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李大釗 理解李大釗——編注《李大釗全集》的幾點認識和體會

走近李大釗 理解李大釗

——編注《李大釗全集》的幾點認識和體會

○楊琥 王憲明

[摘要]為紀念革命先賢，推動李大釗生平思想研究的進一步深化，也為了使廣大讀者更好地讀懂和理解李大釗，中國李大釗研究會重新編輯、修訂、出版了《李大釗全集》。此次修訂，我們在擴大搜羅范圍的同時盡量保留文字原貌，基本不作刪節。對於文章排序，我們本著將文本、語境和思想統一起來的原則，在對具體篇章進行詳細考証的基礎上作了一些調整，以求更准確地反映李大釗思想發展的內在邏輯和實際歷程。此外，為了確定李大釗文章中出現的諸多外文詞匯和譯名的准確含義，我們按照李大釗文章中提供的線索，深入到文章所涉及的外國文化、外國語言和外國語境中作了細致考訂，糾正了之前的一些錯誤。在校勘和注釋方面，我們力求精細、簡約、准確，為讀者提供一個完整、可靠、宜讀的文本。

[關鍵詞 ]《李大釗全集》﹔編輯修訂﹔文本邏輯﹔歷史語境

[中圖分類號 ] D231 [文獻標識碼 ] A

1889 年李大釗出生之際，正值中華大地衰亂之時。正是由於以他為代表的一代先驅立志“深研政理”、“再造”中華，勇於首舉“赤旗”、傳播馬列，才使得“從此神州不陸沉”（林伯渠：《題〈李大釗選集〉》，《李大釗選集》卷首，人民出版社1959 年版。），並開啟了后來新中國的創建歷程。歷史進入21 世紀，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接近於現實。在此，我們謹將在新版《李大釗全集》修訂工作中秉承的理念、產生的思慮和取得的收獲略作申述，盼能稍有助於進一步認識、理解革命先賢李大釗。

一

李大釗著作的搜集、編輯工作早在20 世紀30 年代就已經在十分艱難、危險的條件下開始了。1939 年4 月，由北新書局出版的　《守常全集》就是早期編輯工作的一項重要成果。該書約20 萬字，收文30 篇。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出版社分別於1959 年和1984年出版了《李大釗選集》、《李大釗文集》（上下冊）。前書近40 萬字，收文133 篇，后者增加到100 萬字，文章也增加到438 篇。這兩部文集，在當時對宣傳李大釗、研究李大釗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於歷史的原因，它們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缺憾和不足。1959 年出版的《李大釗選集》，不僅未能將當時已搜集到的李大釗論著全部收錄，而且對已收入的不少文字進行了刪節、改動。1984 年出版的《李大釗文集》，為了“維護”李大釗的光輝形象，對李大釗文章中關於“吳佩孚”、“考茨基”等人物的肯定或贊揚的言辭予以刪除。這種做法，從嚴格的學術標准來看是不妥當的，也不能完整、准確地展現李大釗思想的全貌及其探索的曲折過程。我們編注的1999 年版的《李大釗文集》和 2006年版的《李大釗全集》，雖然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的某些不足，但是，由於認識不足、重視不夠，仍未能完全發現並改正這些版本中存在的此類問題，排版時仍以 1984年版作為底本，致使一些原已存在的問題延續下來。

此次修訂后，《全集》中所收的李大釗著述，凡是當時公開發表、能夠找到最初發表原件的，一律使用原件作為底本排印，其他各種版本則隻作為參考，力求所收錄的文字均為發表時的原貌。

二

編輯《李大釗全集》，並非僅僅是簡單地將已搜集到的李大釗的論著匯編在一起，而是要通過真實、准確地展現李大釗的“文”，進而展現李大釗其人和他所處的時代。反過來，編注李大釗的文章，又要求我們正確、全面認識李大釗其人與他所處的時代。

李大釗生活的時代，是一個大變動的時代。時勢變遷使得李大釗一些文章的發表時間與寫作時間不一致，一時不易弄清其確切的寫作日期。對這些文章，我們隻能從詞語、語境以及內在線索的邏輯聯系入手，將文本、語境和思想三者統一起來進行綜合分析，進而推斷這些文章的撰寫時間。此次修訂，我們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調整了若干文章的編排次序，企望能比較清楚、准確地反映李大釗思想發展的實際歷程和內在邏輯，為進一步研究李大釗及其思想提供更為可靠的依據。

為此，我們把編排工作放在篇章研究的基礎之上，以篇章為單位，結合語境，對語言文字實體進行研究。例如，《青春》一文，原發表於 1916年 9月 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 2卷第 1號，以往所有李大釗文集，都按該文在《新青年》發表的時間（ 1916年 9月 1日）編排。本書則將該文改排在《民彝與政治》（ 1916年 5月 15日）之后，即把它作為與 1916年四五月作者撰寫的《民彝與政治》同一時期的作品。該文開首即說：“春日載陽，東風解凍。 ”又說：“當茲春雨梨花，重門深掩，詩人憔悴，獨倚欄杆之際，登樓四矚，則見千條垂柳，未半才黃，十裡鋪青，遙看有色。”（《李大釗全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307頁。）這些句子說明，該文的寫作時間是在春天。其次，文中又有“遠從瀛島，返顧祖邦。肅殺郁塞之象，一變而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為百卉昭蘇之天矣”等語，尤其是“遠從瀛島”、“返顧祖邦”兩句更是明確點出了此文的寫作地點是日本，而非國內。再考察李大釗這一時期的行蹤，他是 1916年 5月中旬回到上海的，隨后就積極參與反袁斗爭，非常繁忙，沒有充裕的時間撰寫這樣的長文。由此可以推斷，該文當於他回國之前即已完成。據以上篇章語意與行蹤史跡，我們將該文的寫作時間定為 1916年的四五月間。

再如，李大釗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文章《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原按《新青年》發表的時間（ 1919年 9月、11月）編排，即排在《再論問題與主義》（1919年 7月 21日）的后面。此次修訂，則將該文調整為第三卷的開端之作，排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之前。事實上，《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系李大釗為紀念馬克思誕辰 101周年（ 1919年 5月 5日）而寫。該文的最初撰寫，至少比發表時間提前半年，但由於文中引用了 1919年 8月 3日《每周評論》上“明生通訊”中的一條材料，以往的研究者大多以此為據，推斷該文的寫作時間為 1919年八九月，即在《再論問題與主義》之后。從表面上看，這是有道理的，但事實卻不然。我們認為，要確定這篇文章究竟撰於何時，首先須搞清楚“明生”是誰，這是弄清問題的前提。我們系統地考察了李大釗的各種社會關系，翻閱了大量報刊雜志，終於查清“明生”原來是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同事陶孟和的筆名。弄清楚了“明生”是誰，便有可能進一步把陶孟和這一時期的行蹤搞清楚。原來，陶孟和在 1919年 3月赴歐美考察教育，“明生通訊”就是他在途中連續寄給陳獨秀、胡適和《每周評論》的信件，發表在 8月 3日《每周評論》上的這篇“明生通訊”就是其中之一。而且，這篇通訊早在當年五六月份已寄到胡適手中。作為《每周評論》的主編之一，李大釗在發表之前當有機會讀到這些信稿。正因為如此，在該篇“通訊”發表之前，他應當已經看過，並悉知其內容。李大釗在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時，就將它引用在自己的文章中。也就是說，《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引用 8月 3日“明生通訊”中的文字，並不是在該通訊發表之后，而是在此之前。據此，再結合其他一些証據，可知《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在 8月初便已撰寫完畢。

李大釗的文章是由他個人撰寫，但發表時間，特別是刊物出版的種種境遇，則不由他個人決定。發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新青年》第 6卷第 5號（“馬克思研究專號”），盡管由李大釗主編，但那個時代的信息傳播速度和報刊雜志的編、刊周期，限於條件，不能與今天相比（且不說政治事件、社會運動的發生以及其他條件的影響）。我們從《新青年》的編輯和出版流程、當時的交通運輸條件以及信息傳播的速度等多方面考察，初步確定了該期《新青年》編輯完成的時間約在 1919年 8月初，出版時間則在 9月初，從最初策劃到最后出版的時間差有五六個月左右。根據上述史實判斷，李大釗開始撰寫《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應在《新青年》第 6卷第 5號策劃之初。該文的主體部分在該期《新青年》計劃出版的 1919年 5月便已撰就，最后定稿時間也是在該期《新青年》交付出版的 1919年 8月初，而決不可能在該期《新青年》延期出版的 1919年 9月初。（參見楊琥：《李大釗〈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一文若干問題的探討》，牛大勇、歐陽哲生主編《五四的歷史與歷史中的五四》，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0年版，第 319—340頁。）

所以，我們將這類文章按新考訂的時間排序，使李大釗著述的文本邏輯、思想邏輯與歷史邏輯相一致，以求更加真實、全面地展現李大釗的思想與生命歷程。

三

李大釗所處時代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中外大通。中國與外國思想文化交流的范圍與機率劇增，世界主要國家的語言、文化、思想通過不同渠道傳入中國。與此時代相適應，李大釗的許多論著從本質上看，不能不成為一種跨文化、跨語際，甚至跨語境的文獻，具有中國古典文獻所不具備的特點。具體而言，這些文獻多是亦中亦西，跨著中外兩種乃至多種不同文化，跨著中日、中英、中德、中法、中俄等多種語言文字的。有的是直接翻譯而來，有的則是通過間接翻譯而來，有些甚至直接使用外文原文。因此，為了完全、徹底讀懂李大釗的文章，必須按照李大釗文章中提供的線索，深入到李大釗文章所涉及的外國文化、外國語言和外國語境中去探幽索隱。對於外國人名，不僅要發音對得上，而且要與人物的時代和生平事跡及思想學說等都能相符﹔對於外國的觀念、著作、學說，則力求找到其最原始的出處，從而使名稱、文字和思想內容等都能相合。這對編輯注釋者來說，無疑是一個繁重但又不能不應對的挑戰。因此，在此次修訂工作中，我們盡可能通過跨文化、跨語際的研究，把標點、校勘等工作做得准確一些，把一些重要詞語的注釋做得到位一些。

對於李大釗著述中的這一類文本，在編注過程中，首先不能不對其中的名詞概念，包括人名取得真知確解。例如，李大釗文章中出現過這樣四組人名：一、“克爾闊卜”（《彈劾用語之解紛》）﹔二、“苦羅馬加宗”（《政論家與政治家（一）》）﹔三、“改得西爾列爾”（《<晨鐘 >之使命》）﹔四、“Perry Harris”（《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這四組外國人名，過去通行的各種版本都認為每組是一個人。但是，經過反復研讀，我們發現，這些人物都不是一個人，而是兩個人，應分別斷為“克爾、闊卜”，“苦羅馬、加宗”，“改得、西爾列爾”，“Perry，Harris”。一個小小的頓號、逗號，看似再簡單不過，但是，從“一個人”查清為“兩個人”，並由此真正讀懂這四組人物的意思，我們足足用了漫長的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事實上，在以往的各種版本中，曾經出現過不少將兩個人當作一個人，或者將一個人當作兩個甚至三個人的錯誤。無疑，隻有經過跨文化、跨語際的清理和追索工作，才能准確斷句、標點，進而才能切實、准確地認識和理解文中涉及的人和事。

然而，跨文化、跨語際並不是簡單地跨語音，僅僅以語音為依據來判斷外國人名的身份，而是必須結合李大釗文中所涉及到的歷史語境，考察人物的生平事跡、思想主張及其與同時代人的關系等歷史文化內容。例如，《政論家與政治家（一）》中，李大釗提到：“英之國民，雖以保守著聞，而有時亦生路特爾、克林威爾。”（《李大釗全集》第 1卷，第 496頁。）　如果單從讀音上來看，英文發音中接近“路特爾”的英國人名當然不少，但是，此人須具備下列諸條件：第一，不僅不保守，而且必須做過某些明顯與保守傳統不同的大事，即做過某些革命或激進之事﹔第二，在英國歷史上，其地位必須與克林威爾（即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1599—1658）相當，甚至更高﹔第三，其生活時代應早於克林威爾或與之同時代。在英國政治發展史上，同時具備這三項條件的，則隻有一個人，這就是 William Lentha ll（即威廉·倫索爾， 1591—1662）。Lenthall舊譯“林少兒”、“愣塔爾”等，英國國會議員、下院議長，本來是英國政壇上比較中立甚至偏保守的政治家，但在“光榮革命”中卻逐漸成為民黨和革命派的領袖人物， 1640年被推舉為長期國會的議長。內戰期間，他又與民軍站在一條戰線，后因與克倫威爾發生沖突，被迫辭去議長一職。克倫威爾倒台后，他在部分軍官的支持下再度出山。顯然，這位 Lenthall的時代和生平事跡與李大釗的描述是相符的。可見，如果不同時運用跨文化、跨語際的方法進行考察，就無法斷定“路特爾”是誰，也就無法理解李大釗在此文中為什麼特別舉他來做典型例子。而弄清了“路特爾”是誰之后，對李大釗文章中所表達的觀點和主張的認識自然也就深化了。

在有些情況下，李大釗用極其簡約的詞語傳達了外國某一思想家的思想，需了解相關思想和學說的發展情況，才有可能對李大釗的文章形成比較正確的認識。為此，我們盡力把李大釗所提之人的相關情況詳加查閱，或將他所引之語的原文從外文資料中找尋出來，追根溯源，互相比照，查清此人或此語的學術背景，確定李大釗所提之人或所引之語的來源。例如，李大釗在《戰爭與人口（上）》中提到：“法人卜爾隆氏，謂動物壽命平均為其發育年齡之五倍，如駱駝八年發育，其壽命為四十年﹔牛四年發育，其壽命為二十年。”（《李大釗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 2013年版，第 61頁。）要讀懂李大釗這句話，就不能不對歐洲學術界對人類和動物壽命問題的研究加以了解。近代歐洲研究人類及動物壽命，最著名的有二人：一為 Buffon，原名為 George—Luis Leclerc，封伯爵以后稱Count de Buffon，舊譯“布豐”、“柏芬”等，是法國著名的博物學家，曾對動物和人類的壽命進行過研究，認為生物的壽命一般是其成長期的6—7倍﹔另一位也是法國人，即 Marie—Jean—Pierre Flourens( 1794— 1867），舊譯“夫盧龍”、“佛諾林”等，是著名生理學家、首個進行腦功能試驗的科學家、法蘭西科學院院士，也是《布豐全集》的編輯者，並著有《人類壽命》一書。在該書中，他提出一個著名的定律，即：動物和人類壽命的長度不是布豐所說的發育期的 6—7倍，兩者之間“真正的比例是 5或近似的倍數”。按照這一定律，駱駝發育期 8年，馬發育期 5年，牛發育期 4年，獅子發育期 4年，狗發育期 2年，人類發育期 20年，其壽命應分別為40年、25年、15—20年、20年、 10—12年、100年。（Marie—Jean—Pierre Flourens,On Human Longevity and the Amount of Life upon the Globe, London: H. Bailliere, 1855, pp.64—65.）據此判斷，李大釗文中所說的“法人卜爾隆氏”，就是上述第二位法國學者。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追溯和比較，我們就可以確定，李大釗在人口問題上是受了此位學者的影響，這無形之中加深了對李大釗思想的認識。

同時，跨文化、跨國際的語境也是理解李大釗文章的重要線索。李大釗《不自由之悲劇》一文中有這樣一段話：“往者余居日本，美國馬秀士博士東游抵東京，所至輒有演講，大致皆為關於民主政治與輿論（Democracyand Public Opinion）之問題。神田中國青年會亦招博士為吾國學生講演，是日演題為《美國制造輿論之淵源》，余亦往聆其說焉。”（《李大釗全集》第 2卷，第 157頁。）美國學者之中，發音為“馬秀士”、具有博士頭銜且又發表過有關民主政治與輿論之間關系論著的人並不少見。經過查找比對，我們發現具備李大釗文中所提到的所有條件的人，則隻有Shailer Mathews（ 1863— 1941）一人。首先，此人是美國著名的教育家，曾任科比學院政治與經濟學教授，后長期擔任芝加哥大學神學院院長等職，有《法國革命簡史》、《歷史的精神解釋》及有關聖經、神學、教育、婦女、周日工人學校的論著多種，主編過《今日世界》等雜志。其次，此人曾作為全美教會聯合會的代表，攜帶威爾遜總統的信件前往日本，就此前美國社會上出現的排日輿論等問題作解釋，並表達美國人民願與日本保持友好關系的願望。 1915年 1月底抵達日本后，受到日本政府和社會各界隆重接待，在日訪問一個月，發表演講百余次，其中就包括 2月 6日在李大釗留學所在的早稻田大學所做的演講。再次，其論著及在日演講中多有涉及宗教、教育、戲劇等與公共輿論和民主相關的內容。實際上，馬秀士此次代表美國教會和威爾遜總統赴日，最重要的一個使命，就是向日本政府和社會解釋美國公共輿論與民主制度之間的關系，以尋求從公共輿論入手改善美日關系的對策和良方。而應用公共輿論，促進中國文化的更新與發展，正是李大釗、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所關注、思考的重要問題。可見，查清馬秀士的身份、作出准確的注釋，不僅有助於理解李大釗的文意，而且也隻有這樣，才能理解李大釗的言外之意，從而對李大釗認識、理解得更准確，更豐滿，更深透。

此外，由於時代的變遷，語言、名詞、概念的含義也在發生著變化。例如，李大釗文章中的“官僚主義”、“模仿”、“暗示”等，具有那個時代特定的含義。他所說的“官僚主義”是指正面意義上的西方近代的文官制度，而“模仿”、“暗示”則與西方近代社會學理論的傳入有著直接的關聯。所謂“模仿”，是近代社會學、心理學術語 Imitation的譯語。在近代社會學理論中，“模仿”現象是一切社會現象形成的共同規律，不僅兒童之語言服飾、成人之風俗習尚皆由模仿而成，就連法律、政治制度以及宗教信仰、藝術等，無不由“模仿”而成。“暗示”也是近代社會學、心理學術語，即Suggestion，原意是指一個（被認為具有權威或富有經驗學識的）人或團體把自己的意思傳達給別人，別人無批評、無任何合理的根據就迅速地加以接受，其結果是“模仿”。李大釗一直是在此種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這些詞匯的含義，與今天中國一般讀者所理解的意思有很大不同。可見，如果不對一個外來的詞匯或觀念進行跨文化、歷史性的溯源辨析，就會因“辭”害意，無法准確理解文章的思想內容，甚至連辭意本身都理解得不對。這樣，還何談正確理解李大釗文章的思想內容呢？

四

編輯、注釋《李大釗全集》，與研究李大釗的思想生平是有所不同的。編注全集的目的是為了給讀者提供一個可靠、准確、宜讀的李大釗著作文本。盡管在編輯過程中，在標點斷句、篇章編排、詞語注釋中都滲透著編者的研究，但所有這些研究都要服務於編輯工作，服務於如何完整、准確地展現和理解李大釗的文本。因此，編輯工作的著重點應放在追求文本的准確性、可靠性和完整性上。注釋工作則主要是對李大釗文中提到或介紹的學說、思想進行疏通，對於那些文意已足、不至妨礙讀者閱讀的詞語，一般不加注釋。對於外國人物的注釋，則首先從確定姓名入手，然后查找其生平事跡，進而考察其思想主張或論著言論，將名、事、言或思結合起來，多方匯証，在名、事、言三者相符的基礎上，再以簡約文字撰寫注文。在處理好上述問題的基礎上，在編輯、校勘和注釋等方面爭取做到細編、精校、簡注，為讀者提供一個比較完整、准確、可靠的著作文本，為讀者讀懂李大釗著作、理解其精神提供切實的依據，真正達到“知人論世”的目的。“知人論世不在誦讀外，然不論世不可謂知人，不可謂誦讀”，“誦讀”、“論世”的結果是要達到“我之世即古人之世”（（明）沈守正：《重訂四書說叢》卷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四書類》第 163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749頁。），“上下千古，返証寸心”，合其通篇，字字貫穿，最終得出古人的文字“不得不作之故”（（清）翁方綱：《杜詩附記》卷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編委會編《續修四庫全書 ·集部·詩文評類》第 1704冊，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41頁。）。這樣才能將李大釗在晚清民國那樣一個特殊時代所抱持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的社會主義理想和學說融會貫通，進一步引導和激勵今天的讀者接過李大釗首先舉起的“赤旗”和率先信仰的馬克思主義，沿著李大釗等先賢探索的社會主義道路去開創中華民族光明的未來。這就是我們編輯《李大釗全集》與此次修訂工作力求達到的目標。

學術文化關乎世道人心，為社會所賴，與國運攸關。李大釗以其寶貴而短暫的一生所全力追求和塑造的“新文化”、“新世道”、“新人心”，是中華民族走向振興的奠基石。他那忠貞愛國的情懷、全球政治的頭腦、世界文化的眼光、與時俱進的精神，永遠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所需要繼承和發揚的寶貴財富。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深感在今天這樣的時代，能夠有機會參與《李大釗全集》的編輯、注釋和修訂工作，是一件極其光榮的事。無論費多少心血和氣力，都是值得的。

〔作者楊琥，北京大學校史館副研究員，北京 100871﹔王憲明，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北京100084〕

（責任編輯：杜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