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與凱恩斯著作的首個中譯本
《新青年》與凱恩斯著作的首個中譯本
李天華 田子渝 郭廣迪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是20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因創立了經濟學上的“凱恩斯革命”而享譽世界。改革開放以來，凱恩斯的用“看得見的手”（政府宏觀調控）彌補“看不見的手”（市場機制）缺陷的理論觀點在中國幾乎家喻戶曉。那麼，凱恩斯的著作最早是由何人何時引入中國的？我們在研究《新青年》雜志的過程中找到了答案。
1921年4月，《新青年》第8卷第6號封一刊登的“新青年叢書”廣告中展示了幾本新書，其中有一本名為《歐洲和議后之經濟》（以下簡稱《經濟》）。該書系“新青年叢書”之一，由新青年社於1920年11月出版，作者標為英國人坎斯，譯者是陶孟和、沈性仁，校閱者是獨秀（陳獨秀）。坎斯是何許人也？在該書第一譯者陶孟和撰寫的序言中附有作者英文原名John Maynard Keynes，並介紹他“是英國康橋大學王家學院的住院講師，英國經濟雜志的總編輯”。由這些信息可知他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經濟》一書英文原名為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通行的譯名為《和約的經濟后果》），被公認為是凱恩斯的成名作。根據我們的檢索和研究，1920年“新青年版”《歐洲和議后之經濟》應該為迄今發現的凱恩斯各類著作的首個中譯本。
“新青年叢書”絕非一般的出版物，而是1920年成立的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在宣傳上採取的一項重要舉措。1920年6月中旬，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在上海《新青年》編輯部成立，決定將《新青年》轉型為黨的機關刊物，並成立新青年社作為出版發行機構，其首要工作就是出版“新青年叢書”。可以說，新青年社翻譯出版的“新青年叢書”（共八種）是中共紅色出版事業的第一批圖書，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史》（第一種）、《社會主義討論集》（第二種）、《俄羅斯研究》（第四種）、《階級爭斗》（第八種）等，均是介紹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的書籍。然而作為“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的《經濟》一書，卻似乎與馬克思主義或者社會主義理論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出人意料的是，中共上海早期組織非常重視《經濟》一書的翻譯出版，陳獨秀不僅請陶孟和、沈性仁翻譯，而且還親自校閱該書。這是“新青年叢書”第一批八種書籍中，唯一一本陳獨秀親自編輯校對的書。為什麼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如此重視翻譯出版凱恩斯這位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著作呢？
第一，這與該書原著的寫作背景及其時代價值密切相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不久，凱恩斯就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了1919年巴黎和會。在參與談判簽訂《凡爾賽和約》的過程中，凱恩斯認為英、法、美等戰勝國擬定的和約草案很不公平，根本不可能確保戰后的世界和平。在他提出的一些實質性修改建議被拒絕后，凱恩斯憤然辭去了英國財政部的職位，並在《凡爾賽和約》正式簽訂前於1919年6月初離開了巴黎和會。隨后，凱恩斯“滿懷激情地”創作了該書。1919年12月在英國出版后，頓時轟動歐洲乃至世界，正如《新青年》廣告中所介紹的“現在再版十幾次，譯成九國文字，是歐洲最近出版界極有價值之書”。
《經濟》一書的基本觀點是：在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歐洲各國不論勝敗與否，均遭戰火摧殘，損失慘重。但是在巴黎和會上，英、法、美等戰勝國沒有意識到當務之急是重建歐洲經濟，而是將戰敗國德國的戰爭賠款作為和會的中心經濟議題，並且因為分贓不勻而明爭暗斗。為了懲罰德國，戰勝國不僅向其索取巨額賠款，還企圖從外貿、金融、資源等方面限制其恢復與發展。這種做法極其危險，不但不可能確保和平，反而可能帶來新的戰爭。凱恩斯在書中預測，由於賠款壓力過大，經濟發展又受到壓制，《凡爾賽和約》將激起德國強烈的復仇情緒，英法等戰勝國最終將受到報復。后來的歷史發展與凱恩斯的預測驚人的相似。巴黎和會后僅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
中國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勝國”，國人曾經對巴黎和會和戰后的國際秩序寄予厚望。然而，在巴黎和會上，中國的合法權益被列強無情出賣給日本的事實給了中國人一個殘酷的教訓，五四運動的爆發標志著中國人民開始覺醒。對於陳獨秀等先進中國人而言，盡管凱恩斯本人並非馬克思主義者，但是《經濟》一書從經濟學角度出發，在一定程度上客觀揭露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種種弊端，對於幫助中國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本質屬性具有某種啟蒙作用。與此同時，該書極其生動地描述了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上因為瓜分世界分贓不勻而勾心斗角、爾虞我詐的種種丑態，可以成為中國人進一步認清帝國主義者真實面目的輔助教材。因此，中共上海早期組織翻譯出版該書，客觀上有助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
第二，中共上海早期組織如此重視《經濟》一書的翻譯出版，除了該書自身的價值之外，還與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對該書原著的高度評價有關。凱恩斯的原著《和約的經濟后果》1919年12月在英國出版后，受到了列寧的高度重視。在1920年7月於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列寧作了《關於國際形勢和共產國際基本任務的報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后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剖析了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為了証明資本主義矛盾全面尖銳化，列寧在報告中多次（筆者統計多達23次）提到凱恩斯的名字，並多處引証了“凱恩斯《和約的經濟后果》一書”這個“特別有價值的經濟材料”當中的一系列數據和觀點。列寧“綜合摘引”該書中的數據后指出，在一戰結束后，“只是美國在財政上是絕對獨立的……世界上其他強國都負了債”，“這一點連凱恩斯那樣一個在凡爾賽談判中歷盡千辛萬苦的人也不得不承認，盡管他有捍衛資本主義的堅強決心，盡管他對布爾什維主義深惡痛絕……這個事實說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結構’正在全面瓦解”（《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9頁、212頁）。列寧的結論是：“如果一方面，群眾的經濟狀況已經到了不可忍受的地步，另一方面，像凱恩斯所証實的那樣，在極少數勢力極大的戰勝國中間，瓦解已經開始而且正在加深，那麼，十分明顯，世界革命的兩個條件都正在成熟。”（《列寧全集》第39卷，第214頁）可見，凱恩斯的這本書對於列寧科學地剖析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鼓勵各國的革命政黨利用這個危機來進行革命斗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也從一個側面再次証明了盡管並非凱恩斯的主觀目的，但他的這本著作在客觀上的確起到了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進行揭露和批判的作用。
當時，共產國際是一個組織嚴密、高度集中、效率極高的組織。它制定的戰略、方針、政策等會迅速傳達給各個支部（即各國共產黨組織）。中國共產黨雖然在1922年才正式加入共產國際，但是眾所周知，自從1920年春維經斯基來華起，共產國際就與中共（早期組織）發生了十分密切的關系。現有的資料可以証明，共產國際二大的會議文件在大會閉幕后不久就傳到了中國，陳獨秀代表中共上海早期組織於1920年9月在《新青年》第8卷第1號上發表的《對於時局的我見》就已經體現了列寧剛剛在共產國際二大上提出的東方革命理論。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陳獨秀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在當時也已經了解到列寧在共產國際二大報告中對於凱恩斯及其著作的評價，而這也是新青年社迅速推出該書中文版，並將其列為“新青年叢書”之一出版的重要動因。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湖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新青年》與早期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12BKS013〕成果）
（來源：《光明日報》2015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