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辟蹊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四）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道路》課題組
第四章另辟蹊徑
1981年7月18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香港《明報》社長查良鏞。一位是飽經憂患的中共領導人，一位是寫了20多年社評的政論家，兩人坦誠地交談，話題廣泛而不乏尖銳。鄧小平問：現在世界上的社會主義有多少種？查良鏞列舉了多種，但仍難以說全。鄧小平說：總有100多種吧。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要採用符合中國國情的方法。
這是我們看到的鄧小平關於根據中國國情建設社會主義的較早論述。實際上，鄧小平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探索要早得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則經歷了更為復雜的過程。
《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了主題為“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講話一開始，鄧小平就指出：“今天，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強調：“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這篇著名的講話，后來被譽為“開辟新時期新道路、開創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理論的宣言書”。
當時的中國百廢待興，鄧小平為什麼從解放思想入手撬動歷史轉折？這篇講話經歷了怎樣的醞釀過程？它又是如何實際上成為三中全會主題報告，宣告了新時期的到來呢？
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國的社會主義探索走入了死胡同。政治動亂，思想、體制僵化，人民生活改善緩慢，中國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拉越大。鄧小平本人也經歷了政治上的大起大落。這一切使得鄧小平不得不對嚴峻的現實進行反思。復出后不久，他多次在不同的場合反復追問：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優越性嗎？如果這叫社會主義優越性，這樣的社會主義我們也可以不要。社會主義不是比資本主義優越嗎？不優越叫什麼社會主義。什麼叫社會主義，它比資本主義好在哪裡？每個人平均六百幾十斤糧食，好多人飯都不夠吃，28年隻搞了2300萬噸鋼，能叫社會主義優越性嗎？這樣的疑問在鄧小平這一時期的文稿中隨處可見。一個個沉重的問號下，鄧小平反復追問著同一個問題：什麼是社會主義？
帶著這樣的思考，1978年9月13日到20日，訪問朝鮮歸來的鄧小平特意到了東北。他考察了大慶、鞍鋼兩個企業，但更多的時間是他自己在談，不知疲倦地談，談那些他思慮已久，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的話。他說：“我們要想一想，我們給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社會主義要表現出它的優越性，哪能像現在這樣，搞了二十多年還這麼窮，那要社會主義干什麼？”
在東北視察期間，鄧小平先后發表了六次談話，9月16日他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匯報工作時的談話后來收入了《鄧小平文選》。在這篇不到兩千字的談話中，他連續用了11個問號。可見他那時就在考慮：到底什麼是社會主義？中國怎麼搞社會主義？東北的廣大干部也正是從鄧小平的談話中，慢慢明白了，社會主義首先要搞生產，要搞經濟建設。
正是根據鄧小平的這次談話和他的建議，中央政治局決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要把黨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然而實現這樣的轉移談何容易。
此前，一場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討論正在全國展開。由此引起了長達數月之久的爭論。常識問題都需要爭論，可見思想僵化。這一爭論在鄧小平的領導和大力支持下迅速突破，同時鄧小平也受到極大的觸動。不解放思想，不打破思想的禁錮，一切將無從談起。
1978年11月10日，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准備的中央工作會議開幕。陳雲關於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發言改變了會議的方向。在真理標准問題大討論的啟發下，人們敞開思想，暢所欲言，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進行了清算，會議一直持續了36天。思想解放迎來了大好的時機。根據中央工作會議的進程和會議上出現的新問題，鄧小平決定重新起草他在閉幕會上的講話稿。此前，胡喬木根據鄧小平的要求，已經起草了兩稿。這前兩稿的重點是論述工作重點的轉移。比如11月19日完成的修改稿說明講話的主題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政治局一致決定，必須從明年1月起，及時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中央工作會議開始后，形勢迅速發生變化。鄧小平敏銳地覺察到原來著重講的重點轉移問題不需要特別加以強調了，要突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鄧小平決定他的講話稿要重起爐灶。
12月2日，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胡喬木、於光遠，談重新起草他的講話稿問題。此前，他親筆擬出了3頁紙、400多字的講話提綱。提綱開宗明義，第一個問題就是“解放思想，開動機器”。此外，改革制度，發揚民主，權力下放，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允許一部分先好起來，這是一個大政策，物質鼓勵，國內市場的重要，加強責任制，引進項目，一切向前看等，后來他講話中的關鍵詞和主要思想盡在其中。兩天后，新的講話稿起草完畢。12月5日，鄧小平看完稿子后再次約見胡喬木。當時，胡喬木在稿子背面記下的鄧小平這次談話的內容，第一句話是“語言太多，砍掉一半”。這就是鄧小平的風格。最后定稿不到八千字。鄧小平就是用這八千字開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的這篇講話，開啟了思想解放的閘門，從而為“什麼是社會主義”和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探索掃清了道路，而他提出的一些嶄新的思想也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航程。
這篇講話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並加了一個很長的題注，其中有一句話是“鄧小平同志的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為什麼這麼說呢？對比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與鄧小平這個講話的內容不難發現，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的解放思想，實現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進行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為十一屆三中全會定了基調，並為全會接受，構成了公報的核心內容，因此，說這篇講話實際上成為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是恰如其分的。另外，十一屆三中全會在當時和對后來影響最大的也是這篇講話。這篇講話也成為人們公認的開啟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標志。
思想的解放，推動了全黨工作重心的轉移，推動了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們實行了一系列改革開放的新政策，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
但疑問隨之而來，政策會不會變？這些政策是不是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怎麼干？隻有正確回答這些問題，才有解決群眾的疑惑，堅定前行的信念。
《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深刻反思
1980年4月至5月間，鄧小平在同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和會見贊比亞總統卡翁達時的談話、會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時的談話、會見幾內亞總統杜爾時的談話中，集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后來，這四次談話的節錄以《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為題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鄧小平在談話中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於包括什麼叫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也要解放思想。經濟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總不能叫社會主義。人民生活長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總不能叫社會主義。”“講社會主義，首先就要使生產力發展，這是主要的。”鄧小平的這組談話集中反映了鄧小平對社會主義本質問題的思考，極大地加深了人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認識。
細心的讀者一定會注意到，鄧小平的這四次談話有三次是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談的。他為什麼在這段時間如此集中地同非洲國家的領導人談論同一個話題呢？
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非洲民族解放運動蓬勃發展，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在非洲盛行。從那以后，非洲國家相繼出現了“阿拉伯社會主義”、“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非洲社會主義”或“村社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等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但非洲國家進行的社會主義嘗試，並沒有達到理想目標，反而在諸多方面造成嚴重后果，自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普遍出現衰退現象，越搞越窮。
與此同時，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也出現了曲折。主要表現在生產力發展緩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不快。世界上的社會主義國家也都在思考和探索。中國在六七十年代發生的為期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更迫使中國共產黨冷靜下來，認真總結經驗，對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進行嚴肅的反思。應當說，這個時候，非洲國家和中國面臨的問題有相同之處，就是要解決貧困的問題，而要解決貧困問題，首先就要發展生產力。
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這是鄧小平總結國內外經驗得出的一個重要結論。在這組談話中，鄧小平還說了這樣一段話：“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名詞，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確理解，不能採取正確的政策，那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的本質。”這是鄧小平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本質”這一概念。盡管他還沒有說明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但他從發展生產力和提高人民生活這兩個方面來論述社會主義優越性，抓住了問題的關鍵。
正是沿著這一思路，鄧小平開始在實踐中探索和逐步深化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搞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是什麼，至關重要。如果把一些非本質的、手段性的東西當作本質加以固守，就會阻礙社會主義發展。過去我們長期把計劃經濟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把純粹的公有制看作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結果導致了體制的僵化。鄧小平從發展生產力入手，通過不斷探索，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問題逐步有了明確的認識，1992年他在南方談話中對社會主義的本質作出了經典的概括：“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
也是在這組談話中，鄧小平第一次提到社會主義發展的階段問題。他對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的領導人說：“不要離開現實和超越階段採取一些‘左’的辦法，這樣是搞不成社會主義的。”1981年，鄧小平主持制定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首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於初級的階段。”即是說，從我國目前生產力水平看，如果按馬克思當初設想的較高級的社會主義發展階段來說，我們是不夠格的。現階段，我們必須根據我們的國情，根據我國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情況來決定我們的政策，決定怎麼搞社會主義。后來黨的十三大報告確定以這個問題作為理論的突破口，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和說明，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
鄧小平關於我國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使黨內外對我國社會主義的長期性、艱巨性和復雜性有了深刻的認識，也使人們對現階段的基本國情和主要特點有了更加清醒的了解。這一理論的提出，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形成具有重大意義。它不但是這個理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其形成的前提條件。這一理論一出來，社會主義首先要發展生產力，進行改革開放等等，就有了根本的理論依據。
探索和實踐的道路並不是一帆風順，而是在不斷地糾正各種錯誤傾向、排除各種干擾中不斷前進的。
《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黨和國家的立國之本和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
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鮮明地提出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指出：“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后來，四項基本原則被稱作“是立國之本，是我們黨、我們國家生存發展的政治基石”。
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在北京舉行。這次會議開的時間很長，前后分為兩段。第一段，1月18日至2月26日。第二段，3月28日復會。這次會議批評了“兩個凡是”和思想僵化現象，深入討論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同時，會上會下也出現了否定社會主義、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的傾向和思潮。
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不久，社會上出現了空前的思想活躍局面。但是在糾正“左”的錯誤傾向時，也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右的傾向。就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的同時，北京出現了“西單牆”。社會上極少數人片面夸大黨的錯誤，散布種種懷疑或否定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言論。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這股錯誤思潮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危害。3月27日，他在就准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稿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等的談話中，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說：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
鄧小平對這篇講話的起草十分重視，多次約見胡喬木等人進行研究。他向來主張講短話，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不過八千字，這篇講話則長達一萬八千字，是《鄧小平文選》中難得一見的長文。他強調：“每個共產黨員，更不必說每個黨的思想理論工作者，決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動搖。”“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
1982年，四項基本原則被正式載入黨的十二大黨章和新修訂的憲法，成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政治基礎。人們形象地把四項基本原則稱為撐起共和國大廈的四根擎天巨柱。在此后的歲月中，鄧小平反復論述和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還多次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在四個堅持中，堅持人民民主專政這一條不低於其他三條。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詞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
晚年，特別是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后，鄧小平關注最多的還是四項基本原則。那段時間，他多次談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我們絕不會放棄。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東歐發生的事情說明中國的四個堅持是搞對了。1993年9月16日，鄧小平在家中同弟弟鄧墾進行了一次長談。這是我們能看到的鄧小平留下的最后一篇重要文獻。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說：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麼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黨的領導是個優越性。沒有人民民主專政，黨的領導怎麼實現啊？四個堅持是“成套設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裡？就在四個堅持。
隨著全黨工作中心的成功轉移，改革開放和四項基本原則的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完善，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也逐步明確。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提出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
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是黨的十三大正式確立的。實際上我們經歷了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就是在這個探索的過程中，我們逐步明確了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主線就此確立。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一步步舉起了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旗幟。
《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構想
1982年，鄧小平在黨的十二大上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口號，但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太多的注意。1984年，當鄧小平再次談到這個問題時，卻在國內外引起了廣泛關注。
1984年6月30日，鄧小平會見了前來參加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他在這次談話中系統闡述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實踐中形成的最重要的方針政策和理論觀點，清晰地勾畫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框架。鄧小平這次談話裡面有許多新內容。他說：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我們制定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決定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講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要實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就要求社會生產力高度發展，社會物質財富極大豐富。所以社會主義階段的最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力。他還說，我們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的最低目標，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不堅持社會主義，中國的小康社會形成不了。鄧小平最后說：要說構想，這就是我們的構想。總的來說，這條道路叫做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道路。
一個多月后，1984年8月20日，《瞭望》周刊第34期在“中南海紀事”專欄獨家刊出了題為“鄧小平談什麼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報道，立即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瞭望》原副總編輯劉野后來回憶說：當時《瞭望》派出資深記者朱敏之採訪了這次活動。朱敏之回來后對我說，小平同志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來沒有這麼詳細過。她給我念她記錄的內容，我越聽越覺得重要，說趕快整理出來，爭取公開發表，這個太重要了。稿子寫出來后，朱敏之在採訪小平同志的另一次外事活動時，請他親自審閱。小平擺了擺手說：不看嘍，你核對一下就可以了。
《瞭望》的這篇報道之所以引起廣泛關注，主要是鄧小平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說清楚了。當時讀到的人都有豁然開朗的感覺，對中國共產黨的現行方針政策一下子明了了。有的地方，如內蒙古自治區黨委還專門下文件組織干部學習。於是，中央文獻研究室正式整理了這篇講話，在內部刊物《文獻和研究》上發表，題目就叫“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為什麼鄧小平會在這篇談話中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系統闡述？為什麼兩年前提出這一口號時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此時卻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呢? 1984年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全面改革開放的局面。在這一基礎上，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大都較完整、成熟地形成了，其正確性在實踐中也得到了証明。實踐和認識的發展都到了可以從整體上對這些認識進行系統概括和闡述的時候了。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及時地做了這一系統化的理論工作。
1985年1月1日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出版。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國外媒體開始提到“中國的道路”。1985年1月2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出版的第二天，路透社記者杰裡夫·克利夫特從北京發回的報道稱：中國最高領導人鄧小平正以令人生畏的高速度加緊進行一系列激進的改革。他的這場席卷全國的平和的革命將拋棄陳舊的經濟體制，代之以一種同刺激鼓勵聯系在一起的更加富有生氣的社會主義，目的就是要到21世紀使中國成為一個經濟大國。鄧小平正在使這個有十億人口的國家走上一條新的道路，而這條道路將會在全球產生深遠的影響。
這確實是一條新路。回想“文化大革命”結束時，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擺在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有三條路：一條是封閉僵化的老路，一條是改旗易幟的邪路，另一條是有待人們去開辟的新路。鄧小平以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勇氣，批判“兩個凡是”，不走老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敏銳的觀察力和智慧，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走邪路﹔以一個政治家巨大的政治勇氣和理論勇氣，解放思想，帶領我們開辟出了一條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路。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