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斯特朗談話時間新考
毛澤東和斯特朗談話時間新考
時文生
今年是“中國人民的一位真正的朋友”（周恩來語）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885年-1970年）女士誕辰130周年。斯特朗（也曾譯作史特朗）因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這一篇光輝文獻而家喻戶曉，更因談話中提出的“原子彈是一隻紙老虎”、“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和“真正的力量不在於反動派，而在於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論斷而博得“紙老虎女士”的雅號。
多年來，國內外有關機構和個人多從國際外交、新聞傳播、作品譯介等方面來考察斯特朗第五次訪華，很少有人按照治史的原則和方法來對相關史實進行全面系統深入的梳理考証，致使一些基本史實至今沒搞清楚，甚或出現以訛傳訛的不良現象。比如，斯特朗此次來訪的日期在哪一天？毛-斯著名談話又是在什麼時間進行的？由於毛澤東和斯特朗在他們各自的著作中對此均無明確記載，因此，上述兩問題一直困擾著黨史學界。在1960年版《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中，隻在文章題下把談話時間署作“一九四六年八月”，沒有署日，對斯特朗來華訪問日期隻字未提。修訂后的1991年版《毛選》，把談話時間改署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訪華日期為“一九四六年六月”，未署日。嗣后，毛澤東同志的有關傳記、年譜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史》等黨史軍史基本著作，多沿用此說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知史愛黨”，“知史愛國”。筆者體會，這裡的“史”首先必須是准確的歷史。在深入學習黨史軍史過程中，筆者在對大量原始文獻加以悉心考証后發現，上述兩個時間值得商榷。
關於斯特朗第五次來華訪問的時間問題
重慶版《新華日報》是當年國內第一家對斯特朗第五次來華訪問進行報道的媒體。1946年7月21日，該報刊載來自上海的航訊稿，文中稱：斯特朗女士“在上星期到了上海，她打算周游全世界，採訪新聞，以中國作環球旅行的第一站”。另有資料表明，斯特朗此次搭乘美國海軍航空運輸處飛機正是從上海入境的。7月21日是星期日，由此推算，斯特朗來到中國的時間，當在1946年7月14日至7月20日那一周的某一天。這一時間段，還得到中國共產黨機關報《解放日報》的印証。同年8月9日《解放日報》公開發表由斯特朗撰寫的時政新聞稿《延安被炸目擊記》，就8月2日中午蔣介石飛機轟炸延安總部這一重大事件進行了全面、准確的揭露。在文前配發的《編者按》中有如下文字：“此次她（指斯特朗——筆者注）代表美聯社、八個報紙的記者於七月中旬抵滬，於八月一日由平飛延採訪。”可見，斯特朗第五次訪華時間絕非“一九四六年六月”。
那麼，斯特朗抵達上海的具體時間是哪天呢？
1946年8月8日，《解放日報》在第一版刊發的“新華社延安六日電”中披露：早在7月17日，《上海大陸英文晚報》記者曾就中國的和平談判是否有望一事採訪過斯特朗女士。這則史料說明：至遲在7月17日，斯特朗就已在上海。
另有一則史料記載：1947年4月，香港光華書屋印行了由史特朗著、孟展譯的《毛澤東的思想》一書。在該書正文之前的《介紹史特朗女士》一章中，記載有“在她第一次參加周恩來先生招待上海中外新聞記者會議時——正是她抵中國后第三天”等文字。因此，搞清楚周恩來在上海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的日期，無疑是解決斯特朗訪華時間問題的關鍵所在。
再細查當年的《大公報》、《中央日報》和《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主流媒體，果然有重要發現：1946年7月21日，《群眾（周刊）》以《周恩來將軍談三大問題：一、軍事沖突 二、救濟問題 三、昆明暗殺事件》為題，詳細報道了“7月18日下午3時周恩來同志於上海寓所招待記者，到會中外記者百余人，報告日益擴大的各地沖突的情形，救濟問題及對最近發生的昆明事件（指國民黨特務先后於7月11日晚間槍殺民主同盟執委李公朴先生、7月15日下午槍殺西南聯合大學聞一多教授——筆者注）以無限的悲憤向新聞界控訴……”文末還特別注明：“周恩來的講話，當場由章文晉同志譯成英文，次日各報報道，社會反響強烈。”如7月19日，上海版《大公報》以《周恩來語犯陳立夫》為題，報道了採編自國民黨中央社播發的有關7月18日下午3時周恩來在馬斯南路寓所組織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情況的簡短消息。
經查，在整個1946年的7月，除7月18日下午的中外記者招待會外，上述各媒體再無周恩來在上海主持召開其它中外記者招待會的記載和報道。因此，以上幾則史料已充分証明：斯特朗第五次來到中國訪問的確切時間是1946年7月15日（此日期是按斯特朗“抵中國后第三天”參加中外記者招待會倒推出來的。按照通常的理解，“抵中國后第三天”不是抵達中國的第三天，而實際上應該是第四天）。
關於毛-斯著名談話的時間問題
筆者考証認為，目前所公認的毛-斯著名談話時間為“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說法，並不准確。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原有認定証據有缺陷。在《〈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題解的修訂情況》長文中，就1991年版《毛選》把毛-斯談話時間由1960年版“1946年8月”之說第一次認定為“1946年8月6日”，所本依據有二：
其一是陳繼馨和尹毅玲兩位作者撰寫的文章，題為《斯特朗的六次訪華》（以下簡稱《陳尹文》），發表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編印的《黨史研究資料》1985年第11期上。文中說“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經黨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馬海德、陸定一的陪同下拜訪了毛澤東。”
另一個是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純正的心靈：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以下簡稱《斯傳》）一書。書中寫道：毛-斯談話“時間原定於8月5日，因一場暴雨引起山洪，不能過河，隻好推遲一天進行。8月6日上午，安娜·路易斯從觀察組大院乘上一部卡車……到達楊家嶺”。
筆者認為，上述兩份材料本身存在問題：
《陳尹文》無一篇參考引証文獻，也未見引用有關檔案資料，其中單憑一句會議活動通知式的——“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經黨中央安排”——文字而不提供“黨中央安排”的相關文獻檔案為據，就寫明毛-斯談話時間，似太過簡單化，實難令人信服。
《斯傳》英文版最早於1983年由紐約蘭登書屋出版，作者乃斯特朗的侄孫特雷西·B.·斯特朗和侄孫媳海琳·凱薩。對於毛-斯第一次談話時間為“1946年8月6日”的說法，書中並未指明原始出處。尤需特別指出的是，經筆者考証發現，《斯傳》對斯特朗第五次訪華一些關鍵時間的記載，雖明確寫有具體日期，但因其多與史實不合而並不足信。如斯特朗自美國抵達上海的時間，原著為“1946年7月6日”，如前所考，這一日期顯然錯了。甚至連斯特朗從北平飛抵延安的日期記載亦有誤，原著記作“1946年7月31日”，而實為“1946年8月1日”，有當天發表在《解放日報》顯著位置上的專門報道為証。1986年版中譯本對上述有關基本史實，未能加以必要的校勘和注釋。治史者如不加審慎辨識就“洋為中用”並引以為據，導致結論失真是必然的。
二是與斯特朗原著相關記載不相符。第一，與當日特定的氣象特征不合。斯特朗在其1940年代公開出版的原著《明日中國》和《中國人征服中國》等“當時之簡”中明確寫道“我同毛澤東約定的第一次採訪，因為當天清晨的一場大雨，導致延河暴漲而推遲。第二天，河水退了，我同一名隨員乘卡車前往毛澤東住地”。盡管斯特朗在這裡沒有指明原計劃第一次採訪的具體日期，但有當天氣象的實時描寫，即因“一場晨雨（A Morning Shower）”而推遲至次日（The Following Day）方成行。查《謝覺哉日記》，1946年8月5日延安地區天氣是“微晴 下午雨”，8月6日“晴”。顯而易見，“1946年8月6日”不會是毛-斯第一次談話時間。第二，與斯特朗當時的作息安排不合。斯特朗於8月1日中午飛抵延安后，中央軍委秘書長兼延安外事組組長楊尚昆下午即前來看望她，並與之詳談。之后，他們又一起重新布置室內擺設。斯特朗在《中國人征服中國》中明確寫道：“在飽受上海和北平夏日裡悶熱惱人之苦后，一到延安，我就愛上了這兒的窯洞。頭五天裡，我除了睡大覺，幾乎什麼事也沒干。”而8月6日，正好是其抵延后“頭五天”的最后一天（抵延當日，即8月1日，她要會見楊尚昆，布置室內擺設，顯然沒包括在“頭五天”裡面），時年62歲的斯特朗正在休息，不可能與毛澤東見面。第三，與實際談話次數不合。毛-斯談話並非一次，而是兩次。斯特朗在1947年第6期《美亞》月刊上發表的《毛澤東的思想》一文中明確提到，《來自延安窯洞的世界眼光：毛澤東訪問記》是她在1946年8月先后兩次採訪毛澤東后寫成的，而該英文版訪問記是中文版《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的母本。因此，談話時間當不止一個。
三是斯特朗遺稿中未見當日的實時訪談記錄文字。斯特朗在1947年第4期《美亞》月刊上發表的《來自延安窯洞的世界眼光：毛澤東訪問記》，開篇第一句就闡明她到延安主要就是直奔毛澤東而去的。查華盛頓大學圖書館藏斯特朗遺存全部文獻，在1946年8月2日至8月6日整整5天裡，斯特朗隻在8月6日那一天寫有1篇題為《蔣介石耍花招令馬歇爾丟臉》的文稿，沒有與採訪活動有關的任何文字。設若毛-斯第一次談話真的發生在8月6日，作為在新聞界享有盛譽的著名女記者，對這麼重要的訪談竟隻字不寫、片紙未留的做法實在令人費解。這正好從一個側面印証了斯特朗“頭五天裡，我除了睡大覺，幾乎什麼事也沒干”的說法，同時也強有力地反証其當天根本沒有去拜會毛澤東。
帶著上述疑問和困惑，筆者在查閱大量原始英文文獻和時政新聞史料后，發現：（一）《謝覺哉日記》中關於延安地區1946年8月的天氣記錄，除17日、26日、29日等3天無記載外，在其余28天中唯有8月20日為“晨雨”，且日記中對其當天上午活動情況隻字未提、唯記有“下午赴交際處宴蒙古參觀團”事項。筆者推測，延安那場夏日山區“晨雨”估計確實太大太猛烈，使人難以出門辦事或上班。（二）斯特朗遺稿中，在8月21日共有4篇文獻，其中《毛澤東號召誓死保衛邊區》、《中共准備為國民黨發動的內戰奉陪到底》、《蘇美開戰之談純屬煙幕……毛澤東如是說》等3篇文獻與《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來自延安窯洞的世界眼光：毛澤東訪問記》在內容上的關聯度非常高，而在謝覺哉無天氣記錄的那3天之次日（即18日、27日、30日），均無一篇文稿。據此，可以充分地推定毛-斯第一次談話時間是“1946年8月21日”。（三）關於毛-斯第二次談話，斯特朗在《來自延安窯洞的世界眼光：毛澤東訪問記》的說明文字中專門指出，他們在談話過程中涉及美國將大量的戰后剩余物資以原成本價四分之一的超低價格讓售蔣介石一事﹔在《明日中國》、《中國人征服中國》等著作中，有多處記載表明正是毛澤東本人告訴她美國政府已把價值20億美元的剩余戰爭物資售與蔣介石，時間就在美國公開發表聲明宣布交易合約已經兩國政府正式簽立的那一天。經查，美蔣公開發表此項聯合聲明的時間是1946年8月31日下午4時，國民黨“中央廣播電台”當即播發了該聯合聲明。《新華日報》也以“本報上海三十一日專電”的形式發回新聞電訊稿。按慣例，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在當天下午6時至7時的時事新聞報道節目中播發了這一爆炸性新聞。因此，可推知毛-斯第二次談話的時間是“1946年8月31日”。上述結論，筆者在輾轉聯系上《斯傳》原著作者特雷西·B.·斯特朗教授后，已獲得他的首肯。
（作者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副編審）
閱讀延伸
史特朗：
“一個對歷史特別明朗的人物”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當年訪華時，新聞媒體多把她譯為“史特朗夫人”或“史特朗女士”。據稱，“史特朗”這個稱呼，是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先生給斯特朗取的，喻為“一個對歷史特別明朗的人物”。（魏賓）
（來源：《北京日報》2015年02月0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