以刪去各階級的人數為例，由於作者在各階級人數方面的數字都是靠估計得出來的，而且各階級人數是時時變化的，從一個較長的歷史時段看，很難找出一個相對准確的數字。而刪去這些數字，不僅於原文整體文意無損，反可以使該文更加簡潔。

　除了上述這些完全刪去之外，《毛選》本在許多問題的論述上還作了重大修改。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在具體的階級分析方面。關於大資產階級，原版本的表述是“大資產階級”，而《毛選》本則直接稱之為“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對其階級性的分析上，《毛選》本除了繼續指出其“附屬於帝國主義”這一特點之外，還著重指出，“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后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系，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至於這一階級的政治代表，原版本的表述是：“買辦階級——與外資有密切關系之銀行家（如陸宗輿、陳廉伯等）、商業家（如唐紹儀、何東等）、工業家（如張謇、盛恩頤等）﹔大地主（如張作霖、陳恭受等）﹔官僚（如孫寶琦、顏惠慶等）﹔軍閥（如張作霖、曹錕等）。”此外，還包括附屬於以上四種人的“反動派知識階級”。到了《毛選》本，這一階級的政治代表則變為“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中產階級方面，《毛選》本稱，在革命高潮來臨之際，“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分化”。在這裡毛澤東只是籠統地稱為“中間階級”﹔事實上，在原版本裡毛澤東對於中間階級是有一個具體的說明的，“那些中間階級，在西洋如所謂第二國際等類，在中國如所謂國家主義等類，必須趕快的分化”。從原版本的論述看，國民黨右派也屬於毛澤東所謂的中間階級。國家主義派和國民黨右派，從原版本時的“中間階級”，到《毛選》本則變為了“極端的反革命派”，成為中國革命的死敵。這一變化體現了這段歷史時期內中國革命對象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毛選》本的表述說明，作者對中國社會的問題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在指出這部分人在革命中的作用的同時，也強調了其所具有的“破壞性”。

　第二，關於知識分子的論述也有一些變化。原版本在論述大資產階級時，認為“反動知識階級——上列四種人之附屬物，如買辦性質的銀行工商業高等員司、軍閥政府之高等辦事員、政客、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大律師等都是這一類。”在論述中產階級時，認為“小地主、許多高等知識分子——華資銀行工商業之從業員、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學校專門學校教授學生、小律師等都是這一類。”關於小資產階級，作者認為，“小知識階級——小員司、小事務員、中學生及中小學教員、小律師等都屬於這一類人。”在文章的結語部分，作者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反動派知識階級即所謂中國大資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乃是我們真正的敵人。”這些內容，《毛選》本裡刪去了很大部分，在具體行文中，隻有一處提到知識分子：“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結語部分關於知識分子的表述也有改動：“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通過兩個版本的比較，可以看出，在原版本裡面，作者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認識還比較模糊，到《毛選》本則明確地將知識分子稱為一個“階層”。《毛選》本裡大大簡化對知識分子的論述，跟作者的這一思想認識上的變化或許不無關系。

　第三，關於革命領導權論述的變化。該文原版本裡並沒有談及革命的領導權問題，在論述無產階級時，只是提到，“故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而沒有提工業無產階級是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而《毛選》本的結語部分，作者則增加了“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這樣一句話，明確不過地指出中國革命的領導權屬於工業無產階級。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兩個版本之間文章的精髓雖然沒有大的改變，但二者關於許多具體問題的論述已經有了相當大的變化，且這種變化不僅僅限於文字上的增刪潤色。相比而言，原版本很像一個具體的調查報告，而《毛選》本則更為系統，更具理論性、“經典性”。從學術研究的角度看，隻有扎扎實實地運用包括版本校勘在內的各種辦法，分清作者當時的想法及此后所發生的轉變，找出演變的軌跡，才能更加深入地了解歷史真實。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