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新民主主義論》幾個問題的辨析
王建國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究竟寫作於何時？它是否發展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觀點？毛澤東當初為什麼寫作這篇論文？同一天定稿的兩份文稿為什麼會有明顯的差別？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有沒有對《新民主主義論》進行修改？新中國成立后的修改給《新民主主義論》帶來了什麼變化？本文根據對多個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的文本梳理和它與相關文章的對照研究，擬就這些問題進行探討。
一、《新民主主義論》寫於何時？
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時間，人們一般認為是1940年1月。《毛澤東選集》中《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題解說：“毛澤東在這個小冊子的第二章中關於新民主主義的觀點，在1940年1月他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中大為發展了。”①（注①：《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頁。）
筆者認為《新民主主義論》並非寫作於1940年1月。關於《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過程，毛澤東自己是這樣說的：“《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80年是一階段，后20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因此重新寫起，經過反復修改才定了稿。”②（注②：《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頁。）從這樣的表述中可以推斷：《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時間應該是相當長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演講稿，即《新民主主義論》初稿，首次發表日期為1940年1月9日。如果是寫作於1940年1月，就意味著毛澤東在短短七八天的時間寫成了這樣一篇文章，這顯然與毛澤東的說法相矛盾。毛澤東在一封1939年寫給吳玉章的信中說：“寫了一篇理論性質的東西，目的主要為駁頑固派，送上請賜閱正，指示為感！”這個“理論性質的東西”是“指毛澤東寫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一文”。③（注③：《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0頁。）由此可見，《新民主主義論》的寫作時間應該是1939年。《毛澤東選集》題解應當是把《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發表時間當作了寫作時間。
二、《新民主主義論》是否發展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觀點？
要弄清楚這個問題，首先要先弄清楚兩篇文章的寫作順序。筆者認為毛澤東首先寫作的是《新民主主義論》。如前所述，毛澤東強調“《新民主主義論》初稿寫到一半時，中國近百年歷史前80年是一階段，后20年是一階段的看法，才逐漸明確起來”，筆者在仔細閱讀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以后，發現相關觀點在該文中已經表述得非常清楚：“中國現時的革命階段，是為了終結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與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間的一個過渡階段，是一個新民主主義的新的革命過程。這個過程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后才發生的，在中國則是從‘五四’運動開始的。”①（注①：《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第5期，第14頁。）試想，如果毛澤東首先寫作了《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怎麼可能在“后來”寫作《新民主主義論》時又搞不清楚這個問題？此外，《新民主主義論》花了大量篇幅論証“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進而証明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卻對“新民主主義的革命”也沒有給出一個定義。而《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直接運用了《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一些結論，並且明確界定：“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②（注②：《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第5期，第14頁。）不難看出，《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的觀點更為成熟。由此可以斷定：《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成文時間不可能早於《新民主主義論》，自然也就無從得出《新民主主義論》“大為發展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結論。筆者認為《毛澤東選集》題解之所以這樣說，可能是《新民主主義論》對新民主主義闡述得透徹、完整，而《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論述比較少的緣故。其實，這種論述上的差異，是由文章的性質決定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是本教材，主要論述中國革命問題，對“新民主主義”的內容只是部分涉及﹔而《新民主主義論》是專門論述新民主主義問題的專題演講，是對新民主主義革命、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及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問題的全面闡述。
三、除了針對頑固派以外，毛澤東還把矛頭指向誰？
毛澤東在給吳玉章的信中清楚地說明，他寫這篇文章“目的主要為反駁頑固派”。不過筆者認為，批判教條主義也是毛澤東寫作的一個目的。毛澤東在全篇開頭部分就這樣說：“科學的態度是‘實事求是’，決不是‘自以為是’與‘好為人師’那樣狂妄的態度所能解決問題的。”“真理隻有一個，而究竟誰是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③（注③：《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第1頁。）這裡面就包含著對教條主義者的批評。再看這段引文：“中國共產主義者對於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應用也是這樣，必須將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完全的適當的統一起來，就是說，取得民族的形式，才有用處。決不能主觀地公式地應用它。主觀的公式的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開玩笑，在中國革命隊伍中是沒有他們的位置的。”④（注④：《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第23頁。）這明確地表達了反對教條主義的立場。
在1938年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闡述“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主張時說：“不是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隻有這個立場與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學，才是引導我們認識革命對象與指導革命運動的唯一正確的方針。”①（注①：《毛澤東選集》，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927頁。）王明則針鋒相對地強調“加強馬列主義的學習提高黨的理論水平”的“特別重要性”。他隻承認“馬列主義理論中國化問題——馬列主義理論民族化，即是將馬列主義具體應用於中國，完全是對的”。他認為：“首先須學習馬列主義——不論政治理論，而且軍事理論﹔隻有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然后才能運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須加緊學習馬、恩、列、斯學說。”“不能庸俗化和牽強附會”，“不能以中國舊文化學說來曲解馬列主義，而要以馬列主義來了解和開發中國文化”。“不能在‘民族化’的誤解之下，來忽視國際經驗的研究和運用。具體例子，聯邦共產黨經驗的國際意義（列寧說布爾什維主義原則對於各國均是適用的）。”②（注②：《王明言論選輯》，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7、638頁。）因此王明表面上說“毛、洛報告提出的全對”，但實際上是反對毛澤東主張的。當毛澤東將《新民主主義論》初稿交政治局討論時，王明還指責毛澤東：“在中國革命的所有基本問題（如對革命性質、階段、動力、革命前途的估計，關於領導權等問題）上，同列寧主義是矛盾的。”“‘新民主主義’實際上是反列寧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行動綱領﹔這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理論和行動綱領。”③（注③：參見王明的回憶。王明：《中共五十年》，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18頁。）所以，毛澤東當時在抨擊頑固派的同時對教條主義者進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
四、兩種文本同一天定稿，為什麼會有明顯差別？
關於《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的題解這樣介紹：“這是毛澤東1940年1月9日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題為《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載於1940年2月15日延安出版的《中國文化》創刊號。同年2月20日在延安出版的《解放》第98、99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新民主主義論》。”④（注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62頁。）筆者查閱《中國文化》創刊號，發現毛澤東注明定稿日期為“1940年1月15日”，可見，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在演講稿的基礎上進一步修改而成的。查閱《解放》第98、99期合刊，發現毛澤東所寫的定稿日期同樣是“1940年1月15日”。也就是說，《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和《新民主主義論》是同一天定稿的，這說明《新民主主義論》並不是后來在《中國文化》發表的那個《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的文本基礎上進一步修改而成的。
《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沒有小標題，論述的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政治以及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全文共分為15部分，關於政治的內容為9個部分，關於文化的內容為5個部分。涉及經濟的內容很少，隻有一個部分，而且這部分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就是這種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集中表現”⑤（注⑤：《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中國文化》，創刊號，第10頁。）這句話結尾，這表明，分析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是為說明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服務的。該文在針對國民黨頑固派展開批判的同時，闡述了關於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構想。
《新民主主義論》除了題目與《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不同以外，還將15個部分分別加上了小標題。這些改動確實是大手筆，大大加強了文章的份量，如第一部分的標題就極具震撼力，是在向國人發問：“中國向何處去？”第二部分的標題也頗有視覺沖擊力：“我們要建立一個新中國”。⑥（注⑥：《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1頁。）這樣的修改大大提升了文章的戰斗力，充分顯示了共產黨人堅定的信念。從作者提供的新的角度進行解讀，文章就已經由主要借文化問題闡述政治主張、對國民黨頑固派進行批判，轉化為對新民主主義社會藍圖的全面描繪。
兩個文本既然在同一個演講稿的基礎上修改而成，而且是同一天定稿，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別？筆者推測，這可能是由於毛澤東針對發表雜志性質的不同進行了相應的處理。《中國文化》是專業雜志，主要針對文化人發行，所以用《新民主主義的政治與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更為合適﹔而《解放》是中共中央主辦的政治刊物，讀者主要是共產黨員，用《新民主主義論》更能表達毛澤東的政治主張。
五、新中國成立前毛澤東有沒有修改過《新民主主義論》？
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新民主主義論》單行本。此后，解放社又出版了許多“版次”的《新民主主義論》。有研究者由此認為毛澤東曾經多次修改該文。由於第二、三版難以找到，個別研究者將第四版與《解放》雜志文本進行比對后，認為“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又一次進行過重要修改”①（注①：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前究竟有沒有修改過《新民主主義論》呢？
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弄清楚“版次”的含義。筆者查閱了幾種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發現這些版本是這樣介紹的：“解放社，1940年3月出版”﹔“南海出版社，中華民國37年12月四版”﹔“華北新華書店印行，1949年2月再版”﹔“華中新華書店，1949年2月”﹔“華東新華書店，1949年4月再版”。其中，華中新華書店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在“1949年2月”后面，緊接著就是印數“1—8000”，而華東新華書店出版的《新民主主義論》在“1949年4月再版”后面，緊接著就是印數“8001—58000”。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在那裡，一本書一版平常隻有二千冊，三版也才六千冊……”②（注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0頁。）從這樣的表述來看，所謂“幾版”應該是指第幾次印刷。筆者請教了民國圖書版本問題專家后得知，民國時期的第幾版就是指第幾次印刷。至於作者有沒有對文章進行修改，要看具體情況。
弄清楚了民國時期“版次”的含義，我們就可以進一步探討《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問題了。先看有人認為“一定程度地帶來了文章原意的變化”的三處修改情況。③（注③：參見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第一處：關於無產階級在新民主主義革命中的地位，將“領導或參加領導”改為“參加領導或領導”。這樣的“修改”顯然與毛澤東的一貫觀點相左。如1940年4月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第二部分強調：“中國無產階級有它的許多突出的優點，使它在中國革命中能夠成為領導的力量。”④（注④：《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第5期，第12頁。）在11月出版的修訂稿中更明確指出：“所謂新民主主義的革命，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革命。”⑤（注⑤：《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東北書店1948年版，第228頁。）因此毛澤東即使修改也隻可能將“領導或參加領導”改為“領導”。第二處：將無產階級、農民、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必然要成為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與政權構成的“最基本部分”改為“基本部分”。毛澤東在《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中指出：中國現階段革命所要造成的民主共和國一定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與其他一切反帝反封建分子之革命聯盟的民主共和國。這種共和國的徹底完成，隻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才有可能”。①（注①：《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第5期，第15頁。因此，毛澤東把“最”字刪去可能性也不大。第三處：將“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改為“這種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是大眾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原文的上下文是這樣的：“這種新民主主義文化是大眾的。它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並逐漸成為他們的文化。”②（注②：《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40頁。）在加上“因而即是民主的”以后，應該說並沒有改變原意，只是語氣得到了明顯的加強。隻有這一處變動歸於毛澤東的修改還算說得通。但如果要說毛澤東對該文是否進行過“重要修改”，還需對全文進行更為全面的考察。
如有人指出過的，此次修改除了“重新潤色和修改了標點符號，共有233處左右”③（注③：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外，還進行了一些“令人不解的改動”④（注④：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如：將“文明先進的中國”改為“聰明先進的中國”﹔將“戊戌政變”由“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之后提到“中法戰爭、中日戰爭”之前。其實這兩個例子用來說明毛澤東並沒有修改過該文更合適些。如果他連標點符號都進行了細心修改，怎麼可能出現這種常識性錯誤？更能說明問題的是，解放前所有版本的《新民主主義論》都沒有將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進行區分。1949年4月華東新華書店版《新民主主義論》還這樣說：“中國資產階級，特別是大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與帝國主義完全分裂……”，直到解放后收入《毛澤東選集》時，毛澤東才將這部分內容修改為：“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即使在革命時，也不願同帝國主義完全分裂……”眾所周知，《新民主主義論》第二版的出版時間是1941年5月，第三版出版的時間是1942年4月，而早在1940年3月，毛澤東就已經將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進行了明確的區分。1940年下半年，毛澤東在致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蕭向榮的信中曾經特地強調：“戰士課本……須加以修改，要將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大地主與中小地主及開明紳士，加以區別。”⑤（注⑤：《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61頁。）毛澤東對一個戰士課本中的表述如此重視，怎麼可能在這些版本中依舊不將民族資產階級與大資產階級進行區分？因此，目前尚無充分証據表明，從在《解放》發表到新中國成立為止，毛澤東對該文進行過修改。雖然還有前面已述的個別地方存疑，但目前我們看到的不同版本中的文字差異，恐怕是編輯排版中的技術性差錯造成的可能性比較大。
六、修改后文章論述的側重點發生了什麼變化？
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后，原因是中共中央決定出版《毛澤東選集》。由於《毛澤東選集》是作為對全國人民進行政治教育的教材出版的，作者必須根據新的形勢進行修改，拿出最成熟的作品。
筆者對修改前后的《新民主主義論》進行了認真的比較，發現這些修改主要是將在原來環境下不宜表達的觀點表達了出來。修改前后的文本最大的區別是論証側重點的變化。修改前的文本側重於論証新民主主義與新三民主義的一致性。如：“這種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革命的三民主義，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是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資產階級頑固派……不承認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或新三民主義的文化。”“現階段上中國新文化的內容，既不是資產階級的文化專制主義，又不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而是以無產階級文化思想為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新民主主義，或新三民主義。”“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新三民主義的文化。”①（注①：《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第34、39、40頁。）之所以突出新民主主義和新三民主義的一致性，主要是為了強調“中國共產黨人是革命三民主義的最忠誠最徹底的實現者”②（注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61頁。）。修改后的文本在這些地方僅保留了“新民主主義的三民主義”③（注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2頁。）的說法，而相應地補充了論証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相一致的內容。這樣的修改集中在經濟部分，如增加了“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④（注④：《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將“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及少地的農民”⑤（注⑤：《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28頁。）修改為“沒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⑥（注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將“不是建立社會主義的農業”⑦（注⑦：《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28頁。）改為“在這個階段上，一般地還不是建立社會主義農業”⑧（注⑧：《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補充強調：“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發展起來的各種合作經濟，也具有社會主義的因素。”⑨（注⑨：《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78頁。）這樣的修改，顯然與新中國明確選擇走社會主義道路密切相關。
七、如何看待修改前后觀點的變化？
有研究者根據修改前原文中的“以階級論，則是三個階級（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統一戰線”、“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革命知識分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⑩（注⑩：《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38頁。）等論述，以及《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雖然將“農民階級”與“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分別單獨論述，但依然強調“農民一般都是小資產階級”（11）（注（11）：《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共產黨人》第5期，第8、11頁。），得出“究竟如何看待這時期中國共產黨人階級理論成熟的程度，還值得進一步探討”（12）（注（12）：方敏：《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論〉的修改》，《中共黨史研究》2006年第6期。）的結論。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將上述地方分別修改為“以階級論，則是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統一戰線”、“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包括革命知識分子）”（13）（注（13）：《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01、702頁。）來看，農民似乎已經被作為一個“獨立”的階級來分析，但仔細推敲則不然，將“農民階級”和“其他小資產階級”並提，顯然意味著“農民階級”仍然屬於“小資產階級”。可見，修改后的《新民主主義論》只是把“農民階級”看成一類特殊的“小資產階級”。而同一時期修訂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則使用了“農民以外的各種類型的小資產階級”（14）（注（14）：《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40頁。）的表達方式。需要說明的是，這不是毛澤東修訂時的遺漏，而是毛澤東重新擬定的標題。可見，在這一點上，很難說毛澤東關於農民的階級屬性的觀點在修改后發生了變化，因而也得不出修改前有關階級的理論還沒有成熟的結論。
類似的情況還有，《新民主主義論》修改前的文本說：“中國有產業工人數百萬，有手工業工人與農業工人數千萬……沒有他們，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15）（注（15）：《新民主主義論》，《解放》第98、99期合刊，第34頁。）修改后的文本是：“沒有近代工業無產階級，革命就不能勝利，因為他們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最富於革命性。”（16）（注（1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92頁。）那麼，我們能不能說，中國共產黨關於中國革命領導階級的觀點直到1951年12月才成熟？顯然不能。一個觀點是否成熟，一個理論是否成熟，關鍵看它是否符合那個時代的實際。《解放》文本中的表述符合抗戰時期的需要，符合當時的實際，因而就是成熟的。而《毛澤東選集》文本中的表述顯然更加適合新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需要。
〔作者王建國，解放軍理工大學社會科學系副教授，江蘇南京211101〕
（來源：《黨的文獻》2009年第4期）