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近代史研究若干觀點的辨析

對近代史研究若干觀點的辨析

——兼談新編《中國近代史》教材的指導思想

張海鵬

《中國近代史》教材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以下簡稱“馬工程”）辦公室主導下的49種重點教材之一。由“馬工程”辦主導編寫高校重點教材，體現了中共中央用馬克思主義理論，特別是中國實踐中的馬克思主義指導教材編寫的努力。

既不採用“革命史觀”，也不採用“現代化史觀”，而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按照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來編撰歷史

近20年來，學術界有“革命史觀”與“現代化史觀”（或者“革命范式”與“現代化范式”）的提法。有人主張否定“革命史觀”（“革命范式”），提倡“現代化史觀”（“現代化范式”），有人主張用“現代化史觀”代替“革命史觀”。

以往研究中國近代史，確有重視革命歷史的一面。但是，用“革命史觀”（“革命范式”）概括或者評價以往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不是一個很准確的概括。范文瀾以后的“中國近代史”，從來不是隻講革命，反革命也講了，中間勢力也講了，經濟、思想文化都講了。劉大年批評以往的中國近代史，包括擁有眾多讀者的范文瀾著《中國近代史》，認為這些著作一般帶有紀事本末的特點，而且內容偏重於政治史。他認為，在近代中國，帝國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相互關系、它們的矛盾斗爭各有特點。其中社會經濟狀況、階級斗爭、意識形態是結合在一起的。因此，新的著作要求根據歷史演變的時間順序講述事件﹔不隻講政治事件，也要講經濟基礎、意識形態，不隻講漢族地區的歷史，也要講出國內各民族在斗爭中與全國的聯系和相互關系。我認為，這個批評在學術上是很中肯的。說以往的近代史研究偏重政治史，而不說偏重革命史，這要比批評“革命史觀”更為客觀一些。但是，近代中國歷史的基調是革命（費正清也指出過），革命的多次發生以及革命事件對歷史發展進程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

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現代化范式”，實際上是蔣廷黻在1938年出版的《中國近代史》一書中提出的。在蔣廷黻看來，近代化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中國近代化就是在與外部世界交往中，學習西方，擺脫中國的落后狀態，全面地走上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變革之路，完成民族復興的使命。從這一觀點出發，他以中西關系為中心，以近代化為主線，建構了他的中國近代史分析框架。走向近代化，是貫穿全書的主線，也是他評價近代中國一切人和事的標准。

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提出現代化問題，不是沒有一點新意，但是，在日寇侵佔國土，全國人民處在悲壯的抗戰熱潮中，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的現代化范式問題的提出，幾乎得不到什麼喝彩。另一方面，蔣著在保衛大武漢的時候所提出的其他一些觀點，比如對林則徐的“民心可用”的強烈批判，對抗戰低調的提倡，等等，無異於對抗戰熱潮潑冷水，引起一些愛國主義者的批判。

近代中國有兩大歷史主題，即獨立和富強。這個歷史過程，也就是中華民族從國弱民貧為民族復興而奮斗的歷史過程。從這個角度說，所謂革命史觀，所謂現代化史觀，都不是指導歷史研究的正確史觀。指導歷史研究的正確史觀，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按照唯物史觀考察近代中國歷史，應該認識到，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國的歷史主題，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貫穿近代中國歷史的真正的主線，現代化進程在近代中國雖然在緩慢地進行，卻從來沒有居於主導地位。在近代中國，革命和改革才是歷史發展的主調。因此，現代化史觀把現代化進程作為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妥當的。按照唯物史觀，現代化進程在中國社會發展中成為主流，是在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特別是在國家政權鞏固、社會經濟全面恢復並有所發展之后，現代化進程實際進入中國社會生活領域。

因此，《中國近代史》教材的編寫，既不採用“革命史觀”，也不採用“現代化史觀”，而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按照近代中國歷史進程來編撰歷史。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提法是我們觀察近代中國歷史問題的一個出發點，並不需要重新構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

關於近代中國的社會性質問題。前些年，一些文章發表了一些意見，與以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說法有較大的差距。有些文章認為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國是封建社會，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辛亥革命之前或之后，無論如何都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還有的作者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說法是一個失誤，需要從根本上加以否定，並重新構建一個新的理論體系，從而為中國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設想或新的理論基點。原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說法是不是真的不妥當、不科學？是不是真的需要一種新的說法來代替它？

我認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提法是我們觀察近代中國歷史問題的一個出發點，因為它反映了近代中國的基本國情。中國人認識到這一點，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奮斗和努力的，並不是從一開始就得出了這個看法。孫中山曾經提過“中國是一個次殖民地的社會”。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對這個社會性質的認識也經過了一個歷史過程，一直到三四十年代才有了比較明確的認識。已過世的百歲老人陳翰笙先生當年領導一些學者對中國的農村作過許多調查和考察，對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作過許多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說法，以致引起了上世紀三十年代關於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大論戰。中國共產黨人在認識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上，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精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這一認識的得來是非常不容易的。1930年代末，毛澤東在他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都論述了近代中國社會性質問題，並以此作為近代中國革命的一個根據，一個出發點，認為隻要明確了近代中國社會的性質，就能夠確定近代中國革命的對象、任務、性質、動力和前途等。實際上中國共產黨就是在正確地認識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過程中，成功地在戰略和策略上處理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各種復雜問題。新中國成立后，國內學者特別是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對這一認識的正確性也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論証。當然學者們的這種研究也有不少缺陷，但是如果因為過去的研究中存在著不適當之處，就要對有關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這一基本論斷提出否定的意見，這是不妥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性質，是幾代學者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通過復雜的研究過程得出的認識，這個認識，已經成為中國近代史的規律性認識。編寫《中國近代史》教材，從這個規律性認識出發，展開歷史的敘述，對於讀者，對於大學歷史學科的學生，更能夠掌握近代中國歷史的本質，而不致為某些人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觀點所左右。

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衡量，要考慮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在《中國近代史》教材寫作中貫徹了七次革命運動高潮這一思想

以往60年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有一個“革命高潮”的概念。1954年胡繩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提出“三次革命運動的高漲”的概念，為近代史學界大多數學者所接受，但是習慣上，大家多稱為“三次革命運動高潮”。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少學者提出了商榷性的意見。

1984年章開沅在《歷史研究》第3期發表文章，主張放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認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運動高漲，實際上他所列出的三次民族運動高漲的標志與胡繩所說三次革命運動高漲的標志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歷史研究》發表文章，反對“兩個過程”的提法，認為“隻有推動社會變革的國內階級斗爭才能體現中國近代史的基本線索”。他提出，在中國近代史上，隻有太平天國、維新運動和辛亥革命才能體現基本線索，洋務運動和義和團運動不能列入基本線索的標志之內。他雖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實際上並無反對之意。李時岳是一派意見的主要代表，他於1980年、1984年在《歷史研究》相繼發表文章，表示贊成基本上用階級斗爭的表現作為基本線索的標志，認為要重視近代史上資本主義經濟發生發展的意義，給予資產階級政治運動以應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農民戰爭、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資產階級革命“四個階梯”的論點。他在中國近代史的宏觀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參考意見，對胡繩的觀點有不少商榷，但在實質上並沒有反對“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務運動”列入，稱為“四個階梯”或稱為“中國近代史的進步潮流”而已。

我在1984年發表《中國近代史的“兩個過程”及有關問題》（《歷史研究》1984年第4期），沒有對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見。但在1998年《近代史研究》第2期發表的文章中認為，胡繩提出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國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從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來觀察，這個概念的提出，是反映歷史實際的。固然，從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從近代化史的角度觀察中國近代史，可以從各相關專業的需要出發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關專業歷史實際的某些概念，但是，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慮三次革命高潮概念的作用，把三次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開不用，恐怕是難以反映歷史真實的。但是，胡繩當初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所處理的對象是中國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間。把中國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則胡繩所提中國近代史的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實際，是很明顯的。從這個角度對三次革命高潮論所做的批評，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從中國近代史的全局考慮，有必要重新考慮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問題。我在那篇文章裡提出了七次革命運動高潮的看法。這七次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戊戌維新和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1927年國共合作的大革命、1937~1945年全民族奮起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認為，這七次革命運動高潮對整個中國近代歷史進程是具有主導作用的。鑒於學術界有不同的聲音，我在《中國近代通史》中，沒有把七次高潮列入章節標題，但是在寫作中貫徹了這一思想。

《中國近代史》教材導論一開篇寫了這樣一句話：“勤勞勇敢的中國人民，不畏強暴，前仆后繼，為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侵略和壓迫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掀起了一次次革命高潮，終於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洗刷了百年恥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奠定了當代中國走向繁榮富強、實現民族復興的根本基礎。”從這裡看，《中國近代史》教材雖然沒有列入七次革命高潮的具體說法，但是明確了近代中國存在著一次次革命高潮的觀點。實際上，這本教材全書貫穿了這一觀點。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山東大學特聘一級教授）

（來源：《北京日報》2014年0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