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第一個增強黨性文件的由來
劉智峰
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下稱《決定》）。這是建黨以來第一個，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一份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以增強黨性為主題的文件，在黨的建設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也產生了積極和深遠的影響。
回顧歷史就可以看到，中央選擇在建黨二十周年之際發出增強黨性的文件，既有復雜的歷史因素，也有緊迫的現實考慮，更是對建黨二十年經驗教訓的深刻總結，加強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的重要舉措。
但“黨性”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決議，成為此后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方法，卻有著復雜的背景。
黨自身存在的問題和面臨的任務要求增強黨性
為什麼中央恰恰在這個時候而不是在更早比如在遵義會議的時候提出黨性的問題？為什麼黨在此前只是一般地講黨性而在這個時候如此突出地、特殊地強調增強黨性，把“黨性”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寫入中央的決議？這的確是非同尋常的，當時不少黨員干部對此有疑問。為此，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秘書長任弼時於1942年7月14日到中央黨校做長篇報告，具體而詳細地回答了這些問題。
任弼時談到了三點原因。
黨員隊伍迅速壯大，新黨員思想復雜黨性薄弱，迫切需要進行黨性教育。抗日戰爭前，中共黨員隻有四五萬人，但抗日戰爭爆發后，黨員隊伍迅速擴大，到了1940年代初，就達到了八十萬人，其中七十五萬都是新黨員。黨員隊伍的迅速膨脹帶來了很多問題，因為如此大規模的新黨員大都是在統一戰線環境下入黨的，沒有經受過革命戰爭和艱苦環境的嚴格考驗，階級成分、思想觀念和入黨動機復雜，黨的觀念不強，思想不統一，導致黨的組織不鞏固。時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陳雲也指出，新黨員新干部中的相當一部分黨性薄弱，不服從組織的分配，不願意擔負艱苦的工作，把個人利益放在黨的利益之上，他因此呼吁必須加強對新黨員新干部的黨性教育和黨性鍛煉。
黨在中國社會所處的地位和所面臨的任務迫切要求黨在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一。遵義會議以后，在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下，黨逐漸走出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困難局面。特別是抗日戰爭爆發后，黨、軍隊和根據地都不斷發展壯大，從地區性的主要在陝北的黨成為了全國性的黨，共產黨已經不是長征之前的弱小的可有可無的共產黨了，而是成為中國政治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政治力量，中央的判斷是“中國共產黨經過二十年的革命鍛煉，已經成為全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的決定的因素”。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國民黨是不是繼續抗戰就必須考慮到共產黨的力量。也因此，日本、國民黨中的反共頑固分子都企圖瓦解分裂共產黨和軍隊。國民黨一方面想和共產黨合作，但另一方面又想削弱共產黨的力量，採取多種辦法收買、拉攏、分裂八路軍、新四軍，制造黨和軍隊的對立。在這樣嚴峻復雜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要堅持抗戰，就必須嚴明紀律、統一思想、統一行動。這就迫切要求黨員干部增強黨性鍛煉，個人利益服從黨的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全黨團結一致才有戰斗力。
黨和軍隊中出現的個人主義、獨立主義、分散主義等違反黨性的傾向是危險的，不立即糾正就有失敗的危險。有三種因素威脅著黨和軍隊的思想和行動上的集中統一。一是共產黨所處的落后的社會經濟環境，使得各個階層、各個階級的不同的思想意識影響到黨和黨員思想上的統一﹔二是中國農村廣大，農民眾多，黨員的出身主要是農民和小知識分子，產業工人極少，自由散漫的無組織無紀律思想、極端個人主義傾向和習慣嚴重影響到組織上的統一﹔三是抗日戰爭以后黨和軍隊所處的長期的分散的游擊戰爭環境，很多根據地遠離中央，各自為政，容易滋生分離主義對抗中央的傾向。
上述原因造成了在黨員干部尤其是黨和軍隊的高級干部中存在著嚴重的違反黨性的傾向。中央擔心，如果這些現象不及時糾正任其發展，就會破壞黨的統一意志、統一行動和統一紀律，可能發展到小組織活動和派別斗爭，一直到公開反黨，使黨和革命受到極大損害，不能應付革命過程中長期殘酷復雜的斗爭，不能擔負偉大的歷史任務。而有這些傾向的個人如不改正，也會身敗名裂。中央認為，“盡管這些傾向還不是普遍的不可終日的危險，但在某些個別部分中，確實存在著嚴重的危險”。
可以說，中央在這時候出台增強黨性的文件，強調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主要目的就是通過增強全黨和領導干部的黨性，及時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傾向，維護黨的集中統一，強化黨中央的權威，使黨成為團結鞏固的整體，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
增強黨性決定對於黨的建設的重大意義
抗日戰爭時期是黨的建設史上具有轉折意義的關鍵時期，而皖南事變則是國共關系從合作走向破裂最終走向全面對抗的轉折點，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制定並且通過《決定》對於黨的獨立、鞏固和發展壯大都有著深遠的歷史意義。任弼時在寫於1941年10月的《關於增強黨性問題的報告大綱》中就指出，“在今天的環境中，在目前的條件下，我黨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是有偉大的歷史意義的”。
這一文件發出以后，成為延安整風期間黨員干部的重要學習文件之一，對全黨尤其是領導干部起到了教育作用，對於加強組織紀律性，自覺改造錯誤思想傾向，統一思想認識等方面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使黨在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更加統一更加鞏固。如任弼時所說，這一文件發布之后，黨比以前更加進步了。
增強黨性決定還是延安整風的開端，對於延安整風的進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毛澤東1942年4月在中央學習組講話高度評價了黨性決定，他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全黨范圍的、中央領導的對整個干部進行內部教育還很少，從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開始，我們才全體地從上而下地注意了這個問題，這個意義非常之大，是有全國意義的。
從黨的建設史來看，增強黨性決定的制定和發布具有重要的意義，它第一次從中央的高度和權威正式明確了黨性的概念、內涵和進行黨性修養的標准，明確了哪些是應該改正的違反黨性的傾向，明確了糾正違反黨性傾向進行黨性修養和黨性鍛煉的辦法，成為此后全黨進行黨性教育和加強黨的建設的指南。也因此，黨性的概念開始更加廣泛地進入了黨的建設領域，黨性修養和黨性教育也成為了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和方法。
（來源：《學習時報》2016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