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早期黨內民主生活的典范——一份 1926年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批評會記錄析讀

作者:宋鍵    發布時間:20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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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早期黨內民主生活的典范

——一份 1926年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批評會記錄析讀

宋鍵

 

[摘要]1926 4 15日,為消除楊洵、童庸生兩位黨員之間的誤會,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地委)召開了一次批評會。會議由地委書記楊闇公擔任主席,包括楊、童在內的 10人出席。楊、童二人先坦誠布公地將彼此間的誤會與分歧擺出來,與會者再就各自參與的具體事件和熟悉的情況進行補充和說明。弄清基本事實后,與會者對雙方進行了誠懇的批評。楊、童二人坦然接受大家的批評和幫助后,又進行了相互批評。最后,楊闇公進行了會議總結。會議程序嚴明,主席公正無私,爭議雙方明辨事實、擺述道理,參與者忠言逆耳卻良藥利病。經此,誤會雙方冰釋前嫌,參會者深受黨性洗禮,重慶地委更加團結。這次卓有成效的批評會是中共早期黨內民主生活的一個典范,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在中國共產黨四川黨建史中,有一份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地委)為消除楊洵、童庸生誤會召開的批評會記錄。這份90 多年前的批評會記錄,是我黨歷史上一份保存完整的、正確運用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黨內同志誤會與分歧的早期歷史文獻。這次批評會由剛成立不久的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召開,書記楊闇公主持。與會的10 位同志都是四川早期共產黨員,也是中國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四川省級組織的重要領導人。翻閱這份會議記錄,泛黃毛邊紙上飄逸俊秀的字跡背后,我們依稀可見90 多年前這些革命先驅的光輝形象:他們赤膽忠心為革命,憑著對信仰的執著追求,把黨組織的團結視為生命,勇於批評與自我批評。先是坦誠布公地將彼此間的誤會與分歧在會上擺出來,由當事者一一陳述原委,再由與會者以極其嚴肅認真的態度對雙方進行誠懇的批評,當事者雙方坦然接受了大家的批評和幫助后,又進行了相互批評。一群風華正茂、意氣方遒的先驅為了革命事業推心置腹、秉燭夜談,最終誤會雙方冰釋前嫌,參會者深受黨性洗禮和教育,重慶地委更加團結,在中共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切實擔當起推動四川全省革命運動迅猛向前發展的歷史使命。這份珍貴的歷史檔案給當前我們嚴肅黨內政治生活留下了寶貴的啟示。

一、歷史背景和事情緣由

1926 2 月底,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直屬中共中央,管理四川省中共組織,楊闇公任書記。重慶地委籌建前后各項工作的負責同志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成都、重慶等地的四川土生土長的早期共產主義運動先驅如楊闇公、吳玉章、童庸生、張昔仇(錫疇、錫儔)、李嘉仲等,他們對四川實際情況非常熟悉,積極籌建四川早期共產主義組織,辦事老成持重,擅長在群眾中開展具體工作,在重慶地委的領導工作中佔主導地位,但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系統學習和掌握還不夠﹔另一部分是參加過留法勤工儉學、在外加入中國共產黨,受組織派遣回來加強四川地方組織領導力量的青年才俊冉鈞、楊洵(伯愷)、程秉淵(子健)、劉成輝等,他們年輕有為,有較為全面系統的革命理論武裝,但在與四川革命實際的結合上還不夠。走上革命道路的經歷迥異,導致他們對於中共四川組織的發展壯大,以及四川革命運動的方略認識上存在較大的差異與分歧,其中個別同志如童庸生、楊洵等個性又較強,加劇和激化了這種矛盾,從而使得這兩部分力量在整合上一度出現障礙,直接影響到重慶地委在領導全省革命運動中作用的發揮。

楊洵是 1923年在法國勤工儉學時受周恩來、趙世炎影響,從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的,曾參加旅歐共青團在巴黎召開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回國后,1925 7月受黨的派遣回四川協助吳玉章創辦重慶中法學校並幫助楊闇公等籌建四川省級黨組織。然而,意氣風發的他在重慶為籌建四川省級黨組織工作半年多后卻越來越不舒心,尤其是與后來的重慶地委委員、團地委書記童庸生的合作共事倍感艱難,合作的不愉快大大影響了他的工作熱情,他因此接二連三受到其他同志的指責和非難。楊洵最初也試圖找童庸生溝通,可終日為四川革命活動奔走呼號的童庸生不以為然,反譏諷他小肚雞腸。倍感委屈的楊洵一氣之下,在重慶黨、團組織主要領導楊闇公、吳玉章、童庸生 1925年底遠赴廣州參加國民黨二大之際,於 1925 12 24日寫信給黨、團中央,匯報關於重慶黨、團工作的情況。此信洋洋洒洒上萬言,除了向中共中央報告了四川黨、團組織的活動情況以及自己與童庸生等合作上的不愉快外,楊洵還反映說重慶黨、團組織存在“指導非人,同志無理論上的訓練,團體個人化,行動淺薄而浮囂”及“亂鬧學潮”的問題,甚至指責重慶黨的工作和同志是“無紀律,無計劃,無訓練,團體個人化,渝地的地委員(不是全部)許多是不學無術,驕滿嫉妒遺傳思想根深蒂固,渝地的同志散沙一盤,各不聞問”。(《楊洵給黨、團中央的信——關於重慶工作的情況》(1925 12 24日),中央檔案館館藏。)楊洵的信引起了中共中央對四川黨、團工作的高度重視,他們認為四川黨、團組織的內部團結問題很令人擔憂。因此趁楊闇公、童庸生到廣州參加完國民黨二大轉道上海匯報工作時,中央專門召集二人以及在上海的川籍黨員作了一次詳細的談話和批評,並反復囑咐要求楊、童二人回到重慶后立即召集黨、團負責同志和與此事有關的同志,召開會議,開展面對面的批評與自我批評,以消除同志之間的誤會與分歧,加強黨的團結統一。楊闇公、童庸生不顧舟車勞頓,拖著疲憊的身軀來到上海,正想全面匯報重慶地委籌建和開展工作情況,孰料一見面中央領導就嚴厲批評重慶黨、團組織內部團結出了問題,開始簡直是滿頭霧水,細問才知是楊洵給中央寫了信。楊闇公、童庸生兩人身為黨、團組織的主要負責同志,一方面感到楊洵的做法太沖動,有欠思考,另一方面也深刻地認識到如果不妥善解決這件事,將會引起更多誤會與分歧,進一步影響組織團結,甚至削弱黨、團組織的戰斗力。他們決定嚴格執行中央的指示,回到重慶后立即召開批評會,解決這個問題。

二、批評會的具體情況

1926 4 15日晚上,中共重慶黨、團地委召開了一次批評會。楊闇公、冉鈞、童庸生、程秉淵、楊洵、張昔仇、李嘉仲、喻凌翔、劉成輝、吳鴻遜 10位同志參加。這次批評會目的十分明確,就是要澄清事實,消除誤會,統一思想,加強團結。據吳鴻遜的記錄,整個生活會的具體過程大致如下:

首先是主席楊闇公報告開會理由。他先把楊洵去信中央報告與童庸生的誤會及中央對此事的重視,對四川黨、團組織的批評作了介紹,並開門見山地強調“現在我們盡可赤裸裸地把許多經過的事實說出來,請各同志加以批評,以免因一點小事妨害團結的工作進行”(本文的引文凡未注明出處者,均引自《中共重慶黨、團地方執行委員會為消除楊洵、童庸生誤會召開的批評會記錄》。)。簡短的開場白后,他請引起誤會的雙方楊洵、童庸生各自對事情的起因、經過、結果進行了詳細的陳述,並要求其他同志對兩者陳述內容進行了確認,並補充未盡相關事宜。

楊洵對自己去信中央的原委進行了陳述。他詳細報告了信中主要涉及到的 10個問題,他的陳述清楚地反映了他與童庸生心生隔閡的過程。根據分工,楊洵主要負責中法學校教務事宜,開學在即,時間緊迫,可招生廣告還沒刊登,便寫信去質詢負責辦理此事的童庸生,孰料童庸生不僅沒及時說明原因,反而回了一封長信,指責楊洵不尊重客觀事實,不好共事,楊洵自此心存芥蒂﹔不久又因中法學校排課事宜再起風波,楊洵感覺童庸生借口其他事情多不再來中法學校上課,也拒絕了他推薦喻凌翔來教授外國地理﹔在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師范學校發動學潮事情上,楊洵認為群眾基礎不足,建議應該停止學潮運動,遭到童庸生的堅決反對﹔楊闇公、童庸生、吳玉章因肅清案被通緝離開重慶前往廣州開會后,楊洵自忖能力、資歷都應該得到組織的信任,但楊闇公、童庸生反而交代由曾淨吾暫代主持工作,因而心有怨氣,時常與曾淨吾的意見相左,遂自行決定取掉了中法學校辦事處的牌子﹔因以郵局檢查為由撤銷販賣部,被曾淨吾批評有樹私人勢力把持地盤之嫌﹔曾淨吾要求楊洵不要隻關注中法學校教務、一味研究理論,決定派楊洵前往外交后援會任事,楊洵覺得並非自己所長,又加上他認為當時后援會的事黃均堯干得不錯,童庸生卻評價不高,因而心有顧忌,一口回絕了組織交派的工作。楊洵自己覺得很委屈,在中法學校研究理論、為黨培育干部也是革命工作,為何得不到其他同志的認可……所有這些不適,讓楊洵如鯁在喉,不吐不快,而又不願告訴臨時主持工作的曾淨吾,干脆採取直接給中央寫信反映情況的方式。不料大家都指責他“站在團體外說話”,認為這是很不地道的“告狀”行為。當然他也明白自己向中央報告重慶團體個人化、革命學潮化有以偏概全、一棍子打死一片的嫌疑,因此在陳述時強調自己只是希望防止這兩種傾向發生才好。

童庸生對楊洵提及的事情作了一一回應。他先是真誠地訴說了心聲:“我想我們在滬時十分的誠懇,得著楊洵同志要回川的信,我們及此地的同志都非常歡喜,希望以后共同努力工作,因此小事惹起他的誤會,太覺無味”。接著對引起楊洵誤會的事宜進行了逐一解釋:招生廣告沒有及時登出是因報社臨時加價導致,而又遭到楊洵的誤解質詢,一氣之下,語氣不加斟酌就回了一封長信﹔辭掉中法學校教授課目確是因忙於黨、團組織創建及宣傳鼓動工作,並非針對楊洵、不支持他的工作﹔推薦喻凌翔到中法學校任教主要是認為他具有這個能力,而且也有安置同志生活的考慮﹔女師學潮不採納楊洵停止運動的建議是不願打擊學生的革命熱情,怕失去廣大青年的支持﹔黃均堯去職后援會是因已支取忠州學校薪酬,並非故意要強楊洵所難,自己批評均堯也是出於公心,並在會上當面提出﹔地委交由曾淨吾主持工作也是因為楊洵一味推讓,每次正式邀請參加會議、征詢意見楊洵都不肯坦誠相待,總是消極回避……最后,童庸生對楊洵無端懷疑同志故意陷害中法學校的做法也表示了不理解。

楊洵、童庸生兩人陳述原委后,張昔仇、喻凌翔、冉鈞對相關具體事宜就各自參與和熟悉的情況進行了補充和說明。

弄清基本事實后,按主席楊闇公的要求,與會者對心生罅隙的雙方進行誠懇的批評。除吳鴻遜忙於記錄外,其余的同志都進行了嚴肅認真的發言。劉成輝批評童庸生雖然對團體工作熱烈,但對同志態度有些粗暴,以致引起不必要的誤會,而楊洵平時工作不夠努力,“有高等黨員的氣概”,疑心重。程秉淵批評童庸生工作雖誠實但個性強烈,“有左傾幼稚病”﹔楊洵態度不端正,對工作不努力,不明了組織與個人的關系。李嘉仲批評童庸生自信力太強,考察事實不精細,楊洵則存在小資產階級心理太甚、觀察事情甚為不徹底的毛病。張昔仇批評童庸生過於急躁操切,批評同志時甚至於謾罵,楊洵則態度不誠懇,經常站在團體外批評別人。喻凌翔批評童庸生對同志經常態度不好,性情急躁,每每感情用事,楊洵則自視甚高,經常自夸,富於小資產階級心理,沒有擺正個人與組織的關系。冉鈞批評童庸生生性急躁,經常感情用事,楊洵則組織觀念不強,當面不說背后亂說,工作不努力並有選擇工作的毛病,盲目自信,疑心太重。

各位發言者態度公正嚴謹,意見直指要害,完全沒有什麼童庸生是四川黨、團組織創始人和楊洵是中央派來加強四川工作的早期老黨員之類的顧忌。中肯的批評讓童、楊二人心悅誠服。會議記錄者雖然沒有給我們描繪與會者、特別是受到批評的童庸生和楊洵兩人的神態,但是,幾乎在每個同志批評結束以后,記錄者都不厭其煩地寫下“童、楊接受”或“接受”的字樣。

楊洵接受這些批評意見后在會上當即表示:“從庸生那封信起到臘月止,團體工作不甚了解,如能像今夜這樣開會說明則不致發生那些誤會了。”

大家暢所欲言后,楊闇公要求楊洵和童庸生進行了同志間相互的批評。楊洵說童庸生態度不好望改正。童庸生批評楊洵沖動性大,並有選擇工作的毛病,稍困難的總是推諉,以后希望注意改正。

盡管楊闇公與童庸生是志同道合的好友,私誼甚好,但在大家發言過程中,作為會議主持者,他始終不偏不倚,沒有打斷任何一次發言,真正做到了讓與會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在所有人發言完畢后,楊闇公進行了這次批評會的總結:“庸生自信力太強,沖動性大,個性也強,加以感情變換太大,作事要求很強,均易現出操切的毛病,很容易使人起反感。楊洵同志工作太不努力,誤認個人為團體。既有懷疑,應先向地方解決,不宜站在團體外面去說話。因此引起中法同志對地方不信任,並常給同志對團體分裂的暗示”。楊闇公懇切希望他們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最后,楊闇公以異常嚴肅的態度強調:“看那個才是真正的布爾雪維克化,要從實際工作當中才表現得出來的。……我們的同志時時刻刻都應擁護團體的統一的,不應因一點誤會離開團體去說話,表現分裂的毛病……以后如有懷疑的地方,在批評會上和常會上盡可提出來赤裸裸說和建議,不宜站在一邊說話。”

三、批評會的成效及歷史啟示

這次批評會是中共重慶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不久后召開的,可謂成效顯著。童庸生、楊洵自此消除了誤會,特別是楊洵,放下了思想包袱,放開手腳干工作。楊闇公、冉鈞、童庸生、劉成輝、楊洵等后來先后為革命事業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余諸君也都為四川黨組織的發展和革命運動作出了重要貢獻。經過這次批評會洗禮的四川黨、團組織順利完成了兩部分力量的整合,以更加團結、更有戰斗力的嶄新姿態投入革命工作,為致力推動四川國共合作、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軍事運動的不斷高漲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障。四川黨、團組織的出色工作贏得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肯定。中共中央在 1926 9 20日的中央局報告中指出:“川省亦因北伐軍進至武漢,一般投機的小軍閥均望風來歸,對於民眾運動不敢十分壓迫,且常常表示許多好感,所以川省現時是最好工作之地,四川工作同志其刻苦奮斗的精神,更有為別省所不及者。”(《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2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1983年版,第 252頁。)

這次卓有成效的批評會堪稱是中共早期黨內民主生活的一個典范,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歷史啟示。會議程序嚴明,主持人公正無私,爭議雙方明辨事實、擺述道理,參與者忠言逆耳卻良藥利病,最后的總結深化主題,強調團結,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面問題、光明磊落、敢於擔當、勇於糾錯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品格也在這次批評會上得以充分展現。細讀記錄,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的黨內民主生活如此源遠流長,批評與自我批評作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和作風之一,不愧為治黨的“良藥”和“武器”。十八屆六中全會公報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我們黨強身治病、保持肌體健康的銳利武器,也是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必須堅持不懈把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用好。習近平總書記也強調要讓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黨內生活的常態,成為每個黨員、干部的必修課。重讀這份批評會記錄,對我們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開好各級黨組織的民主生活會,進而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大有裨益。

〔作者宋鍵,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副處長,四川成都 610031

(責任編輯:茅文婷)

(來源:《黨的文獻》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