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幾個重要關節點的再考察
毛澤東與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幾個重要關節點的再考察
魯振祥
關於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問題，多年來一直為學術界所關注，因為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個新的起點。論者們的研究角度和評價意見不盡相同，但經過材料的挖掘和梳理，人們對毛澤東提出這條總路線的原因和過程，已有了比較清楚的認識。這是黨史、國史研究中的重要進展之一。本文擬在學術界已有研究的基礎上，對毛澤東提出總路線過程中的若干關節點，再進行某些具體史實上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對問題的認識能夠更加細化和深化。
一、關於1952年9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新設想”的問題
根據薄一波1965年12月30日《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提出問題致田家英的信》，毛澤東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講到：“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據此論者們認定，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設想，即將以往先經過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當各方面條件成熟后，再採取重大社會主義步驟的設想，改變為從現在起即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持這樣觀點的論著很多。如：
龔育之《新民主主義·過渡時期·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文，在引用了毛澤東的這句話后說：“這個‘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重要思想”，是黨中央領導同志在觀念上的“一個重要發展”，“即在10年、15年之后一舉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轉變到從現在起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10年、15年完成”。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中，把毛澤東的這句話轉述為：“大意是：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並認為，毛澤東的這一構想，“顯然已不同於剛進城時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領導同志的設想了。”“那時的設想是可能要在建國15年之后才能考慮向社會主義轉變的問題。”（1949—1976）中說：毛澤東上述講話表明，“他關於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變化”。“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要等到10年或15年以后才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進程中帶有轉折意義的大事。”
上述著作以及其他許多著作都強調：毛澤東在1952年9月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提出了“從現在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設想。筆者一直是這一觀點的接受者、擁護者，但最近又仔細讀過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之后，卻感到有對這一論斷做進一步考察和說明的必要，因為薄一波信中引用的毛澤東的話，並沒有直接講到“現在開始過渡”問題。
首先，“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句話本身，比較費解。上半句中的“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和下半句中的“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兩者有什麼不同？為什麼說10年至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就是對的，說10年以后“才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是不對的？這裡有沒有記錄上的差錯？考慮到此前黨內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並按照句子應有的邏輯結構，下半句在薄一波書中按“大意”轉述的“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開始過渡”，似更為恰當。但是，否定了10年后才開始過渡，就一定意味著“從現在”開始過渡嗎？不一定，可能是從現在，也可能是從現在之前或現在之后的某一個時間點。毛澤東在講話中並沒有點明。
其次，從毛澤東對這句話所做的解釋來看，他是把現在之前已經發生和現在之后的5年、10年、15年將會發生的社會經濟的變化聯系在一起，作為一個整體過程看待的：“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會怎麼樣，十五年以后會怎麼樣，要想一想。……性質也變了，是新式的資本主義……他們已經挂在共產黨的車頭上了……他們的子女們也將接近共產黨了。農村也是向合作互助發展……爭取十五年不打仗是可以的。”這裡從頭至尾，並沒有“從現在開始過渡”的意思，如果理解為“現在已在過渡之中”，似乎更為合適。
那麼，為什麼上述這些權威性的著作都說毛澤東這時提出了“從現在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觀點呢？筆者認為，理由可以提出如下幾條：第一，毛澤東雖然沒有明確講“從現在開始過渡”，但卻清楚地表明了這樣一種意思：現在要明確地把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任務提出來。第二，9月24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后不久，劉少奇率中共代表團訪蘇，他受毛澤東委托於1952年10月20日寫給斯大林的信中，明確使用了“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提法。這應該是對毛澤東9月24日講話內容的最早的概括和理解，龔育之文章即是引用劉少奇的這個提法說明問題的。第三，不排除個人記錄有記得不完整或不確切的可能，而薄一波是這次中央書記處會議的參加者，又是他“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談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給他“極深的印象”，因此他理解的“大意”——“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應可作為立論的根據。第四，9月24日講話之后，毛澤東本人也有過“從現在起”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實現“三改一化”、“由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提法。
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看法：毛澤東這次講話確實提出了不同於以往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新的設想，即：不要在經過10年、15年的新民主主義階段之后，再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現在就要把過渡的任務提出來，10年至15年基本上完成。其側重點是改變過去那種要在多少年之后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主張，相對於此，把這一新的設想概括為“從現在開始過渡”的觀點，是可以成立的。
二、關於1953年2月南方視察和過渡時期總路線基本輪廓形成的問題
上述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是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起點。但正如薄一波給田家英的信中所說，這時“未形成一句完整的話”。何時形成為“一句完整的話”呢？該信說是到了1953年2月27日書記處會議。在這次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還多一些的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及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薄一波所說的“一句完整的話”，也就是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輪廓。
根據相關人員的日記、回憶和檔案資料，《毛澤東傳》（1949—1976）在對毛澤東1953年2月15日至26日南下視察的記述中，對這個問題作了更詳細也更確切的說明。從中可以看到與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有關的幾個重要史實：
一是從河北省邢台縣委負責人的匯報（2月15日）中，毛澤東得到了該縣已有87％的農戶加入互助組、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建社當年即實現了糧食增產的信息，由此進一步加深了他關於農業互助合作的認識，這就是：互助合作“是一條由窮變富的道路”，多數農民是願意走這條道路的，關鍵是領導者採取什麼態度。“農業不先搞機械化，也能實現合作化，中國不一定仿照蘇聯的做法。”
二是毛澤東對湖北孝感地委負責人的談話（2月17日）中，解釋了“過渡時期”問題：“什麼叫過渡時期？過渡時期的步驟是走向社會主義”，“十年到十五年走完”。
三是毛澤東在同中南局、湖北省委、武漢市委負責人的談話（2月17日）中，第一次批評了“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提出：“新民主主義是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階段。在這個過渡階段，要對私人工商業、手工業、農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國家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從現在起大約需要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這是和逐步實現國家工業化同時進行的。”這已明確講到了過渡時期要完成的任務。
四是毛澤東在同中南局負責人的談話（2月19日）中，進一步提出了過渡的辦法：“個體農業，要用合作社和國營農場去代替，手工業要用現代工業去代替。……對民族資產階級，可以採取贖買的辦法。”
這些事實補充了薄一波給田家英信中的看法，說明毛澤東是在1953年2月南下視察中，即2月17日同中南局等負責人談話中，最早勾畫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基本輪廓的，隨后在2月27日書記處會議上重申了他的想法。但南下視察談話和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都還沒有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這個概念，因此隻能說是形成了總路線的基本輪廓。
三、關於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和毛澤東在會上講話的幾點史實
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中央統戰部提交的關於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報告。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正式提出並闡述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查閱有關權威性著作，對這次會議情況的記載，略有一些不同。
《回憶與研究》：1953年春，李維漢率調查組到武漢、南京、上海等地調查國家資本主義等問題，5月，向中央報送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建議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特別是公私合營這一主要環節，實現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1953年6月中旬政治局兩次召開會議討論這個文件。此后，根據中央討論精神，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並寫進李維漢向全國統戰會議作的報告《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草稿）》中。
《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1953年5月，李維漢向中央提交了《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調查報告》，6月15日政治局會議討論並基本同意了李維漢的報告，責成他根據大家的意見對報告加以補充和修改。毛主席在會上提出了總路線的任務和過渡時期的時間，但沒有講從何時算起。
《周恩來年譜》（1949—1976）：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李維漢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第一次對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的內容作了比較完整的表述。
《毛澤東傳》（1949—1976）：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會議討論李維漢所作《關於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的報告。這個報告受到毛澤東的高度重視，后經修改，形成《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的文件。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提綱就寫在這個文件的封面上，而他在會議上的講話，則對總路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
對照記載，有幾個具體史實應搞清楚：
第一，6月15日政治局會議討論的到底是哪一個文件？根據歷史文獻可以確定，《周恩來年譜》的記載基本是准確的：會議討論的是統戰部提交的《關於利用、限制、改組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未定稿）》。該件正如《毛澤東傳》所說，是在李維漢5月《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報告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6月14日印發毛澤東等21人。在現存毛澤東和周恩來各自的閱改件中，都由他們本人把標題中的“改組”改為“改造”。毛澤東在6月15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就寫在這個文件的標題頁上。對照毛澤東和周恩來的閱改件，他們對文件的改動意見，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似為會前和會中改動的結合。毛澤東在會上發表了約一個小時的講話，闡明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別人發言時，毛澤東又多次插話。朱德在第二天（6月16日），還專門致信毛澤東，談了他對這個文件的修改意見。會議責成李維漢、胡喬木等對文件作進一步修改。《回憶與研究》中所說的兩次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的都是這個文件。由此也應該說，“把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方針概括為利用、限制、改造”，不是在6月政治局兩次討論之后，而正是通過6月15日的政治局會議。
第二，第二次討論統戰部關於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文件的政治局會議是何時召開的？對此，歷史文獻也有清楚的記載，是6月29日，而不是6月中旬。6月26日，李維漢將經過他和許滌新、鄭新如、黃鑄修改過的《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若干問題》送胡喬木“審查改正”，並提出：在胡喬木修正之后，“最好請主席審閱一遍，最后，逕送周總理閱處”。6月28日，毛澤東批示將“此件及附件印發參加上次討論此問題的各同志，並列入星期一的議程。印件應於今日下午送到各人手裡，並通知他們閱讀。”星期一（29日），討論如期舉行，除毛澤東講話和插話外，有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鄧小平、彭真等近20人發言。毛澤東曾提議，該件“先在黨刊上登載，交各級黨委討論，俟收集意見，准備提交將來的黨的全國代表會議或其他適當的會議上去討論和決定。”但后來未形成中央正式文件，而由李維漢根據會議討論的意見作了一些修改，以《關於利用、限制、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意見》為題，分別在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和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作了報告。
第三，毛澤東在6月15日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包含哪些內容？以往人們都是根據《毛澤東選集》第5卷《批判離開總路線的右傾觀點》一文來論述毛澤東講話的內容的。按照該版本，毛澤東確實沒有講過渡時期“從何時算起”的問題，但《黨的文獻》2003年第4期發表的毛澤東講話的全文，開頭即指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比較兩個版本，5卷發表的是講話的一部分，突出的是對所謂“右傾觀點”的批判﹔而講話全文則包含了更多方面的內容，正如《毛澤東傳》所說，講話對總路線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其中既規定了過渡時期的起點、終點和時限，又規定了總路線的內容和“逐步過渡”的方法﹔既著重批判了“右傾的表現”，也批判了“左”的急躁情緒﹔還用很大篇幅闡述了對私營工商業和資產階級分子實行改造政策的可能性等問題。
四、關於1953年9月毛澤東同民主黨派、工商界代表談話和對資本主義商業改造政策的確立
經過1953年6月政治局會議和同年夏全國財經工作會議，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正式確定下來。在動員工商界人士擁護黨的政策、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的工作中，毛澤東9月7日同民主黨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的談話，是一個重要的關節點。參加談話的除有關方面領導人周恩來、陳雲、陳毅、李維漢、陳伯達外，還有李濟深、陳叔通、黃炎培、章伯鈞、章乃器、李燭塵、盛丕華、張治中、程潛、傅作義等。無疑，他們都是共產黨外有很大影響的人士。在這次談話之前，毛澤東已用很大精力研究了國家資本主義問題，談話的中心，即在說明“國家資本主義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逐步完成社會主義過渡的必經之路”，“經過國家資本主義完成對私營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較健全的方針和辦法”。毛澤東要求在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人士中，都要明確這一點，首先在中央及地方領導人的頭腦中肯定下來。
應特別注意的是，這次談話指出國家資本主義不僅適用於改造私營工業，也適用於改造私營商業。這具有標志性意義。此前，對私營工業和商業的改造，毛澤東和黨中央是主張採取不同的辦法進行的。對工業是通過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對商業則是淘汰、排除、代替。如：在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1953年6月15日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說：“對資本主義工業的改造和商業的改組是不相同的。”對工業是採用加工訂貨、公私合營兩種方式，加強黨支部和工會的工作，加強對資產階級基本部分的教育。對商業，向商業資本家做教育工作是可以的，但目的是“逐年把它擠掉，使商業資本家轉為工業家，我們把店員接收過來”。
在1953年7月29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開始講到商業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問題，指出：“從國營貿易企業批發商品並按國家規定的價格出售的私營零售商，可以也應該算在國家資本主義之內。”到9月7日的談話，則明確指出：“私營商業亦可以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不可能以‘排除’二字了之。”第二天，9月8日，周恩來在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委會擴大會上進一步解釋了這個問題，說：商業有沒有國家資本主義呢？毛主席說，過去共產黨也沒有很好地研究這個問題，經過財經會議的研究，又經過中共中央的研究，認為不能拿“代替”或“排斥”這兩個字來了事。因為商業的數量很大，從大的商業公司一直到攤販都是商業，這是幾百萬戶的問題。把有利於國計民生的商業擠垮，對國家對人民都是不利的。商業也要得到社會主義改造，經過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走向社會主義。這樣，便彌補了過去認為國家資本主義隻適用於資本主義工業、不適用於資本主義商業的缺陷，把經過國家資本主義改造資本主義工業和商業的政策，整體性地確定下來。
五、關於理論轉換中領導人認識上的矛盾和差異
從主張首先經過一個相當長時間的新民主主義建設階段，然后再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到提出從現在起即開始（后又發展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起已經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這不能不說是革命與建設問題上的重要的理論轉換。對這個過程，人們不能不提出新的過渡思想與過去建設新民主主義思想究竟是一種什麼關系的問題。
在此問題上，我們看到了毛澤東認識上的矛盾的狀況。他一方面說過：“二中全會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現在這個內容就更豐富了”﹔“根據過去四年的經驗，資本主義企業中社會主義因素是逐年增長的”﹔《共同綱領》中規定的鼓勵私人資本主義向國家資本主義方向發展的方針，“現在應明確起來和逐步地具體化”。這些話表明了過渡時期總路線與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之間，也就是與建設新民主主義思想之間，是有著直接的聯系的。但是，另一方面，毛澤東卻又批判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觀點，認為民主革命成功后繼續搞新民主主義，是“右傾的錯誤”，“妨礙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這又把建設新民主主義與向社會主義過渡對立了起來。而實際上，所謂“新民主主義秩序”，即二中全會決議和《共同綱領》確定的秩序，本身就包含著社會主義因素逐漸增長，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逐漸成熟的內容。建國初期幾年的工作，就是在努力確立包含這樣內容的“新民主主義秩序”。過渡時期總路線與新民主主義理論中所包含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既有區別的一面，又有相同、銜接和發展的一面。兩者之間的關系，是可以用理論發展的觀點加以解釋的。
這裡應該指出的是，周恩來和劉少奇曾試圖把過渡時期總路線與建設新民主主義的思想統一起來。在毛澤東1952年9月提出從現在即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構想后，劉少奇、周恩來及其他黨的領導人，都把認識統一到了毛澤東的思路上來，他們對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正式提出，也起了促進作用。但是，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和建設新民主主義思想的關系上，他們強調了兩者的一致性，而不是兩者的對立。比如，總路線正式提出后，周恩來為宣傳、解釋總路線做過多次長篇報告，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說明總路線與以前一些提法的關系。他著重發揮了毛澤東關於把《共同綱領》的規定明確化、具體化的觀點，說明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1953年9月11日，他在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議上說：“整個國家在建設中，在改造中，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點。”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改造“也是我們新民主主義的具體內容”。“過渡時期就是新民主主義建設時期，就是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也就是社會主義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比重中逐步增長的時期。”9月17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會議上說：“實際上這個總路線就是把共同綱領的路線明確起來了。”他在為這次發言准備的提綱中說：“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共同綱領的路線。”9月23日在第二次文代會上說：“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共同綱領路線，現在更把它明確起來。”9月29日在中共第二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上說：“根據中國的情況，依據社會主義的普遍真理，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這就是毛主席在二中全會決議上已經指示了的方向，現在更把它明確化起來。”當然，周恩來也按照毛澤東的觀點，從一定意義上批判了“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等提法。
周恩來力圖說明過渡時期總路線與建設新民主主義思想一致的方面，把它們統一起來，銜接起來，是有道理的，這有利於說明黨的革命建國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來源：《毛澤東與20世紀中國社會的偉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