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貌出版的一波三折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貌出版的一波三折
徐世強
翻閱199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細心的讀者會發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下面的注釋是這樣寫的：“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是為答復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征求意見的信。毛澤東在這封信中批評了當時林彪以及黨內一些同志對時局估量的一種悲觀思想。1948年林彪向中央提出，希望公開刊行這封信時不要提他的姓名。毛澤東同意了這個意見。在收入本書第一版的時候，這封信改題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指名批評林彪的地方作了刪改。”那麼，這個注釋所講述的具體詳情，究竟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呢？
新年伊始，毛澤東收到一封奇特的“賀年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題應為《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是1930年1月5日毛澤東給當時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的復信，旨在幫助林彪及黨內一些同志轉變對中國革命悲觀思想的認識，進一步詮釋中國革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理論。
1930年新年伊始，毛澤東收到一封奇特的“賀年信”。信中講述了大敵當前之際，紅四軍應分散去打游擊，各自找出路。不僅如此，信中還過高地估計了敵人的軍事力量，信的字裡行間自始至終透露出一股悲觀情緒，寫信人就是時任紅四軍第一縱隊縱隊長林彪。
林彪對中國革命產生悲觀的情緒並不是偶然的。1928年4月，朱德、陳毅領導的南昌起義部隊和毛澤東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在井岡山會師成立紅四軍之后，井岡山的革命力量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但在“黨指揮槍”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朱德、陳毅、劉安恭等人產生了重大分歧。1929年6月8日白砂會議后，紅四軍內部的爭論不僅沒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這嚴重影響到部隊的戰斗力。
分歧爭論的后果，就是在敵人不斷“圍剿”中紅軍屢戰失利。為擺脫困境，前委決定由東江撤回贛南蘇區。就在這次撤離中，紅軍損失1000多人，這是井岡山“八月失敗”以來最嚴重的損失。林彪率領的縱隊在撤退中擅自主張打了一仗，盡管打贏了，但卻暴露了目標，為此被朱德給予記過處分。部隊接二連三的失敗以及林彪本人受到的紀律處分，導致他一直郁郁寡歡。
無獨有偶，1929年4月，紅四軍主要負責人毛澤東、朱德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9日發出的《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並轉湘贛邊特委信》，即“二月來信”。此信是根據共產國際總書記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當時，布哈林對中國農村革命形勢估計過低，甚至懷疑紅軍在農村發展的可能性。“二月來信”要求毛澤東、朱德將隊伍分散，每支數十人、數百人，最多不超過500人﹔還要朱、毛離開隊伍回到中央，以便“隱匿大的目標”。紅四軍前委對“二月來信”進行討論后，決定不予執行。盡管如此，此信還是在紅四軍官兵中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
看到“新年賀信”后，毛澤東感到林彪提出的質疑很具有代表性，因為此時有悲觀情緒的大有人在。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斷對紅色區域進行“圍剿”、中國革命正處於低潮的時期，右傾悲觀情緒在黨和紅軍中所造成的消極影響，說明這些同志不僅看不到中國革命的前途，反而被當前的困難所嚇倒。因此，“這是一個最根本的問題，不答復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
1929年底“古田會議”后，毛澤東開始重視黨內和軍內彌漫的悲觀情緒，林彪的“新年賀信”正好提供了這樣一個很好的機會。毛澤東希望通過回復林彪來信的方式，闡明他對中國革命和紅軍前途的看法。
毛澤東復信林彪，借機教育全黨全軍
1930年1月5日，盡管戎馬倥傯，毛澤東仍給林彪復信。除了給中共中央寫匯報信比較長之外，毛澤東很少寫長信。這是一封公開信，毛澤東在古田鎮整整花了一天時間寫畢，此信長達7000字。
毛澤東這封信，后來在20世紀50年代收入《毛澤東選集》時作了刪節，信的開頭一段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沒有的。毛澤東是這樣寫的：
新年已經到來幾天了，你的信我還沒有回答。一則有些事忙著，二則也因為我到底寫點什麼給你呢？有什麼好一點的東西可以貢獻給你呢？搜索我的枯腸，沒有想出什麼一點適當的東西來，因此也就拖延著。現在我想得一點東西了，雖然不知道到底於你的情況切合不切合，但我這點材料實是現今斗爭中一個重要的問題，所以我就把它提出來。
我要提出的是什麼問題呢？就是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我從前頗感覺、至今還有些感覺你對於時局的估量是比較的悲觀。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會議席上，你這個觀點最明顯。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的要到來，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在行動上你不贊成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而隻贊成閩粵贛交界三區域的游擊﹔同時在三區域也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似乎你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為徒勞，而有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群眾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后來一個全國暴動，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為全國形勢的大革命。你的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於中國的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識清楚。
以上這些被刪去的原文，可從中共中央北方局1944年印行的《抗戰以前選集》中查到。
在信中，毛澤東除對那些右傾悲觀思想作了分析批評外，更多地是深刻闡明了他的關於中國革命要“以鄉村為中心，以農村根據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在信的最后，毛澤東以充滿詩意的筆觸描繪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信中這樣寫道: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隻應該也隻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毛澤東這封信，寫得這般瀟洒，表明他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
該信的目的是要勉勵林彪及其他一些紅軍指戰員振作精神，克服悲觀心理，激起他們對於在農村創造大片紅色割據局面的熱情，迎接革命高潮的到來。
信的結束語，也是后來被刪除的。原文是：
我所不贊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之對於爭取群眾促進革命高潮的任務，就必然不能如你心頭所想的完滿地達到。我這封信所要說的主要就在於這一點。
在古田鎮賴家坊“協成店”小屋，油燈徹夜通亮，毛澤東一氣呵成寫完了給林彪的這封長信，同時加上《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的標題。毛澤東在致信林彪的同時，並責成紅四軍政治部將復信油印發至紅四軍各大隊黨支部，以便讓更多的指戰員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圖。顯然，毛澤東給林彪的這封復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間通信的意義。
林彪致函黨中央，要求編輯《毛選》時隱去本人姓名
1941年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經中央書記處研究決定，毛澤東親自主持在延安編印了《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書中收錄了毛澤東致林彪的這封信，作為整風的重要文獻供干部學習。1942年中央軍委編印的《軍事文獻》、1943年中共中央書記處編印的《兩條路線》、1944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編印的《抗戰以前選集》、1945年中共中央山東分局編印的《黨的路線問題選集》、1947年中共晉察冀中央局編印的《毛澤東選集續編》，均收錄了這封信。可見，毛澤東對此信的價值非常看重。
1947年，中共中央東北局開始醞釀籌劃出版一部《毛澤東選集》。由於這封信的特殊歷史地位，中宣部為此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在編選《毛澤東選集》時要收入毛澤東致林彪的這封信。
1948年2月28日，時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中共東北局第一書記的林彪致電中宣部，表示這封信的內容有很大的宣傳教育意義，他本人同意向黨內外公布，同時又表態說：“為不致在群眾中引起誤會，希望隻公布信的內容，而不公開我的姓名，避免對內情不了解的人發生種種無益的推測。”
林彪的這份電報由中宣部呈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隨即作出指示：1.這封信不要出版﹔2.請陸定一、胡喬木負責將這部選集的書稿全部審閱一次，將其中不適宜公開發表的及不妥當的地方標出，並提出意見，待修改后再出版。因此，1948年出版的東北書店版和晉察冀版《毛澤東選集》中均沒有收入這封信。
可是，此信畢竟在毛澤東思想發展史上分量很重。1950年5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由中共中央統一編輯《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親自主持這項工作，此信再次入選。不過，為不引起黨內同志對林彪的誤解，毛澤東將信的題目改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而且信中凡是批評林彪的地方都作了刪改，公開發表時通篇文章沒有出現林彪的名字。
盡管“文化大革命”時期林彪的地位如日中天，成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正式寫入黨章，但是“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一直成為林彪心中未能去除的一塊心病。
1969年9月，林彪回到井岡山故地重游。由於心情不錯，一向身體虛弱的他居然能爬山涉水，登黃洋界觀雲，臨小井龍潭聽瀑，到七溪嶺追憶往昔。興致勃勃的林彪讓他人捉刀，填寫《西江月·重上井岡山》一詞：
繁茂三灣竹樹，蒼茫五哨雲煙。井岡搏斗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勢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啟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斗志不容稍減。
其中“豈疑星火燎原”一句，林彪顯然是想把那筆舊賬一筆購銷。據雲，擬稿者最初寫作“何疑星火燎原”，卻被林彪改為“豈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復復，歷史雲遮霧障。直至1991年《毛澤東選集》第二版問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題注才如實寫上：這是毛澤東給林彪的一封信……
（來源：《黨史文苑：紀實版》2014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