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王稼穡最近談話》出自誰手
王美芝
《毛澤東與王稼穡【即王稼祥。】最近談話》(以下簡稱《談話》)以答紅中社(全稱為紅色中華社)記者問方式，發表於1936年1月29日出版的《救國時報》上。該文共闡述了五個方面的問題：一、中國蘇維埃政府對目前華北問題有何觀察﹔二、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最近全國學生救國運動有何感想與主張﹔三、最近各方盛傳蔣介石已與紅軍成立停戰協定的事實與內幕﹔四、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組織國內抗日統一戰線的工作﹔五、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國際外交方針。《救國時報》發表《談話》時，在文前加編者按語：“上海工人通訊社消息：本社日昨接到蘇維埃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及人民外交委員長王稼穡，經由廣播無線電發表的與紅色中華社記者談話，對於目前時局關系殊極重要，特志之如左。”但筆者經過考証認為，《談話》並非出自毛澤東、王稼祥之口，也不是從陝北經無線電發出的，而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勞的。
一、《談話》發表的背景
《談話》發表前的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了侵華步伐，中華民族到了衛土保國的緊要關頭。而國民黨於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召開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蔣介石所作的“對外關系之報告”中卻強調，對日要盡“最大”之“忍耐”。這引發了北平學生的抗日示威游行活動。繼之，爆發了全國性的支持學生抗日愛國行動的運動。迫於壓力，蔣介石使出外交手腕，首先做修復與蘇聯關系的工作，派人向蘇聯政府表示誠意，得到蘇聯政府的積極回應。接著，他讓駐蘇聯大使館武官鄧文儀返回蘇聯，與蘇聯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接觸。鄧文儀於1936年1月17日、22日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在莫斯科進行了會談。鄧文儀表示，蔣介石“早就想跟紅軍進行談判，並想派我去四川或陝西，但我們不敢，因為事先沒有征得紅軍方面的同意”，他提出，蔣介石開出的談判條件是“撤銷中國蘇維埃政府，邀請蘇維埃政府的所有領導人和工作人員參加南京政府”﹔“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在紅軍與南京軍隊之間應該交換政治工作人員”﹔“恢復1924年至1926年曾經存在過的那種國共合作形式”。【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89、93頁。】對此，王明的答復是國共兩黨領導都在國內，由國內去談，他“不了解前線的具體情況。當地的紅軍指揮部更了解這些條件。因此讓他們就地提出自己的具體條件”﹔“具體條件要同毛澤東和朱德去商談”。兩人商定了派代表一同回國進行合作抗日談判的出行日子。【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一1937)》第15卷．第97、104頁。】
但1月23日，鄧文儀去見王明，卻告知：“后天我不能動身了，因為剛才收到蔣介石的電報，他要我立即去柏林。”目的是同李榮清(陳立夫)秘密交談。“我坦率地告訴您，此人不只是來同你們談判的，而且也是同蘇聯談判的。”“約在2月5日或6日我將返回。那時我們再次會面，並決定我們什麼時候去南京。”【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108—109頁。】在這種背景下，《談話》在《救國時報》上發表了。
《談話》的發表，就是針對蔣介石的這些動作來的，也是針對鄧文儀傳遞出的國民黨對談判的顧慮，同時也是要在陳立夫與蘇聯談判前，進一步向世人宣傳，中國共產黨不僅現在而且在過去，就主張和公布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談話》的發表，是向國民黨的談判代表和國際社會表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對國共合作抗日的談判，是持積極的態度，表明“中國蘇維埃政府無時無地不在預備和一切願意抗日者進行談判”，以讓國民黨的談判代表消除顧慮，從而加速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步伐。
二、1936年1月陝北的無線電台不能向莫斯科發長報
《談話》並不是從陝北通過無線電發給《救國時報》的。《救國時報》1935年5月15日創刊於法國巴黎(初名《救國報》)，為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機關報。該報最初在莫斯科編輯，打成紙型后航寄到巴黎印刷出版，1936年在巴黎建立中文排字車間后，稿件仍在莫斯科編輯，然后直接郵寄巴黎排字印刷。1936年1月，剛剛經過長征到達陝北不久的中共中央，與莫斯科之問中斷的交通聯系還沒有恢復，無線電聯系雖已初步建立，但不具備發長報的條件。因此，紅色中華社不可能將長達2600字的《談話》通過無線電台，從陝北發往莫斯科。
1934年10月18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國際聯絡部部長阿布拉莫夫，於莫斯科給正在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共中央發來電報：“請立即停止與上海的無線電聯系。你們的電台，包括備用電台和密碼，已經被警察掌握。請採取一切措施與我們建立定期的通訊聯系。”【《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4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281頁。】實際上，正在進行戰略轉移的中共中央，先與上海中央局失去了聯系，后又因戰事凶險，將不便攜帶的一百瓦大功率電台埋掉，也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系。對此，共產國際十分著急，先后委派李立三、閻紅彥等人採取多種措施，與中共中央建立聯系，但直到1935年11月初張浩(林育英)從蒙古入境，抵達陝西定邊縣才與當地黨組織取得聯系，並於20日前后到達黨中央所在地——陝北瓦窯堡。【參見李思慎、劉之昆：《李立三之謎——一個忠誠革命者的曲折人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56—259頁。】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於12月23日通過的《關於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准備以6個月(2月至7月)完成下列任務……(15)完成與蘇聯的通信聯絡……”【魯之玉等著：《王諍傳》，電子工業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頁。】並指定由軍委三局局長王諍負責。有當事人在《通訊兵回憶史料》撰文說，大約在1935底或1936年初間，在陝北的中共中央開始與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建立了無線電聯系。但筆者認為，即使這一說法確實，也隻能是屬於以短電相互溝通情況，不能發長報的試通話階段：這個時期的黨中央還沒有大功率電台，最大功率的電台僅為50瓦，能與共產國際進行短電聯絡已是相當不易了。1936年6月，上海地下黨組織將功率為一百瓦的電台送到了陝北，中共中央才有了發長報的條件。當時的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拍發的兩封電報，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1936年7月2日，張聞天在安塞致電博古，除通報了紅軍在西線的勝利，並告知“國際電台已暢通”。1936年7月22日，張聞天同張浩、毛澤東等致電張國燾，更是明確說：“國際電台聯絡從六月起已暢通”。【參見《張聞天年譜》(上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243頁。】從目前已解密的共產國際檔案中，沒有發現陝北與共產國際在1935年底至1936年6月26日前的來往電報，也証明了這一點。1936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向莫斯科發去達2000字的《致王明》電報，特意注明為“第一號電報”，開始詳細報告中央和紅軍主力經長征到達陝北后的情況。這也說明能從陝北向莫斯科發長報，是自1936年6月開始的。季米特洛夫在將中共中央書記處的這封長電轉給斯大林閱覽時寫有一段話：“自中國紅軍主力於1934年10月撤離江西和福建后中斷的共產國際同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系，已由共產國際無線電台恢復。經過(一些監控電報)檢驗，現在可以認為，同中共中央的無線電聯系已穩定的建立起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223頁。】這清楚地表明，自1934年10月中斷的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系，是於1936年6月才得以穩定地建立起來。換言之，1936年6月前，在陝北的中共中央不具備向莫斯科發長報的條件。
三、《談話》系“上海工人通訊社消息”之說不成立
“上海工人通訊社”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於1930年創辦的，1931年春改名為“中國工農通訊社”，亦稱“上海工農通訊社”。該社一方面向國內外媒體寄遞紙面新聞，一方面用黨中央在上海創建的電台對外播發電訊稿。1934年10月，上海中央局遭到嚴重破壞，中央局書記盛忠亮和負責中央台的王有才、負責國際台的程祖怡相繼被捕叛變，中央局啟用的兩部電台和一部備用電台及大量通訊器材盡落敵手，與電台和備用電台有關的所有人員均被逮捕，工農通訊社也隨之被摧毀。此后，上海中央局多次試圖建立新電台，恢復與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無線電聯絡，但由於種種原因都無果而終。
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自遵義會議后，先后派陳雲、潘漢年到上海建立黨的組織並設法與共產國際聯系，但因白色恐怖嚴重，工作極難開展，后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轉道去了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情況。潘漢年在1935年6月20日抵達上海時，給共產國際駐華代表的信中說：“盡管我帶來了無線電呼號並把它們交給了中共上海中央局，我們還是沒有收到對我們呼叫的回應。因此，我懇請同你們會面，進行面談，以便你們能夠幫助我完成哪怕是一部分的工作任務。”【《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4卷，第451—452頁。】這說明，陳雲、潘漢年抵達上海后，還沒能使上海中央局與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溝通無線電聯絡就離開了上海。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后，最早被派往上海恢復黨的組織和建立無線電台等工作的馮雪峰，1936年4月才到達上海。這就是說，中共中央長征抵達陝北后，在1936年1月還未來得及使上海中央局建立起無線電台並開始工作，讓上海工人通訊社或工農通訊社恢復工作就更談不上了。
很明顯，《談話》於1936年1月由上海工人通訊社接收到紅色中華社播發的電訊后，再轉發莫斯科就根本不可能。那麼，《談話》又怎麼會於1936年1月29日在《救國時報》上發表呢?
四、《談話》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代勞的
《談話》不是紅色中華社記者在陝北採訪毛澤東、王稼祥后寫成的，而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政治需要在莫斯科代勞的。對此，筆者有以下根據：
(一)《救國時報》恢復出版初期，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慣於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和領導人代制文件。1935年7月25目至8月20日，共產國際召開了第七次代表大會，會上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策略。期間，中共代表團起草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並以中國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外發表，得到了國內外輿論的普遍好評，產生了極好的影響。此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在莫斯科以朱德、王稼祥、林彪、賀龍、彭德懷、徐向前、董振堂、蕭克、周昆、羅炳輝、劉英暨紅軍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和戰斗員的名義，撰寫了致國內各軍政首領及全國各海陸空軍校同學們並轉全國各軍、師、旅、團、營、連、排、班長官和全體兵士以及全國各地商團民團團長團員弟兄函﹔撰寫了《中國共產黨告全國民眾各黨派及一切軍隊宣言》，於1935年11月17日發給在巴黎負責恢復出版《救國報》的吳玉章，並囑：“請立即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以下內容的簡短聲明。”【《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63頁。】吳玉章接到電報后，經過刪改潤色，刊登在1935年12月9日的《救國時報》上，以“中國紅軍快郵代電”為傳遞渠道發表。后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又與青年共產國際工作人員一起，根據共產國際和青年共產國際代表大會決議，分別於1935年12月18日起草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就支持北平學生抗日救國運動告工人朋友書》，1935年12月20日起草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學生和青年同胞書》，1935年12月31日起草了《中國青年黨關於最近華北事變的聲明》，經稍許刪改后分別發表於1936年1月14日出版的《救國時報》和巴黎1936年第2卷《學生救國運動》上。【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76頁注②、第75頁注②、注③。】
這就是說，僅在1935年11月和12月兩個月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就為中共中央、紅軍將領、共青團中央、全國總工會等，代制了5份文件。由此我們有理由認為，當1936年1月，蔣介石派鄧文儀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就合作抗日問題會談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發現需要在陝北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有個態度時，代表團就為毛澤東和王稼祥代制了對紅色中華社記者的談話以闡發觀點。為掩人耳目，就在編者按中寫上“經由廣播無線電發表”字樣。
(二)《談話》發表前，《救國時報》沒有發表中共中央發布的其他文件。《談話》在《救國時報》發表前，中共中央於1935年11月13日、11月28日、12月20日，分別發表了《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本帝國主義並吞華北及蔣介石出賣華北出賣中國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對內蒙古人民宣言》。這幾個宣言的字數都比《談話》少，且內容也非常重要，但《救國時報》在1936年1月29日前都沒有發表，而是分別於1936年6月25日和7月20日才予以發表。這說明在1936年6月前，陝北的長電是發不到莫斯科的。
(三)《談話》中有的觀點，不是毛澤東這個時期的主張。《談話》為紅中社記者設置了“最近各方盛傳蔣介石已與紅軍成立停戰協定，究竟事實內幕如何”的採訪提問，這顯然不可能是紅中社記者所提問題。此時的紅軍隻有陝甘支隊突破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剛剛到達陝北不久，紅二、六軍團和紅四方面軍還在長征路上艱苦作戰和冒死突圍，蔣介石國民黨政府還沒有與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就合作抗日問題進行接觸，他們通過宋慶齡請以牧師身份傳遞這一信息的董健吾，是1936年2月27日才到達陝北瓦窯堡，國內也根本沒有“蔣介石已與紅軍成立停戰協定”之謠傳，身在陝北的紅中社記者，怎麼可能會提出這樣脫離實際的問題?恰恰相反，在莫斯科，蔣介石的代表已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有了三次接觸，陳立夫也即將到達莫斯科與之會談，在莫斯科的眾多中國人和友人不了解會談情況而發出疑問，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寫作《談話》時，假設出這個問題也就可以理解了。
長征到達陝北的中共中央，從1935年11月至1936年1月發出的所有宣言和《紅軍為願意同東北軍聯合抗日致東北軍全體將士書》等等，都一致主張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反蔣”、“徹底消滅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中共中央此時也根本不認為一直賣國的蔣介石能抗日。而《談話》對此的觀點卻是：“中國蘇維埃政府對於蔣介石的態度非常率直明白。倘蔣能真正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當然可以在抗日統一戰線上和他攜手。”這正是當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的觀點。王明在1935年第33—34期《共產國際》雜志發表的《為反帝統一戰線而斗爭與中共當前的任務》一文中，就曾公開表示：“盡管蔣介石對人民和國家犯了無數罪行，但如果他真的調轉槍口對准日本，我們會給他向人民和國家贖罪的機會，也就是說，我們將同他建立統一戰線，以便共同抗日。”王明在1936年1月17日與鄧文儀會談時，又將這些話重述了一遍。【參見《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15卷．第90頁。】《談話》借紅中社記者的提問闡述這個問題，目的在向蔣介石政府和世人表述：“紅軍與蔣介石問能否成立協定，並不是決定於中國蘇維埃政府而是決定於蔣介石是否決心抗日。中國蘇維埃政府在不分黨派，不問過去關系，隻求一致抗日這一主張上，決不保留任何例外，決不絕人自新之路。但蔣介石若依然不肯下抗日決心，則即放出任何空氣，中國蘇維埃政府亦決不為之眩動。”【《毛澤東與王稼穡最近談話》，《救國時報》1936年1月29日。】明白地告訴蔣介石派往莫斯科的會談代表：放出任何和談和簽訂了協議的空氣，隻要蔣介石不真心抗日，都是徒勞的。
(四)《紅色中華》沒有刊登《談話》。《紅色中華》是於1935年11月25日在陝北復刊的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機關報，與紅色中華社同屬一個組織機構，是“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紅中社記者若採訪了毛澤東、王稼祥寫成了《談話》，是必定在《紅色中華》上發表的。而《紅色中華》卻沒有發表，這說明在陝北的紅中社和《紅色中華》，在《談話》未在《救國時報》上發表前，根本就不知道有這樣一篇《談話》。也就是說，《談話》不是紅中社記者在陝北採訪了毛澤東和王稼祥后寫成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談話》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代制的，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為了促進國共兩黨盡快談判，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建立而發表的。《談話》的發表，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關於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對外宣傳的一個重要步驟，說明紅色中華社的新聞稿不僅傳播新聞，在某些時候還是政治斗爭中的銳利武器。
（來源：《黨的文獻》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