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辛探索——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經典文獻回眸（三）
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道路》課題組
第三章艱辛探索
1949年春天，中國革命的勝利已是觸手可及，中國道路即將由革命走向建設。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我們不但善於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於建設一個新世界。”
中國人民將要建設一個怎樣的新世界呢？
《共同綱領》：建設新中國的第一幅藍圖
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就是描繪這個新世界的第一幅藍圖。
這份隻有6000多字的歷史文獻，承載著奠定新中國基本格局和未來走向的一系列重大決策，成功地解決了中國革命勝利后應該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中國和怎樣建設一個新中國的問題。
《共同綱領》分序言和總綱、政權機構、軍事制度、經濟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七章，對新中國的方方面面都作出了具體規定。比如，在國體上，《共同綱領》規定新中國是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在政體上，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在政黨制度上，實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在民族政策上，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些根本的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一直到今天還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共同綱領》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通過各方面人士反復協商、一致同意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人民建國大綱，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次成功實踐。
《共同綱領》的建國思想，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背景，也有蘇聯的影響。但是，和蘇聯相比較，《共同綱領》在很多地方具有中國自己的特點。比如，我們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都不同於蘇聯。特別是在民族政策方面，蘇聯實行的是聯邦制，我們黨早期也曾主張搞聯邦制，甚至到了開始起草《共同綱領》的時候，還是主張搞聯邦制。后來，毛澤東等根據中國的民族實際，經過認真思考，最后還是決定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實踐証明，這是一個非常正確、非常英明的決策。《共同綱領》中類似這樣的例子還很多。這也表明，我們黨從新中國成立之初，就已經開始探索符合中國特點的發展道路。
《共同綱領》起到了臨時憲法的作用，代表了全國人民的根本意志和利益，得到各黨派、各團體和各界人士的衷心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會議一致同意，以《共同綱領》規定的原則作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針。在它的引領下，新中國各項工作有條不紊地起航了。經過短短三年時間，就快速完成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在政治、經濟、軍事和思想文化各方面取得了比預想更快更大的勝利，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
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制定一部正式憲法在1953年被提上議事日程。毛澤東親自主持了憲法的起草工作。憲法是《共同綱領》的發展，它保留了《共同綱領》關於國家性質、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權利、民族政策等各方面的基本原則，同時又作了詳細規定。《共同綱領》中的經濟政策，一部分仍然有效，一部分已經過時。憲法把過時的規定拋棄了，補充了一些新的規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加上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各項規定。
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時豪邁地說：“我們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艱難困苦，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們正在前進。我們正在做我們的前人從來沒有做過的極其光榮偉大的事業。”毛澤東的這段開幕詞，反映了那個時代中國人民的真實心境。就是在這次會議上，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說：用憲法這樣一個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會主義的原則固定下來，可以使全國人民感到有一條清楚明確的道路可走。
過渡時期總路線最早是在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中完整提出和闡述的。這就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2月，由毛澤東最后改定時，將表述確定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並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呢？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是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就已經決定了的。但什麼時候轉、怎麼轉、轉變的具體步驟和方法，要根據情況的發展來決定。毛澤東最初設想，要具備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條件，可能需要二三十年，因此《共同綱領》中並沒有寫明社會主義的前途。但到1952年夏秋之際，中國社會經濟發生了一些超出原來預料的變化，最主要的是工商業產值中的公私比例發生了重要變化，到1952年9月，國營經濟在工業總產值中佔的比重從1949年的43．8%增長到67．3%，私營經濟則從56．2%下降到32．7%。這個重要變化表明，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已經和正在逐步實現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這是毛澤東改變原來的估計，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重要依據。
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被人們精煉地概括為“一體兩翼”或“一化三改”，“一體”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兩翼是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把社會主義工業化視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主體，是因為實現工業化對在中國建成社會主義制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三大改造”只是它的兩翼，是為了加快實現國家的工業化，而不是單純地為改變生產關系而改變生產關系。因此，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順應了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符合人民進入社會主義的意願，對在中國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有著決定性意義。通過和平贖買的方式而不是暴力剝奪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這在世界社會主義史上是具有獨創性的。當然，在具體做法上，也存在著求快、求純的缺點，特別是認定隻有使生產資料社會主義公有制成為國家唯一的經濟基礎，才能發展生產力、實現工業化，這是不符合中國實際的，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上，還缺乏清楚的認識。
《論十大關系》：探索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
春華秋實。1956年，中國道路的腳步出現了新的足音。隨著社會主義工業化的發展和“三大改造”的完成，中國在自己的土地上收獲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新起點，也是中國道路的一個新起點。它的歷史意義，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評價的：“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的確立，也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全新的課題推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面前。收獲的同時，也開始了探索。探索是從1956年春天的一次講話開始的。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篇重要講話。在這次講話基礎上形成的《論十大關系》，被后人公認為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講話一開始，毛澤東就指出：“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於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
以蘇為鑒，根據中國的情況走自己的路，正是毛澤東為什麼要作這個講話的現實動因，也是貫穿這篇講話的基本思想。新中國成立之初，向蘇聯學習貫穿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時流行的說法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蘇聯走過的路，就是我們學習的榜樣”。毛澤東后來回顧建國初期的情況時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隻能基本照抄蘇聯的辦法。”
到了1956年，從1953年第一個五年計劃算起，新中國已經有了三年的建設實踐經驗，對於蘇聯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一些經驗和缺點也逐漸有所了解。這些問題逐漸引起了毛澤東的注意和思考。1955年底，毛澤東提出了以蘇為鑒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探索中國怎麼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1956年4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提出，民主革命時期，我們走過一段彎路、吃了大虧之后，才成功地實現了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理同我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取得了革命的勝利。現在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要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
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尋找，是從調查研究開始的。《論十大關系》這篇講話的形成過程，因此也就有了一個長長的故事。1956年春天，劉少奇為起草黨的八大文件正在聽取國務院一些部委的匯報。毛澤東得知后，非常感興趣。他主動要求聽有關部門的匯報。匯報從2月14日開始，到4月24日結束。毛澤東實際聽匯報的時間為43天，共聽取了國務院34個部門的工作匯報。李雪峰后來回憶說：每天一個部匯報，書面上都寫好，再來講，主席問得挺細，比如說問是什麼分子式，都問。那些部長都很緊張，你得懂好多事情，說不定他要問你啥。
在聽匯報的日子裡，毛澤東的時間安排得十分緊張。以2月15日為例，這天他早上9點40分開始聽電力王業部的匯報，一直聽到下午1點才吃飯，稍事休息后趕到勤政殿會見外國客人，晚上7點10分，會見一結束立刻趕回來繼續聽匯報，一直聽到晚上10點多結束。43天中，已經63歲的毛澤東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起床就聽匯報，中間穿插著處理日常事務，聽完匯報就上床休息。
毛澤東聽匯報有自己的特點，一是不喜歡照本宣科。有的部長按照寫好的材料念，盡是干巴巴的條文和數字，毛澤東就不滿意，批評說你們要請我的客，又不給我肉吃，意思是不要光講條條，還要講具體的例子，講得出結論的依據。二是他不光是聽，而是一邊聽，一邊不斷插話，提出問題，發表意見，加以評論。部長們要隨時准備回答他的疑問，不得不做非常細致的深入的准備。三是在聽的過程中善於歸納、總結。十大關系，並不是一下子形成的，而是在聽的過程中逐步歸納、總結出來的。
第一階段的匯報結束后，毛澤東歸納出了三大關系，就是沿海與內地、輕工業與重工業、個人與集體。第二階段匯報結束的時候，他又歸納出三大關系，就是國防、行政與經濟文化、地方與中央、少數民族與漢族，不久又提出四個關系，成為十大關系。毛澤東這種聽匯報的藝術，值得我們好好學習。43天的集中調研結束了，這是毛澤東建國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周密而系統的經濟工作調查。
調研結束后的第二天，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論十大關系》的講話。這篇講話重點是討論經濟問題，同時也包括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問題，毛澤東把它們概括為十大關系，但這十大關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點的。毛澤東后來說，十大關系中，重點是前五個關系，就是工業和農業、沿海和內地、中央和地方、國家集體和個人、國防建設和經濟建設。
《論十大關系》從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不同於蘇聯模式的新的指導方針。比如，在堅持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在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上，在合理安排工業布局的前提下，強調更多地利用和發展沿海工業﹔在國家、生產單位和個人關系上，強調要兼顧國家集體個人的利益，特別要照顧農民的利益，還要給工廠一定的獨立性﹔在中央和地方關系上，強調要發揮好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這些思想到今天都還閃耀著真理的光輝。更重要的是毛澤東這篇講話所體現的思想方法，即獨立思考，不迷信、不盲從別國經驗，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中國自己的建設道路，實事求是的思想方法。
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完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對講話又進行了三天討論。隨后，毛澤東又聽取了四省市黨委書記的匯報。根據討論和匯報中的意見對講話作了修改補充，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再次進行了闡發。
《論十大關系》的產生，標志著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開始形成一個初步的然而又比較系統的思路。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
這篇重要講話，毛澤東生前並沒有公開發表，當時隻在黨內高中級干部中進行過傳達，隨后召開的中共八大也是以此作為指導方針的。1965年，當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時，劉少奇向毛澤東建議，將《論十大關系》作為內部文件下發到縣團級以上各級黨委學習。當時印發的《論十大關系》，是以毛澤東5月2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記錄稿為基礎，吸收4月25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的部分內容整理而成的。在這個整理稿中，原講話記錄稿中有些重要內容沒有整理進去。比如，批評蘇聯和東歐國家在處理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系、民族關系等問題上的錯誤的內容，批評我國國內工作中過高估計戰爭危險，不重視發展沿海工業，以及行政措施上照搬蘇聯的做法等缺點的內容，整理時刪除了。
1975年，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經毛澤東同意，胡喬木主持將毛澤東兩次講話的記錄稿進行綜合整理，搞出了一個整理稿，准備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這個整理稿保持了原講話的精神，恢復了以前整理稿中刪去的重要內容。鄧小平給毛澤東寫信說：這篇東西太重要了，對當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針對性和理論指導意義。建議早日定稿后，即予公開發表，作為全國學理論的重要文獻。毛澤東審閱了這個稿子，表示同意。但同時表示：可以印發政治局同志閱，可以印發全黨討論，暫時不要公開，將來出選集再公開。
1976年12月26日，毛澤東生前審定的《論十大關系》在《人民日報》上第一次公開發表，隨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999年6月，收入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的《毛澤東文集》第七卷。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建設一個強大而又可親的社會主義中國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中曾經說到：提出這十個問題，都是圍繞著一個基本方針，就是要把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
然而，也就是在1956年，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影響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因素。毛澤東又開始了新的觀察和思考。8個月后，他寫出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又一篇經典文獻——《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1957年2月27日下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11次擴大會議上向1800多名與會代表發表了近4個鐘頭的講話。講話之前，毛澤東自己撰寫了一個講話提綱，題目就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就著這個提綱，毛澤東系統闡述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為什麼毛澤東在這個時候提出要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呢？1956年是被毛澤東稱為“多事之秋”的一年。在國際上，最引人矚目的是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秘密報告、波蘭和匈牙利事件，暴露出蘇聯東歐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存在嚴重的矛盾和問題。在國內，這一年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比較突出，半年內，全國大約有1萬多工人罷工、1萬學生罷課，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對現實不滿的言論也多起來了。
這種情況的發生，是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國共產黨人所始料不及的。人們剛剛歡慶社會主義改造取得偉大勝利，中國剛剛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怎麼還會出現這麼多問題呢？而對於這些新情況和新問題，全黨既沒有思想准備，也沒有經驗。一些干部仍習慣於按照革命時期的經驗辦事，用處理敵我矛盾的辦法，導致矛盾激化。如何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這個新的課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
毛澤東始終高度關注1956年發生的這一連串國際國內重要事件。對於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出現的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毛澤東運用矛盾學說來解釋，創造性地提出了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科學理論。
毛澤東關於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形成與提出，經過了一個醞釀過程。毛澤東最早明確提出正確處理兩類矛盾的思想是在1956年12月4日致黃炎培的信中，同月底，在他多次修改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裡再次提出在我們面前有兩種性質不同的矛盾，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作會議總結時，講了7個問題，其中6個問題后來都成為《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內容。1957年2月16日他召集中央報刊、作家協會、科學院和青年團的負責人開會，講話的主題是如何在思想領域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就像以往重大理論觀點的提出一樣，毛澤東提出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也是非常慎重的，又一次體現了他高超的領導藝術。他從實踐中遇到的大問題出發，從調查研究人手，把自己的新想法和若干重要判斷，由小范圍到大范圍、黨內黨外相結合、通過演講和座談等途徑，廣泛聽取意見，了解情況，集思廣益，進行再思考，直到形成比較成熟的系統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理論。
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思考和幾次規模不等、成員各異的會議之后，毛澤東在2月27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在他看來，處理好人民內部矛盾，是指導全局工作，解決國內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領域的一切問題的總方針。所以毛澤東要讓更多的人懂得和接受他提出的這個理論。
毛澤東的講話深入淺出，談笑風生。他開宗明義地指出：在我們的面前有兩類社會矛盾，這就是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這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類矛盾。處理這兩類矛盾的方法也不同。用專政的方法解決敵我矛盾，而對人民內部矛盾隻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決，用討論的方法、批評的方法、說服教育的方法去解決。在講話中，毛澤東還結合中國當時的情況，提出了一系列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概括地講，即“團結——批評——團結”的公式。具體地說，包括在經濟方面實行統籌安排和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方針，在科學文化工作中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在與民主黨派關系上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以及要團結、教育知識分子，搞好民族團結，等等。這些方針到今天也還是適用的。
在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講完后，毛澤東並不滿足，覺得還應該繼續充實和完善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
1957年3月6日至13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破例邀請了約160位黨外文化人士參加，請他們對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發表意見。會議期間，毛澤東馬不停蹄地用了5天時間，分別與宣傳、教育、文藝、新聞、出版、高等院校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的人士舉行了六次座談，征求意見。3月12日，他在會上講話，繼續深化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1957年3月17日到20日，毛澤東一路南下，4天裡先后在天津、濟南、南京、上海做了4場報告，題目仍然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到杭州后，又在4月4日到6日，連續3天召開會議，聽取來自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和福建的負責宣傳工作的同志匯報講話傳達后地方的反映，繼續就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進行思考、探索和調查研究。在廣泛聽取意見的基礎上，毛澤東從1957年4月24日開始，對2月27日的講話稿進行修改、補充，除了理論上的提升、邏輯上的完善、結構上的調整外，內容上又將27日后一系列調查、講話獲得的新成果補充了進去。到6月17日最后改定，前后改出了13稿，歷時55天。1957年6月19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在《人民日報》全文發表，全國其他主要報紙也都全文登載。
在中國社會矛盾發生急劇變化，國際社會處於多事之秋之際，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有如一聲春雷動地，立即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反響。著名作家、翻譯家傅雷有幸聽到了這個講話的錄音和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在當時的一封家書中動情地談了他的感想：“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速度恰當，間以適當的pause（停頓），筆記無法傳達。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講話的邏輯都是隱而不露，真是藝術高手。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會貫通了的人。”
在《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講話的同一天，蘇聯《真理報》全文刊載了這篇文章，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也相繼翻譯發表了這篇講話。美國《紐約時報》全文刊載並發表社論。美國和歐洲許多主流報紙如《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世界電訊與太陽報》、《華盛頓郵報》、《觀察家報》等，都刊載了關於這篇講演的消息。
對於這篇講話的國際影響，毛澤東后來在1958年3月10日的成都會議上說過一段很有意思的話。他說，這個講話發表后，《紐約時報》全文登載，杜勒斯說要看一看。講話是6月、19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6月21日至23日他就看到了，並在23日作出結論，說是“中國要自由化”。當時蘇聯給了我們一個“備忘錄”，怕我們向右轉。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中國共產黨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階段開始后，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收獲，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其理論貢獻至少有三個方面：一是第一次提出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矛盾，矛盾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動力，這是對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沒有矛盾理論的重要糾正和發展。斯大林在蘇聯宣布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后，就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內部沒有矛盾了，隻有外部的矛盾。直到晚年才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裡承認生產關系與生產力之間是有矛盾的，但沒有說到其他方面。毛澤東批評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缺乏辯証法，是個羞羞答答的辯証法，或者叫吞吞吐吐的辯証法。二是第一次闡述社會主義社會存在兩種不同性質的矛盾以及嚴格區分和正確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詳細闡明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三是提出了哪些是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
1957年3月19日，毛澤東在上海講話時草擬了一個提綱，提綱最后一段話這樣寫道：“採取現在的方針，文學藝術、科學技術會繁榮發達，黨會經常保持活力，人民事業會欣欣向榮，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這段話，可以說是毛澤東提出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點睛之筆。如果說《論十大關系》著重闡述了怎樣使中國更強大的正確道路的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則著重闡述了如何使中國更加可親的正確道路。建設一個強大而又可親的社會主義中國，是毛澤東畢生的理想和願望。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對在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進行了不懈的探索，除論十大關系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思想之外，還提出過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觀點。比如把社會主義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分兩步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思想，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承認和自覺地遵守價值規律，大力發展商品生產，永遠不要剝奪農民的思想，等等。當然，在探索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曲折，甚至犯了發動和領導“文化大革命”的嚴重錯誤，他此前提出的一些正確的思想也沒能堅持，但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毛澤東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是黨和人民的寶貴財富。
毛澤東的一生做了兩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是，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完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第二件大事是，以具有中國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並努力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毛澤東是探索中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開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