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檔案和手稿情況——兼駁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
我所了解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檔案和手稿情況——兼駁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
齊得平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收入的是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前段時間，網上流傳一篇所謂《〈毛澤東選集〉真相》的文章，誣稱：“《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的一百六十余篇文章中，由毛澤東執筆起草的隻有十二篇，經毛澤東修改的共有十三篇，其余諸篇全是由中共中央其他領導成員，或中共中央辦公廳以及毛澤東的秘書等人起草的。”這純屬無中生有、肆意捏造的謠言。
我從1950年開始參加中共中央檔案的管理工作。1960年，中央檔案館領導決定將毛澤東手稿集中，指定由我專門負責保管。從此，我長期負責毛澤東手稿的管理工作，直至退休。我還參加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等服務工作。本著對歷史負責、對讀者負責的精神，我作為一名老檔案工作者，深感有責任談談我所知道的真實情況，尤其是收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毛澤東文稿的情況，以正視聽。
一、受命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
1959年10月中央檔案館新館成立。這年12月，中央檔案館副館長裴桐到中南海開會，領受了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任務(《毛澤東選集》第一、二、三卷此前己經公開出版)。我當時負責保管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的檔案，他要我將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1日前毛澤東的講話、報告整理出一個目錄，交給保管部主任吳善昌審定，然后上報《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辦公室(以下簡稱《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我照辦了。
1960年元旦一過，裴桐、吳善昌便召集中央檔案館保管部全體人員開會，動員、布置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的工作。當時毛澤東起草的文電手稿分散在中央檔案各卷宗中，需要逐卷翻閱査找。由於要求急，任務重，時間緊，保管部三十多人大部分都投入到這項工作中。大家把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檔案當作頭等政治任務，參加這一工作的同志加班加點，用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查閱三千多卷檔案，從數萬件文電中，將這一時期毛澤東起草的幾千件文稿査出。此后，又由我負責把這些文稿編制目錄，交付打印成冊(其中本館打印了兩年的目錄，另請中辦機要室、機要局各幫助打印了一年的目錄)，同時將毛澤東的這些手稿一—調出來，提供給裴桐和吳善昌逐件閱覽，遴選出他們認為可以考慮選用的文稿，陸續報送《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裴桐、吳善昌推薦上報的文稿共約一百余件。這些文稿，有幾十件收入1959年9月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其中《抗日戰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關於重慶談判》(1945年10月13日)等幾篇文章是根據毛澤東的講話記錄整理出來的文稿，其余絕大多數是毛澤東的手稿。
除了査閱館藏檔案之外，還需要在社會上廣泛征集。1960年1月，經《毛澤東選集》編輯委員會和中共中央辦公廳批准，成立了中央辦公廳征集小組。曾三任組長，葉子龍、裴桐任副組長。以中央檔案館征集科和中辦機要室三科為主，共抽調五人組成中辦征集小組辦公室，立即著手工作。征集工作首先在中直機關、國家各部委、北京市有關單位和中央軍委及各總部開展起來。在有關部門的配合下，不到一個月就征集到毛澤東手稿原件165份。給我印象深刻的是，這165份文稿主要來自胡喬木處和新華社負責人范長江處。其中有幾篇收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
毛澤東還親自參加了《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文稿的選稿工作。如《丟掉幻想，准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為什麼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五篇文章，就是他自己從新華書店出版的《駁艾奇遜》一書中選定的。他寫的這幾篇文章的手稿和《駁艾奇遜》這本小冊子，都收藏在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文稿中。
二、參加《毛澤東選集》第四卷部分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和考訂等工作
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期間，我參與了一些文稿的校對、鑒別、核實、考訂等工作，深深感到編輯《毛澤東選集》是一項極其嚴肅認真的事情。
我參加的校對工作，主要是用檔案原稿逐件核對《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印文。當時，參加《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工作的逄先知帶著《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書稿的印文，來到中央檔案館，在館部領導安排下，我將原稿調出，用毛澤東文稿原稿，逐字逐句進行核對。核對的地點就在我的辦公室，工作程序是我讀原稿，他看印文，確保准確無誤。
我參加的鑒別工作，主要是鑒定有些一時沒有見到原始稿的文章是否是由毛澤東起草的。比如1948年2月25日《中共中央關於老區半老區土地改革和整黨工作的指示》一文，當時《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員打電話問我：檔案館有沒有毛主席起草的這個指示的原始手稿？因為他看見的是毛澤東在抄淸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査看了檔案原始稿，是周恩來起草的，毛澤東作了修改，修改后由秘書謄清，毛澤東在謄淸稿上又作了修改。《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看到的就是在謄清稿上作了修改的稿子。我把核査的情況向編委會辦公室作了匯報，說：這個指示是由周恩來同志起草、經毛主席修改的，原始稿就收藏在中央檔案館。后來這篇文章就沒有收人《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980年，該文收人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恩來選集》上卷。
我參加的核實工作，主要是核實毛澤東手稿中涉及的一些地名、人名以及具體數字。比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中，詳細列舉了敵軍的數字。《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為核實《指示》中的這些具體數字，四處查找材料。在軍事科學院找不到，在中央檔案中也毛澤東《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奮斗》，手稿4頁(圖一)沒有找到，十分著急。我也急其所急，經過反復查找，終於在周恩來總理辦公室交來的周恩來檔案中，找到了周恩來當年親筆寫下的關於敵軍數字的統計材料，印証了《指示》中的數字，解決了一個大難題。
我參加的考訂工作，主要是考証毛澤東手稿中的一些具體文字和寫作日期。如為査實1946年9月16日《中共中央軍委關於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的寫作月份，當時，《毛澤東選集》編委會辦公室的一位同志打電話問我：“《指示》中說的有些事是八月十六日以后的，《指示》末尾寫的是‘八月十六日’，這是怎麼回事？”接電后，我查閱了中央檔案中保存的《指示》原稿，發現原稿文尾寫的確實是“八月十六日”，但從字跡上看，“八月”二字是后人加上去的。為了査清這個問題，我又查閱了發文編號，發現編號是9月的，証明這個重要指示發文時間應該是“九月十六日”。1949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編輯出版的《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軍事文集》(第二集)中錯印為“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六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糾正了這一錯誤。
以上幾例是我為編輯《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提供文稿等服務工作中的幾件小事，還遠算不上是《毛澤東選集》的編輯工作。這些是十分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
三、關於《毛澤東選集》的幾份檔案文獻
在《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收錄有1948年1月7日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一文，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書記負責”，同時特別強調給中央寫報告應“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頁。】毛澤東對各中央局和分局書記是這樣要求的，而他自己就是這樣帶頭做的。《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收人的文章，都是毛澤東的著作，都有原始檔案為據。中央檔案館保存有毛澤東的文稿檔案幾萬件，這是他給我們黨和國家留下的寶貴精神財富。
下面，我就列舉中央檔案館保管的毛澤東的有關文章的原始文獻為証。
1、《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斗爭》(1937年5月8日)。這是毛澤東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當時稱“蘇區黨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這篇重要著作的手稿，全文共2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毛筆橫寫的(見上頁圖一)。
毛澤東的親筆手稿，白紙黑字，不可能由別人起草。
2、《實踐論》(1937年7月)、《矛盾論》(1937年8月)。這兩篇文章是毛澤東應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的請求，前往講授辯証法唯物論所寫提綱的部分章節。當時毛澤東每周到抗大講兩次課，每次4個小時，歷時3個月。總政治部把講課記錄整理出來，經毛澤東同意后印了若干份。中央檔案館收藏有1937年9月油印的毛澤東在抗大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和1940年八路軍軍政雜志社出版的《辯証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見圖二)。《實踐論》是講授提綱第二章的第十一節，《矛盾論》是講授提綱第三章中的一節。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親自將這兩節整理收人《毛澤東選集》。1956年3月14日，他在談到這兩篇文章時說：自己對已經發表過的東西，完全滿意的很少。《實踐論》算是比較滿意的。【參見《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
3、《改造我們的學習》(1942年5月19日)。這是毛澤東關於延安整風的重要著作之─。當時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講演時，隻寫了一個提綱。這篇文章的手稿是他按照講演提綱親自加以整理的。全文18頁，用的是16開紙，是用鉛筆橫寫的。(見圖三)
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手稿2頁(圖三)
那種所謂“文稿是由康生起草的，經王稼祥修改”之說，實在荒唐可笑。
4、《論聯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這是毛澤東向中共七大作的書面政治報告。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中共六屆七中全會第—次全體會議通過了七大的議事日程及報告負責人，決定政治報告由毛澤東來作，並特別說明政治報告不設准備委員會。1945年3月31日六屆七中全會全體會議討論為七大准備的政治報告案草和黨章草案時，毛澤東對政治報告的寫作原則進行了詳細的說明，對報告的主要觀點也進行了具體闡釋。他說：如果同志們同意這些基本觀點，政治報告修改后可以印發參加七大的所有代表，代表大會上仍可提出各種修改意見。並說：我已改了8次。這次會議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政治報告《論聯合政府》。
胡喬木后來在回憶文章中說：“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會作政治報告。他寫了一個書面政治報告，即《論聯合政府》，發給大會代表，每人一冊。”中央檔案館原副館長裴桐也對我說過：“《論聯合政府》是毛主席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
5、《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這是毛澤東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寫的一篇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著作。手稿全文共31頁，用的是16開紙，撰寫。文章標題原為《二十八年》，后來毛澤東用毛筆改成《論人民民主專政》，后邊還有他的親筆署名。
正文第1——15頁是用鉛筆寫的，第16—31頁是用毛筆寫的，均用毛筆修改過。有過兩次豎排鉛印的淸樣稿。第一次清樣稿16頁，標題原為《二十八年》。毛澤東用毛筆改為《論人民民主專政一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手稿4頁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清樣稿2頁(圖四)
年》。正文先是用鉛筆修改，后又用毛筆修改，增加了很多內容。第二次清樣稿也是16頁，毛澤東用毛筆作了一些修改，又增加了一些內容(見上頁圖四)。
《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是由毛澤東親自主持編輯的，它收人了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主要著作。這些著作，對探索中國革命道路，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創建新中國，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完全可以這樣說，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沒有哪一位歷史人物的著作能夠與之相比。這些著作中所體現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人民的寶貴精神財富，是永遠應該倍加珍惜和不懈學習的。
〔作者 齊得平，中央檔案館研究館員，北京 100095〕
(來源：《黨的文獻》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