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需要繼續解放思想——近代以來有關啟蒙的幾個問題之辨正
我們需要繼續解放思想
——近代以來有關啟蒙的幾個問題之辨正
趙敦華
談起“什麼是啟蒙”的話題，人們自然會想起康德的同名文章。美國當代學者詹姆斯·施密特認為：“啟蒙運動是歐洲的一個歷史事件，但是，‘什麼是啟蒙’這個問題，卻獨一無二地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德國問題。”他沒有看到，康德及其同時代人爭論的問題在西方延續到現在並影響到中國﹔“什麼是啟蒙”不僅是一個歷史問題，更不僅是一個“德國問題”。值得注意的是，海內外學界一些人以西方某一國家或某一時期的啟蒙思想為標准來判斷中國啟蒙的性質﹔或追隨當代西方反對啟蒙、批判現代性的思潮，注重總結五四運動的“教訓”，而很少總結中國近代以來啟蒙的經驗教訓，甚至認為啟蒙未在中國發生過。有鑒於此，筆者選擇以下四個問題加以辨正，以期方家關注。
中國近代啟蒙起源於何時？
我國古代早有“啟蒙”之名：漢儒的“祛弊啟蒙”有“解蔽求真”之意，宋儒的“童蒙養正”指的是讓人脫離不成熟狀態的兒童教育。但民主和科學意義上的啟蒙思想發端於中國最后一個王朝——清朝。我國歷史學家侯外廬把有清一代的啟蒙思想分為三期，認為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王夫之、黃宗羲、顧炎武的啟蒙思想“氣象博大精深”，18世紀戴震、章學誠等人的漢學是黃顧之余緒，19世紀中葉龔自珍、魏源的今文經學拉開了近代啟蒙的帷幕。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巨子雖開始時在表面上受西方文藝復興和日本明治維新影響，但其歷史資源、理論基礎和表達方式是“經學革命”。而當維新派成為改良派時，反滿革命派章炳麟則通過闡發古文經學的革命意義與今文經學抗衡。
這樣看來，中國近代啟蒙與西方啟蒙在17—19世紀同步發生，雖然理論形式不同，但都包含限制君權的民主思想、倡導“修己治人之實學”的科學思想以及變革維新的歷史進步觀等。所不同的是，中國近代啟蒙生不逢時：當以啟蒙學者代表的西方資產階級接二連三攻堅克難、奪得政權之際，黃宗羲所哀嘆的“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蠻夷剛拂曉，復明已沒落）的晦暗局面在200多年間竟無本質改變。
五四運動如何推動了社會進步？
五四運動無疑是中國現代啟蒙的標志性事件，其現代性表現為二：一是思想資源的世界性，二是劃時代的進步性。這兩點可以幫助我們進一步把握五四運動的性質。
有人把五四運動視為西化派與文化保守派的矛盾和沖突。矛盾和沖突是客觀存在的，但過分渲染就可能導致雙重混淆。第一，混淆了現代啟蒙和舊式啟蒙。五四時期文化保守主義者有世界眼光，比如，梁漱溟主張在世界文化視野中保持中國文化的特質，認為引進西方文化中科學與民主這兩種精神是中國文化的“當務之急”。而落后於世界潮流的舊式保守派思想，無論是康有為的孔教主義，還是章炳麟“光復宗國”的“國粹國魂”說，都被時代所淘汰。第二，沒有看到西化派和保守派都試圖融匯中西思想或新舊學說。在保守派方面，學衡派受美國白碧德的新人文主義影響，主張“融合新舊，擷精立極，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杜亞泉主張“中西文化融合論”。在西化派方面，胡適自述“在我的一切著述上，對孔子和早期的‘仲尼之徒’如孟子，都是相當尊崇的”。胡適后來提倡並身體力行“整理國故”，用實際行動証偽了他“中國事事不如人”的偏激之詞。
有人把五四運動說成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分裂與較量。這一論斷從學理上說是否合理，姑且存而不論。僅從政治結果上說，如果把后來的歷史都歸咎於五四時期的這種所謂分裂與較量，也是一葉障目。我以為，應區別作為社會政治運動的啟蒙和作為思想解放思潮的啟蒙。作為社會政治運動，啟蒙總要把精力集中於迫切需要解決的社會政治問題，總有曲折反復，中外概莫能外。在西方，盡管英國、法國和德國的啟蒙運動充滿進退興衰的插曲，但始終貫穿著一種時代精神和核心思想理念，即康德所謂“公開運用你的理智的勇氣”。恩格斯曾指出，法國啟蒙運動的偉大人物“都是非常革命的……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
五四運動是社會政治運動，新文化運動則是思想解放思潮。這次思想解放建立了衡量數千年中國文化傳統和新傳入外國思潮的“理性法庭”，雖然“法官”們有不同的具體標准，但他們遵循相同的裁判規則，於是共同造就了中國現代語言、學術和政治。無論有多麼大的政治分歧，復辟帝制已不可能，開歷史倒車不得人心，原封不動地照搬古語舊學沒有立足之地。一代學術宗師的涌現和民智大開的新風尚是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貢獻，而大批優秀分子推動的政治變革則是五四運動的社會效應。兩者相互激蕩、彼此呼應而又不相混淆。
馬克思主義傳播與啟蒙之間是什麼關系？
國內外有人寫文章“論証”馬克思主義違反啟蒙運動精神，但他們沒有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法國空想社會主義、德國古典哲學）恰恰是西方啟蒙運動三個階段（英國工業革命、法國大革命、德國思想革命）的主要理論形式，也沒有認真看待中國近現代啟蒙與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關系。所謂“激進主義”，在一些人看來就是五四時期俄國革命傳來的馬克思主義。令這些人痛心疾首的是，馬克思主義在五四運動之后逐漸成為中國思想的主流。一位美籍華人學者回憶說：“時至今日，一提起五四運動，常會引起台灣不少人的憎惡之情，他們之所以憎惡五四，最現實的理由是它促進了中國共產主義的興起”。其實，國民黨失去政權時的這種憎惡在它取得政權時就已暴露無遺，其宣傳部長在1928年說：“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筑成的黃金世界”，但共產革命把社會風尚“攪成落花流水”。基於同樣的立場，蔣介石在1943年《中國之命運》一書中，把他的建國綱領建立在“四維八德”的思想基礎之上，目的是“昌明我國固有的人倫關系，即所謂五倫”。
歷史無情的邏輯是：既然國民黨當權派拋棄了五四精神，經過啟蒙洗禮的新一代就要拋棄他們。中國共產黨因勢利導，在1927年之后開展“兩種革命”，即“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針對偽滿洲國遺老用“王道仁義”的奴化教育配合日本“大東亞共榮圈”的謬論，也針對蔣介石集團營造復古氛圍的“新生活運動”，中國共產黨人和進步知識分子在1936年發起“新啟蒙運動”，用“啟蒙運動”界定五四運動的性質，並主張把文化上的理性主義、思想上的自由解放、政治上的民主主義與挽救民族危亡的愛國主義結合起來，實現啟蒙與救亡的高度統一。
與此相反，蔣介石始終把馬克思主義看作蘇俄惡意輸入的、不符合中國國情的思想理論，一廂情願地把“道統”和“治統”等同於“中國文化固有的道德價值”和“復興民族”的基礎，最終落得個孤家寡人的下場。他到台灣后承認：“我們同共產黨的較量，不僅是輸在軍事上，乃是人心上的失敗。一本書（指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搞垮了我們的思想戰線！”但他至死也沒有弄明白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批判啟蒙，超越啟蒙，還是繼續解放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實現了中國現代化所需要的“救亡”這個前提。完成現代化下一階段的建設任務，是否也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答案是肯定的。
經過艱難曲折的探索，1978年中國共產黨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其世界性在於廣泛吸收了國外馬克思主義和現代西方哲學的理論資源，其現代性在於摸清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現代化建設方向，其劃時代的進步意義在於開辟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其民族性在於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
在思想不斷解放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始終有批判五四、超越啟蒙、反對現代性的思潮。這股思潮不但在故紙堆中翻出“中華道統”的陳腐教條，而且有西化的時髦外衣，還從美國漢學界搬來了“論証”中國人必然不能脫離專制的思路。這股思潮將自身標榜為“文化保守主義”，其實是把現代文化保守主義與腐朽的復古主義混為一談﹔或借助“現代性批判”“文化批判”“西方馬克思主義”“后現代主義”等西方話語，其實正如馬克思當年所言，他們“滿口講的都是所謂‘震撼世界的’詞句，卻是最大的保守派。”
這股思潮有形形色色的表現形式。如說五四運動割裂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命脈，用理性的名義制造新的教條，把“德先生”和“賽先生”當作“德菩薩”“賽菩薩”﹔有人發揮類比附會的豐富想象，在新文化運動和延安整風中找出相同的“語言革命”，把“文革”看作“五四”的延續﹔有人把現代化的思想基礎說成“工具理性”“資本的邏輯”或“大眾文化產業的欺騙”，需要用古典人文精神或“反人道主義”來救贖﹔等等。本人不敢苟同上述反對啟蒙或告別啟蒙的話語。竊以為，隻要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兩大主題的格局沒有發生根本改變，隻要我們還處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隻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必須落實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我們就需要始終高揚解放思想的旗幟，堅定不移地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
（作者為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中華外國哲學史學會理事長）
（來源：《人民日報》2014年03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