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辨

作者:周霜梅 劉明鋼    發布時間:2012-0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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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辨
周霜梅 劉明鋼

確定參加黨的二大的代表是一個比較困難的問題。有關二大代表的原始資料,至今所見甚少,加之年代久遠,給黨史專家留下了一個難解的課題。然而讓人意外的是,早在192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就曾研究過這一問題,並且形成了一個文件。這就給筆者一個啟示:以這個文件作為切入點,對中共二大代表進行考証與辨析,也許是個不錯的路徑。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這是中共歷史上惟一一次在國外召開的代表大會。大會期間,大家一起認真總結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周恩來作了關於共產黨組織問題的報告。可能是為報告做准備,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回顧了一大至五大的情況,並形成了一個文件:《中共歷次大會代表和黨員數量增加及其成分比例表》(下文簡稱《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筆者注)。這個文件是手寫的,沒有署名。文件記載,出席黨的二大的代表是:“陳獨秀、張國燾、李達、楊明齋、羅章龍、王盡美、許白昊、毛澤東、蔡和森、譚平山、李震瀛、施存統,共12人。”(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央檔案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第一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版)

根據這個文件,可以推斷,當時聚集在莫斯科的六大代表分別出席了不同的會議,確定前五次代表大會的代表名單,其中出席二大的代表及相關人員,一起回憶、討論並確定了二大的代表名單。中共六大距二大隻有6年,時間並不很長﹔而且,當時的代表都是青壯年,記憶力尚好,因此,經過集體討論,拿出一個比較准確的二大代表名單並不是特別困難。

在一般情況下,對於是否參加二大,當事人是絕對不會記錯的。參加了,自己記得﹔沒有參加,自己也記得。而且六大代表之中參加過二大的代表及相關人員,參與了確定二大代表名單的討論,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凡六大的代表,其名字又出現在《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的名單上,那麼,他一定是二大的代表。在六大的代表中,有三個人的名字出現在名單上,他們是:張國燾、羅章龍、蔡和森。因此,這三人出席二大是沒有異議的。同理,出席了六大,但名字卻沒有出現在二大代表的名單上,那麼,他一定不是二大代表,比如鄧中夏。

也有文章對羅章龍的二大代表身份提出了質疑,認為高君宇參加二大的可能性比羅章龍更大些。理由是,第一,高君宇是北京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且參加了遠東會議,符合李達所說,參加二大的“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從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后)回國的是那省的人就作為那省的代表。”同時,張國燾的回憶中也說,出席二大的有高君宇。第三,根據高君宇在二大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情況,他應該是參加了二大的。而羅章龍在1981年回憶說,自己曾經參加黨的二大。但是,有關文獻和他較早期的回憶《椿園載記》裡,都沒有這方面的記載,記載的只是他當時正忙於領導安源工人罷工。(王志明:《中共二大代表的考証》,《上海黨史與黨建》2011年8月號)

然而,筆者認為僅憑羅章龍出席了六大這一點,就可以斷定,這種說法不能成立。若羅章龍沒有參加二大,他不可能說出會議的細節,其他六大代表也不可能確認他的二大代表身份,並把他的名字寫入名單。中共二大選舉產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由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高君宇、鄧中夏五人組成,於是有人提出高君宇、鄧中夏兩人出席了二大,理由之一是:沒有參加會議怎麼能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但是這種說法沒有注意到一個事實,即鄧中夏出席了六大,但《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的名單上卻沒有他的名字。既然鄧中夏沒有出席二大就被選入中央執行委員會,那麼,高君宇很可能也屬於同樣的情況。


《中共歷次大會代表》關於二大代表名單中有毛澤東,但毛澤東自己說,沒有參加二大。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裡與來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明確說,“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黨——我那時是書記……我被派到上海去幫助反對趙恆惕的運動。那年冬天,(引者注:1922年,應該是7月、夏天)第二次黨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我本想參加,可是忘記了開會的地點,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結果沒有能出席。”《西行漫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在中共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到這件事:“有些同志未能當選為代表,不能出席和旁聽,很著急,其實這沒什麼,就拿我來說,我是‘一三五不論,二四六分明’,逢雙的大會我都沒有參加。”

前面談到,對於是否參加了某項重大事件,當事人的記憶應該是准確的。毛澤東說自己沒有出席二大,那他一定是沒有出席。那麼,《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為什麼會將毛澤東的名字收入其中呢?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毛澤東應該是被列為了二大代表。作為湖南黨組織的書記,毛澤東是完全有資格作為代表參加會議的,而且確實收到會議的通知﹔其二,毛澤東四次被推選為大會代表。從一大至六大,毛澤東四次被推選為大會代表,次數之多在中共黨內也是名列前茅。毛澤東沒有出席六大,但仍被大會主席團提名為中央委員候選人。毛澤東這種威望,使六大代表覺得他最應該參加二大,因此《中共歷次大會代表》才會將毛澤東的名字收入名單。

關於參加二大代表的名單,一些當事人也有回憶。現在所能找到的當事人的回憶錄有李達、張國燾和羅章龍等人。李達的回憶說,“(黨的)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上海舉行的,出席這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不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而是由陳獨秀、張國燾指定從莫斯科(參加遠東會議后)回國的是那省的人就作為那省的代表。其中除陳獨秀、張國燾外,有鄧中夏、蔡和森、向警予、李達等。” (李達:《中國共產黨的發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會經過的回憶》,《二大和三大——中國共產黨第二、三次代表大會資料選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版)但數年后,李達自己又說“代表的具體名單,我記不得了。”(李達給中央檔案館的信)李達提供的6人名單中,與《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名單相比,有四人是一致的,即: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與李達。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是這樣寫的:“第二次代表大會終於於七月十日左右在上海成都路一所中共中央所租的房子裡正式開幕了。當時黨員人數是一百二十三人,但這次到會的正式代表卻隻有九人。陳獨秀、李達和我(張國燾)三個上屆中央委員是當然代表,蔡和森是留法中共黨支部的代表,高尚德(君宇)是北京代表,包惠僧是武漢代表,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的代表是施存統,此外還有一位上海代表、一位杭州代表,名字我記不起了,一共九人﹔非正式代表列席會議的有張太雷、向警予等人。”(張國燾:《我的回憶》,東方出版社1998年版)這個7人代表名單中,與《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名單相比,有五個人是一致的,即:陳獨秀、李達、張國燾、蔡和森、施存統。張國燾出席了中共六大,但他后來回憶的名單卻與《中共歷次大會代表》有所差別,或許是他已經不記得六大時曾經參加了確定出席二大的代表的相關會議,並且形成了一個文件。

20世紀80年代初,羅章龍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說:“參加二大的代表有陳獨秀、張國燾、譚平山、王盡美、許白昊、羅章龍等。”(肖甡:《訪問建黨時期的知情人》,《百年潮》2001年5期)羅僅說出6個人的名字,但這6個人的名字都收入《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的名單。

以上三位當事人提供的名單,雖然與《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的名單有所差別,但大部分是相同的,甚至完全一致。這說明《中共歷次大會代表》這一文件還是比較可靠的。

綜上所述,中共六大形成的《中共歷次大會代表》的二大代表名單,畢竟是集體回憶的結果,而且是迄今為止所能找到的,時間最接近於二大的原始文獻資料,因此具有相當的可靠性和權威性,應該受到重視。正因為如此,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2002年編著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也基本上沿用了這個名單,書中記載,參加中共二大的有中央局的代表陳獨秀、張國燾、李達,上海代表楊明齋、北京代表羅章龍、山東代表王盡美、湖北代表許白昊、湖南代表蔡和森、廣州(廣東)代表譚平山、勞動組合書記部代表李震瀛、社會主義青年團代表施存統等12人,尚有一人無法確定。

(作者單位:江漢大學政法學院)

(來源:《光明日報》2012年7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